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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父母育儿行为对儿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如何科学评估父母育儿行为是目前研究者面临的关键问题。通过梳理与分析发现，国外常用的父母育儿行为评估工具主要以问卷测量和观察记录为主;大部分工具同时评估父母积极和消极的育儿行为;观察评估主要在实验室与家庭中进行。未来中国婴幼儿父母育儿行为评估的相关研究可以从三方面开展：对国外已有评估工具进行本土化修订;结合时代背景研制评估工具;针对0～1岁婴幼儿父母开发评估工具。
关键词：婴幼儿;育儿行为;评估工具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502（2021）05-0059-08
作者简介：吴晓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在讀，主要研究方向为学前儿童家庭教育;李晓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一、引言
婴幼儿时期是个体发展的关键时期，该阶段的生活经历对个体未来发展至关重要[1]。随着“三孩”政策的开放，父母养育受到了更多关注。父母作为婴幼儿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其育儿行为影响婴幼儿的语言技能[2]、执行功能[3]、社会情绪[4]、行为问题[5]、心理健康[6]等多方面的发展。育儿行为指父母养育子女时在身体、语言和情绪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定行为[7][8]。对父母育儿行为进行科学评估，有助于研究者较为全面地了解父母育儿行为的特点，帮助父母改善育儿行为，进而促进婴幼儿早期发展。然而，目前我国仅有少数研究者开发了父母育儿行为评估工具，如《育儿评估工具》（Parenting Assessment Tool， 缩写为PAT）[9]。该工具虽然对中国婴幼儿父母的育儿行为进行了概括，但由于缺乏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的支持，评估结果的科学性还有待商榷。而国外在这方面开展了较多研究，开发了许多评估工具。其中部分工具的开发过程较为严谨，维度和条目较为全面，信效度良好，得到了广泛应用及验证，对进一步研制我国婴幼儿父母育儿行为评估工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对近年来国外广泛使用的婴幼儿父母育儿行为评估工具进行了系统梳理，以期为我国未来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二、 父母育儿行为的评估方式
（一）基于问卷的父母育儿行为评估
问卷是评估父母育儿行为的主要工具。近年来，在婴幼儿父母育儿行为方面较为常用的问卷主要有以下六种。
1. 育儿量表
阿诺德（Arnold）等编制的《育儿量表》（The Parenting Scale， 缩写为PS）适用于评估18～48月龄婴幼儿父母的育儿行为，是目前国外应用最广泛的父母育儿行为量表之一。该量表由放任（laxness）、过度反应（overreactivity）、唠叨（verbosity）三个维度组成，共30个项目，主要用于评估父母在育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消极行为。该量表采用7点计分，从“1”到“7”表示“从来没有或很少”到“大多数时候”，得分越高，说明父母出现消极育儿行为的频率越高[10]。
特勒班（Taraban）等以519名18月龄婴幼儿父母作为研究对象，对《育儿量表》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该量表信度较好[11]。目前，该量表在我国主要用于评估学龄儿童父母的育儿行为，信效度较好。但目前该量表在婴幼儿父母群体中暂未得到运用，因此尚无法判断其在我国婴幼儿父母群体中的适用性。
2. 父母行为问卷
洛夫乔伊（Lovejoy）等编制的《父母行为问卷》（The Parent Behavior Inventory， 缩写为PBI）包含敌意/强制（hostile/coercive）和支持/参与（supportive/engaged）两个维度，共20个项目。该问卷采用6点计分，从“0”到“5”表示从“我不这样做”到“我经常这样做”，得分越高说明父母出现该育儿行为的频率越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均达到了心理测量学标准[12]。
国内学者贾守梅等人将其翻译后引进中国，对上海市148名学前儿童父母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中文版PBI的信效度也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标准，适用于评估我国3～6岁幼儿父母的育儿行为[13]。
3. 养育幼儿量表
麦凯克伦（McEachern）等编制的《养育幼儿量表》（The Parenting Young Children， 缩写为PARYC）包含支持良好行为（supporting good behavior）、设定限制（setting limits）和前瞻性养育（proactive parenting）三个维度，共21个项目。该量表采用7点计分，父母报告最近一个月每种育儿行为的频率，从“1”到“7”表示“从来没有”到“大部分时间都有”，分数越高，说明父母出现该育儿行为的频率越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结构效度和聚合效度良好，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14]。近年来，许多研究者使用该量表时采用5点计分，从“0”到“4”表示从“从不”到“经常”，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15]。目前该量表在我国婴幼儿父母群体中暂未得到运用，因此尚无法判断其在我国婴幼儿父母群体中的适用性。
4. 育儿和家庭适应量表
桑德斯（Sanders）等编制的《育儿和家庭适应量表》（The Parenting and Family Adjustment Scales， 缩写为PAFAS）适用于2～12岁儿童的父母。该量表包含育儿（The Parenting Scale）和家庭适应（The Family Adjustment Scale）两个分量表。其中育儿分量表主要用于测查父母的育儿行为和亲子关系质量，包含父母一致性（parental consistency）、强制性养育（coercive parenting）、积极鼓励（positive encouragement）和亲子关系（parent-child relationship）四个维度，共18个项目。该量表采用4点计分，从“0”到“3”表示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结构效度[16]。国内研究者郭明春与PAFAS的研制者合作，将其翻译成中文版，以650名2～12岁中国儿童的父母为被试，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检验了这一量表的适用性，并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量表保留原量表的维度，共15个项目，信效度良好[17]。 5. 父母育儿多维评估量表
帕伦特（Parent）和福汉德（Forehand）基于依恋理论、生态系统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确定了父母育儿行为的三个关键要素：温暖、敌意和行为控制，而后结合实证研究编制《父母育儿多维评估量表》（The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Parenting Scale， 缩写为MAPS）。该量表包括前瞻性养育（proactive parenting）、正强化（positive reinforcement）、温暖（warmth）、支持（supportiveness）、敌意（hostility）、放任（lax control）、身体控制（physical control）七个维度，共34个项目，适用于评估3～17岁儿童父母的育儿行为。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1”到“5”表示“从不”到“总是”。得分越高，说明父母出现该育儿行为的频率越高[18]。我国研究者已将这一量表运用于学龄儿童父母群体中，信度良好[19]。该量表在我国婴幼儿父母群体中的适用性目前尚未可知。
