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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辞典中,对“尊严”这个词汇有N种解释,但至今我都没有找到让自己口服心服的。
这些年,大家经常将一个煽情的词汇挂在嘴上,那就是“体面”。有些人以为过上体面生活就自然而然有了尊严,所以他会执著于豪车、名牌服饰、金银珠宝等奢侈品,但这种用财富支撑起来的阔绰,并不能赢得真正的尊严。还有些人认为拥有权力,尊严自然会像奴婢一样匍伏在自己面前。但事实上,靠权力强行捆绑的尊严,在你一旦失势后,它马上就像落叶一样随风而去。太多的聪明人在追逐金钱和权力时,不惜将尊严抵押出去,等到功成名就时企图赎回数倍的尊严。错啦,尊严一旦抵押后就大大贬值了,因为尊严的含金量来自公众的口碑。
很久以来,中国人对尊严的认识相当模糊。皇权之下,奴隶毫无尊严可言,只有坐稳了奴隶位置后的窃喜与没坐稳奴隶前的焦虑。在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有了当家作主的期待,但尊严二字被加载了过于沉重的政治砝码,各阶层公民能所享受到的政治待遇存在落差,体现在社会上的尊严也就大相径庭,而且在各种运动的旋涡中起伏不定。
改革开放后,人道主义谨慎回归,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可以重审一番,但是我们在拨乱反正时,又在尊严二字上加载了经济的砝码。似乎穿得好、吃得好、住别墅、开法拉利,银行卡一刷就是数百万,就有了做人的尊严。这使人们对尊严的评判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一阵社会上呼吁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有一句话流传甚广:手术刀不如剃头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它形象地揭示了收入分配上的不合理现象,但是这句话对话多人也造成了伤害。知识分子应该提高待遇,找回自己的尊严,但理发的、卖茶叶蛋的老百姓靠诚实劳动,也应该享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尊严。在一个制度设计合理而且有市场秩序正常的社会,茶叶蛋卖得好,照样能获得比庸常知识分子更高的收入。邵逸夫、李嘉诚、曾宪梓等人不都是从小买卖起步,最终成为巨富的吗?所以当我们将财富与尊严捆绑起来考量时,道德风险也由此出现。今天诚实劳动的尊严感、满足感以及社会认同度都很低,是应该反思的。
春节时间,在地铁里乞讨的人似乎更多了,谁都知道行乞者极少是真正的贫困者,乘客向伸来的罐子投进一枚硬币,多半也不是出于同情,而是讨厌。靠同情活着或许能享受到一种温暖,而在拥挤的公共空间靠挟持乘客获得施舍——据说一个月可以挣一万多,在乡下盖起新楼等等的说法也是颇让人胸闷的——付出的却是尊严的代价。再据说,有些乞讨者在“收工”后换上行头下馆子大吃大喝,这其实也是一种心理补偿吧,其实他已经找不回自己的尊严了。我有心作过一次观察,在地铁非高峰时段,从前一站到下一站的数分钟时间内,乞讨者可以成功收获8元钱,而街头艺人靠自己的劳动,在同样的时间里只能收获2元钱。所以我已经不向乞讨者投币了,转而去安慰街头卖艺的年轻人,我们要鼓励诚实劳动,给劳动者的尊严加分。
过去我们在谈论尊严时,总被规定在宏大叙事的情景中,如果强调个人尊严,就被视作大逆不道。但如果没有公民的个人尊严,这个国家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尊严。与过去相比,我们似乎可以很体面地行走在大街上了。但是当我们身处遮天蔽日的雾霾中,吃着已被污染的食物,当我们涌入邻国去抢购奶粉、化妆品、电饭煲和马桶盖并顺便发现国外的商品比国内还便宜不少时,当我们必须找关系托朋友将有很大赢面的官司顺利打下去,当我们被任性的权力无端刁难或恣意侮辱时,我们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谁造成了我们对尊严的陌生?这是值得深思的。为了活着、为了体面、为了任性,许多人自愿或被迫地出卖、自残尊严,今天是到了请尊严归位的时候了。
