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县城四面环山，只西北边豁了个口，流经县城的三条河流便挤在一起，从那道口子钻出去。虽然都是小河，河面也不过百十米宽，但夏秋时节，山水暴涨，磅礴的水势就显得张牙舞爪，像某个熟人从科员升为副科后，举手投足与说话的腔调突然变了。而春冬之时，那水瘦骨嶙峋，倒像某年妻子因过度减肥导致营养不良一样，让我看了有种哭笑不得的心疼。
　　既然有河，便会发生一些跟河有关的故事。比如有小学生放学后在河里玩耍溺亡，尸体被家人抬去了学校;比如有人背着麻鱼机在河里麻鱼，结果把自己麻死了;比如有人开着借来的车不小心坠入了河里;比如有人不想活了就去跳河。
　　小亮就曾跳过河。小亮特别喜欢一个叫小梅的姑娘，可小梅嫌他性格懦弱，只愿跟他做哥们。一天小梅生日，一群人去河边的酒吧庆生，小亮再次向小梅表白，小梅依旧初心不改。小亮喝得半醉，说要是你再不答应，我就跳河。小梅说，你有胆子跳，我就做你女朋友。小亮不敢跳，但在众人的怂恿下他不得不离开坐席，拉开后门钻了进去。那家酒吧是旧式民房改造的，屋后有个粪坑，需绕过粪坑，爬上河堤，才能跳到河里去。屋后黑灯瞎火的，粪坑又没盖严，小亮路不熟，一脚踩空掉了进去，赶紧高呼救命。
　　众人七手八脚把小亮救起来，问他：叫你跳河，你跳粪坑干什么？小亮分辨道：我醉醺醺的，以为那是河，就跳下去了。为了表示诚意，小亮对小梅说，他可以重新跳一次，但小梅还是不愿意做他女朋友。她说：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竟然寻死觅活，能有什么出息？
　　我在县城里教初中，小亮是我从前的学生，去年已经结婚了，结婚对象当然不是小梅。我的学生毕业后有很多还跟我保持着联系，这件事情就是小亮酒后亲自告诉我的。我根据他讲的故事，写了《那些鸟去哪儿了》这篇小说。而《深海鱼》里的人和景，或多或少都跟我的学生和我生活的这个县城有关。
　　刚调进县城时，我与这个县城格格不入，由于常常不修边幅，很多人视我为异类。孩子们起初还算听我的话，但渐渐就热血沸腾了，虽然不在我眼前犯事，却三天两头在校外打架，我经常会接到叫我去派出所领人的电话。第一次去派出所，场面比较尴尬。我报上身份，警察同志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的长发：你是他们的老师？然后叫我出示身份证。我忘了带证，只好叫学生作证，但他们以为我是跟学生串通一气的社会人员，非得叫我回去拿了证来才准我把人领走。
　　某次我班上俩女生打了起来，双方的亲朋好友也来学校助阵。那天晚上，家长们带着队伍气势汹汹地冲进学校，门卫根本拦不住。我接到电话，跑到现场，见校门内黑压压围了二三十人，两个女生也在其中。我正要发话，不想突然闪出一个彪形大汉来，他一把封住我的衣领，吼道：是不是这个狗日的？我力衰体弱，胆子也小，挣扎不得，话也说不出，眼见着他的另一个拳头就要揍过来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女生大喊：打不得，这是我的班主任李老师！那拳头才硬生生地缩了回去。
　　虽然老师当得马虎，但我的业余写作竟然改变了我的命运，在县城里当了两年老师，我被安排去县里一个非常严肃的临时机构写公文。我是个比较随意的人，可是第一天去报到，发现新同事们都庄严肃穆，男的西装革履，女的光鲜亮丽，忍不住自惭形秽。于是我去理发店剪了一头精神焕发的短发，从此之后，我养成了经常理发的好习惯，可惜我的头型不好看，央求过几次，理发师都不肯给我剪男同事们那种很有派头的寸头。
　　那个临时办公室的人很多，但绝大多数都比我年轻，因此很多人都喊我老李。我向来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偶尔也会跟他们说几句老不正经的话活跃一下严肃紧张的气氛。坐我右侧的小杨是个九零后女生，但长相方正，一脸傲气，她不喊我老李，只称呼我李老师。我让他喊我老李，没想到第二天她认我当舅舅，理由是她妈妈跟我同姓。这样一来，我在她面前只好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那个办公室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老毕。他是写公文的高手，并且乐于助人。有一次我去楼层的公共卫生间小便，发现他正在那里蹲坑。完事后我拉上裤子拉链要走，他突然叫住我：老李，来我给你说说公文应该怎么写。我只好站住，恭听他的指导。虽然我只在卫生间里聆听了他短短五分钟的教诲，但自我感觉收获良多。