6. 儿童早期养育综合问卷
费尔赫芬（Verhoeven）等在依恋理论、社会文化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基础上确定了《儿童早期养育综合问卷》（The Comprehensive Early Childhood Parenting Questionnaire， 缩写为CECPAQ）的五个维度：支持（support）、刺激（stimulation）、结构（structure）、严厉管教（harsh discipline）和积极管教（positive discipline）。其中，“支持”包含敏感性（sensitivity）、回应性（responsiveness）、情感（affection）三个子维度;“刺激”包含活动（activities）、接触（exposure）、玩具（toys）三个子维度;“结构”包含一致性（consistency）、过度反应（overreactivity）、放任（laxness）三个子维度;“严厉管教”包含言语惩罚（verbal punishment）、身体惩罚（physical punishment）、心理控制（psychological control）三个子维度;“积极管教”包含引导（induction）和表扬（praising）两个子维度。该量表共54个项目，适用于评估1～4岁婴幼儿父母的育儿行为。该量表采用6点计分，从“1”到“6”表示“从不”到“总是”。得分越高，说明父母出现该育儿行为的频率越高。统计检验结果显示，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0]。董书阳等人与CECPAQ的研制者合作，将该问卷翻译成中文，即CECPAQ-CV，对2339名中国1～4岁婴幼儿的母亲进行测查，結果显示，该问卷在中国1～4岁婴幼儿的母亲群体中也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1]。
（二）基于观察的父母育儿行为评估
虽然通过父母自我报告的方式获取问卷数据较为快捷方便，但此类评估结果可能会受到父母对自己育儿行为的自我认知偏差和社会期望的影响。此外，当父母同时报告自身的育儿行为以及其他关于父母或子女的相关变量时，容易产生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除了问卷法之外，研究者还可以通过观察法来测量父母的育儿行为。国外使用较多的观察工具主要有以下四种：主要用于实验室观察的《实验室养育评估测试》;主要在家庭情境中使用的《照料环境观察记录》和《爱荷华家庭互动编码体系》;既可以在实验室又可以在家庭情境中使用的《早期亲子关系评估》。
1. 实验室养育评估测试
威尔森（Wilson）和德宾（Durbin）基于依恋理论等编制的《实验室养育评估测试》（The Laboratory Parenting Assessment Battery， 缩写为Lab-PAB）主要用于测查3～6岁幼儿父母的育儿行为。该工具包含参与度（involvement）、积极性（positivity）、敌意（hostility）、干涉性（intrusiveness）、管教（discipline）五个维度， 共36个项目。该工具需要与能引发亲子互动的游戏搭配使用，如采用《二元亲子互动测试》（Dyadic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Batteries）引导父母与孩子进行亲子互动，母亲和父亲分别与孩子一起参与3个4～6分钟的任务，在任务之间安排2～3分钟的休息，使父母在孩子参与下一个任务之前回到基线状态。任务（1）磁铁拼图，即母亲教孩子使用磁铁板和几何图形拼出复杂的图形;任务（2）禁止玩玩具，即母亲禁止孩子玩实验室里具有吸引力的玩具，并尝试让孩子玩损坏的、没有吸引力的玩具，3分钟之后，母亲和孩子玩所有玩具1分钟;任务（3）合作画画，即母亲与孩子每人每次轮流画一条线，并需与上一个人画的线条相连;任务（4）大理石迷宫，即父亲教孩子使用有洞和有凹槽的木块搭建迷宫，并用大理石填充这些洞和凹槽;任务（5）禁止玩玩具，即父亲禁止孩子玩实验室里具有吸引力的玩具，并尝试让孩子玩破损的、没有吸引力的玩具，3分钟之后，父亲和孩子玩所有玩具1分钟（这项任务的执行方式与母亲的相似，但玩具不同）;任务（6）蚀刻草图迷宫，即父亲帮助孩子在迷宫表面画出一条蚀刻草图线[22]。研究人员对每个亲子互动任务进行录像，并使用《实验室养育评估测试》对这些视频进行5点计分，从“0”到“4”表示从“从不”到“经常”，得分越高说明父母出现该育儿行为的频率越高。统计检验结果显示，Lab-PAB在父亲和母亲两个群体之间具有测量等值性;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较高（父：0.63～0.86，母：0.78～0.91）;与幼儿的反应进行相关分析也表明Lab-PAB具有良好的效度[23]。该工具在国外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否适用于我国婴幼儿家庭还有待验证。
2. 照料环境观察记录 《照料环境观察记录》（The Observational Record of the Caregiving Environment， 缩写为ORCE）是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缩写为NICHD）基于依恋理论开发的，适用于评估6～36月龄婴幼儿父母的育儿行为。研究者首先录制父母和子女在家里玩玩具时的互动行为，接着由经过训练的编码员从六个维度进行编码。这六个维度分别是：（1）敏感性/回应性（sensitivity/responsiveness）：父母关注孩子的活动和需求，对孩子的行为和语言表达做出适当的反应;（2）干涉性（intrusiveness）：父母根据自身的想法控制孩子的行为，而不是尊重孩子的观点;（3）忽视/脱离（detachment/disengagement）：父母缺乏对孩子及其活动的情感参与或兴趣;（4）认知刺激（cognitive stimulation）：父母提供刺激，促进孩子学习;（5）积极对待（positive regard）：父母对孩子表达积极的情感，表现为温暖、微笑、热情、赞美等;（6）消极对待（negative regard）：父母否定孩子、消极性纠正、肢体紧张、面部表情严肃和紧张、非游戏性戏弄等[24]。该工具原本采用4点计分，不过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5点计分进行编码，从“1”到“5”表示从“完全没有此特征”到“此特征非常明显”[25]。虽然该工具在国外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否适用于我国婴幼儿家庭还有待验证。
3. 爱荷华家庭互动编码体系
梅尔比（Melby）等基于社会相互作用理论、社会行为理论和社会情境理论编制的《爱荷华家庭互动编码体系》（The Iowa Family Interaction Rating Scales，缩写为IFIRS）是一个宏观编码体系。与其他编码体系相比，它最鲜明的特点是不以某一特定时间为单位进行编码，而是观察者观察被观察者之间的完整互动之后，根据行为发生的频率和强度进行综合评分。该编码体系包含《育儿量表》（Parenting Scales）等7个分量表。其中，《育儿量表》主要用于观察和记录2岁至青少年期的儿童父母在亲子互动任务中表现出来的育儿行为。具体而言，该量表包含14种育儿行为：忽视/疏远（neglecting/distancing）、黄金时光（quality time）、父母影响（parental influence）、儿童监护（child monitoring）、管教不一致（inconsistent discipline）、管教一致（consistent discipline）、严厉管教（harsh discipline）、正强化（positive reinforcement）、理解引导（inductive reasoning）、鼓励独立（encourages independence）、强制（easily coerced）、干涉（intrusive）、敏感/以儿童为中心（sensitive/child centered）和促进认知发展（stimulates cognitive development）。一般而言，新手编码人员需参加10～12周的培训，每周培训20小时，通过相关测试后才能使用该编码手册。在编码过程中，编码人员观看2～3次亲子互动任务并进行记录，最后综合父母育儿行为出现的频率和强度进行9点计分。“1”表示“从未出现”，“3”表示“大部分情况下不出现”，“5”表示“有些时候出现”，“7”表示“出现频率和强度中等”，“9”表示“出现频率和强度都很高”[26]。目前我国研究者主要将这一工具用于研究学龄儿童父母的育儿行为[27]，尚未运用于学前儿童父母当中。
