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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欣慰能将自己的骨髓和肾脏捐献给一个陌生人。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朗达与我已成了莫逆之交，而我那时给予她的帮助则令我自己也难以想象。”本文作者，美国的一位平凡女性，埃丽·伯特兰迪首次向媒体袒露了自己当年的心境。
成为骨髓捐献者
我在厨房中将1994年的新日历展开，感到自己的生活终于重新走上了正轨。在此之前，我经历了一场艰难而颇长的离婚过程。现在，我和三个儿子都适应了我作为单身母亲的家庭生活。
我在一个家具厂工作，所得到的收入基本能使一家四口吃饱，并支付每月的开支账单。1月底的一天，我目送几个孩子上了校车后，便准备上班去，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是红十字会的，”打电话的人说，“我从骨髓捐献登记名册中得到了您的名字。”
骨髓登记?我顿了两秒钟，然后回想了起来。两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张婴儿的照片，他的蓝眼睛里某种因素吸引了我，使我阅读了这篇文章。这名婴儿需要骨髓移植，文章请求人们去当地红十字会，进行一次血液检测，看看自己的骨髓是否能拯救这名婴儿的生命。
当时，正值我的生活跌落到谷底的时期，婚姻破裂，我一直在担心将来几个孩子怎么办。找一份能“助人为乐”的工作，例如当理疗技师之类的，是我那时的想法，因为工厂的这份维持生计的辛劳工作使我精疲力竭。或许像我这样一个命运不济的女性也能帮助别人，我思索着。于是，我几天后前去进行了血液检测。尽管我的骨髓后来未能与那名婴儿匹配，我仍觉得自己至少能试图为别人做点事而得到一点安慰。后来，丈夫和我分手了，生活压力朝我袭来，被列入骨髓捐献名单的事早已忘到脑后。今晨红十字会的人打来的电话才使我记了起来。
“您能到这里来再做一次血液检查吗?您有可能会与一名24岁，患了白血病的女性相匹配，”她说，“如果您仍然愿意成为一名捐献者的话。”
“我愿意再来检测一下，”我一字一句地答道。长期以来想为别人做点什么的想法令我兴奋。我很庆幸自己一生中身体一直很健康，或许现在是我与他人分享的时候了。
检查的结果出来了。我的骨髓与那名患有白血病的年轻女子几乎完全匹配。“只有双胞胎，”一名医生告诉我，“才会比你的更匹配。”
我翻阅了有关骨髓移植的小册子，它上面所显示的设备图片令我有点战栗——我不知道使用的针是那么长!不过我内心思忖，我应该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坚持的。
我的孩子们因为年幼，并不理解骨髓移植是怎么回事。然而我的母亲却有某种担心。“我会为你在教堂祈祷。”她说道。我并不常去祷告，但我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
3月10日，我开车穿过州界，来到位于明尼波利斯市的一家医学中心。在抽取骨髓开始时，医生以开玩笑的口吻说我的手一直在发抖。不过在我意识到整个过程已结束之前，从我的骨盆里抽取的骨髓已上路送往在美国某地的另一家医院，那位24岁的姑娘已等待在了那里。
抽取骨髓所引起的一点疼痛感很快就消失了，并没有发生任何副作用。随后的几天，我一直在猜测接受了我的骨髓的那名女性不知怎么样了。根据美国的法律，骨髓捐献者和受助者在一年内不能相互知道对方的身份，所以我能做的只是定期从红十字会获得对方的最新信息。他们说她出现了一些并发症：视觉重影，无法解释的发烧，移植物抗宿主疾病(排异反应)。
这一消息令我很着急。我请母亲为她祈祷。到了9月，红十字会传来信息，接受我骨髓的那名姑娘出院回家了。看样子移植成功了!
