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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震减灾既要靠科技硬实力，也要靠一些“软”工程，科普就是其中之一。
在郑国光看来，要充分发揮社会和市场的作用，提高防震减灾能力，是中国地震局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
从中国气象局局长调任中国地震局局长，郑国光的这个职务调整被业内人士戏称为从“管天”到“管地”的转变。
从中学时期做气象哨哨长时开始，到后来专业从事气象科研工作，再到成为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做了43年气象工作。他称自己是一名被“科普”出来的气象工作者。
而从2016年12月就任中国地震局局长开始，57岁的郑国光又面临被“科普”的过程。上任伊始，他就找了一套系统的防震减灾科普材料放于案桌，他的办公室也增加了一些体现防震减灾文化的元素。
郑国光在聚焦防震减灾主责主业的同时，也把加强地震科普作为他履新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他看来，防震减灾既要靠科技硬实力，也要靠一些“软”工程，科普就是其中之一。他希望加强同外界尤其是公众的沟通，提升全社会的防震减灾意识和能力。
“要充分发挥社会和市场的作用，提高防震减灾能力。”3月8日，郑国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在他看来，这是中国地震局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
地震预报准确性比天气预报低得多
中国新闻周刊：对你来说，“管天”和“管地”，哪个更难一点？
郑国光：从“管天”到“管地”，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挑战也很多。
以1966年邢台地震为起点，我国进入大规模地震监测预报探索和实践阶段。中国地震局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也是地震预测预报和相关科学研究，后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现实需要，增加了地震灾害预防和应急救援两大任务，形成了防震减灾三大工作体系。地震监测预报和气象监测预报的业务是相似的，主要是监测数据、数据诊断、数据加工，最后对趋势进行预测。相比气象局，地震局还有地震灾害预防和应急救援，这使得地震局的工作跨度更大，工作内容更加丰富。
对于地震灾害预防工作，气象局主要提供监测预报服务，灾害预防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为什么地震局要做预防工作呢？我国是多地震国家，平均每年发生3.8次6级以上地震，地震预测预报又太难，加之工程防御专业性强，需要有针对性的科研攻关;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和人口高度集中，破坏性地震造成的损失将成指数倍增，为有效减轻地震灾害风险，我们必须加强灾害预防工作。
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破坏性地震的救援更加困难，地震局又担负起了专业救援的相关职责。地震局的大门口还挂着“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牌子。救援这项职能也是气象局没有的，即使是人工干预天气，也主要是提供科研支撑，具体执行在各级政府。但地震救灾方面，包括现场救援、评估损失、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是地震局负责或参与的。
总的来说，地震局的工作跨度大，我从中国气象局长调任中国地震局长感觉压力很大，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中国新闻周刊：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公众也能通过不同的媒介看到地震预报，或者在气象预报的内容里，也加一项关于地震预报的内容，就像后来气象预报里增加的PM2.5指数一样？
郑国光：目前地震预测水平还不高，但对社会影响大。地震学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我们能对某些地区、某种类型的地震做出一定程度乃至比较成功的预测预报，但短期预报的准确性还很低，还处于经验性预报阶段。气象越临近越好预报，地震越临近越难预报。地震短期预报尤其是临震预报与天气预报相比，准确性要低很多。
地震预报是世界性科学难题，这是客观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地震预报工作的探索没有价值。艾滋病、癌症目前都是不治之症，但人类从没有放弃医学上的探索。我们不能以地震预报难为挡箭牌，放弃在科学探索上的努力。曾经人工影响、控制天气的工作效果不好，觉得不可行。但经过多年攻关，目前人工影响天气成功的例子很多，近些年重大活动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比较成功。
明年是汶川地震十周年，我们将系统总结在地震监测预报、灾害预防、应急救援、灾后重建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加强科研交流，促进我国防震减灾工作再上水平。
具体来说，一是实现交互式的现代地震预报业务，提高数据服务能力，加强地震监测预报和社会、政府需求的互动，全方位满足服务需求;二是结合社会发展和社会关注度，调整地震会商的类型、范围、频次、时段等，提高会商质量与效益;三是加强开放合作，汇聚智慧力量，广泛吸收系统内外专家参与地震会商，加强对外学习交流;四是增强主动服务的意识，进一步细化会商机制改革方案，落实震情监视的重要责任，强化特殊时段震情保障，不断提高地震预报的整体能力。
我们必须强化责任，不断研究地震发生规律，一代一代传下去，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放弃了地震科研和地震预报的探索努力，我们将注定在中国地震史上留下骂名，被后人唾弃。我相信未来随着地震科技的发展，人们一定能够掌握地震发生规律，实现精准的地震预报。
同样震级的地震，
在中国造成的破坏可能更大
中国新闻周刊：人们也经常拿中国的地震伤亡人数和国外对比，比如说：国外一个8级地震导致的伤亡情况比国内发生7级地震时还轻。这种对比是否科学？
