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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藏具有悠久和独特的饮茶文化，茶产业的发展对于西藏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章从西藏茶文化、茶贸易、茶产业发展几个方面对西藏茶产业发展进行阐述，分析了西藏茶产业区域特点和优势，并提出西藏茶产业发展建议，为更好地推进茶叶区域布局，促进茶叶生产提供借鉴。
关键词：西藏;茶叶;发展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 of
Tea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PENG Junhua1，LIU Hongli2，TAN Qiong3
1.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Technology Extension Center of Linzhi City， Linzhi 860000， China;
2.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and Engineering， Guangzhou 510000， China; 3.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Management Office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has a long history and unique tea-drinking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aindust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his article introducedthe development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from the aspects of tea culture， tea trade， and tea industry development，analyzed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the tea industry， and suggested the regional layout of tea.At the same time， the article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ea industry，which coul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rresponding tea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enterprises.
Keywords：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ea， development
西藏具有悠久和独特的饮茶文化，分析西藏茶产业区域特点和优势，提出西藏茶产业发展建议，对更好地推进当地茶叶的区域布局和促进茶叶生产都具有现实意义。
一、饮茶历史与文化
传说在茶叶未传入西藏地区之前（公元3—4世纪），西藏先民们曾把一种树木的皮剥下来熬制成汁饮用。到了三国时代，西藏寺庙的喇嘛们开始试种茶树，但以失败告终[1]。学术界对于茶叶传入西藏的最早时间仍存在一定的争论，一些学者依据李肇所著《唐国史补》中记载的“常鲁公使西番，烹茶帐中”认为最早在吐蕃强盛时期（公元7—8世纪初），藏族人民已经认识到了茶叶的存在[2]。
历史上西藏不产茶，饮茶只能从外地运送。在“汉地”，民间往来和军队作战都需要大量的马匹，而西藏盛产良马，两者间的需求也就推动了西藏和“汉地”的茶马交易的出现，“茶马互市”就此出现在历史舞台（图1）。在历经唐、宋、元、明、清多个朝代后，“茶马互市”的发展达到了巅峰[3-4]。近代，由于各种原因“茶马交易”已经消失，但茶叶仍是西藏同胞们生活以及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
西藏地区以喝调饮茶为主，当地人们用石臼将茶捣碎，然后放在锅里用大火熬成褐色茶汁，再倒入茶壶中，加入西藏地区最常见的鲜奶，有时还会放入适量的食盐，或者姜皮、草果、花椒等调料，制成藏式风格的奶茶，这种茶奶香中带着一些不同的香味[5]。在中原地区，若茶饮中加入食盐、红枣之类的似乎难以让人接受，但在西藏人民看来却是习以为常[6]，从西藏的一句民谚“茶里无盐水一般”可知，这早已是当地的生活习俗。
此外，茶叶与西藏地区的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僧侣们饮茶不仅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解决生理上的需要，有利身体健康[7-8]。同时，佛教讲究克制自我、勤于实践、广行节俭，要求僧侣们有崇高的精神修养，对物质生活要求简朴[9-11]，饮茶修行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寺院文化。如拉萨大昭寺内保存着千年的康砖茶，已成为寺内受人供养的圣物，且寺院每年都会有特定日期的“收茶日”，收集藏族人民供奉的茶叶[12-13]。