与接受者成为挚友
从此以后，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圣诞节期间。我开始与厂里的一个名叫兰迪·伯特兰迪的男同事约会。每当他开着叉车经过我的工位时，他总是给我一个微笑。一天，我的脖子因长时间工作而酸痛不已，他于是坚持要帮助我完成定额。这个男子确实是我能托付的人。
在骨髓移植一周年之际，红十字会寄来一封信，信中列出了接受者的姓名和地址：朗达·迪兹，家住在威斯康辛州曼德福德——离我这里只有75英里!我们很快就相互通了信，交换了照片，也互通了电话。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朗达在我们第一次交谈时坦诚地告诉我，“就你为我做的这件事，说‘谢谢’似乎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我得承认，帮助你其实也让我的生活感到比以前好过一些，”我说，“我很高兴一切都证明十分有效。”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朗达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照片中看上去的那样——温柔、谦逊、性格良好。我想兰迪和我都是那种脾气温和的入，而朗达似乎更加腼腆一点。尽管我确实想见见她，亲眼看一看她的状态，但我还是决定等到她提出见面为好。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俩通过在两地的交流，相互了解了不少情况。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朗达的不少爱好似乎与我的颇为类似。她与我一样喜爱孩子(她是一名教师)、小狗、丁香花、外出旅游，不过她也是一个信念坚强的人。“医生告诉我即使进行骨髓移植，我的生存希望也只有20％。我的家人的血液没有一个与我配型成功。可是我没有放弃……”
听了她的叙述，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以前做事情可没有像她那样执着。
我的男友兰迪和我都想邀请朗达参加我们在8月份举行的婚礼，可是既然她没有提起要与我们相聚，我也就暂时作罢。只是希望很快有一天，她会愿意来见我们。
第二年春季的一天，朗达忽然给我寄来一份婚礼请柬，邀请我们参加她6月份举行的婚礼。她的未婚夫是她高中的同学，凯文·简森。5月的一天，我接到朗达姐姐布伦达打来的电话。“我想给妹妹一个惊喜，所以邀请你下个星期六来参加我们为她举行的送礼会(美国某些地方在新娘快结婚时举办的一种风俗聚会)，”布伦达说，“如果你愿意来的话。”
“我是否愿意?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答复道。
星期六那天，布伦达将我领到一间卧室，等待着。当朗达来到之后，我被布伦达带到了会客厅。“这是我们的一位尊贵的来宾。”她大声向在场的客人们宣布。
朗达愣住了。“埃丽?”她轻声叫道。她的双眼突然闪闪发光。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她已经冲到我面前，张开双臂，将我长时间地搂住。
朗达转身对在场的人们解释道：“这就是埃丽·伯特兰迪——她挽救了我的生命。”
大家都鼓起掌来。“我很高兴事情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我一面说，一面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我只不过做了点小小的付出，而他们都把它视为一件大事。其实朗达才是一位真正的勇敢者。
几个星期之后，当我坐在布满丁香花的婚礼教堂内，目睹着朗达容光焕发地沿着通道走过来时，我顿时意识到骨髓移植对她是多么重要。她现在有了一个无限期待的未来。
一年半之后，兰迪和我带着孩子搬了几次家，以寻找一处适合居住的地方。到最后，我们在一座农场发现了一辆不错的大房车，这样不但可以居住，而且可以为农场主照管他成群的奶牛。每天为85头奶牛挤奶两次的工作使我体力大增，这种有节奏性的劳动也让我感到颇为舒适。
再捐肾脏
不过朗达的健康状况并非一帆风顺。她在给我打电话和 来信时都试图保持乐观情绪，但我从她的话语中还是觉察到一丝疲倦。她的姐姐布伦达不久向我透露，朗达由于在骨髓移植前进行过多次放疗，导致肾脏受损，所以她又面临了新的健康问题。
2月份的一天，我打开信箱，发现里面有朗达写来的一封厚厚的信。我立即拆开信，边阅读边绕过谷仓，朝房车走去。
“我一直在考虑怎样告诉你我目前的情况。”朗达在长达5页的信中写道。她解释说她的肾脏功能愈来愈差，医生的意见是她如果想长期生存下去，最好的方法就是换肾。“骨髓捐献者是最好的肾源，因为两个人的免疫系统是相同的。我的身体对你的肾脏不会产生排异症状……在告诉你病情时我感到很不安，因为你已经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不过我想我至少能让你知道情况后，愿意考虑一下其可能性……”
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呆呆地站在那里。捐献骨髓较为简单，我思索着，可作出移植一个肾脏的决定就不那么轻松了。朗达在信中列出了几家她去过的医院的信息，在这些医院，她与负责器官移植咨询的协调人都进行了谈话。我回到家，马上拿起了电话。
“肾脏移植不是你应该急于做出决定的事，”协调人告诫我，“这是一个大手术。你得考虑是否愿意在余生中都依赖一只肾脏生活。你有可能在一场事故中令另一只肾受损，尤其是在工作生涯中。”
我将朗达的来信塞进夹克，起身去干午后的挤奶工作。在我挤奶时，问题随着工作的节奏从我的脑海里一个个冒出来：如果我出了事，几个孩子怎么办?如果他们中有人得了病，也需要肾脏怎么办?如果我剩下的一只肾脏受损了怎么办?可如果我是朗达唯一的希望又该怎么办?