郑国光：中国是气象灾害多发、频发、重发国，也是地震灾害多发、频发、重发国，是造成损失最重的国家之一。从经济损失上看，70%左右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都是气象灾害带来的;但从人员伤亡上说，地震灾害才是自然灾害之首。我国大陆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大陆面积的6.7%，大约是十五分之一;但整个20世纪，我国大陆发生的7级以上地震，占全球大陆地震的三分之一 ;这些地震造成的人员死亡，占全球大陆地震死亡总人数的58%。此外，我国大陆地震分布很广，有记录以来，全国所有的省份都发生过5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 我国地震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震源深度浅，造成地表破坏程度重。判断地震的严重程度，不能只看震级大小，更要看地震对地面的破坏程度的高低，也就是业内所说的地震烈度。地震越大，震源越浅，产生的破坏越大，地震烈度就越高。还有像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大部分地震都发生在海上，波及陆地的破坏力不大。而根据我们最新发布的第五代全国地震区划图，我国58%的陆地国土面积地震烈度在7度及以上，其中地震烈度为8度的占到18%，防震抗震面积大。此外，我国人口多，集中度又高，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就比较大。可以说，同样震级的地震在中国可能比在其他国家会造成更大的破坏。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公众对于地震工作的一些质疑？
郑国光：公众对地震工作的质疑和关注是对我们工作的促进，我很理解。我们希望能够成功预报地震，这样可以避免数以万计的人员伤亡。长期以来，广大地震科技工作者并没有因为地震预报艰难而放松努力，反而更激励广大地震科技工作者加大地震监测预报工作力度。同时，我们要着力于提高地震灾害预防能力和地震设防标准，开展科普宣传，不断提高民众的自救互救能力和全社会的防震意识，避免地震直接和引发的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
也要看到，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努力提高防震抗震能力，但“农村不设防、城市设防标准低”的现状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许多建筑物的设防标准也还不高，民众的防震减灾意识、能力也还不够，甚至过分依赖于政府投入支持，充分地利用社会和市场资源提高地震设防能力还不够，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又不断涌现出防震抗震新问题。
比如，现在城市建筑高层越来越多，疏散逃避更加困难;水库大坝越建越高，蓄水量越来越大，甚至建了许多梯级大坝，这些对防抗地震灾害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高速铁路越来越普遍，客流量大，速度快，地震发生之后的反应时间很有限，一旦遇到破坏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个新出现的情况是核电站越来越多，如果核电站的防灾措施不到位或地震设防标准不达标，就有可能出现类似日本福岛核事故的情况。
新形势下，国家、社会、人民安全意识越来越强，对防震减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地震科技工作者还需要加倍努力、攻坚克难。但我也希望社会公众能理解目前地震预报的能力和水平，理解地震工作，理解地震科技工作者。地震工作者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成功预报地震，最大限度减少地震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
要更充分地发挥社会和市场的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下一步，中国地震局将如何深化改革，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进行防震减灾工作？
郑国光：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强调防灾减灾救灾要更加注重发挥社会和市场的作用。为此，中国地震局多次组织学习领会，深入研讨防震减灾工作的社会和市场参与问题。我们必须推进防震减灾体制机制的改革，充分利用社会和市场资源和力量，大力提高防震减灾能力和水平。
目前，我国的气象装备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社会企业研发供应。相比而言，地震装备的社会化程度还很低，要么是进口的，要么是部属研究所研发生产的。如果把社会企业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我相信应用新技术可以为地震行业带来新变化。此外，现在社会公众的慈善观念很强，地震灾害发生之后会有很多自发的志愿者、自发的募捐，对我们来说，关键问题是如何引导好这些民间行为，把政府和社会的力量集中起来，提高防震减灾救灾的效率和效益。
总之，防震减灾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地震部门的资源是有限的，怎么用有限的资源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呢？这个矛盾不解决、“内部研发”的思想不解放、惯性思维不改变，要显著提升防震减灾水平是不太可能的，有可能会落后于这个时代，落后于党中央、老百姓的期望和要求。
思想理念有时候比技术更加重要，当然技术也不能放松。地震部门要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社会化。一方面，我们要深入了解社会和民众的需求，以找到防震减灾工作的切入点。另一方面，我们要利用社会的资源，充分发挥社会和市场的作用，来提高全社会防震减灾能力。这是中国地震局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有报道称，作为中国“十三五”期间的重大工程，国家地震烈度速报和预警工程即将实施，目前正处在项目立项的最后阶段。这项工程目前的进展如何？工程建成后，其作用又是什么？
