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王光烈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印外求印”的理论，归纳出不同文字如何融入到印内的方法，阐释了“印外”与“印内”的统一问题，并在实践中验证了自己的理论。本文通过对王光烈“印外求印”思想源流的探究，分析其印学思想的形成、传承以及发展历程;通过印章对比研究，阐述他在实践上的继承及创新;并在总结王光烈“印外求印”表现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个人对于“印外求印”的理解。
关键词：王光烈 印外求印 《印学今义》
一 王光烈“印外求印”思想溯源
王光烈（1880-1953），作为“印外求印”思想的理论总结者，在印学理论史上影响深远，探究其印学渊源对研究王光烈印学思想的形成具有现实意义。
“印外求印”思想萌芽于宋元，成熟于清代。清以前“印外求印”思想尚处在朦胧和准备阶段。宋元之际，篆刻艺术开始萌芽。经元代赵孟頫、吾衍的提倡，文、何等人的实践，篆刻独立于书画艺术。发展伊始，篆刻家便注意到书法以及印外文字在篆刻中的“牵引”作用，这种紧密联系使篆刻家们不止一次的进行尝试，探索新的风格。虽然当时并没有提出“印从书出”、“印外求印”，但篆书的书写水平直接影响着篆刻的艺术水平，宋元时期，因石质之因，文人并不动手奏刀，而是设计印稿交于工匠进行刊刻。故在中国印论的奠基之作《三十五举》中吾衍花费了大量笔墨对“印外”之事进行阐述。
王光烈在“印外求印”理论上的阐释点首先是在入印文字上，他在《《印学今义·宗主》中言：昔刘彦和作文心雕龙，首以宗经。治印于秦、汉玺印，尤为文之于六经也。六经以前无文，秦、汉以前无印也。王光烈通过赵、吴等人的实践，在理论上归纳出了各种不同文字如何融入到印内的方法，并阐释了“印外”与“印内”的统一问题。在他所处的时代，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见在印学上王光烈是“印外求印”思想的忠实卫道士。
二 王光烈“印外求印”的实践观
在实践上王光烈篆刻亦是深受此意颇多。马国权在《近代印人传》一书中提到：辽阳鞍山偶出古币一坛，皆列国之方首尖足布，至为难得，竭力罗致，获文曰『王氏』、『长子』、『晋阳』之与姓氏、行序、别号相合者以归，诸布多文同而离合变化绝不相类，於篆刻之章法安排，启发颇大。由是进—步广为搜罗有裨於篆刻艺术之甲骨、刀布、镜铭、瓦当，尤注意购藏古玺及秦汉以来古印，晨夕摩挲，体会益夥。
可知王光烈在实践上乃是与他的理论同步，在王氏所用印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印外文字的应用。
现就历代名家“印外求印”进行取法举例：
二十五举曰：白文印，用崔子玉写《张平之碑》上字，及汉器上并碑盖、印章等字，最为第一。黄惇先生在《中国古代印论史》一书中根据吾衍的第“二十五举”将吾衍《三十五举》推为“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理论的源头：
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视为清代“印从书出”与“印外求印”的先河。
马国权先生在《篆刻经典〈三十五举〉图释》亦持此种观点。陈国成先生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吾衍的“二十五举”是“崇汉思想”的反映。而“印从书出”产生的前提乃是篆刻进入到自书自刻之后。本文认为黄惇先生及马国权先生的观点尚有不足，陈国成先生的观点相对较全面。
首先，从实践上看“印从书出”乃是印人以自己形成的具有个性风格特征的篆书入印，由此形成了新的具有个性的印风。而吾衍所在时期，文人并没有达到自书自刻的地步，更遑论将自己的书风和印风相统一。
其次，乃是对于“印从书出”、“印外求印”不同的理解所造成的。对于“印从书出”黄惇先生曾提出：“以印人自己形成的具有个性风格特征的篆书入印，由此而形成新的具有个性的印风。”此定义本就与其将吾衍定位为“印从书出”、“印外求印”之论相违背。另外关于“印外求印”亦不仅指文字，后人篆刻，大凡印林高手，无不博涉多种学科，从书画诗词、金石古文等边缘学科摄取养料。吾衍虽在文中涉及到文字方面，但是并没有将其运用于实践上，亦无思想上的表达。故不可将其定位为“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理论的发端。