看来要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只是我个人的行为。那天晚上，待孩子们都上床睡觉之后，我将信递给兰迪。“你知道，我的叔叔30年前将一只肾脏移植给我的伯伯，他们俩如今都生活得很正常。”兰迪说，“无论你作出什么决定，我都100％尊重你的意愿。”
母亲则表示她要为我作出正确决定而祈祷。可是我的家族其他的成员则对朗达的请求表示颇为不满。“这件事太冒险，”他们坚持认为，“让你捐献出自己的血与肉无疑是重大的牺牲，不过……”
我只有一个人在挤奶时才有时间独自思考这个难题。随后的几个星期，每天早晨和下午，狭长的牛棚成了我冥思的“教堂”。
我阅读了一些肾脏移植的资料：医生们怎样在捐献者的肋骨下开出一个大切口摘出肾脏，它会留下多大的伤疤?手术对于捐献者来说为何比接受者更加困难一些，康复期可能需要6个星期……我曾经对骨髓移植图片资料上那些抽吸针管感到畏惧，但是我这次在下决心时并没有感到害怕。我平静地思考着，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在移植骨髓5周年来到之际，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朗达与我一起回味的美好时光。我寄了一盒绸制的丁香花给她，花的颜色与她举行婚礼时在教堂摆放的几乎一样。在所附的字条上我写道：“我想我已作出了决定，但是我的一些家人还有顾虑。愿他们能改变看法。”
朗达一收到我的礼物之后就打来了电话。她泣不成声，几乎说不出话来。
不久之后，我通过了移植手术前的各种医学检查和心理评估。我将这件事告诉了三个孩子，他们都为我自豪。随着手术日的临近，我的其他亲戚也表示了支持。
5月5日那天，在进入手术室的过程中我感觉良好，我知道我所爱的所有亲人都是我的坚强后盾。手术进行得很顺利。6个小时之后，一名护士帮助我站了起来，并扶着我走动一下。第二天上午，我去了朗达的病房，对她进行探访。
朗达从床上坐了起来，脸上显露出健康的神色。“埃丽，”她抓住我的双手，说道，“我感谢上帝将你这么好的人赋予了我。”
我了解朗达的感受。令我自己欣慰的是，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女性，居然做出了连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
成为骨髓捐献者
我在厨房中将1994年的新日历展开，感到自己的生活终于重新走上了正轨。在此之前，我经历了一场艰难而颇长的离婚过程。现在，我和三个儿子都适应了我作为单身母亲的家庭生活。
我在一个家具厂工作，所得到的收入基本能使一家四口吃饱，并支付每月的开支账单。1月底的一天，我目送几个孩子上了校车后，便准备上班去，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是红十字会的，”打电话的人说，“我从骨髓捐献登记名册中得到了您的名字。”
骨髓登记?我顿了两秒钟，然后回想了起来。两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张婴儿的照片，他的蓝眼睛里某种因素吸引了我，使我阅读了这篇文章。这名婴儿需要骨髓移植，文章请求人们去当地红十字会，进行一次血液检测，看看自己的骨髓是否能拯救这名婴儿的生命。
当时，正值我的生活跌落到谷底的时期，婚姻破裂，我一直在担心将来几个孩子怎么办。找一份能“助人为乐”的工作，例如当理疗技师之类的，是我那时的想法，因为工厂的这份维持生计的辛劳工作使我精疲力竭。或许像我这样一个命运不济的女性也能帮助别人，我思索着。于是，我几天后前去进行了血液检测。尽管我的骨髓后来未能与那名婴儿匹配，我仍觉得自己至少能试图为别人做点事而得到一点安慰。后来，丈夫和我分手了，生活压力朝我袭来，被列入骨髓捐献名单的事早已忘到脑后。今晨红十字会的人打来的电话才使我记了起来。
“您能到这里来再做一次血液检查吗?您有可能会与一名24岁，患了白血病的女性相匹配，”她说，“如果您仍然愿意成为一名捐献者的话。”
“我愿意再来检测一下，”我一字一句地答道。长期以来想为别人做点什么的想法令我兴奋。我很庆幸自己一生中身体一直很健康，或许现在是我与他人分享的时候了。
检查的结果出来了。我的骨髓与那名患有白血病的年轻女子几乎完全匹配。“只有双胞胎，”一名医生告诉我，“才会比你的更匹配。”
我翻阅了有关骨髓移植的小册子，它上面所显示的设备图片令我有点战栗——我不知道使用的针是那么长!不过我内心思忖，我应该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坚持的。