二、茶产业发展现状
西藏茶产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得以快速发展。1956年，西藏从云南引进茶种试种，但成活量极少，初次试种以失败告终。1960年，原十八军留藏复员干部留驻易贡建设军垦农场，再次引种茶树，经过多次尝试后试种成功，并且在1970年成功实现小面积种植。1971年，西藏工委做出了《关于在西藏大力发展茶叶生产的决定》，先后从云南省和四川省调进10万kg茶籽，在海拔1 570～3 700 m的20多个县试种，虽在一些地区因地理和气候条件限制未试种成功，但仍在林芝市的米林、察隅等县成功开拓了一片新茶区。至1988年全藏茶园面积约142 hm2，采摘面积31 hm2。此后，随着对茶产业扶持力度的不断增强，西藏茶叶种植面积和产量也随之增加，2000年因受洪水冲击影响，茶叶种植面积和产量显著降低。2015年后，茶产业得以恢复。近年来，为将茶产业打造成西藏的重要经济支柱，自治区政府对茶产业的投入进一步增加，出台了一系列助推茶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2016年，西藏农牧厅成立了西藏茶文化协会，在助推茶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西藏税务局对边销茶生产企业免征增值税，进一步促进西藏茶产业的發展，茶叶种植面积及产量显著增加。目前，西藏的人均茶叶消费量为全国各省（区）之首。西藏茶叶的年消费量在2005年为2万t，现在大约为7万t，年人均茶叶消费量15 kg左右。随着西藏社会经济水平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茶叶的年总消费量也在逐年增长。 作为西藏茶叶主产区，林芝市茶园面积达2 706 hm2，其中墨脱县1 128 hm2、察隅县1 101 hm2、易贡茶场338 hm2、波密县221 hm2。另外，鲁朗管委会拉月村也有茶园14 hm2。
墨脱县因经济发展落后，一直被称为“高原孤岛”，但其处于北纬30°附近，有着与西湖龙井、安化黑茶、印度阿萨姆邦等名茶产地相近纬度位置，具有得天独厚的有机种植环境，为茶叶种植提供了极为出色的生态条件，可产出品质优异的茶叶。2013年墨脱县公路通车后，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已成为林芝市最大的茶叶生产基地。2016年5月18日，在中国（上海）国际茶业博览会上，墨脱县红茶获得了“中国好茶叶”银奖;2018年，又获得第七届四川国际茶业博览会专家评选活动金奖。如今，茶产业已成为墨脱县重要的支柱产业。
察隅县茶叶种植发展较晚，2017年始进行茶叶种植，2017、2018、2019年分别种植茶叶146、483、182 hm2。目前已总投资14 117万元（其中政府资金12 616万元、企业资金1 501万元），在察隅河流域3个乡镇25个村及察隅农场共发展茶园1 000 hm2，打造茶叶种植基地33个，打造房前屋后茶叶种植试点村3个。察隅县主要种植的茶树品种为福选9号、梅占、名选131号、软枝乌龙。目前，全县有4家企业从事茶叶生产和销售工作。2020年4月易贡茶业有限公司在察隅镇卡地村收购茶青171 kg，首次实现了产茶。
易贡茶场成立于2008年12月，注册资金20万元，是一家集茶叶种植、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国有独资企业。公司以“雪域茶谷、红色易贡”为发展主题，秉承生态、安全、健康理念，创建“雪域茶谷”茶叶品牌，茶旅互动、以茶促旅、以旅兴茶，打造“品藏茶、看易贡”双赢平台，力创林芝市茶产业“标杆”。公司现有茶园面积333 hm2，其中投产茶园164 hm2。种植最多的品种为四川中小叶群体种，新种植的还有福选9号、梅占、福鼎大白茶以及软枝乌龙等茶树良种。2013年，易贡茶场获得有机茶认证，成为了林芝市茶叶产业龙头企业。
波密县茶产业发展较晚，茶园主要分布在易贡乡和古乡，主要种植软枝乌龙、中小叶种和大茶树。目前，波密县落实了500 hm2的地块拟发展新茶园，正在开展143 hm2集中连片茶园建设工作。为进一步加快茶产业发展，波密县结合自身观光特色，开展茶、旅融合发展模式，并被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波密县古乡雪瓦卡村通过发展茶产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增收1 000余万元，其中建档立卡户户均增收7 000余元，茶园纯收入达9 000元/hm2，并通过土地流转进一步提高茶农收入。
西藏茶产业逐渐壮大的背后，除了有西藏人民的辛勤劳作，更有来自包括广东援藏工作队等各省的大力支持。在“十三五”期间，广东省援藏工作组明确茶业发展项目8个，共投入资金6 135万元，其中2020年实施3个项目，投入资金950万元。广州援藏工作组力促茶旅融合，将茶园观光与桃花观赏结合起来。佛山援藏工作组自2012年协助建成第一个试验性茶园起，制定发展规划、推进茶园管理优化工程、建设茶产业研发中心等。深圳援藏工作组将茶业种植与“向前推”工程、援藏小康村建设等项目有机结合，在边民搬迁地、小康村种植茶叶，进一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改变了新搬迁的边境居民主要以政策性补贴收入为主的状况，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同时，还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和浙江大学、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的茶叶种植、土肥、病虫害、加工等领域的专家深入茶园进行技术指导，千方百计帮助当地发展茶产业。