4. 早期亲子关系评估
克拉克（Clark）基于依恋理论等编制的《早期亲子关系评估》（The Parent-Child Early Relational Assessment， PCERA）适用于评估2月龄～5岁婴幼儿父母的育儿行为。首先，经过训练的研究人员在录像之前与父母进行沟通：“我们对您和您孩子一起进行的自由游戏深感兴趣，您可以像平时一样与孩子一起玩耍。录像结束后，我们会和您交流‘这与平时相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沟通结束后，父母使用玩具电话、书籍、娃娃、球等标准化玩具来进行喂食、结构化任务和自由游戏3项任务。这时，研究人员进行录像，每项任务录制5分钟。录像结束之后，研究人员观看录像，主要记录三方面内容：（1）在与婴幼儿游戏的过程中，父母促进婴幼儿探索等方面的行为表现;（2）婴幼儿的情感反应、语言表达、行为表达等方面的表现;（3）亲子双向互动情况。该工具包含29个与父母相关的项目、28个与婴幼儿相关的项目和8个亲子二元项目，共65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从“1”到“5”表示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父母的积极育儿行为越多[28]。虽然该工具在国外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否适用于我国婴幼儿家庭还有待验证。
三、小结与展望
（一）已有评估工具的特点
1. 以问卷测量和观察记录为主
目前关于父母育儿行为的評估主要以问卷法和观察法为主。一方面，问卷调查较为便捷，相对而言更容易获取大样本数据，但同时也容易受父母对自己育儿行为自我认知偏差和社会期望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人员直接观察父母的育儿行为并进行记录，有利于避免父母自我报告受自身主观判断的影响，但同时也存在耗费较多人力、物力、时间等问题，难以收集大样本数据。研究者往往根据研究目的和现实条件使用不同的研究工具或两者同时使用。
2. 兼具对积极与消极育儿行为的评估
绝大多数评估工具既测量父母积极的育儿行为，又评估父母消极的育儿行为。例如，在积极的父母育儿行为方面，大部分评估工具包含父母提供支持、实施积极养育、鼓励婴幼儿等方面的内容，用于测量父母满足婴幼儿需求、基于规则引导婴幼儿、对婴幼儿表达积极情感等方面的程度;在消极的父母育儿行为方面，大部分评估工具涉及父母过度干涉、实施消极管教、放任婴幼儿等方面的内容，用于测量父母控制婴幼儿行为、使用严厉强制性管教方法、与婴幼儿建立规则的情况。 3. 问卷开发过程逐渐重视理论指导
随着研究的不断进步，从《育儿量表》《父母行为问卷》《养育幼儿量表》和《育儿和家庭适应量表》等没有交代其开發评估工具的理论依据到《父母育儿多维评估量表》《儿童早期养育综合问卷》等强调其研制的理论背景，如基于依恋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社会文化理论等确定评估工具的维度，父母育儿行为问卷的开发逐渐重视理论的指导。
4. 问卷维度更加全面和丰富
由于早期测量工具的维度和条目比较有限，研究人员通常需要组合不同量表和调整项目内容，不利于研究结果的比较，关于父母育儿行为对婴幼儿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也较难推广。从《育儿量表》只测量父母消极的育儿行为，到《父母行为问卷》等除了测量父母消极育儿行为，还评估其积极育儿行为，父母育儿行为研究涉及的范围更加全面。另外，在同时测量父母消极和积极育儿行为的问卷中，从《父母行为问卷》只包含敌意/强制和支持/参与两个维度，到《育儿和家庭适应量表》包含父母一致性、强制性养育等四个维度，再到《父母育儿多维评估量表》包含温暖、支持、敌意、放任等七个维度，乃至《儿童早期养育综合问卷》从五个方面十四个子维度进行测量，问卷维度更加丰富，有助于研究人员更全面地评估父母育儿行为。
5. 实验室与家庭观察场景并存
基于观察的评估主要有实验室观察与家庭观察两种方式。基于实验室的观察可以为父母与婴幼儿提供统一、标准化的环境，但缺乏生态效度;而家庭情境对父母和婴幼儿而言更加熟悉，行为表现可能更为自然真实，但研究者入户观察在现实生活中实现难度较大，样本收集更具挑战性，且无法保证在家庭自然情境中能观察到所有计划评估的行为[29]。因此，研究者往往根据研究目的和现实条件决定开展实验室观察还是家庭观察。
（二）已有评估工具的局限性及未来研究启示
1. 国外评估工具有待本土化修订
目前国外部分评估工具尚未在我国进行本土化修订，而部分已被我国研究者修订和使用的覆盖年龄段较大的问卷仅用于我国学龄儿童父母群体，尚未在婴幼儿父母群体中进行检验，如《育儿量表》《父母育儿多维评估量表》。另外，基于观察的父母育儿行为评估工具在我国相关研究中更是极少被运用。实验室或家庭的某些情境，如蚀刻草图迷宫游戏等在我国日常亲子互动中并不常见。也就是说，虽然这些评估工具在国外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未经本土化修订，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我国婴幼儿父母群体。因此，建议未来研究引进国外广泛使用的婴幼儿父母育儿行为评估问卷和观察工具，通过实证研究测量信效度，检验其是否适用于我国婴幼儿家庭，对问卷具体项目和观察情境进行本土化修订。
2. 时代特点有待考虑
随着时代的发展，父母育儿行为可能随之不断变化，现在的父母可能会表现出过去的父母未曾出现过的育儿行为。例如，中国儿童中心于2018年开展的大型调查研究发现，电子产品的使用越来越低龄化，学前儿童上学日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长甚至高于小学低龄儿童[30]，为此，许多父母采取了“屏幕教育”;此外，随着“三孩”政策的开放，父母还需平衡对多个子女的爱、引导子女们和平相处。由此可见，父母育儿行为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然而，目前较少研究将这些与时代密切相关的育儿行为作为具体维度或条目纳入评估工具当中，新时代婴幼儿父母的育儿行为是否能够得到全面测量还有待考察。因此，建议未来研究结合时代背景，将与时代密切相关的父母育儿行为作为新维度或新项目或新观察情境纳入已有评估工具当中，研制与时俱进的婴幼儿父母育儿行为评估工具。
3. 0～1岁婴幼儿父母的育儿行为有待关注
目前大部分评估工具只针对1岁以上婴幼儿父母群体，较少关注0～1岁婴幼儿父母。然而，婴幼儿在0～1岁这一阶段各领域的发展速度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为迅速，婴幼儿在这一阶段能否获得父母足够的回应与照料对其今后身心能否健康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在生命早期，由于婴幼儿各方面发展均不成熟，父母采取的育儿行为与其他时期相比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父母需要格外关注婴幼儿的身高与体重，确保婴幼儿获得足够的睡眠与营养，促进婴幼儿大小肌肉运动能力发展，促使婴幼儿发展社会性等[31]。这意味着1岁以上婴幼儿父母育儿行为评估工具可能不能直接运用于1岁以下婴幼儿父母群体当中。因此，建议未来研究编制或修订适用于评估0～1岁婴幼儿父母育儿行为的评价工具。
【参考文献】
[1] DAELMANS B， DARMSTADT G L， LOMBARDI J， et al.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the found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
The Lancet， 2017， 389（10064）： 9-11.