我的孩子们因为年幼，并不理解骨髓移植是怎么回事。然而我的母亲却有某种担心。“我会为你在教堂祈祷。”她说道。我并不常去祷告，但我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
3月10日，我开车穿过州界，来到位于明尼波利斯市的一家医学中心。在抽取骨髓开始时，医生以开玩笑的口吻说我的手一直在发抖。不过在我意识到整个过程已结束之前，从我的骨盆里抽取的骨髓已上路送往在美国某地的另一家医院，那位24岁的姑娘已等待在了那里。
抽取骨髓所引起的一点疼痛感很快就消失了，并没有发生任何副作用。随后的几天，我一直在猜测接受了我的骨髓的那名女性不知怎么样了。根据美国的法律，骨髓捐献者和受助者在一年内不能相互知道对方的身份，所以我能做的只是定期从红十字会获得对方的最新信息。他们说她出现了一些并发症：视觉重影，无法解释的发烧，移植物抗宿主疾病(排异反应)。
这一消息令我很着急。我请母亲为她祈祷。到了9月，红十字会传来信息，接受我骨髓的那名姑娘出院回家了。看样子移植成功了!
与接受者成为挚友
从此以后，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圣诞节期间。我开始与厂里的一个名叫兰迪·伯特兰迪的男同事约会。每当他开着叉车经过我的工位时，他总是给我一个微笑。一天，我的脖子因长时间工作而酸痛不已，他于是坚持要帮助我完成定额。这个男子确实是我能托付的人。
在骨髓移植一周年之际，红十字会寄来一封信，信中列出了接受者的姓名和地址：朗达·迪兹，家住在威斯康辛州曼德福德——离我这里只有75英里!我们很快就相互通了信，交换了照片，也互通了电话。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朗达在我们第一次交谈时坦诚地告诉我，“就你为我做的这件事，说‘谢谢’似乎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我得承认，帮助你其实也让我的生活感到比以前好过一些，”我说，“我很高兴一切都证明十分有效。”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朗达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照片中看上去的那样——温柔、谦逊、性格良好。我想兰迪和我都是那种脾气温和的入，而朗达似乎更加腼腆一点。尽管我确实想见见她，亲眼看一看她的状态，但我还是决定等到她提出见面为好。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俩通过在两地的交流，相互了解了不少情况。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朗达的不少爱好似乎与我的颇为类似。她与我一样喜爱孩子(她是一名教师)、小狗、丁香花、外出旅游，不过她也是一个信念坚强的人。“医生告诉我即使进行骨髓移植，我的生存希望也只有20％。我的家人的血液没有一个与我配型成功。可是我没有放弃……”
听了她的叙述，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以前做事情可没有像她那样执着。
我的男友兰迪和我都想邀请朗达参加我们在8月份举行的婚礼，可是既然她没有提起要与我们相聚，我也就暂时作罢。只是希望很快有一天，她会愿意来见我们。
第二年春季的一天，朗达忽然给我寄来一份婚礼请柬，邀请我们参加她6月份举行的婚礼。她的未婚夫是她高中的同学，凯文·简森。5月的一天，我接到朗达姐姐布伦达打来的电话。“我想给妹妹一个惊喜，所以邀请你下个星期六来参加我们为她举行的送礼会(美国某些地方在新娘快结婚时举办的一种风俗聚会)，”布伦达说，“如果你愿意来的话。”
“我是否愿意?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答复道。
星期六那天，布伦达将我领到一间卧室，等待着。当朗达来到之后，我被布伦达带到了会客厅。“这是我们的一位尊贵的来宾。”她大声向在场的客人们宣布。
朗达愣住了。“埃丽?”她轻声叫道。她的双眼突然闪闪发光。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她已经冲到我面前，张开双臂，将我长时间地搂住。
朗达转身对在场的人们解释道：“这就是埃丽·伯特兰迪——她挽救了我的生命。”
大家都鼓起掌来。“我很高兴事情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我一面说，一面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我只不过做了点小小的付出，而他们都把它视为一件大事。其实朗达才是一位真正的勇敢者。