三、茶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 茶文化与产业发展未有机结合
茶叶消费及其文化在西藏不断演进，但目前茶文化与茶产业间尚处于分离状态，西藏特有的茶文化未能深度融入茶产业之中，茶叶产品缺少文化元素。
2. 茶叶产业化和组织化程度低
目前，西藏多数茶园规模小，茶叶种植管护不到位，基础设施薄弱。因缺乏技术指导，现有茶农无法做到科学施肥，面对灾害天气应对能力不足，大部分茶园种植、采摘、生产方式还属于自然农业，产量也较低。
3. 土地资源紧张成为产业发展桎梏
截至2018年12月，西藏茶叶主产区林芝市土地资源共1 145万hm2，其中宜林地面积（分布于河谷底部，海拔4 200～4 600 m）609万hm2，占53.2%，不宜农林牧利用的土地面积328万hm2，占28.7%，而宜农土地面积（分布于河谷地带各阶地及洪积群、洪积扇、洪积台，海拔150～3 000 m）只有5 613 hm2，其中可垦水耕农地873 hm2，可垦旱耕农地仅4 740 hm2。受土地因素制约，林芝茶园建设缺少可利用土地，新开垦土地手续繁杂，选址工作难度大且遇到占用林地、基本农田等红线问题，严重制约茶产业发展。
四、茶产业发展建议及对策
为贯彻落实2020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三农”工作部署，推动西藏茶产业发展，增加农牧民收入，实现质量兴茶、绿色兴茶、品牌兴茶，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茶产业发展之路，对西藏茶产业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 适当扩大茶园面积和产业规模
在茶产业布局上建立以中小叶种、福鼎大白茶等为主栽品种，以林芝市波密县、察隅县、墨脱县、易贡茶场、察隅农场茶叶种植适宜区域为优势主产区，以林芝市巴宜区、山南市错那县、隆子县为茶叶适度规模种植区;从资源互补、循环发展角度出发推进形成区域分工协作，特色鲜明、要素优势互补的加工业发展格局。到2025年，使全区茶叶种植面积达到6 666 hm2，可采摘面積达到3 333 hm2以上。培育茶叶加工企业5家，低氟健康茶加工能力达4 000 t，精品茶加工能力达到1 000 t，保障全区低氟健康茶的市场供应，并在全国茶叶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 2. 延伸产业链融合发展
西藏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因此可以茶为载体，以丰富的茶文化内涵和绚丽多彩的民风民俗活动为内容，进行科学的规划设计，通过“茶产业+文化+旅游”相融合，以秀美幽静的环境为条件，以茶区多样性的自然景观和特定历史文化景观为依托，建设藏家乐吸引游藏旅客观光旅游，促进西藏茶产业健康发展，实现西藏农牧民双创收。此外，茶产业涉及的种植、加工、运输、销售、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等环节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企业在租借土地种植茶叶的同时，也会支付土地流转费，并带动周边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从而让西藏农牧民们增加额外收入。
3. 增强茶叶美誉度和知名度
西藏的茶叶贸易在满足自身供给的情况下应走发展精品路线，一方面生产西藏人民日常饮用的砖茶，依托“无公害”优势，积极引进优势企业，逐步培育藏区茶叶的市场形象。同时充分利用其资金、技术、管理和营销优势，以委托加工等方式，引进吸收先进的生产、加工技术，提高本地企业的产量和档次。加大本地产业产品的开发力度，通过政策扶持、引导等措施，鼓励企业争创国家级和省级名牌产品和绿色、有机食品认证，发展壮大一批龙头企业，优化改造一批较好的茶叶加工企业，逐步实现“茶厂标准化，加工规范化，产品无公害化的目标，增强藏区茶叶的市场美誉度和知名度。另一方面也应打造属于西藏优秀的茶品牌，将眼光对准发达的内陆和沿海城市，如北京、广州、潮汕、杭州等茶叶消费量高的城市，为西藏茶叶打开广阔市场。特别是在电商时代，西藏茶产业应借助“互联网+”模式，通过电商平台扩大品牌影响力，增加营销范围，打开网络销售领域。
参考文献
[1] 王忠. 唐代汉藏两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J]. 历史研究， 1965（5）： 54-55.
[2] 鲁子健. 清代藏汉边茶贸易新探[J]. 中国藏学， 1990（3）： 50-60.
[3] 措吉. 《格萨尔》中的茶文化[J]. 西藏研究， 2004（4）： 52-60.
[4] 汪海鷹. 南路边茶及“川藏茶马古道”茶俗文化研究[D]. 重庆： 西南农业大学， 2005.