[2] MADIGAN S， PRIME H， GRAHAM S A， et al. Parenting behavior and child language： a meta-analysis [J]. Pediatrics， 2019， 144（4）： 12.
[3] TREYVAUD K， DOYLE L W， LEE K J， et al. Parenting behavior at 2 years predicts school-age performance at 7 years in very preterm
children [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16， 57（7）： 814-821.
[4] ZHU J， OOI L L， WU M， et al. Exploring the links between unsociability， parenting behaviors， and socio-emotional functioning in young children in suburban China [J]. Earl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0， 31（9）： 1-18.
[5] BARNETT M A， PASCHALL K W， KOPYSTYNSKA O， et al. Pathways linking parental relationship changes，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parenting behaviors to young children’s development [J]. Family Relations， 2021，70（3）： 905-920.
[6] MAAG B， PHELPS R A， KIEL E J. Do maternal parenting behaviors indirectly link toddler dysregulated fear and child anxiety symptoms？ [J].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2021， 52（2）： 225-235.
[7] SPERA C. A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ing practices， parenting styles， and adolescent school achievement [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05， 17（2）： 125-146.
[8] 王萍.自閉症儿童家长教养行为干预的个案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2.
[9] CHENG L， DAI Y， ZHU Z， 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parenting assessment tool for Chinese parents [J].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2012， 38（4）： 588-594.
[10] ARNOLD D S， O’LEARY S G， WOLFF L S， et al. The parenting scale： a measure of dysfunctional parenting in discipline situations [J].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993， 5（2）： 137-144.
[11] TARABAN L， SHAW D S， LEVE L D， et al. Parental depression， overreactive parenting， and early childhoo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moderation by social support [J]. Child Development， 2019， 90（4）： e468-e485.
[12] LOVEJOY M C， WEIS R， O’HARE E， et al.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parent behavior inventory [J].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999， 11（4）： 534-545.
[13] 贾守梅，汪玲，谭晖，等.中文版父母行为问卷在儿童早期父母中应用的信效度检验[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3，21（9）：916-919.
[14] MCEACHERN A D， DISHION T J， WEAVER C M， et al. Parenting young children （PARYC）： validation of a self-report parenting measure [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2， 21（3）： 498-511.
[15] STORMSHAK E A， DEGARMO D， GARBACZ S A， et al. Using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to improve parenting skills and prevent
problem behavior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kindergarten [J]. Prevention Science， 2020，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16] SANDERS M R， MORAWSKA A， HASLAM D M， et al. Parenting and family adjustment scales （PAFAS）： validation of a brief parent-report
measure for use in assessment of parenting skills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J].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2014， 45（3）： 255-272.
[17] GUO M， MORAWSKA A， FILUS A. Validation of the parenting and family adjustment scales to measure parenting skills and family adjustment in Chinese parents [J].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2017， 50（3）： 139-154.
[18] PARENT J， FOREHAND R. The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parenting scale （MAPS）：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7， 26（8）： 2136-2151.
[19] HAN Z R， AHEMAITIJIANG N， YAN J， et al. Parent mindfulness， parenting， and child psychopathology in China [J]. Mindfulness， 2021，
12（2）： 334-343.
[20] VERHOEVEN M， DEKOVI M， BODDEN D， et al.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early childhood parenting
questionnaire （CECPAQ） for parents of 1-4 year-olds [J].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7， 14（2）： 233-247.
[21] DONG S， DUBAS J S， DEKOVI M， et al. Chinese version of comprehensive early childhood parenting questionnaire （CECPAQ-CV）：
factor structur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J]. Current Psychology， 2021， 40（2）： 1-16.
[22] EGELAND B， WEINFIELD N， HIESTER M， et al. Teaching tasks administration and scoring manua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5.
[23] WILSON S， DURBIN C E. The laboratory parenting assessment battery：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validation of an observational
parenting rating system[J].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12， 24（4）： 823-32.
[24] 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Child care and mother-child interaction in the first three years of life[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9， 35（6）： 1399-1413.
[25] LIND T， BERNARD K， YARGER H A， et al. Promoting compliance in children referred to 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Child Development， 2020， 91（2）： 563-576.
[26] MELBY J N， CONGER R D， et al. The Iowa family interaction rating scales： instrument summary[M]//KERIG P K， LINDAHL K M，
Family observational coding systems： resources for systematic research.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1： 33-58.
[27] 周暉，陈晓，范林林，等.正念教养干预在中国家长中的应用：可行性及有效性探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26（03）：158+199-203.
[28] CLARK R. The parent-child early relational assessment： a factorial validity study [J].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999，
59（5）： 821-846.
