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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夫人对蓄奴制肆意虐待和买卖黑奴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1850年，美国联邦议会通过了《逃奴法案》，规定任何人不得收留逃奴，自由州的居民如协助逃奴，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一法律的通过无异于在美国全境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黑奴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而当时相当一批北方的政界与宗教界的领袖竟然为这一法案辩护，认为为了维护联邦统一，这个法案是十分必要的。这使得斯陀夫人更为愤怒。她认为只有不了解蓄奴制的真相及其残酷性的人才会为蓄奴制与《逃奴法案》进行辩护，于是决心通过文学的形式，把蓄奴制的这种骇人听闻的罪恶公诸于世。
她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用血和泪描写了主人公遭受的惨无人道的待遇，该小说一面世就引起巨大轰动，拷问着人性和良知。百利和肯尼迪在《The American Pageant》一书中指出：“无数读者读了此书以后发誓再也不会理会《逃奴法案》。在美国历史上，以至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本书能与该书的政治威力相提并论。”
一、公正客观的视角—北方在奴隶制的形成和加剧方面所负有的责任
多年来，读者只注意到斯托夫人在作品中对南部奴隶制的批判与控诉，而忽视了作者用稍大篇幅揭露的另一要点，即美国北方在奴隶制的形成和加剧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小说的“结束语”中，斯托写道：“你说各自由州的人与此毫不相干，也爱莫能助吗？难道上帝也是这样？事实并非如此。自由州的人已经保护、鼓励和参与了这一切，因此他们在上帝面前比南方人的罪孽更为深重，他们并不能以教育或风俗为借口为自己辩护。”①
百利和肯尼迪指出，早在十七世纪末期，有“进取精神”的罗德岛居民就参与了有暴利可图的奴隶贸易。美国南方和北方存在不同的经济形态：南方以种植业为主，北方由于土地贫瘠而转向发展工业和贸易。但是，北方决不会错过利用奴隶贸易赚钱的机会，它的造船厂很快就造出北美大陆第一艘大型贩奴船。因此，可以推测：把汤姆叔叔和其他奴隶们带离肯塔基州的贩奴船是由北方建造的。
作者主要通过刻画克莱尔的父亲和勒格里这两个人物，形象地揭露了北方在奴隶制形成和加剧方面所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克莱尔的父亲从新英格兰迁居到路易斯安那州，在当地是个富裕的庄园主。在家人和朋友眼中，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正直而高贵。但是，他却殚精竭虑地压榨和虐待奴隶，飞扬跋扈，冷酷无情。勒格里来自佛蒙特，是小说中最恶毒、最野蛮的奴隶主。他视奴隶为牲畜，让他们长时间地进行高强度的劳动；他随意拆散奴隶的家庭，让他们遭受妻离子散的痛楚；他最卑劣最下流的行径是挑拨离间，让黑奴之间相互倾轧；他贪婪奴隶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对他的绝对服从。在“奴隶货栈”这章里，纽约州“虔诚”的B教徒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牺牲了信念。苏珊和埃米琳母女曾是新奥尔良一位和蔼、虔诚的夫人的贴身使女，夫人教会她们识文断字，还教她们懂得宗教的道理。但是这位夫人的儿子挥霍无度，最终债台高筑，最大的债权人是纽约著名的B公司。为了偿还债务，东家把母女二人抵押给了B公司。文中是这样描述B教友的：“B教友是基督徒，又是一个自由州的居民，在这件事上左右为难。他不愿意出卖奴隶和人的灵魂——他当然不愿意；然而，他一笔交易可以赚到三萬美元，为了一个信念而损失一大笔钱，实在不划算。”通过这样一个情节，斯托夫人揭露了北方基督教徒中所谓的“废奴主义者”不坚定的立场和伪善面目。
作为废奴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斯托夫人希望通过文字的力量来改变黑人奴隶悲惨、绝望的处境。尽管林肯高度评价该书，认为该书引发了美国内战，但是斯托夫人绝不想把矛头直指南方，更不希望用战争手段解放奴隶。《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以后，斯托夫人在给一位英国作家的信中透露，她一直相信只要唤醒南方奴隶主沉睡已久的良知，奴隶的解放指日可待，创作小说时她就希望南方人都能够读读这本书，因此在创作时尽可能多地做到真实、公正、不偏不倚。