明代朱简曾提出“笔意表现论”，在一定范畴上暗合“印从书出”的内涵，他通过刀法来表现书法的笔意，但其引入印章的书法并非个人创造，故仍不完整。丁敬作为实践者收录了许多金石碑版铭文，并在理念及言语上提出了向“印外”文字学习的思想，但是在篆刻实践上依然没有跳出“印内求印”的范畴。而邓石如则完成了书、印与自身本体的完整统一。
真正在理论及实践上都践行着“印外求印”的当属清晚期的赵之谦。作为中国篆刻史上的关键人物，赵之谦恰逢其时，在金石学兴起的背景下，通过实践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典型的“印外求印”创作模式。赵之谦没有系统的印论，但是在他的印章款识及印谱序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印外求印”思想上的实践：
稚循书来，属仿汉印。撝叔刻此，乃类《吴纪功碑》。负负！戊午十一月。（咸丰八年刻“星遹手疏”白文印）
星甫将有远行，出石索刻，为橅汉铸汉法。谛视乃类《五凤摩崖》、《石门颂》二刻，请方家鉴别。戊午七月，撝叔识。（咸丰八年刻“北平陶燮咸印信”白文印）
1 邓石如（1743-1805）所刻（石如）一印中、二字均取邓石如篆书四条屏取邓石如篆书四条屏中字。
2 徐三庚（1826-1890）所刻（谨諴）印中取《鄀公諴簠》中原字（见殷周金文集成4600页）。
3 赵之谦（1829-1884）所刻（子重）印中取《永初钟》（见秦汉金文汇编177号），取《奉山宫行镫》（见秦汉金文汇编360号）。
4 吴昌硕（1844 -1927）所刻（谷）印中取《张迁碑》碑额中原字。 5 黄牧甫（1849-1908）所刻（长宜君官）印中取《木百氏作伍子胥画像镜》，取《蜀郡董氏造洗》。
6 王光烈（1880-1953）所刻（希哲）印取自《王子钟》（见《金文编》上册第4页）
7 董作宾（1895-1963）所刻（旦冏造象）印中 取《颂鼎》（见殷周金文集成2827页），取《象且辛鼎》（见殷周金文集成1512页）。
如此可见，“印外求印”最早的实践者为邓石如，但是作为印外求印的集大成者乃是赵之谦。此上文有述。但是王光烈作为理论总结者则系统的介绍了“印外求印”的方法论。印外文字入印牵扯到许多方面，在出土资料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如何甄别运用印外文字，并将其融入到印内，并且没有违合感，这是“印外求印”思想最先要解决的问题，王光烈作为理论总结者高屋建瓴的进行了高度概括。这在当时他所处的时代无疑是有开创之功的。
“印外求印”思想发展到清末已成体系，王光烈作为继承者在前人基础进行了系统的总结，首先在印外文字取法上他进行了理论性的归纳，并提出了个人在印外求印的“辅助法”。其次，对于印外求印，王光烈是在崇汉的基础上以“旁通法”进行创新，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具有纠正时弊的意义。具体如何达到“印外求印”的方法王光烈在其印论中亦有总结。
三 王光烈“印外求印”之方法表现
“印外求印”是推动中国篆刻史前进的重要发动机，是印人对于印章的新探索，王光烈在对“印外求印”进行了高度总结之后，在《印学今义》中专列“弃取”、“宏博”、“旁通”、“辅助”四章节，提出了自己对于“印外求印”之表现方法。本文对此进行总结，在王光烈的基础上提出“弃取法”、“旁通法”（因“宏博”、“旁通”两章节重复性较大，故将其融二为一）、“辅助法”，并提出个人对于“印外求印”之方法表现的理解。
1 弃取法
王光烈在《印学今义》中言：
唯有所弃，而后有所取。古今刻印家甚众，若一意学之，而无辨白之力，所学既杂，精造奚能？古人断代学文，亦即此意。然若拘迂成见，墨守一先生之言，不敢有所变通，则亦病乎隘矣。
可见学印在乎变通，有所取舍才能成就，他认为宋及元代离此较远，《赖古堂》、《飞鸿堂》中所收之印得汉印规矩者少，并且当时碑版、金文、陶文等出土极少，所以可以舍弃。浙派为当时大宗，但是有刀无笔。而皖派则是有笔有刀，但是缺少规矩。而能兼采众长者乃是赵之谦、吴昌硕二人。可以看出，王光烈的印学思想在取舍上是有分寸的。而对于“印外”文字的作用，在他的论著中也反复提到，并且专列辅助一章对甲骨、陶文、诏版、碑版、古砖瓦等文字进行专门解读。