[29] LINDSTEDT J C， KORJA R， VILJA S， et al. Fathers’ prenatal attachment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quality of father-child interaction in infancy
and toddlerhood[J].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20， 35（4）： 478-488.
[30] 苑立新.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54-56.
[31]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alifornia infant/toddler learning & development foundations[M]. Sacramento：
Hippocrene Books， 2009： 1-104.
关键词：婴幼儿;育儿行为;评估工具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502（2021）05-0059-08
作者简介：吴晓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在讀，主要研究方向为学前儿童家庭教育;李晓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一、引言
婴幼儿时期是个体发展的关键时期，该阶段的生活经历对个体未来发展至关重要[1]。随着“三孩”政策的开放，父母养育受到了更多关注。父母作为婴幼儿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其育儿行为影响婴幼儿的语言技能[2]、执行功能[3]、社会情绪[4]、行为问题[5]、心理健康[6]等多方面的发展。育儿行为指父母养育子女时在身体、语言和情绪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定行为[7][8]。对父母育儿行为进行科学评估，有助于研究者较为全面地了解父母育儿行为的特点，帮助父母改善育儿行为，进而促进婴幼儿早期发展。然而，目前我国仅有少数研究者开发了父母育儿行为评估工具，如《育儿评估工具》（Parenting Assessment Tool， 缩写为PAT）[9]。该工具虽然对中国婴幼儿父母的育儿行为进行了概括，但由于缺乏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的支持，评估结果的科学性还有待商榷。而国外在这方面开展了较多研究，开发了许多评估工具。其中部分工具的开发过程较为严谨，维度和条目较为全面，信效度良好，得到了广泛应用及验证，对进一步研制我国婴幼儿父母育儿行为评估工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对近年来国外广泛使用的婴幼儿父母育儿行为评估工具进行了系统梳理，以期为我国未来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二、 父母育儿行为的评估方式
（一）基于问卷的父母育儿行为评估
问卷是评估父母育儿行为的主要工具。近年来，在婴幼儿父母育儿行为方面较为常用的问卷主要有以下六种。
1. 育儿量表
阿诺德（Arnold）等编制的《育儿量表》（The Parenting Scale， 缩写为PS）适用于评估18～48月龄婴幼儿父母的育儿行为，是目前国外应用最广泛的父母育儿行为量表之一。该量表由放任（laxness）、过度反应（overreactivity）、唠叨（verbosity）三个维度组成，共30个项目，主要用于评估父母在育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消极行为。该量表采用7点计分，从“1”到“7”表示“从来没有或很少”到“大多数时候”，得分越高，说明父母出现消极育儿行为的频率越高[10]。
特勒班（Taraban）等以519名18月龄婴幼儿父母作为研究对象，对《育儿量表》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该量表信度较好[11]。目前，该量表在我国主要用于评估学龄儿童父母的育儿行为，信效度较好。但目前该量表在婴幼儿父母群体中暂未得到运用，因此尚无法判断其在我国婴幼儿父母群体中的适用性。
2. 父母行为问卷
洛夫乔伊（Lovejoy）等编制的《父母行为问卷》（The Parent Behavior Inventory， 缩写为PBI）包含敌意/强制（hostile/coercive）和支持/参与（supportive/engaged）两个维度，共20个项目。该问卷采用6点计分，从“0”到“5”表示从“我不这样做”到“我经常这样做”，得分越高说明父母出现该育儿行为的频率越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均达到了心理测量学标准[12]。
国内学者贾守梅等人将其翻译后引进中国，对上海市148名学前儿童父母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中文版PBI的信效度也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标准，适用于评估我国3～6岁幼儿父母的育儿行为[13]。
3. 养育幼儿量表
麦凯克伦（McEachern）等编制的《养育幼儿量表》（The Parenting Young Children， 缩写为PARYC）包含支持良好行为（supporting good behavior）、设定限制（setting limits）和前瞻性养育（proactive parenting）三个维度，共21个项目。该量表采用7点计分，父母报告最近一个月每种育儿行为的频率，从“1”到“7”表示“从来没有”到“大部分时间都有”，分数越高，说明父母出现该育儿行为的频率越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结构效度和聚合效度良好，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14]。近年来，许多研究者使用该量表时采用5点计分，从“0”到“4”表示从“从不”到“经常”，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15]。目前该量表在我国婴幼儿父母群体中暂未得到运用，因此尚无法判断其在我国婴幼儿父母群体中的适用性。
4. 育儿和家庭适应量表
桑德斯（Sanders）等编制的《育儿和家庭适应量表》（The Parenting and Family Adjustment Scales， 缩写为PAFAS）适用于2～12岁儿童的父母。该量表包含育儿（The Parenting Scale）和家庭适应（The Family Adjustment Scale）两个分量表。其中育儿分量表主要用于测查父母的育儿行为和亲子关系质量，包含父母一致性（parental consistency）、强制性养育（coercive parenting）、积极鼓励（positive encouragement）和亲子关系（parent-child relationship）四个维度，共18个项目。该量表采用4点计分，从“0”到“3”表示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结构效度[16]。国内研究者郭明春与PAFAS的研制者合作，将其翻译成中文版，以650名2～12岁中国儿童的父母为被试，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检验了这一量表的适用性，并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量表保留原量表的维度，共15个项目，信效度良好[17]。 5. 父母育儿多维评估量表
