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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我们引进的不仅仅是一批书，而是一个知识领域、一个学术传统。当今中国学界，几乎罕有人不受这套书的影响。”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25周年座谈会上，该丛书主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告诉记者。
25年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了150多种书，作者名单是一长串耀人眼目的名字：费正清、魏斐德、史华兹、杜赞奇、易劳逸、韩书瑞、瓦格纳、杜维明、沟口雄三……。丛书中，除了新出图书之外，重印率90%以上，这套书的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起步并非一帆风顺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起步是在1980年代末。那是一个知识界、出版界都极为活跃的年代。“文化热”方兴未艾，书界有多套丛书做得风生水起，尤其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走向未来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走向世界丛书”，都大获成功，使得同为地方人民社的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有点坐不住了，觉得也要组织一套像样点的丛书。
1987年下半年，还是江苏人民出版社普通编辑的周文彬和同事找到了当时尚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的刘东。刘东透露，自己有意编一套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的丛书。
当周文彬等把信息带回社里，社领导的意见却颇不一致。有人认为这样一套书会很有新意，在当时汲汲于种种洋思潮的丛书中，可谓独树一帜。但也有人觉得外国人怎么可能比我们自己更了解中国，研究中国还是得靠我们自己，引进西学还说得通，引进西方的“中学”有必要吗？最终，还是肯定的意见起了作用，丛书被列入出版计划。
现年81岁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史家骅回顾说，他对这套书的出版表示了支持。“经过多年闭关锁国，我们不但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对国情的认识也有很大偏差。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角度、方法、理论背景和我们都不一样，他们的研究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参照系，对我们认识自身是有帮助的。”
出版工作于1988年启动，但刚一起步就遭遇了夭折风险。1989年，丛书的第一本图书就由于特殊的原因被暂停发行。
从1989年到1992年，丛书第一辑相继出版，包括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费正清等著《中国：传统与变革》、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等，均为名家名作，受到读者追捧。
就在学界的一片叫好声中，江苏人民出版社却不得不面对一些有形和无形的压力。有些人觉得出版外国人谈论中国的书，观点和我们又不尽相同，在政治上风险太大。还有人根本没看过这套书中任何一本，就抱着否定的态度——这样的声音如果来自某些大人物，就会带来好大麻烦。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叫停的声音不断，以致有的年度只出了两三种。
经济效益不理想也是反对这套书的理由。大约1999年，一个分管领导找到了时任社长的吴源，说：“这个书出个没完没了，要出到哪一天啊？”他觉得，经济上压力很大，就想把这套书停掉。吴源说，这套书社会影响很大，现在经济上是持平，将来其实是有赢利的希望的。另外，这套书和一般丛书不一样，海外中国研究队伍庞大，会不断有好书出来，也就可以持续出下去。经过坚持，这套丛书被保住了。
如今已经退休的周文彬谈到参与这套书的经历非常动情：“出版人的使命就是出好书。但在那个年代里，出版人实际上并没有选择的权力，基本上是上面交来什么任务就出什么。因此，这套书出版过程中才会那么多难曲折，好在出版社坚持下来了，没有让这套书夭折。我认为，出版人应该是有自由意志的，而且应该体现到编辑工作中去，这是我退休以后想得越来越明白的一个问题。”
版权交道及与汉学家的交情