二、人道的废奴主义立场
根据1787年《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二款，每个黑人被折算成3/5个白人计算。正如程巍所言：“如果说南方对黑人是一种制度性歧视的话，那么北方对黑人就是一种社会性歧视。”该小说出版前，尽管废奴主义者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甚至废奴主义者也不相信黑人和白人拥有对等的权利。当时，废奴主义者普遍认为奴隶制在道德范畴是错误的，但黑种人是下等民族，无法同白种人和谐地生活在同一个国度，应当把他们返运回非洲。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获得自由的黑人以及通过额外的劳动买回自由的黑人在北方诸州也受到排斥和隔离。
斯托夫人大半生居住在新英格兰，深谙北方对奴隶们怀有不可理解的偏见。写作此书，她似乎有意于利用文学的力量来帮助北方人摆脱这种偏见。作品对奥菲利娅和托普西的精心刻画即为此目的。如果通过适当的教育能够教化像托普西那样顽劣的黑人，那么，毫无疑问，像汤姆叔叔那样忠诚、勤劳的黑人大军也能通过教育手段变得规矩和虔诚。而斯托夫人为什么选择奥菲利娅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三。首先，她是反对奴隶制的白人典型。她来自新英格兰。和所有的北方废奴主义者一样，她痛恨奴隶制度，但是，她对黑人却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她不希望和黑人有身体上的接触，同时，她怕托普西把伊娃带坏了，所以不希望她们有过多的接触。其次，从该小说的人物刻画不难发现，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要普遍比男性人物更有良知，更忠诚和勇敢。克莱尔的母亲和勒格里的母亲都是例证。她们都是博爱的基督教徒，而她们的丈夫却丧尽天良，惨无人道地对待黑奴。为了帮助他们找到救赎之路，她们不遗余力地劝说他们行善。再者，这部感伤小说最理想的读者是女性，而女性读者也比较容易认同女性人物。
克莱尔打小跟黑人生活在一起，他认识到黑人和白人的情感一样强烈，在智力方面也不比白人逊色。克莱尔把托普西送给奥菲利娅，他期待表姐能用自己的基督精神教化托普西，使她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以此来证明黑人也是人，和白人没有两样。托普西野性十足、刁钻古怪，对基督教传统一无所知。当奥菲利娅问她知不知道谁造了她时，她回答说：“我想我是自己长出来的，我不相信谁造了我。”她偷窃成性，为了取乐而谎话连篇。在实验之初，托普西进步很快，她的学习能力和智力绝不逊于白人。但是，由于长期受到虐待、凌辱和缺少爱，她的野性并未褪去。奥菲利娅渐渐绝望了，她觉得整个教育计划即将无果而终。直到伊娃的死她才意识到只有爱才能接近一个人的灵魂。之后，她把教育托普西看作一名基督教徒的职责。托普西终于变成了一个懂规矩、有爱心的女孩，并最终皈依基督教，成为非洲大陆的一名传教士。
事实胜于雄辩。小说中的这个情节足以揭露白人对黑人怀有偏见的荒谬性。同时，斯托夫人似乎也在提醒读者：黑人长期以来被奴役的境况严重阻碍了他们的智力发育，因此，在获得肉体上的解放后，他们需要接受教育，从而获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与其他废奴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她更加人道的废奴主义立场，她不仅倡导黑人奴隶肉体上的解放，也倡导通过教育的方式使之在智力上获得解放。
三、无意中透露的白人优越感和潜在的殖民意识
后殖民主义文论家杰姆逊认为，主流文化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它把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边缘文化。而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根据后殖民主义的阐释，这部小说可以被看作强势文化对边缘文化群体的话语剥夺。在这本小说中，斯托夫人无意识中对黑人形象的他者化显示了隐藏在文本之下的白人优越感和其潜在的殖民意识。