帕伦特（Parent）和福汉德（Forehand）基于依恋理论、生态系统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确定了父母育儿行为的三个关键要素：温暖、敌意和行为控制，而后结合实证研究编制《父母育儿多维评估量表》（The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Parenting Scale， 缩写为MAPS）。该量表包括前瞻性养育（proactive parenting）、正强化（positive reinforcement）、温暖（warmth）、支持（supportiveness）、敌意（hostility）、放任（lax control）、身体控制（physical control）七个维度，共34个项目，适用于评估3～17岁儿童父母的育儿行为。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1”到“5”表示“从不”到“总是”。得分越高，说明父母出现该育儿行为的频率越高[18]。我国研究者已将这一量表运用于学龄儿童父母群体中，信度良好[19]。该量表在我国婴幼儿父母群体中的适用性目前尚未可知。
6. 儿童早期养育综合问卷
费尔赫芬（Verhoeven）等在依恋理论、社会文化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基础上确定了《儿童早期养育综合问卷》（The Comprehensive Early Childhood Parenting Questionnaire， 缩写为CECPAQ）的五个维度：支持（support）、刺激（stimulation）、结构（structure）、严厉管教（harsh discipline）和积极管教（positive discipline）。其中，“支持”包含敏感性（sensitivity）、回应性（responsiveness）、情感（affection）三个子维度;“刺激”包含活动（activities）、接触（exposure）、玩具（toys）三个子维度;“结构”包含一致性（consistency）、过度反应（overreactivity）、放任（laxness）三个子维度;“严厉管教”包含言语惩罚（verbal punishment）、身体惩罚（physical punishment）、心理控制（psychological control）三个子维度;“积极管教”包含引导（induction）和表扬（praising）两个子维度。该量表共54个项目，适用于评估1～4岁婴幼儿父母的育儿行为。该量表采用6点计分，从“1”到“6”表示“从不”到“总是”。得分越高，说明父母出现该育儿行为的频率越高。统计检验结果显示，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0]。董书阳等人与CECPAQ的研制者合作，将该问卷翻译成中文，即CECPAQ-CV，对2339名中国1～4岁婴幼儿的母亲进行测查，結果显示，该问卷在中国1～4岁婴幼儿的母亲群体中也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1]。
（二）基于观察的父母育儿行为评估
虽然通过父母自我报告的方式获取问卷数据较为快捷方便，但此类评估结果可能会受到父母对自己育儿行为的自我认知偏差和社会期望的影响。此外，当父母同时报告自身的育儿行为以及其他关于父母或子女的相关变量时，容易产生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除了问卷法之外，研究者还可以通过观察法来测量父母的育儿行为。国外使用较多的观察工具主要有以下四种：主要用于实验室观察的《实验室养育评估测试》;主要在家庭情境中使用的《照料环境观察记录》和《爱荷华家庭互动编码体系》;既可以在实验室又可以在家庭情境中使用的《早期亲子关系评估》。
1. 实验室养育评估测试
威尔森（Wilson）和德宾（Durbin）基于依恋理论等编制的《实验室养育评估测试》（The Laboratory Parenting Assessment Battery， 缩写为Lab-PAB）主要用于测查3～6岁幼儿父母的育儿行为。该工具包含参与度（involvement）、积极性（positivity）、敌意（hostility）、干涉性（intrusiveness）、管教（discipline）五个维度， 共36个项目。该工具需要与能引发亲子互动的游戏搭配使用，如采用《二元亲子互动测试》（Dyadic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Batteries）引导父母与孩子进行亲子互动，母亲和父亲分别与孩子一起参与3个4～6分钟的任务，在任务之间安排2～3分钟的休息，使父母在孩子参与下一个任务之前回到基线状态。任务（1）磁铁拼图，即母亲教孩子使用磁铁板和几何图形拼出复杂的图形;任务（2）禁止玩玩具，即母亲禁止孩子玩实验室里具有吸引力的玩具，并尝试让孩子玩损坏的、没有吸引力的玩具，3分钟之后，母亲和孩子玩所有玩具1分钟;任务（3）合作画画，即母亲与孩子每人每次轮流画一条线，并需与上一个人画的线条相连;任务（4）大理石迷宫，即父亲教孩子使用有洞和有凹槽的木块搭建迷宫，并用大理石填充这些洞和凹槽;任务（5）禁止玩玩具，即父亲禁止孩子玩实验室里具有吸引力的玩具，并尝试让孩子玩破损的、没有吸引力的玩具，3分钟之后，父亲和孩子玩所有玩具1分钟（这项任务的执行方式与母亲的相似，但玩具不同）;任务（6）蚀刻草图迷宫，即父亲帮助孩子在迷宫表面画出一条蚀刻草图线[22]。研究人员对每个亲子互动任务进行录像，并使用《实验室养育评估测试》对这些视频进行5点计分，从“0”到“4”表示从“从不”到“经常”，得分越高说明父母出现该育儿行为的频率越高。统计检验结果显示，Lab-PAB在父亲和母亲两个群体之间具有测量等值性;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较高（父：0.63～0.86，母：0.78～0.91）;与幼儿的反应进行相关分析也表明Lab-PAB具有良好的效度[23]。该工具在国外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否适用于我国婴幼儿家庭还有待验证。
2. 照料环境观察记录 《照料环境观察记录》（The Observational Record of the Caregiving Environment， 缩写为ORCE）是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缩写为NICHD）基于依恋理论开发的，适用于评估6～36月龄婴幼儿父母的育儿行为。研究者首先录制父母和子女在家里玩玩具时的互动行为，接着由经过训练的编码员从六个维度进行编码。这六个维度分别是：（1）敏感性/回应性（sensitivity/responsiveness）：父母关注孩子的活动和需求，对孩子的行为和语言表达做出适当的反应;（2）干涉性（intrusiveness）：父母根据自身的想法控制孩子的行为，而不是尊重孩子的观点;（3）忽视/脱离（detachment/disengagement）：父母缺乏对孩子及其活动的情感参与或兴趣;（4）认知刺激（cognitive stimulation）：父母提供刺激，促进孩子学习;（5）积极对待（positive regard）：父母对孩子表达积极的情感，表现为温暖、微笑、热情、赞美等;（6）消极对待（negative regard）：父母否定孩子、消极性纠正、肢体紧张、面部表情严肃和紧张、非游戏性戏弄等[24]。该工具原本采用4点计分，不过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5点计分进行编码，从“1”到“5”表示从“完全没有此特征”到“此特征非常明显”[25]。虽然该工具在国外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否适用于我国婴幼儿家庭还有待验证。
3. 爱荷华家庭互动编码体系
梅尔比（Melby）等基于社会相互作用理论、社会行为理论和社会情境理论编制的《爱荷华家庭互动编码体系》（The Iowa Family Interaction Rating Scales，缩写为IFIRS）是一个宏观编码体系。与其他编码体系相比，它最鲜明的特点是不以某一特定时间为单位进行编码，而是观察者观察被观察者之间的完整互动之后，根据行为发生的频率和强度进行综合评分。该编码体系包含《育儿量表》（Parenting Scales）等7个分量表。其中，《育儿量表》主要用于观察和记录2岁至青少年期的儿童父母在亲子互动任务中表现出来的育儿行为。具体而言，该量表包含14种育儿行为：忽视/疏远（neglecting/distancing）、黄金时光（quality time）、父母影响（parental influence）、儿童监护（child monitoring）、管教不一致（inconsistent discipline）、管教一致（consistent discipline）、严厉管教（harsh discipline）、正强化（positive reinforcement）、理解引导（inductive reasoning）、鼓励独立（encourages independence）、强制（easily coerced）、干涉（intrusive）、敏感/以儿童为中心（sensitive/child centered）和促进认知发展（stimulates cognitive development）。一般而言，新手编码人员需参加10～12周的培训，每周培训20小时，通过相关测试后才能使用该编码手册。在编码过程中，编码人员观看2～3次亲子互动任务并进行记录，最后综合父母育儿行为出现的频率和强度进行9点计分。“1”表示“从未出现”，“3”表示“大部分情况下不出现”，“5”表示“有些时候出现”，“7”表示“出现频率和强度中等”，“9”表示“出现频率和强度都很高”[26]。目前我国研究者主要将这一工具用于研究学龄儿童父母的育儿行为[27]，尚未运用于学前儿童父母当中。