(摘自《新民周刊》)
这些年,大家经常将一个煽情的词汇挂在嘴上,那就是“体面”。有些人以为过上体面生活就自然而然有了尊严,所以他会执著于豪车、名牌服饰、金银珠宝等奢侈品,但这种用财富支撑起来的阔绰,并不能赢得真正的尊严。还有些人认为拥有权力,尊严自然会像奴婢一样匍伏在自己面前。但事实上,靠权力强行捆绑的尊严,在你一旦失势后,它马上就像落叶一样随风而去。太多的聪明人在追逐金钱和权力时,不惜将尊严抵押出去,等到功成名就时企图赎回数倍的尊严。错啦,尊严一旦抵押后就大大贬值了,因为尊严的含金量来自公众的口碑。
很久以来,中国人对尊严的认识相当模糊。皇权之下,奴隶毫无尊严可言,只有坐稳了奴隶位置后的窃喜与没坐稳奴隶前的焦虑。在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有了当家作主的期待,但尊严二字被加载了过于沉重的政治砝码,各阶层公民能所享受到的政治待遇存在落差,体现在社会上的尊严也就大相径庭,而且在各种运动的旋涡中起伏不定。
改革开放后,人道主义谨慎回归,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可以重审一番,但是我们在拨乱反正时,又在尊严二字上加载了经济的砝码。似乎穿得好、吃得好、住别墅、开法拉利,银行卡一刷就是数百万,就有了做人的尊严。这使人们对尊严的评判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一阵社会上呼吁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有一句话流传甚广:手术刀不如剃头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它形象地揭示了收入分配上的不合理现象,但是这句话对话多人也造成了伤害。知识分子应该提高待遇,找回自己的尊严,但理发的、卖茶叶蛋的老百姓靠诚实劳动,也应该享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尊严。在一个制度设计合理而且有市场秩序正常的社会,茶叶蛋卖得好,照样能获得比庸常知识分子更高的收入。邵逸夫、李嘉诚、曾宪梓等人不都是从小买卖起步,最终成为巨富的吗?所以当我们将财富与尊严捆绑起来考量时,道德风险也由此出现。今天诚实劳动的尊严感、满足感以及社会认同度都很低,是应该反思的。
春节时间,在地铁里乞讨的人似乎更多了,谁都知道行乞者极少是真正的贫困者,乘客向伸来的罐子投进一枚硬币,多半也不是出于同情,而是讨厌。靠同情活着或许能享受到一种温暖,而在拥挤的公共空间靠挟持乘客获得施舍——据说一个月可以挣一万多,在乡下盖起新楼等等的说法也是颇让人胸闷的——付出的却是尊严的代价。再据说,有些乞讨者在“收工”后换上行头下馆子大吃大喝,这其实也是一种心理补偿吧,其实他已经找不回自己的尊严了。我有心作过一次观察,在地铁非高峰时段,从前一站到下一站的数分钟时间内,乞讨者可以成功收获8元钱,而街头艺人靠自己的劳动,在同样的时间里只能收获2元钱。所以我已经不向乞讨者投币了,转而去安慰街头卖艺的年轻人,我们要鼓励诚实劳动,给劳动者的尊严加分。
过去我们在谈论尊严时,总被规定在宏大叙事的情景中,如果强调个人尊严,就被视作大逆不道。但如果没有公民的个人尊严,这个国家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尊严。与过去相比,我们似乎可以很体面地行走在大街上了。但是当我们身处遮天蔽日的雾霾中,吃着已被污染的食物,当我们涌入邻国去抢购奶粉、化妆品、电饭煲和马桶盖并顺便发现国外的商品比国内还便宜不少时,当我们必须找关系托朋友将有很大赢面的官司顺利打下去,当我们被任性的权力无端刁难或恣意侮辱时,我们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谁造成了我们对尊严的陌生?这是值得深思的。为了活着、为了体面、为了任性,许多人自愿或被迫地出卖、自残尊严,今天是到了请尊严归位的时候了。
(摘自《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