在对黑人形象的刻画中，斯托夫人无意中采用了殖民者的视角，把黑人“他者化”，黑人对她来说是充满神秘感的异类，是野蛮、愚昧和无知的化身。她在把黑人模式化的同時，暴露了自身的偏见，她把非洲民族看成神秘莫测的他者，既对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民族充满好奇和神往，又对其落后愚昧的一面怀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克莱尔买回托普西是为了让奥菲利娅用基督教精神感化托普西这个代表着非洲人劣根性的黑人小女孩，使她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因此，托普西是作为一个异教徒的实验品而存在的。当克莱尔把托普西送给奥菲利娅时，他让托普西表演一下歌舞。“那个小家伙（托普西）便扯开嗓子尖声尖气地唱起一支有趣的黑人歌曲来。她用手和脚打着拍子，一面以疯狂的速度旋转着……汽笛般刺耳的拖腔……扮出一副极为驯服而庄重的假正经面孔……”当奥菲利娅走向托普西时，“就像一个居心良善的人接近一只黑蜘蛛那样”，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克莱尔喜欢托普西犹如“喜欢一直巧嘴八哥或一条灵巧的猎狗”。与托普西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白人女孩伊娃。作者是这样描写她的：她有着甜蜜的微笑、圣洁的眼睛和与众不同的谈吐和举止……在她身上已经打上天国的印记，她的眼睛里放射出的是永恒的灵光；她读起书来琅琅有声，清脆悦耳；她听觉敏锐而富有音乐感，想像力丰富却不乏诗意。
书中也描写了一些智力上和白人相比毫不逊色的黑人形象。伊丽莎和丈夫乔治就是典型的例子。伊丽莎是第二代混血儿。她受到谢尔比太太的宠爱，识文断字、举止得体，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乔治从肯塔基的一个望族那里继承了欧洲人英俊的外貌，也继承了高贵的气质和灵敏的思维。“他心灵手巧，技术娴熟，在厂里被公认为第一把好手。他曾经发明过一部清洗大麻的机器，以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处境而论，他在机械方面所变现出来的天才，并不比发明亚麻机的惠特尼逊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大多是混血儿，他们的优点来自于白人血统。
总之，斯托夫人在废奴主义的立场上是坚定的、客观公正的、充满人文主义情怀的。她不仅倡导黑人奴隶肉体上的解放，也倡导通过教育的方式使之在智力上获得解放。
注释：
①斯托夫人,李彭恩译.汤姆叔叔的小屋[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372页.
参考文献：
[1]程巍.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南北方问题[J].外国文学,2004（1）.
[2]斯托夫人,李彭恩译.汤姆叔叔的小屋[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3]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李静(1984-)汉族,华北电力大学英语系助教,英美文学方向硕士生。)
她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用血和泪描写了主人公遭受的惨无人道的待遇，该小说一面世就引起巨大轰动，拷问着人性和良知。百利和肯尼迪在《The American Pageant》一书中指出：“无数读者读了此书以后发誓再也不会理会《逃奴法案》。在美国历史上，以至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本书能与该书的政治威力相提并论。”
一、公正客观的视角—北方在奴隶制的形成和加剧方面所负有的责任
多年来，读者只注意到斯托夫人在作品中对南部奴隶制的批判与控诉，而忽视了作者用稍大篇幅揭露的另一要点，即美国北方在奴隶制的形成和加剧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小说的“结束语”中，斯托写道：“你说各自由州的人与此毫不相干，也爱莫能助吗？难道上帝也是这样？事实并非如此。自由州的人已经保护、鼓励和参与了这一切，因此他们在上帝面前比南方人的罪孽更为深重，他们并不能以教育或风俗为借口为自己辩护。”①
百利和肯尼迪指出，早在十七世纪末期，有“进取精神”的罗德岛居民就参与了有暴利可图的奴隶贸易。美国南方和北方存在不同的经济形态：南方以种植业为主，北方由于土地贫瘠而转向发展工业和贸易。但是，北方决不会错过利用奴隶贸易赚钱的机会，它的造船厂很快就造出北美大陆第一艘大型贩奴船。因此，可以推测：把汤姆叔叔和其他奴隶们带离肯塔基州的贩奴船是由北方建造的。