4. 早期亲子关系评估
克拉克（Clark）基于依恋理论等编制的《早期亲子关系评估》（The Parent-Child Early Relational Assessment， PCERA）适用于评估2月龄～5岁婴幼儿父母的育儿行为。首先，经过训练的研究人员在录像之前与父母进行沟通：“我们对您和您孩子一起进行的自由游戏深感兴趣，您可以像平时一样与孩子一起玩耍。录像结束后，我们会和您交流‘这与平时相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沟通结束后，父母使用玩具电话、书籍、娃娃、球等标准化玩具来进行喂食、结构化任务和自由游戏3项任务。这时，研究人员进行录像，每项任务录制5分钟。录像结束之后，研究人员观看录像，主要记录三方面内容：（1）在与婴幼儿游戏的过程中，父母促进婴幼儿探索等方面的行为表现;（2）婴幼儿的情感反应、语言表达、行为表达等方面的表现;（3）亲子双向互动情况。该工具包含29个与父母相关的项目、28个与婴幼儿相关的项目和8个亲子二元项目，共65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从“1”到“5”表示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父母的积极育儿行为越多[28]。虽然该工具在国外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否适用于我国婴幼儿家庭还有待验证。
三、小结与展望
（一）已有评估工具的特点
1. 以问卷测量和观察记录为主
目前关于父母育儿行为的評估主要以问卷法和观察法为主。一方面，问卷调查较为便捷，相对而言更容易获取大样本数据，但同时也容易受父母对自己育儿行为自我认知偏差和社会期望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人员直接观察父母的育儿行为并进行记录，有利于避免父母自我报告受自身主观判断的影响，但同时也存在耗费较多人力、物力、时间等问题，难以收集大样本数据。研究者往往根据研究目的和现实条件使用不同的研究工具或两者同时使用。
2. 兼具对积极与消极育儿行为的评估
绝大多数评估工具既测量父母积极的育儿行为，又评估父母消极的育儿行为。例如，在积极的父母育儿行为方面，大部分评估工具包含父母提供支持、实施积极养育、鼓励婴幼儿等方面的内容，用于测量父母满足婴幼儿需求、基于规则引导婴幼儿、对婴幼儿表达积极情感等方面的程度;在消极的父母育儿行为方面，大部分评估工具涉及父母过度干涉、实施消极管教、放任婴幼儿等方面的内容，用于测量父母控制婴幼儿行为、使用严厉强制性管教方法、与婴幼儿建立规则的情况。 3. 问卷开发过程逐渐重视理论指导
随着研究的不断进步，从《育儿量表》《父母行为问卷》《养育幼儿量表》和《育儿和家庭适应量表》等没有交代其开發评估工具的理论依据到《父母育儿多维评估量表》《儿童早期养育综合问卷》等强调其研制的理论背景，如基于依恋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社会文化理论等确定评估工具的维度，父母育儿行为问卷的开发逐渐重视理论的指导。
4. 问卷维度更加全面和丰富
由于早期测量工具的维度和条目比较有限，研究人员通常需要组合不同量表和调整项目内容，不利于研究结果的比较，关于父母育儿行为对婴幼儿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也较难推广。从《育儿量表》只测量父母消极的育儿行为，到《父母行为问卷》等除了测量父母消极育儿行为，还评估其积极育儿行为，父母育儿行为研究涉及的范围更加全面。另外，在同时测量父母消极和积极育儿行为的问卷中，从《父母行为问卷》只包含敌意/强制和支持/参与两个维度，到《育儿和家庭适应量表》包含父母一致性、强制性养育等四个维度，再到《父母育儿多维评估量表》包含温暖、支持、敌意、放任等七个维度，乃至《儿童早期养育综合问卷》从五个方面十四个子维度进行测量，问卷维度更加丰富，有助于研究人员更全面地评估父母育儿行为。
5. 实验室与家庭观察场景并存
基于观察的评估主要有实验室观察与家庭观察两种方式。基于实验室的观察可以为父母与婴幼儿提供统一、标准化的环境，但缺乏生态效度;而家庭情境对父母和婴幼儿而言更加熟悉，行为表现可能更为自然真实，但研究者入户观察在现实生活中实现难度较大，样本收集更具挑战性，且无法保证在家庭自然情境中能观察到所有计划评估的行为[29]。因此，研究者往往根据研究目的和现实条件决定开展实验室观察还是家庭观察。
（二）已有评估工具的局限性及未来研究启示
1. 国外评估工具有待本土化修订
目前国外部分评估工具尚未在我国进行本土化修订，而部分已被我国研究者修订和使用的覆盖年龄段较大的问卷仅用于我国学龄儿童父母群体，尚未在婴幼儿父母群体中进行检验，如《育儿量表》《父母育儿多维评估量表》。另外，基于观察的父母育儿行为评估工具在我国相关研究中更是极少被运用。实验室或家庭的某些情境，如蚀刻草图迷宫游戏等在我国日常亲子互动中并不常见。也就是说，虽然这些评估工具在国外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未经本土化修订，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我国婴幼儿父母群体。因此，建议未来研究引进国外广泛使用的婴幼儿父母育儿行为评估问卷和观察工具，通过实证研究测量信效度，检验其是否适用于我国婴幼儿家庭，对问卷具体项目和观察情境进行本土化修订。
2. 时代特点有待考虑
随着时代的发展，父母育儿行为可能随之不断变化，现在的父母可能会表现出过去的父母未曾出现过的育儿行为。例如，中国儿童中心于2018年开展的大型调查研究发现，电子产品的使用越来越低龄化，学前儿童上学日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长甚至高于小学低龄儿童[30]，为此，许多父母采取了“屏幕教育”;此外，随着“三孩”政策的开放，父母还需平衡对多个子女的爱、引导子女们和平相处。由此可见，父母育儿行为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然而，目前较少研究将这些与时代密切相关的育儿行为作为具体维度或条目纳入评估工具当中，新时代婴幼儿父母的育儿行为是否能够得到全面测量还有待考察。因此，建议未来研究结合时代背景，将与时代密切相关的父母育儿行为作为新维度或新项目或新观察情境纳入已有评估工具当中，研制与时俱进的婴幼儿父母育儿行为评估工具。
3. 0～1岁婴幼儿父母的育儿行为有待关注
目前大部分评估工具只针对1岁以上婴幼儿父母群体，较少关注0～1岁婴幼儿父母。然而，婴幼儿在0～1岁这一阶段各领域的发展速度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为迅速，婴幼儿在这一阶段能否获得父母足够的回应与照料对其今后身心能否健康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在生命早期，由于婴幼儿各方面发展均不成熟，父母采取的育儿行为与其他时期相比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父母需要格外关注婴幼儿的身高与体重，确保婴幼儿获得足够的睡眠与营养，促进婴幼儿大小肌肉运动能力发展，促使婴幼儿发展社会性等[31]。这意味着1岁以上婴幼儿父母育儿行为评估工具可能不能直接运用于1岁以下婴幼儿父母群体当中。因此，建议未来研究编制或修订适用于评估0～1岁婴幼儿父母育儿行为的评价工具。
【参考文献】
[1] DAELMANS B， DARMSTADT G L， LOMBARDI J， et al.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the found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
The Lancet， 2017， 389（10064）： 9-11.