丛书刚刚启动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签订《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国内出版社翻译出版其他国家的作品，也就没有购买版权这回事儿。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第一本书在版权上就花了钱。这第一本书是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等人合作完成的《中国的现代化》。因为参与翻译出版事宜的人多来自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南京大学合作成立的中美文化中心，美方负责人就说，你们翻译这本书，要遵守美国法律，购买版权。“于是我们‘多此一举’，支付了版权费50美元，其实也是象征性的。”刘东说。
1992年10月，中国签订了《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版权就不再是免费的午餐了，一时间，国内翻译图书的数量大为减少。“我们这套书受到的影响并不大，个中缘由是：第一，汉学家比较了解中国国情，对于从中国获得版权收益不抱太大期望；第二，随着丛书影响越来越大，不少汉学家都以自己的著作被收入其中为荣，不会太计较版权费。”刘东回忆说，90年代，他们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汉学重镇之一）购买版权，每本书仅仅支付100美元，“也就是意思一下”。
实际上，随着丛书影响越来越大，海外学者对其认同度也与日俱增，很多人又特别希望自己研究中国的著作能够为中国读者看到，因此在版权方面给予了热情襄助。像近年出版的《中国善书研究》、《〈诗经〉原意研究》，版权都是作者赠送的。
刘东回忆说，曾有一位德国学者把自己的著作交给他，希望译成中文出版。甚至，其人还表示，愿为刘东提供到德国访学半年的机会。但刘东看了书之后，觉得质量平平，因此拒绝了其“好意”。
若干年来，刘东与海外汉学家的联系方式也有了很大变化。刘东说，自己属于国内较早使用e-mail的一批人，开始磕磕绊绊、很不顺畅地与海外汉学家进行联系。多年后，他和很多汉学家都成了朋友。到了国外，他常常住在这些人家里，和他们称兄道弟，把酒言欢，微醺之际，听他们聊学界八卦和学界人物。这样的过程中，刘东对海外中国研究学界的了解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程度，无疑，这对他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会有很大助益。
不过说起来，版权的事情有异常的复杂性，目前工作中，出版社最感困扰的也还是版权问题。由于中国出版界对这方面著作的兴趣普遍日益提升，争抢版权的情况便日趋严重，造成一种乱象，并且版权费用也水涨船高。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作者对自己书的版权由谁持有也搞不清楚，以致译本早已现成，却就是不能出版。此外，论文集的引进也有特殊的难度，因为很多论文的版权都是难于轻松搞定的——但论文其实代表了一个学者的研究水平，其重要性往往超过专著——这是让刘东觉得遗憾的事情。
“对海外汉学家不应顶礼膜拜”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15周年的时候，刘东曾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题为《熬成传统》，一个“熬”字，道尽了做这套书的不容易。但过了“熬”的阶段之后，丛书的发展就越来越顺利了。目前，丛书每年推出新书10种左右，并于近年新设了“女性研究系列”、“海外学子系列”、“环境研究系列”等子系列，出版的图书如《中国与达尔文》、《欧几里德在中国》、《帝国的隐喻》、《皇帝与祖宗》、《危险的边疆》等都赢得了一片喝彩。
但“熬成传统”之后，新的问题也来了。刘东说他现在的忧虑和过去几乎是相反的：“对中国，有个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可是国际的压强实在太大了，对内部研究造成了太大影响。一方面这套书向国内学界示范了做学问的基本规范、方法之类；另一方面，也导致我们的学者头脑里有了越来越多的汉学意识。我们本来是拿别人的视角作为参照的，结果他们的视角也变成了我们的视角。”
“比如，有的海外学者为‘文革’唱赞歌，我们也有人跟着鹦鹉学舌。这些海外学者没经历过‘文革’，说不定其对‘文革’的误读对他们的国家还有启发性呢。但对于中国人而言，除非丧心病狂，怎么能说‘文革’好呢？”刘东将海外的中国研究学界分为三个圈子，一是大学里的学者，二是智库人员，三是记者之类人员（如埃德加·斯诺）。“众声喧哗的‘中国观察’中，其实也有很多不靠谱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另外的问题是，一面是海外中国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目前总数已达数千人之巨，而中国留学生还不断想方设法地加入进去；每逢亚洲学会召开年会，人们简直就像走进了众声喧哗的学术超级市场，往往需要许多个分会场从早到晚地齐头并进。但另一面却是，随着列文森、费正清、史华兹、魏斐德等大师级学者的相继离世，却难以看到有同样量级的学者顶替他们的位置。海外中国研究学界能否涌现出新的大师级学者，能否不断有成色十足的精彩著作问世，将决定“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将来的命运如何。