作者主要通过刻画克莱尔的父亲和勒格里这两个人物，形象地揭露了北方在奴隶制形成和加剧方面所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克莱尔的父亲从新英格兰迁居到路易斯安那州，在当地是个富裕的庄园主。在家人和朋友眼中，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正直而高贵。但是，他却殚精竭虑地压榨和虐待奴隶，飞扬跋扈，冷酷无情。勒格里来自佛蒙特，是小说中最恶毒、最野蛮的奴隶主。他视奴隶为牲畜，让他们长时间地进行高强度的劳动；他随意拆散奴隶的家庭，让他们遭受妻离子散的痛楚；他最卑劣最下流的行径是挑拨离间，让黑奴之间相互倾轧；他贪婪奴隶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对他的绝对服从。在“奴隶货栈”这章里，纽约州“虔诚”的B教徒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牺牲了信念。苏珊和埃米琳母女曾是新奥尔良一位和蔼、虔诚的夫人的贴身使女，夫人教会她们识文断字，还教她们懂得宗教的道理。但是这位夫人的儿子挥霍无度，最终债台高筑，最大的债权人是纽约著名的B公司。为了偿还债务，东家把母女二人抵押给了B公司。文中是这样描述B教友的：“B教友是基督徒，又是一个自由州的居民，在这件事上左右为难。他不愿意出卖奴隶和人的灵魂——他当然不愿意；然而，他一笔交易可以赚到三萬美元，为了一个信念而损失一大笔钱，实在不划算。”通过这样一个情节，斯托夫人揭露了北方基督教徒中所谓的“废奴主义者”不坚定的立场和伪善面目。
作为废奴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斯托夫人希望通过文字的力量来改变黑人奴隶悲惨、绝望的处境。尽管林肯高度评价该书，认为该书引发了美国内战，但是斯托夫人绝不想把矛头直指南方，更不希望用战争手段解放奴隶。《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以后，斯托夫人在给一位英国作家的信中透露，她一直相信只要唤醒南方奴隶主沉睡已久的良知，奴隶的解放指日可待，创作小说时她就希望南方人都能够读读这本书，因此在创作时尽可能多地做到真实、公正、不偏不倚。
二、人道的废奴主义立场
根据1787年《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二款，每个黑人被折算成3/5个白人计算。正如程巍所言：“如果说南方对黑人是一种制度性歧视的话，那么北方对黑人就是一种社会性歧视。”该小说出版前，尽管废奴主义者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甚至废奴主义者也不相信黑人和白人拥有对等的权利。当时，废奴主义者普遍认为奴隶制在道德范畴是错误的，但黑种人是下等民族，无法同白种人和谐地生活在同一个国度，应当把他们返运回非洲。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获得自由的黑人以及通过额外的劳动买回自由的黑人在北方诸州也受到排斥和隔离。
斯托夫人大半生居住在新英格兰，深谙北方对奴隶们怀有不可理解的偏见。写作此书，她似乎有意于利用文学的力量来帮助北方人摆脱这种偏见。作品对奥菲利娅和托普西的精心刻画即为此目的。如果通过适当的教育能够教化像托普西那样顽劣的黑人，那么，毫无疑问，像汤姆叔叔那样忠诚、勤劳的黑人大军也能通过教育手段变得规矩和虔诚。而斯托夫人为什么选择奥菲利娅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三。首先，她是反对奴隶制的白人典型。她来自新英格兰。和所有的北方废奴主义者一样，她痛恨奴隶制度，但是，她对黑人却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她不希望和黑人有身体上的接触，同时，她怕托普西把伊娃带坏了，所以不希望她们有过多的接触。其次，从该小说的人物刻画不难发现，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要普遍比男性人物更有良知，更忠诚和勇敢。克莱尔的母亲和勒格里的母亲都是例证。她们都是博爱的基督教徒，而她们的丈夫却丧尽天良，惨无人道地对待黑奴。为了帮助他们找到救赎之路，她们不遗余力地劝说他们行善。再者，这部感伤小说最理想的读者是女性，而女性读者也比较容易认同女性人物。
克莱尔打小跟黑人生活在一起，他认识到黑人和白人的情感一样强烈，在智力方面也不比白人逊色。克莱尔把托普西送给奥菲利娅，他期待表姐能用自己的基督精神教化托普西，使她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以此来证明黑人也是人，和白人没有两样。托普西野性十足、刁钻古怪，对基督教传统一无所知。当奥菲利娅问她知不知道谁造了她时，她回答说：“我想我是自己长出来的，我不相信谁造了我。”她偷窃成性，为了取乐而谎话连篇。在实验之初，托普西进步很快，她的学习能力和智力绝不逊于白人。但是，由于长期受到虐待、凌辱和缺少爱，她的野性并未褪去。奥菲利娅渐渐绝望了，她觉得整个教育计划即将无果而终。直到伊娃的死她才意识到只有爱才能接近一个人的灵魂。之后，她把教育托普西看作一名基督教徒的职责。托普西终于变成了一个懂规矩、有爱心的女孩，并最终皈依基督教，成为非洲大陆的一名传教士。