2 旁通法
王光烈在印论中的观点是印必宗秦汉，“印外”则可以补其趣味，应博采众长，才能触类旁通。曾言：
直接有利于印学，汉印与诸家印谱是也，间接有利于印学，金、陶、骨、甲、碑、砖、印泥诸文字是也。于此二种之外，其于刻印有所辅助，亦正不尠。
其专列所可旁通篆刻的文字数种如金文、陶文、甲骨、古碑及汉碑额文、古砖瓦文、封泥诸文字，并言以上几种文字，不下于古人真迹，非后人可比之。如能备置浏览，则于印学助益良多。王光烈又在宏博篇中专列出多种适用于印内的印外文字：
若夫旁通诸书，如罗叔言之齐鲁封泥集存、殷墟书契、秦金石刻辞、秦汉瓦当文字、陶斋吉金录，商务书馆现印之愙斋集古录，思古斋之双钩汉碑篆额，冯氏之金石索，皆必购之本。各书局石印秦篆钟鼎，亦有可取者。
从其多列数目来看，王光烈对于“印外”出土的文字是极其看重的，其所说的博采亦是在此基础上发挥。只有博采众长，才能触类旁通。若是只拘泥一家则难成为印学之集大成者。
3 辅助法
辅助法顾名思义乃是为印章之辅助，是在“崇汉”思想上的创新。可知作印一事，皆须从秦、汉入手。大成以后，或造其一体，或神其变化，或辅其形式，或具其精神，百变正不离其宗。他认为作印乃是以“秦汉”为主，是印之根本。但是，又不能仅仅固守“印内”，大成之后，则要增加其他营养，如在形体上、精神上、形态上、字法上等等。并且系统了论述了流派边款的问题，为我们学习边款提供了借鉴：观浙派诸家，边款各极其妙，而能作魏碑者尠。惟赵悲盦天才隽异，独能悟得，所作阳文边款，擬魏、齐造像，亦无不神肖。即作阴文小真书，亦深得龙门笔趣，用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知印家欲习边款，魏碑实为最佳之范本也。至边款亦有作小隶书者，能作分隶，亦易著刀也。文中所说为我们提供两个方面信息。第一，在流派印章边款中，王光烈最为推崇赵之谦，因为赵之谦所作边款是“款从书出”的体现。第二，在款识中对魏碑情有独钟，是因为清代碑派书法的兴起，将魏碑、造像推崇到云端。王光烈所处时代亦是碑学延续之兴盛之时，有其所论亦乃情理之中。故“印外求印”之方法表现无论是在印章及边款中无不体现着其对印学的思考。
四 结语
王光烈作为“印外求印”思想的理论总结者，在前人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各种不同文字如何融入到印内的方法，阐释了“印外”与“印内”的统一问题。并在实践上证明了自己理论的正确性。
参考文献：
[1] 黄惇：《中国印论类编》，荣宝斋出版社，1999年版。
[2] 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版。
[3] 黄惇：《中国古代印论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
[4] 马国权：《篆刻经典〈三十五举〉图释》，《书谱》，1983年版。
[5] 陈国成：《吾衍三十五举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
[6] 小林斗庵：《中国篆刻丛刊·赵之谦1》，二玄社，1983年版。
[7] 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
（陈国成，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海玉豪，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2013级在读研究生）
关键词：王光烈 印外求印 《印学今义》
一 王光烈“印外求印”思想溯源
王光烈（1880-1953），作为“印外求印”思想的理论总结者，在印学理论史上影响深远，探究其印学渊源对研究王光烈印学思想的形成具有现实意义。
“印外求印”思想萌芽于宋元，成熟于清代。清以前“印外求印”思想尚处在朦胧和准备阶段。宋元之际，篆刻艺术开始萌芽。经元代赵孟頫、吾衍的提倡，文、何等人的实践，篆刻独立于书画艺术。发展伊始，篆刻家便注意到书法以及印外文字在篆刻中的“牵引”作用，这种紧密联系使篆刻家们不止一次的进行尝试，探索新的风格。虽然当时并没有提出“印从书出”、“印外求印”，但篆书的书写水平直接影响着篆刻的艺术水平，宋元时期，因石质之因，文人并不动手奏刀，而是设计印稿交于工匠进行刊刻。故在中国印论的奠基之作《三十五举》中吾衍花费了大量笔墨对“印外”之事进行阐述。