郑国光：自2009年起，中国地震局就启动了国家地震烈度速报和预警工程的相关工作。最近，项目可研报告获国家发改委批复。该工程拟在全国建设1万余个监测站点以及相应的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业务系统，将在华北、南北地震带、东南沿海和新疆天山中段4个重点区形成秒级地震预警能力，在全国形成分鐘级地震烈度速报能力。将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实时地震台网，健全我国防震减灾业务体系，为政府部门应急决策、公众逃生避险、重大工程紧急处置提供信息服务，更有效减少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这一工程也借鉴了日本、墨西哥等国以及美国南加州的先进经验，即在地震发生后，利用地震波的传播速度比电磁波速度慢几秒到数十秒的时间，及时发布地震灾害预警，让高铁采取措施减速停车，让核电站进入关停保护程序，天然气管道等生命线工程提前关闭，这将大大减少重大工程设施的后续危险和因灾害造成的损失。另外，该工程有助于提高地震趋势预报能力，当水库处于重点地震危险区，我们会通知该水库减少蓄水，以免地震发生后出现险情。
解决上述这些问题，首先要提升地震监测能力。当然，国家地震预警工程覆盖面广、技术难度大，尽管以中国地震局为主，但也需要各部门协作。比如，向行驶中的高铁动车发布地震预警信息不是单靠地震局可以解决的;向核电站发送地震预警信息，也要靠与核电站的联动。地震部门要力争把地震测得准、报得准，快速把信息传出去，让接收方能及时得到信息。我们要把各行各业对接好，着力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法治保障”的防灾减灾新格局。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些年来，中国地震局在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上有什么规划和部署？
郑国光：我们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很早就开始了。一是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建设地震监测台网，提高监测能力;二是开展“一带一路”国家地震构造环境检查和震害预测研究;三是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在救灾、重建、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合作。
在气象局长任上，我就说过，“大气无国界”，现在我要说，地震也无国界。现代科学研究的“个体户”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迎来全球“大合作”时代。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合作平台，强化地震科学国际合作，充分共享信息、利用资源，加快提升我国地震监测预报科研和业务水平，更好地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实习生曹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在郑国光看来，要充分发揮社会和市场的作用，提高防震减灾能力，是中国地震局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
从中国气象局局长调任中国地震局局长，郑国光的这个职务调整被业内人士戏称为从“管天”到“管地”的转变。
从中学时期做气象哨哨长时开始，到后来专业从事气象科研工作，再到成为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做了43年气象工作。他称自己是一名被“科普”出来的气象工作者。
而从2016年12月就任中国地震局局长开始，57岁的郑国光又面临被“科普”的过程。上任伊始，他就找了一套系统的防震减灾科普材料放于案桌，他的办公室也增加了一些体现防震减灾文化的元素。
郑国光在聚焦防震减灾主责主业的同时，也把加强地震科普作为他履新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他看来，防震减灾既要靠科技硬实力，也要靠一些“软”工程，科普就是其中之一。他希望加强同外界尤其是公众的沟通，提升全社会的防震减灾意识和能力。
“要充分发挥社会和市场的作用，提高防震减灾能力。”3月8日，郑国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在他看来，这是中国地震局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
地震预报准确性比天气预报低得多
中国新闻周刊：对你来说，“管天”和“管地”，哪个更难一点？
郑国光：从“管天”到“管地”，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挑战也很多。
以1966年邢台地震为起点，我国进入大规模地震监测预报探索和实践阶段。中国地震局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也是地震预测预报和相关科学研究，后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现实需要，增加了地震灾害预防和应急救援两大任务，形成了防震减灾三大工作体系。地震监测预报和气象监测预报的业务是相似的，主要是监测数据、数据诊断、数据加工，最后对趋势进行预测。相比气象局，地震局还有地震灾害预防和应急救援，这使得地震局的工作跨度更大，工作内容更加丰富。
对于地震灾害预防工作，气象局主要提供监测预报服务，灾害预防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为什么地震局要做预防工作呢？我国是多地震国家，平均每年发生3.8次6级以上地震，地震预测预报又太难，加之工程防御专业性强，需要有针对性的科研攻关;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和人口高度集中，破坏性地震造成的损失将成指数倍增，为有效减轻地震灾害风险，我们必须加强灾害预防工作。