[5] 林永匡， 王熹. 清代西北贸易史[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1.
[6]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 汉藏史集——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
[7] 王尧. 吐蕃文化[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9： 187.
[8] 王辅仁， 索文清. 藏族史要[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0.
[9] 钟毓. 西康茶业[M]. 北京： 建国书店， 1942.
[10] 高思青， 胥锦桦， 禹利君. 试论湖南黑茶与藏传佛教文化的互促发展[J]. 福建茶叶， 2009， 31（4）： 46-48.
[11] 江玉祥. 雅安与茶马古道[J]. 四川文物， 2012（2）： 73-82.
[12] 黎立. 论清代打箭炉茶叶贸易[D].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13.
[13] 赵国栋. 西藏茶馆及其社会空间[J]. 西藏研究， 2014（6）：
100-107.
关键词：西藏;茶叶;发展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 of
Tea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PENG Junhua1，LIU Hongli2，TAN Qiong3
1.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Technology Extension Center of Linzhi City， Linzhi 860000， China;
2.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and Engineering， Guangzhou 510000， China; 3.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Management Office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has a long history and unique tea-drinking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aindust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his article introducedthe development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from the aspects of tea culture， tea trade， and tea industry development，analyzed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the tea industry， and suggested the regional layout of tea.At the same time， the article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ea industry，which coul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rresponding tea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enterprises.
Keywords：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ea， development
西藏具有悠久和独特的饮茶文化，分析西藏茶产业区域特点和优势，提出西藏茶产业发展建议，对更好地推进当地茶叶的区域布局和促进茶叶生产都具有现实意义。
一、饮茶历史与文化
传说在茶叶未传入西藏地区之前（公元3—4世纪），西藏先民们曾把一种树木的皮剥下来熬制成汁饮用。到了三国时代，西藏寺庙的喇嘛们开始试种茶树，但以失败告终[1]。学术界对于茶叶传入西藏的最早时间仍存在一定的争论，一些学者依据李肇所著《唐国史补》中记载的“常鲁公使西番，烹茶帐中”认为最早在吐蕃强盛时期（公元7—8世纪初），藏族人民已经认识到了茶叶的存在[2]。
历史上西藏不产茶，饮茶只能从外地运送。在“汉地”，民间往来和军队作战都需要大量的马匹，而西藏盛产良马，两者间的需求也就推动了西藏和“汉地”的茶马交易的出现，“茶马互市”就此出现在历史舞台（图1）。在历经唐、宋、元、明、清多个朝代后，“茶马互市”的发展达到了巅峰[3-4]。近代，由于各种原因“茶马交易”已经消失，但茶叶仍是西藏同胞们生活以及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
西藏地区以喝调饮茶为主，当地人们用石臼将茶捣碎，然后放在锅里用大火熬成褐色茶汁，再倒入茶壶中，加入西藏地区最常见的鲜奶，有时还会放入适量的食盐，或者姜皮、草果、花椒等调料，制成藏式风格的奶茶，这种茶奶香中带着一些不同的香味[5]。在中原地区，若茶饮中加入食盐、红枣之类的似乎难以让人接受，但在西藏人民看来却是习以为常[6]，从西藏的一句民谚“茶里无盐水一般”可知，这早已是当地的生活习俗。