事实胜于雄辩。小说中的这个情节足以揭露白人对黑人怀有偏见的荒谬性。同时，斯托夫人似乎也在提醒读者：黑人长期以来被奴役的境况严重阻碍了他们的智力发育，因此，在获得肉体上的解放后，他们需要接受教育，从而获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与其他废奴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她更加人道的废奴主义立场，她不仅倡导黑人奴隶肉体上的解放，也倡导通过教育的方式使之在智力上获得解放。
三、无意中透露的白人优越感和潜在的殖民意识
后殖民主义文论家杰姆逊认为，主流文化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它把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边缘文化。而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根据后殖民主义的阐释，这部小说可以被看作强势文化对边缘文化群体的话语剥夺。在这本小说中，斯托夫人无意识中对黑人形象的他者化显示了隐藏在文本之下的白人优越感和其潜在的殖民意识。
在对黑人形象的刻画中，斯托夫人无意中采用了殖民者的视角，把黑人“他者化”，黑人对她来说是充满神秘感的异类，是野蛮、愚昧和无知的化身。她在把黑人模式化的同時，暴露了自身的偏见，她把非洲民族看成神秘莫测的他者，既对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民族充满好奇和神往，又对其落后愚昧的一面怀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克莱尔买回托普西是为了让奥菲利娅用基督教精神感化托普西这个代表着非洲人劣根性的黑人小女孩，使她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因此，托普西是作为一个异教徒的实验品而存在的。当克莱尔把托普西送给奥菲利娅时，他让托普西表演一下歌舞。“那个小家伙（托普西）便扯开嗓子尖声尖气地唱起一支有趣的黑人歌曲来。她用手和脚打着拍子，一面以疯狂的速度旋转着……汽笛般刺耳的拖腔……扮出一副极为驯服而庄重的假正经面孔……”当奥菲利娅走向托普西时，“就像一个居心良善的人接近一只黑蜘蛛那样”，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克莱尔喜欢托普西犹如“喜欢一直巧嘴八哥或一条灵巧的猎狗”。与托普西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白人女孩伊娃。作者是这样描写她的：她有着甜蜜的微笑、圣洁的眼睛和与众不同的谈吐和举止……在她身上已经打上天国的印记，她的眼睛里放射出的是永恒的灵光；她读起书来琅琅有声，清脆悦耳；她听觉敏锐而富有音乐感，想像力丰富却不乏诗意。
书中也描写了一些智力上和白人相比毫不逊色的黑人形象。伊丽莎和丈夫乔治就是典型的例子。伊丽莎是第二代混血儿。她受到谢尔比太太的宠爱，识文断字、举止得体，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乔治从肯塔基的一个望族那里继承了欧洲人英俊的外貌，也继承了高贵的气质和灵敏的思维。“他心灵手巧，技术娴熟，在厂里被公认为第一把好手。他曾经发明过一部清洗大麻的机器，以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处境而论，他在机械方面所变现出来的天才，并不比发明亚麻机的惠特尼逊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大多是混血儿，他们的优点来自于白人血统。
总之，斯托夫人在废奴主义的立场上是坚定的、客观公正的、充满人文主义情怀的。她不仅倡导黑人奴隶肉体上的解放，也倡导通过教育的方式使之在智力上获得解放。
注释：
①斯托夫人,李彭恩译.汤姆叔叔的小屋[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372页.
参考文献：
[1]程巍.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南北方问题[J].外国文学,2004（1）.
[2]斯托夫人,李彭恩译.汤姆叔叔的小屋[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3]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李静(1984-)汉族,华北电力大学英语系助教,英美文学方向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