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破坏性地震的救援更加困难，地震局又担负起了专业救援的相关职责。地震局的大门口还挂着“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牌子。救援这项职能也是气象局没有的，即使是人工干预天气，也主要是提供科研支撑，具体执行在各级政府。但地震救灾方面，包括现场救援、评估损失、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是地震局负责或参与的。
总的来说，地震局的工作跨度大，我从中国气象局长调任中国地震局长感觉压力很大，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中国新闻周刊：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公众也能通过不同的媒介看到地震预报，或者在气象预报的内容里，也加一项关于地震预报的内容，就像后来气象预报里增加的PM2.5指数一样？
郑国光：目前地震预测水平还不高，但对社会影响大。地震学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我们能对某些地区、某种类型的地震做出一定程度乃至比较成功的预测预报，但短期预报的准确性还很低，还处于经验性预报阶段。气象越临近越好预报，地震越临近越难预报。地震短期预报尤其是临震预报与天气预报相比，准确性要低很多。
地震预报是世界性科学难题，这是客观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地震预报工作的探索没有价值。艾滋病、癌症目前都是不治之症，但人类从没有放弃医学上的探索。我们不能以地震预报难为挡箭牌，放弃在科学探索上的努力。曾经人工影响、控制天气的工作效果不好，觉得不可行。但经过多年攻关，目前人工影响天气成功的例子很多，近些年重大活动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比较成功。
明年是汶川地震十周年，我们将系统总结在地震监测预报、灾害预防、应急救援、灾后重建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加强科研交流，促进我国防震减灾工作再上水平。
具体来说，一是实现交互式的现代地震预报业务，提高数据服务能力，加强地震监测预报和社会、政府需求的互动，全方位满足服务需求;二是结合社会发展和社会关注度，调整地震会商的类型、范围、频次、时段等，提高会商质量与效益;三是加强开放合作，汇聚智慧力量，广泛吸收系统内外专家参与地震会商，加强对外学习交流;四是增强主动服务的意识，进一步细化会商机制改革方案，落实震情监视的重要责任，强化特殊时段震情保障，不断提高地震预报的整体能力。
我们必须强化责任，不断研究地震发生规律，一代一代传下去，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放弃了地震科研和地震预报的探索努力，我们将注定在中国地震史上留下骂名，被后人唾弃。我相信未来随着地震科技的发展，人们一定能够掌握地震发生规律，实现精准的地震预报。
同样震级的地震，
在中国造成的破坏可能更大
中国新闻周刊：人们也经常拿中国的地震伤亡人数和国外对比，比如说：国外一个8级地震导致的伤亡情况比国内发生7级地震时还轻。这种对比是否科学？
郑国光：中国是气象灾害多发、频发、重发国，也是地震灾害多发、频发、重发国，是造成损失最重的国家之一。从经济损失上看，70%左右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都是气象灾害带来的;但从人员伤亡上说，地震灾害才是自然灾害之首。我国大陆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大陆面积的6.7%，大约是十五分之一;但整个20世纪，我国大陆发生的7级以上地震，占全球大陆地震的三分之一 ;这些地震造成的人员死亡，占全球大陆地震死亡总人数的58%。此外，我国大陆地震分布很广，有记录以来，全国所有的省份都发生过5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 我国地震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震源深度浅，造成地表破坏程度重。判断地震的严重程度，不能只看震级大小，更要看地震对地面的破坏程度的高低，也就是业内所说的地震烈度。地震越大，震源越浅，产生的破坏越大，地震烈度就越高。还有像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大部分地震都发生在海上，波及陆地的破坏力不大。而根据我们最新发布的第五代全国地震区划图，我国58%的陆地国土面积地震烈度在7度及以上，其中地震烈度为8度的占到18%，防震抗震面积大。此外，我国人口多，集中度又高，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就比较大。可以说，同样震级的地震在中国可能比在其他国家会造成更大的破坏。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公众对于地震工作的一些质疑？
郑国光：公众对地震工作的质疑和关注是对我们工作的促进，我很理解。我们希望能够成功预报地震，这样可以避免数以万计的人员伤亡。长期以来，广大地震科技工作者并没有因为地震预报艰难而放松努力，反而更激励广大地震科技工作者加大地震监测预报工作力度。同时，我们要着力于提高地震灾害预防能力和地震设防标准，开展科普宣传，不断提高民众的自救互救能力和全社会的防震意识，避免地震直接和引发的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
也要看到，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努力提高防震抗震能力，但“农村不设防、城市设防标准低”的现状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许多建筑物的设防标准也还不高，民众的防震减灾意识、能力也还不够，甚至过分依赖于政府投入支持，充分地利用社会和市场资源提高地震设防能力还不够，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又不断涌现出防震抗震新问题。
比如，现在城市建筑高层越来越多，疏散逃避更加困难;水库大坝越建越高，蓄水量越来越大，甚至建了许多梯级大坝，这些对防抗地震灾害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高速铁路越来越普遍，客流量大，速度快，地震发生之后的反应时间很有限，一旦遇到破坏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个新出现的情况是核电站越来越多，如果核电站的防灾措施不到位或地震设防标准不达标，就有可能出现类似日本福岛核事故的情况。