此外，茶叶与西藏地区的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僧侣们饮茶不仅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解决生理上的需要，有利身体健康[7-8]。同时，佛教讲究克制自我、勤于实践、广行节俭，要求僧侣们有崇高的精神修养，对物质生活要求简朴[9-11]，饮茶修行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寺院文化。如拉萨大昭寺内保存着千年的康砖茶，已成为寺内受人供养的圣物，且寺院每年都会有特定日期的“收茶日”，收集藏族人民供奉的茶叶[12-13]。
二、茶产业发展现状
西藏茶产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得以快速发展。1956年，西藏从云南引进茶种试种，但成活量极少，初次试种以失败告终。1960年，原十八军留藏复员干部留驻易贡建设军垦农场，再次引种茶树，经过多次尝试后试种成功，并且在1970年成功实现小面积种植。1971年，西藏工委做出了《关于在西藏大力发展茶叶生产的决定》，先后从云南省和四川省调进10万kg茶籽，在海拔1 570～3 700 m的20多个县试种，虽在一些地区因地理和气候条件限制未试种成功，但仍在林芝市的米林、察隅等县成功开拓了一片新茶区。至1988年全藏茶园面积约142 hm2，采摘面积31 hm2。此后，随着对茶产业扶持力度的不断增强，西藏茶叶种植面积和产量也随之增加，2000年因受洪水冲击影响，茶叶种植面积和产量显著降低。2015年后，茶产业得以恢复。近年来，为将茶产业打造成西藏的重要经济支柱，自治区政府对茶产业的投入进一步增加，出台了一系列助推茶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2016年，西藏农牧厅成立了西藏茶文化协会，在助推茶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西藏税务局对边销茶生产企业免征增值税，进一步促进西藏茶产业的發展，茶叶种植面积及产量显著增加。目前，西藏的人均茶叶消费量为全国各省（区）之首。西藏茶叶的年消费量在2005年为2万t，现在大约为7万t，年人均茶叶消费量15 kg左右。随着西藏社会经济水平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茶叶的年总消费量也在逐年增长。 作为西藏茶叶主产区，林芝市茶园面积达2 706 hm2，其中墨脱县1 128 hm2、察隅县1 101 hm2、易贡茶场338 hm2、波密县221 hm2。另外，鲁朗管委会拉月村也有茶园14 hm2。
墨脱县因经济发展落后，一直被称为“高原孤岛”，但其处于北纬30°附近，有着与西湖龙井、安化黑茶、印度阿萨姆邦等名茶产地相近纬度位置，具有得天独厚的有机种植环境，为茶叶种植提供了极为出色的生态条件，可产出品质优异的茶叶。2013年墨脱县公路通车后，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已成为林芝市最大的茶叶生产基地。2016年5月18日，在中国（上海）国际茶业博览会上，墨脱县红茶获得了“中国好茶叶”银奖;2018年，又获得第七届四川国际茶业博览会专家评选活动金奖。如今，茶产业已成为墨脱县重要的支柱产业。
察隅县茶叶种植发展较晚，2017年始进行茶叶种植，2017、2018、2019年分别种植茶叶146、483、182 hm2。目前已总投资14 117万元（其中政府资金12 616万元、企业资金1 501万元），在察隅河流域3个乡镇25个村及察隅农场共发展茶园1 000 hm2，打造茶叶种植基地33个，打造房前屋后茶叶种植试点村3个。察隅县主要种植的茶树品种为福选9号、梅占、名选131号、软枝乌龙。目前，全县有4家企业从事茶叶生产和销售工作。2020年4月易贡茶业有限公司在察隅镇卡地村收购茶青171 kg，首次实现了产茶。
易贡茶场成立于2008年12月，注册资金20万元，是一家集茶叶种植、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国有独资企业。公司以“雪域茶谷、红色易贡”为发展主题，秉承生态、安全、健康理念，创建“雪域茶谷”茶叶品牌，茶旅互动、以茶促旅、以旅兴茶，打造“品藏茶、看易贡”双赢平台，力创林芝市茶产业“标杆”。公司现有茶园面积333 hm2，其中投产茶园164 hm2。种植最多的品种为四川中小叶群体种，新种植的还有福选9号、梅占、福鼎大白茶以及软枝乌龙等茶树良种。2013年，易贡茶场获得有机茶认证，成为了林芝市茶叶产业龙头企业。
波密县茶产业发展较晚，茶园主要分布在易贡乡和古乡，主要种植软枝乌龙、中小叶种和大茶树。目前，波密县落实了500 hm2的地块拟发展新茶园，正在开展143 hm2集中连片茶园建设工作。为进一步加快茶产业发展，波密县结合自身观光特色，开展茶、旅融合发展模式，并被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波密县古乡雪瓦卡村通过发展茶产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增收1 000余万元，其中建档立卡户户均增收7 000余元，茶园纯收入达9 000元/hm2，并通过土地流转进一步提高茶农收入。
