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与发展及其关系的哲学审视

来源 :天津社会科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xhb876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发展的"时代主题"角色和"实践中心"地位,使人们在关于发展的问题上普遍产生了两种不正确的认识:发展是天然合理的和发展是万能的.但高代价发展的结果表明,发展并非尽善尽美,它有其"力所不逮"的地方.在发展起来后所滋生的一系列问题中,有些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完善化的发展予以解决,有些则需要通过斗争的手段予以解决.斗争与发展互为条件、相互贯通,当然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含义、表现、作用、目的等.在社会领域,斗争只具有手段性或工具性的功能,而发展既有手段性的功能,更有目的性的价值属性.历史上我们曾在斗争问题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斗争简单化、唯一化;二是把斗争目的化,从而屏蔽了其仅有的工具性功能.发展对斗争具有支配作用,它决定着斗争的形式、方向、表现、功能等.发展要求人们开展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的斗争,而斗争的效果要由发展"说了算".在实现强起来的实践进程中,必须既要靠发展,还要靠斗争.
其他文献
“医学化”意指“非医学问题被界定为医学意义上的疾病问题或障碍问题并加以治疗的过程”,它的提出和发展是对现代科技理性的反思,哈贝马斯的技术批判思想、福柯的权力谱系学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均是其思想基础.医学化研究强调疾病的社会建构,聚焦对科学主义、自由市场以及国家权力的批判.然而,针对医学化的批判未能澄清疾病边界,同时忽视了地方文化的差异性以及个体与社会的互动性.本文强调不同地方文化中的身体观和疾病观差异导致了医学多元主义,同时从医生—患者互动、社会集体内部互动、个体—国家互动三个层面揭示疾病界定与医疗选择的社
基于敬天、敬祖信念,周人早有历史政治意识.周革殷命之后,周公获得殷商史官及其所保存之大量档案文献,历史知识得到极大扩展;面对严峻政治危机,周公运用“监”于历史之政治思考方法,详尽地考察、比较、思考夏、商两代兴盛衰亡之机理,提出诸多重大政治观念命题,进而制礼作乐.中国特有的历史政治理性至周公臻于成熟,并构成此后中国政治与历史学共享之价值取向和思想方法.
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技术,失信联合惩戒饱受泛化与滥用的质疑.厘清失信的内涵是正确适用失信联合惩戒的前提,但学理上对失信内涵之艰难探索,仍然无法揭开失信之“面纱”.目之所及,“违法说”存在逻辑错误,违法并非失信的充分条件;“违约说”“丧失民事名誉说”“负面信誉评价说”未能处理好公权与私权的边界;“失德说”“违背道德诚信说”未能正确认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逃避社会责任说”受制于“社会责任”只是一种倡导性而非强制性规定.为了避免公权介入私权产生不必要的争议,失信必定是违法,但必须剔除承担民事责任的违法,在此基础
儒家之为儒家的根本规定在于天人之际的仁性感通,这与诗之为诗的本质有着本原性的深刻关联.从儒家思想出发重读杜甫,思考何谓“诗史”,可以克服西方诗学加诸中国诗歌传统的“抒情诗”偏见.在杜诗《春夜喜雨》《江亭》《后游》《过津口》等篇中,可以看到喜忧之情都是至性之情,体现了由情溯性、以性化情的中和工夫.这是杜诗内圣的一面.另一面,《望岳》则是以阴阳创生之道与天下之义来望泰山,有古礼望祭山川之遗意,是其外王理想的体现,是泰山的政教意义在一个布衣儒者身心中的重新生成.
身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内在地具有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双重意义,但是当身份成为诉求的目标并被置于群体叙事之中时,便成为严肃的政治事务,发展为身份政治.在西方,身份政治兴起是20世纪下半叶意义重大的社会转型结果之一.左翼阵营得到多元文化主义等自由主义价值的滋养,出现了从经济决定论的阶级政治到文化决定论的身份政治的转向.然而,追求差异权利的少数派身份政治破坏了左翼的政治理想,并且反向助长了右翼保守主义的多数派身份政治.在全球化危机和民族主义复兴的背景下,西方身份政治日益陷入"部落主义"的罗网之中,造成了严重的文化撕
“以人民为中心”有着深刻的话语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它既继承与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更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给出了与时俱进的时代回答.与此同时,面对全球发展不平衡以及诸多不确定性的复杂现实,“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叙事所坚持的人民立场,为解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也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服务外包中的指标治理之任务是以抽象性具化和复杂性简化对过程进行清晰化监控,继而实现预期的公共价值.研究选取“极端案例”,在保证指标治理过程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独立性的基础上去追问指标治理能否完成任务.分析发现,当丰富的情境在抽象性具化和复杂性简化的过程中不断被压缩为特定的指标时,必然会为权力留有支配的余地,进而“可治理的社会”是朝着特定的方向而呈现的产物.所以,再严格客观和公开一致的指标治理也只能保证过程的严谨,而治理的方向却由在支配权博弈中的优势行动者决定,继而使得指标治理难以完成任务,这就是指标治理的自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肆虐以及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整个社会系统处于“解域”和“再构”的变动之中.在“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舆情研究,需基于舆情视野,把脉社会环境变化趋势,从历史叙事、结构叙事和心理叙事三个维度出发,系统阐释“后疫情时代”的概念.在未来舆情理论研究框架的构设中,应紧紧把握本土化、时代性、国家性、问题性、技术性、融合性的发展方向.在深刻剖析中国社会舆情样态和民众心理的基础上,探索阐明中国舆情主体正在参与建构的有益于未来全球发展的人类共同价值,在时代变迁中提出能够反映当代
数字媒体的出现成为人类政治传播变迁的"技术关键节点".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中国政治传播遭遇"去制度化"的困境,并开启了"再制度化"的进程.这一过程既表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也伴随着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积极吸纳和有效驾驭,以及对政治传播各方面的制度调适.中国政治传播的"再制度化"具体体现为:党领导政治传播的制度化,政治传播交流机制的常态化和自媒体政治传播者的组织化等.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化发展是一种渐进性变革,体现出依法治理的特点.制度化使得政治传播更有序、更可控,但在建设政治传播现代制度体系的过程中,如何保持
随着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不确定性"作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和学术议题.然而,中国社会学界关于不确定性的探讨却严重滞后.其实,社会学的产生、发展与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特征的日趋显化具有同步性,因此,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对"不确定性"概念进行考评十分必要.通过对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这三大社会学理论范式中"不确定性"研究的学术梳理,我们发现,社会学对不确定性的探讨自古典理论时期便已开始,但除了当代社会学理论个别领域的研究外,对不确定性的关注更多是零散的、依附性的,穿插在对确定性寻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