读着“洋书”去认知中国，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带给中国人的最为奇妙的经历之一。但同时，刘东越来越觉得，中国知识界对海外汉学家不应顶礼膜拜，而是要将其作为对话的对手，“让中国的国学迎着汉学的挑战，并长争高，这才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摘自《中华读书报》 本文作者：王洪波）
25年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了150多种书，作者名单是一长串耀人眼目的名字：费正清、魏斐德、史华兹、杜赞奇、易劳逸、韩书瑞、瓦格纳、杜维明、沟口雄三……。丛书中，除了新出图书之外，重印率90%以上，这套书的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起步并非一帆风顺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起步是在1980年代末。那是一个知识界、出版界都极为活跃的年代。“文化热”方兴未艾，书界有多套丛书做得风生水起，尤其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走向未来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走向世界丛书”，都大获成功，使得同为地方人民社的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有点坐不住了，觉得也要组织一套像样点的丛书。
1987年下半年，还是江苏人民出版社普通编辑的周文彬和同事找到了当时尚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的刘东。刘东透露，自己有意编一套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的丛书。
当周文彬等把信息带回社里，社领导的意见却颇不一致。有人认为这样一套书会很有新意，在当时汲汲于种种洋思潮的丛书中，可谓独树一帜。但也有人觉得外国人怎么可能比我们自己更了解中国，研究中国还是得靠我们自己，引进西学还说得通，引进西方的“中学”有必要吗？最终，还是肯定的意见起了作用，丛书被列入出版计划。
现年81岁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史家骅回顾说，他对这套书的出版表示了支持。“经过多年闭关锁国，我们不但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对国情的认识也有很大偏差。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角度、方法、理论背景和我们都不一样，他们的研究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参照系，对我们认识自身是有帮助的。”
出版工作于1988年启动，但刚一起步就遭遇了夭折风险。1989年，丛书的第一本图书就由于特殊的原因被暂停发行。
从1989年到1992年，丛书第一辑相继出版，包括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费正清等著《中国：传统与变革》、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等，均为名家名作，受到读者追捧。
就在学界的一片叫好声中，江苏人民出版社却不得不面对一些有形和无形的压力。有些人觉得出版外国人谈论中国的书，观点和我们又不尽相同，在政治上风险太大。还有人根本没看过这套书中任何一本，就抱着否定的态度——这样的声音如果来自某些大人物，就会带来好大麻烦。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叫停的声音不断，以致有的年度只出了两三种。
经济效益不理想也是反对这套书的理由。大约1999年，一个分管领导找到了时任社长的吴源，说：“这个书出个没完没了，要出到哪一天啊？”他觉得，经济上压力很大，就想把这套书停掉。吴源说，这套书社会影响很大，现在经济上是持平，将来其实是有赢利的希望的。另外，这套书和一般丛书不一样，海外中国研究队伍庞大，会不断有好书出来，也就可以持续出下去。经过坚持，这套丛书被保住了。
如今已经退休的周文彬谈到参与这套书的经历非常动情：“出版人的使命就是出好书。但在那个年代里，出版人实际上并没有选择的权力，基本上是上面交来什么任务就出什么。因此，这套书出版过程中才会那么多难曲折，好在出版社坚持下来了，没有让这套书夭折。我认为，出版人应该是有自由意志的，而且应该体现到编辑工作中去，这是我退休以后想得越来越明白的一个问题。”
版权交道及与汉学家的交情
丛书刚刚启动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签订《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国内出版社翻译出版其他国家的作品，也就没有购买版权这回事儿。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第一本书在版权上就花了钱。这第一本书是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等人合作完成的《中国的现代化》。因为参与翻译出版事宜的人多来自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南京大学合作成立的中美文化中心，美方负责人就说，你们翻译这本书，要遵守美国法律，购买版权。“于是我们‘多此一举’，支付了版权费50美元，其实也是象征性的。”刘东说。