新形势下，国家、社会、人民安全意识越来越强，对防震减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地震科技工作者还需要加倍努力、攻坚克难。但我也希望社会公众能理解目前地震预报的能力和水平，理解地震工作，理解地震科技工作者。地震工作者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成功预报地震，最大限度减少地震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
要更充分地发挥社会和市场的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下一步，中国地震局将如何深化改革，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进行防震减灾工作？
郑国光：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强调防灾减灾救灾要更加注重发挥社会和市场的作用。为此，中国地震局多次组织学习领会，深入研讨防震减灾工作的社会和市场参与问题。我们必须推进防震减灾体制机制的改革，充分利用社会和市场资源和力量，大力提高防震减灾能力和水平。
目前，我国的气象装备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社会企业研发供应。相比而言，地震装备的社会化程度还很低，要么是进口的，要么是部属研究所研发生产的。如果把社会企业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我相信应用新技术可以为地震行业带来新变化。此外，现在社会公众的慈善观念很强，地震灾害发生之后会有很多自发的志愿者、自发的募捐，对我们来说，关键问题是如何引导好这些民间行为，把政府和社会的力量集中起来，提高防震减灾救灾的效率和效益。
总之，防震减灾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地震部门的资源是有限的，怎么用有限的资源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呢？这个矛盾不解决、“内部研发”的思想不解放、惯性思维不改变，要显著提升防震减灾水平是不太可能的，有可能会落后于这个时代，落后于党中央、老百姓的期望和要求。
思想理念有时候比技术更加重要，当然技术也不能放松。地震部门要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社会化。一方面，我们要深入了解社会和民众的需求，以找到防震减灾工作的切入点。另一方面，我们要利用社会的资源，充分发挥社会和市场的作用，来提高全社会防震减灾能力。这是中国地震局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有报道称，作为中国“十三五”期间的重大工程，国家地震烈度速报和预警工程即将实施，目前正处在项目立项的最后阶段。这项工程目前的进展如何？工程建成后，其作用又是什么？
郑国光：自2009年起，中国地震局就启动了国家地震烈度速报和预警工程的相关工作。最近，项目可研报告获国家发改委批复。该工程拟在全国建设1万余个监测站点以及相应的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业务系统，将在华北、南北地震带、东南沿海和新疆天山中段4个重点区形成秒级地震预警能力，在全国形成分鐘级地震烈度速报能力。将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实时地震台网，健全我国防震减灾业务体系，为政府部门应急决策、公众逃生避险、重大工程紧急处置提供信息服务，更有效减少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这一工程也借鉴了日本、墨西哥等国以及美国南加州的先进经验，即在地震发生后，利用地震波的传播速度比电磁波速度慢几秒到数十秒的时间，及时发布地震灾害预警，让高铁采取措施减速停车，让核电站进入关停保护程序，天然气管道等生命线工程提前关闭，这将大大减少重大工程设施的后续危险和因灾害造成的损失。另外，该工程有助于提高地震趋势预报能力，当水库处于重点地震危险区，我们会通知该水库减少蓄水，以免地震发生后出现险情。
解决上述这些问题，首先要提升地震监测能力。当然，国家地震预警工程覆盖面广、技术难度大，尽管以中国地震局为主，但也需要各部门协作。比如，向行驶中的高铁动车发布地震预警信息不是单靠地震局可以解决的;向核电站发送地震预警信息，也要靠与核电站的联动。地震部门要力争把地震测得准、报得准，快速把信息传出去，让接收方能及时得到信息。我们要把各行各业对接好，着力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法治保障”的防灾减灾新格局。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些年来，中国地震局在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上有什么规划和部署？
郑国光：我们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很早就开始了。一是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建设地震监测台网，提高监测能力;二是开展“一带一路”国家地震构造环境检查和震害预测研究;三是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在救灾、重建、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合作。
在气象局长任上，我就说过，“大气无国界”，现在我要说，地震也无国界。现代科学研究的“个体户”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迎来全球“大合作”时代。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合作平台，强化地震科学国际合作，充分共享信息、利用资源，加快提升我国地震监测预报科研和业务水平，更好地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实习生曹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