[2] MADIGAN S， PRIME H， GRAHAM S A， et al. Parenting behavior and child language： a meta-analysis [J]. Pediatrics， 2019， 144（4）： 12.
[3] TREYVAUD K， DOYLE L W， LEE K J， et al. Parenting behavior at 2 years predicts school-age performance at 7 years in very preterm
children [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16， 57（7）： 814-821.
[4] ZHU J， OOI L L， WU M， et al. Exploring the links between unsociability， parenting behaviors， and socio-emotional functioning in young children in suburban China [J]. Earl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0， 31（9）： 1-18.
[5] BARNETT M A， PASCHALL K W， KOPYSTYNSKA O， et al. Pathways linking parental relationship changes，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parenting behaviors to young children’s development [J]. Family Relations， 2021，70（3）： 905-920.
[6] MAAG B， PHELPS R A， KIEL E J. Do maternal parenting behaviors indirectly link toddler dysregulated fear and child anxiety symptoms？ [J].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2021， 52（2）： 225-235.
[7] SPERA C. A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ing practices， parenting styles， and adolescent school achievement [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05， 17（2）： 125-146.
[8] 王萍.自閉症儿童家长教养行为干预的个案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2.
[9] CHENG L， DAI Y， ZHU Z， 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parenting assessment tool for Chinese parents [J].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2012， 38（4）： 588-594.
[10] ARNOLD D S， O’LEARY S G， WOLFF L S， et al. The parenting scale： a measure of dysfunctional parenting in discipline situations [J].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993， 5（2）： 137-144.
[11] TARABAN L， SHAW D S， LEVE L D， et al. Parental depression， overreactive parenting， and early childhoo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moderation by social support [J]. Child Development， 2019， 90（4）： e468-e485.
[12] LOVEJOY M C， WEIS R， O’HARE E， et al.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parent behavior inventory [J].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999， 11（4）： 534-545.
[13] 贾守梅，汪玲，谭晖，等.中文版父母行为问卷在儿童早期父母中应用的信效度检验[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3，21（9）：916-919.
[14] MCEACHERN A D， DISHION T J， WEAVER C M， et al. Parenting young children （PARYC）： validation of a self-report parenting measure [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2， 21（3）： 498-511.
[15] STORMSHAK E A， DEGARMO D， GARBACZ S A， et al. Using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to improve parenting skills and prevent
problem behavior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kindergarten [J]. Prevention Science， 2020，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16] SANDERS M R， MORAWSKA A， HASLAM D M， et al. Parenting and family adjustment scales （PAFAS）： validation of a brief parent-report
measure for use in assessment of parenting skills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J].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2014， 45（3）： 255-272.
[17] GUO M， MORAWSKA A， FILUS A. Validation of the parenting and family adjustment scales to measure parenting skills and family adjustment in Chinese parents [J].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2017， 50（3）： 139-154.
[18] PARENT J， FOREHAND R. The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parenting scale （MAPS）：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7， 26（8）： 2136-2151.
[19] HAN Z R， AHEMAITIJIANG N， YAN J， et al. Parent mindfulness， parenting， and child psychopathology in China [J]. Mindfulness， 2021，
12（2）： 334-343.
[20] VERHOEVEN M， DEKOVI M， BODDEN D， et al.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early childhood parenting
questionnaire （CECPAQ） for parents of 1-4 year-olds [J].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7， 14（2）： 233-247.
[21] DONG S， DUBAS J S， DEKOVI M， et al. Chinese version of comprehensive early childhood parenting questionnaire （CECPAQ-CV）：
factor structur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J]. Current Psychology， 2021， 40（2）： 1-16.
[22] EGELAND B， WEINFIELD N， HIESTER M， et al. Teaching tasks administration and scoring manua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5.
[23] WILSON S， DURBIN C E. The laboratory parenting assessment battery：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validation of an observational
parenting rating system[J].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12， 24（4）： 823-32.
[24] 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Child care and mother-child interaction in the first three years of life[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9， 35（6）： 1399-1413.
[25] LIND T， BERNARD K， YARGER H A， et al. Promoting compliance in children referred to 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Child Development， 2020， 91（2）： 563-576.
[26] MELBY J N， CONGER R D， et al. The Iowa family interaction rating scales： instrument summary[M]//KERIG P K， LINDAHL K M，
Family observational coding systems： resources for systematic research.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1： 33-58.
[27] 周暉，陈晓，范林林，等.正念教养干预在中国家长中的应用：可行性及有效性探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26（03）：158+199-203.
[28] CLARK R. The parent-child early relational assessment： a factorial validity study [J].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999，
59（5）： 821-846.
[29] LINDSTEDT J C， KORJA R， VILJA S， et al. Fathers’ prenatal attachment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quality of father-child interaction in infancy
and toddlerhood[J].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20， 35（4）： 478-488.
[30] 苑立新.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54-56.
[31]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alifornia infant/toddler learning & development foundations[M]. Sacramento：
Hippocrene Books， 2009： 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