　　在那里工作一年后，我曾去一所中学当过几天校长，随即又去县里一个行政单位上班。很显然，这同样得益于我写小说的名声。虽然依旧写公文，但工作较从前辛苦了许多，环境也差了许多。单位的房子因为旧城改造被卖掉了，借了种子公司的库房来办公。我们办公室之前是农药仓库，虽然农药被搬走了，可里面还充斥著农药气味。仓库有百十个平方，我们把它隔成了四间，分属四个部门。办公室隔壁是一幢民居，虽然隔着墙，但有窗户相通，因此听得到那边的动静。早上下班前，那边常常飘来饭菜的香气，通过鼻子判断，郫县豆瓣酱炒回锅肉是那户人家的标配菜，当然，偶尔也会有红烧牛肉、天麻炖鸡、竹笋炖猪脚什么的气味飘过来。那些气味一来，农药仓库里的人就坐不住了。尤其当锅铲在铁锅上当当当响起，那个做饭的女人扯着嗓子喊“吃饭了”的时候，我更是胃液翻涌。从声音判断，那女人大约有三十四五岁，虽然从未见过她，但天长日久，我已在脑子里把她的样貌勾勒出来了：身高 159厘米，体重 70公斤，腿粗膀宽，脸上多肉，双眼皮，皮肤白皙，性格开朗。
　　隔壁的老同志五十上下，经常趴办公桌上睡觉，农药仓库里常常回荡着经久不息的鼾声。不睡觉的时候，他爱打电话。他的脾气很大，我经常听见他在电话里大发雷霆骂人。但倘若跟女性通话，他的语气立马柔下来了，而且总是开着免提。他的话语里含着低俗的幽默，常逗得电话那头的女人大笑。我曾怀疑他跟她们关系暧昧，然而仔细分辨，却又难觅端倪;听得多了，兴味索然，我便弄了个耳机戴上，但有时文思不畅，我就取下耳机，一边听他撩，一边胡思乱想。
　　在那个单位干了五年，我又回到学校，重新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虽然此时我已到不惑之年，但恰逢国家二胎政策落地，便连哄带诱，让跟妻子生了二娃。老来得子，自然不亦乐乎，工作之余，我常抱着二娃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里乱窜，跟同样遛娃的大爷大妈们厮混。由于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初次见面时他们通常是这样跟我寒暄的：带孙子出来玩啊？起初听了，内心很崩溃，可是被误会多了，也就心平气和了，答道：要真是孙子就好了，我才是他孙子呢！
　　妻子本是不愿生二胎的，但既然已经被骗生了，也就无话可说了。不过因为我们家之前买房的贷款还在分期偿还，大娃读大学也花费不菲，二娃更需要尿不湿和奶粉钱，完美的生活愈加捉襟见肘，不得不勒紧裤带。妻子的一个闺蜜在县城里有面积很宽的商铺，每月坐地收租，日子过得神仙一般。妻子说：要是我们家在县城里也有一个商铺就好了。然后她问我怎样才可以有，我告诉她：办法不是没有。现在我们家在四楼，我们可以把县城西北边的口子堵起来，县城就变成一个水上城市了。我们让水只淹到四楼，这样，四楼就变成了一楼。那时市民们每天划着船上班、办事、休闲、购物，我们只需把阳台打开，客厅就变成了商铺。她咬牙切齿：这辈子你难道就不能正经一点吗？我跟你谈现实的生活，你却跟我谈虚构的小说！我说：谁叫你先不正经的！
　　我们刚结婚那几年，虽然日子很苦，妻子却非常支持我的写作。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也没有电子邮件，她对我说，你把小说写好了，我就工工整整地誊在稿纸上，把它寄给杂志社。那时，我每写完一篇小说她都会急着要看，这些年她懒得看了，偶尔给她汇报，说我在某地发表了一篇小说，她只是问：稿费多少？因此，即使我在小说里说她的坏话，她也不会知道。
　　本栏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