1992年10月，中国签订了《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版权就不再是免费的午餐了，一时间，国内翻译图书的数量大为减少。“我们这套书受到的影响并不大，个中缘由是：第一，汉学家比较了解中国国情，对于从中国获得版权收益不抱太大期望；第二，随着丛书影响越来越大，不少汉学家都以自己的著作被收入其中为荣，不会太计较版权费。”刘东回忆说，90年代，他们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汉学重镇之一）购买版权，每本书仅仅支付100美元，“也就是意思一下”。
实际上，随着丛书影响越来越大，海外学者对其认同度也与日俱增，很多人又特别希望自己研究中国的著作能够为中国读者看到，因此在版权方面给予了热情襄助。像近年出版的《中国善书研究》、《〈诗经〉原意研究》，版权都是作者赠送的。
刘东回忆说，曾有一位德国学者把自己的著作交给他，希望译成中文出版。甚至，其人还表示，愿为刘东提供到德国访学半年的机会。但刘东看了书之后，觉得质量平平，因此拒绝了其“好意”。
若干年来，刘东与海外汉学家的联系方式也有了很大变化。刘东说，自己属于国内较早使用e-mail的一批人，开始磕磕绊绊、很不顺畅地与海外汉学家进行联系。多年后，他和很多汉学家都成了朋友。到了国外，他常常住在这些人家里，和他们称兄道弟，把酒言欢，微醺之际，听他们聊学界八卦和学界人物。这样的过程中，刘东对海外中国研究学界的了解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程度，无疑，这对他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会有很大助益。
不过说起来，版权的事情有异常的复杂性，目前工作中，出版社最感困扰的也还是版权问题。由于中国出版界对这方面著作的兴趣普遍日益提升，争抢版权的情况便日趋严重，造成一种乱象，并且版权费用也水涨船高。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作者对自己书的版权由谁持有也搞不清楚，以致译本早已现成，却就是不能出版。此外，论文集的引进也有特殊的难度，因为很多论文的版权都是难于轻松搞定的——但论文其实代表了一个学者的研究水平，其重要性往往超过专著——这是让刘东觉得遗憾的事情。
“对海外汉学家不应顶礼膜拜”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15周年的时候，刘东曾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题为《熬成传统》，一个“熬”字，道尽了做这套书的不容易。但过了“熬”的阶段之后，丛书的发展就越来越顺利了。目前，丛书每年推出新书10种左右，并于近年新设了“女性研究系列”、“海外学子系列”、“环境研究系列”等子系列，出版的图书如《中国与达尔文》、《欧几里德在中国》、《帝国的隐喻》、《皇帝与祖宗》、《危险的边疆》等都赢得了一片喝彩。
但“熬成传统”之后，新的问题也来了。刘东说他现在的忧虑和过去几乎是相反的：“对中国，有个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可是国际的压强实在太大了，对内部研究造成了太大影响。一方面这套书向国内学界示范了做学问的基本规范、方法之类；另一方面，也导致我们的学者头脑里有了越来越多的汉学意识。我们本来是拿别人的视角作为参照的，结果他们的视角也变成了我们的视角。”
“比如，有的海外学者为‘文革’唱赞歌，我们也有人跟着鹦鹉学舌。这些海外学者没经历过‘文革’，说不定其对‘文革’的误读对他们的国家还有启发性呢。但对于中国人而言，除非丧心病狂，怎么能说‘文革’好呢？”刘东将海外的中国研究学界分为三个圈子，一是大学里的学者，二是智库人员，三是记者之类人员（如埃德加·斯诺）。“众声喧哗的‘中国观察’中，其实也有很多不靠谱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另外的问题是，一面是海外中国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目前总数已达数千人之巨，而中国留学生还不断想方设法地加入进去；每逢亚洲学会召开年会，人们简直就像走进了众声喧哗的学术超级市场，往往需要许多个分会场从早到晚地齐头并进。但另一面却是，随着列文森、费正清、史华兹、魏斐德等大师级学者的相继离世，却难以看到有同样量级的学者顶替他们的位置。海外中国研究学界能否涌现出新的大师级学者，能否不断有成色十足的精彩著作问世，将决定“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将来的命运如何。
读着“洋书”去认知中国，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带给中国人的最为奇妙的经历之一。但同时，刘东越来越觉得，中国知识界对海外汉学家不应顶礼膜拜，而是要将其作为对话的对手，“让中国的国学迎着汉学的挑战，并长争高，这才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摘自《中华读书报》 本文作者：王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