几个星期之后，当我坐在布满丁香花的婚礼教堂内，目睹着朗达容光焕发地沿着通道走过来时，我顿时意识到骨髓移植对她是多么重要。她现在有了一个无限期待的未来。
一年半之后，兰迪和我带着孩子搬了几次家，以寻找一处适合居住的地方。到最后，我们在一座农场发现了一辆不错的大房车，这样不但可以居住，而且可以为农场主照管他成群的奶牛。每天为85头奶牛挤奶两次的工作使我体力大增，这种有节奏性的劳动也让我感到颇为舒适。
再捐肾脏
不过朗达的健康状况并非一帆风顺。她在给我打电话和 来信时都试图保持乐观情绪，但我从她的话语中还是觉察到一丝疲倦。她的姐姐布伦达不久向我透露，朗达由于在骨髓移植前进行过多次放疗，导致肾脏受损，所以她又面临了新的健康问题。
2月份的一天，我打开信箱，发现里面有朗达写来的一封厚厚的信。我立即拆开信，边阅读边绕过谷仓，朝房车走去。
“我一直在考虑怎样告诉你我目前的情况。”朗达在长达5页的信中写道。她解释说她的肾脏功能愈来愈差，医生的意见是她如果想长期生存下去，最好的方法就是换肾。“骨髓捐献者是最好的肾源，因为两个人的免疫系统是相同的。我的身体对你的肾脏不会产生排异症状……在告诉你病情时我感到很不安，因为你已经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不过我想我至少能让你知道情况后，愿意考虑一下其可能性……”
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呆呆地站在那里。捐献骨髓较为简单，我思索着，可作出移植一个肾脏的决定就不那么轻松了。朗达在信中列出了几家她去过的医院的信息，在这些医院，她与负责器官移植咨询的协调人都进行了谈话。我回到家，马上拿起了电话。
“肾脏移植不是你应该急于做出决定的事，”协调人告诫我，“这是一个大手术。你得考虑是否愿意在余生中都依赖一只肾脏生活。你有可能在一场事故中令另一只肾受损，尤其是在工作生涯中。”
我将朗达的来信塞进夹克，起身去干午后的挤奶工作。在我挤奶时，问题随着工作的节奏从我的脑海里一个个冒出来：如果我出了事，几个孩子怎么办?如果他们中有人得了病，也需要肾脏怎么办?如果我剩下的一只肾脏受损了怎么办?可如果我是朗达唯一的希望又该怎么办?
看来要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只是我个人的行为。那天晚上，待孩子们都上床睡觉之后，我将信递给兰迪。“你知道，我的叔叔30年前将一只肾脏移植给我的伯伯，他们俩如今都生活得很正常。”兰迪说，“无论你作出什么决定，我都100％尊重你的意愿。”
母亲则表示她要为我作出正确决定而祈祷。可是我的家族其他的成员则对朗达的请求表示颇为不满。“这件事太冒险，”他们坚持认为，“让你捐献出自己的血与肉无疑是重大的牺牲，不过……”
我只有一个人在挤奶时才有时间独自思考这个难题。随后的几个星期，每天早晨和下午，狭长的牛棚成了我冥思的“教堂”。
我阅读了一些肾脏移植的资料：医生们怎样在捐献者的肋骨下开出一个大切口摘出肾脏，它会留下多大的伤疤?手术对于捐献者来说为何比接受者更加困难一些，康复期可能需要6个星期……我曾经对骨髓移植图片资料上那些抽吸针管感到畏惧，但是我这次在下决心时并没有感到害怕。我平静地思考着，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在移植骨髓5周年来到之际，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朗达与我一起回味的美好时光。我寄了一盒绸制的丁香花给她，花的颜色与她举行婚礼时在教堂摆放的几乎一样。在所附的字条上我写道：“我想我已作出了决定，但是我的一些家人还有顾虑。愿他们能改变看法。”
朗达一收到我的礼物之后就打来了电话。她泣不成声，几乎说不出话来。
不久之后，我通过了移植手术前的各种医学检查和心理评估。我将这件事告诉了三个孩子，他们都为我自豪。随着手术日的临近，我的其他亲戚也表示了支持。
5月5日那天，在进入手术室的过程中我感觉良好，我知道我所爱的所有亲人都是我的坚强后盾。手术进行得很顺利。6个小时之后，一名护士帮助我站了起来，并扶着我走动一下。第二天上午，我去了朗达的病房，对她进行探访。
朗达从床上坐了起来，脸上显露出健康的神色。“埃丽，”她抓住我的双手，说道，“我感谢上帝将你这么好的人赋予了我。”
我了解朗达的感受。令我自己欣慰的是，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女性，居然做出了连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