西藏茶产业逐渐壮大的背后，除了有西藏人民的辛勤劳作，更有来自包括广东援藏工作队等各省的大力支持。在“十三五”期间，广东省援藏工作组明确茶业发展项目8个，共投入资金6 135万元，其中2020年实施3个项目，投入资金950万元。广州援藏工作组力促茶旅融合，将茶园观光与桃花观赏结合起来。佛山援藏工作组自2012年协助建成第一个试验性茶园起，制定发展规划、推进茶园管理优化工程、建设茶产业研发中心等。深圳援藏工作组将茶业种植与“向前推”工程、援藏小康村建设等项目有机结合，在边民搬迁地、小康村种植茶叶，进一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改变了新搬迁的边境居民主要以政策性补贴收入为主的状况，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同时，还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和浙江大学、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的茶叶种植、土肥、病虫害、加工等领域的专家深入茶园进行技术指导，千方百计帮助当地发展茶产业。
三、茶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 茶文化与产业发展未有机结合
茶叶消费及其文化在西藏不断演进，但目前茶文化与茶产业间尚处于分离状态，西藏特有的茶文化未能深度融入茶产业之中，茶叶产品缺少文化元素。
2. 茶叶产业化和组织化程度低
目前，西藏多数茶园规模小，茶叶种植管护不到位，基础设施薄弱。因缺乏技术指导，现有茶农无法做到科学施肥，面对灾害天气应对能力不足，大部分茶园种植、采摘、生产方式还属于自然农业，产量也较低。
3. 土地资源紧张成为产业发展桎梏
截至2018年12月，西藏茶叶主产区林芝市土地资源共1 145万hm2，其中宜林地面积（分布于河谷底部，海拔4 200～4 600 m）609万hm2，占53.2%，不宜农林牧利用的土地面积328万hm2，占28.7%，而宜农土地面积（分布于河谷地带各阶地及洪积群、洪积扇、洪积台，海拔150～3 000 m）只有5 613 hm2，其中可垦水耕农地873 hm2，可垦旱耕农地仅4 740 hm2。受土地因素制约，林芝茶园建设缺少可利用土地，新开垦土地手续繁杂，选址工作难度大且遇到占用林地、基本农田等红线问题，严重制约茶产业发展。
四、茶产业发展建议及对策
为贯彻落实2020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三农”工作部署，推动西藏茶产业发展，增加农牧民收入，实现质量兴茶、绿色兴茶、品牌兴茶，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茶产业发展之路，对西藏茶产业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 适当扩大茶园面积和产业规模
在茶产业布局上建立以中小叶种、福鼎大白茶等为主栽品种，以林芝市波密县、察隅县、墨脱县、易贡茶场、察隅农场茶叶种植适宜区域为优势主产区，以林芝市巴宜区、山南市错那县、隆子县为茶叶适度规模种植区;从资源互补、循环发展角度出发推进形成区域分工协作，特色鲜明、要素优势互补的加工业发展格局。到2025年，使全区茶叶种植面积达到6 666 hm2，可采摘面積达到3 333 hm2以上。培育茶叶加工企业5家，低氟健康茶加工能力达4 000 t，精品茶加工能力达到1 000 t，保障全区低氟健康茶的市场供应，并在全国茶叶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 2. 延伸产业链融合发展
西藏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因此可以茶为载体，以丰富的茶文化内涵和绚丽多彩的民风民俗活动为内容，进行科学的规划设计，通过“茶产业+文化+旅游”相融合，以秀美幽静的环境为条件，以茶区多样性的自然景观和特定历史文化景观为依托，建设藏家乐吸引游藏旅客观光旅游，促进西藏茶产业健康发展，实现西藏农牧民双创收。此外，茶产业涉及的种植、加工、运输、销售、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等环节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企业在租借土地种植茶叶的同时，也会支付土地流转费，并带动周边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从而让西藏农牧民们增加额外收入。
3. 增强茶叶美誉度和知名度
西藏的茶叶贸易在满足自身供给的情况下应走发展精品路线，一方面生产西藏人民日常饮用的砖茶，依托“无公害”优势，积极引进优势企业，逐步培育藏区茶叶的市场形象。同时充分利用其资金、技术、管理和营销优势，以委托加工等方式，引进吸收先进的生产、加工技术，提高本地企业的产量和档次。加大本地产业产品的开发力度，通过政策扶持、引导等措施，鼓励企业争创国家级和省级名牌产品和绿色、有机食品认证，发展壮大一批龙头企业，优化改造一批较好的茶叶加工企业，逐步实现“茶厂标准化，加工规范化，产品无公害化的目标，增强藏区茶叶的市场美誉度和知名度。另一方面也应打造属于西藏优秀的茶品牌，将眼光对准发达的内陆和沿海城市，如北京、广州、潮汕、杭州等茶叶消费量高的城市，为西藏茶叶打开广阔市场。特别是在电商时代，西藏茶产业应借助“互联网+”模式，通过电商平台扩大品牌影响力，增加营销范围，打开网络销售领域。
参考文献
[1] 王忠. 唐代汉藏两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J]. 历史研究， 1965（5）：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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