王光烈在“印外求印”理论上的阐释点首先是在入印文字上，他在《《印学今义·宗主》中言：昔刘彦和作文心雕龙，首以宗经。治印于秦、汉玺印，尤为文之于六经也。六经以前无文，秦、汉以前无印也。王光烈通过赵、吴等人的实践，在理论上归纳出了各种不同文字如何融入到印内的方法，并阐释了“印外”与“印内”的统一问题。在他所处的时代，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见在印学上王光烈是“印外求印”思想的忠实卫道士。
二 王光烈“印外求印”的实践观
在实践上王光烈篆刻亦是深受此意颇多。马国权在《近代印人传》一书中提到：辽阳鞍山偶出古币一坛，皆列国之方首尖足布，至为难得，竭力罗致，获文曰『王氏』、『长子』、『晋阳』之与姓氏、行序、别号相合者以归，诸布多文同而离合变化绝不相类，於篆刻之章法安排，启发颇大。由是进—步广为搜罗有裨於篆刻艺术之甲骨、刀布、镜铭、瓦当，尤注意购藏古玺及秦汉以来古印，晨夕摩挲，体会益夥。
可知王光烈在实践上乃是与他的理论同步，在王氏所用印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印外文字的应用。
现就历代名家“印外求印”进行取法举例：
二十五举曰：白文印，用崔子玉写《张平之碑》上字，及汉器上并碑盖、印章等字，最为第一。黄惇先生在《中国古代印论史》一书中根据吾衍的第“二十五举”将吾衍《三十五举》推为“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理论的源头：
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视为清代“印从书出”与“印外求印”的先河。
马国权先生在《篆刻经典〈三十五举〉图释》亦持此种观点。陈国成先生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吾衍的“二十五举”是“崇汉思想”的反映。而“印从书出”产生的前提乃是篆刻进入到自书自刻之后。本文认为黄惇先生及马国权先生的观点尚有不足，陈国成先生的观点相对较全面。
首先，从实践上看“印从书出”乃是印人以自己形成的具有个性风格特征的篆书入印，由此形成了新的具有个性的印风。而吾衍所在时期，文人并没有达到自书自刻的地步，更遑论将自己的书风和印风相统一。
其次，乃是对于“印从书出”、“印外求印”不同的理解所造成的。对于“印从书出”黄惇先生曾提出：“以印人自己形成的具有个性风格特征的篆书入印，由此而形成新的具有个性的印风。”此定义本就与其将吾衍定位为“印从书出”、“印外求印”之论相违背。另外关于“印外求印”亦不仅指文字，后人篆刻，大凡印林高手，无不博涉多种学科，从书画诗词、金石古文等边缘学科摄取养料。吾衍虽在文中涉及到文字方面，但是并没有将其运用于实践上，亦无思想上的表达。故不可将其定位为“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理论的发端。
明代朱简曾提出“笔意表现论”，在一定范畴上暗合“印从书出”的内涵，他通过刀法来表现书法的笔意，但其引入印章的书法并非个人创造，故仍不完整。丁敬作为实践者收录了许多金石碑版铭文，并在理念及言语上提出了向“印外”文字学习的思想，但是在篆刻实践上依然没有跳出“印内求印”的范畴。而邓石如则完成了书、印与自身本体的完整统一。
真正在理论及实践上都践行着“印外求印”的当属清晚期的赵之谦。作为中国篆刻史上的关键人物，赵之谦恰逢其时，在金石学兴起的背景下，通过实践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典型的“印外求印”创作模式。赵之谦没有系统的印论，但是在他的印章款识及印谱序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印外求印”思想上的实践：
稚循书来，属仿汉印。撝叔刻此，乃类《吴纪功碑》。负负！戊午十一月。（咸丰八年刻“星遹手疏”白文印）
星甫将有远行，出石索刻，为橅汉铸汉法。谛视乃类《五凤摩崖》、《石门颂》二刻，请方家鉴别。戊午七月，撝叔识。（咸丰八年刻“北平陶燮咸印信”白文印）
1 邓石如（1743-1805）所刻（石如）一印中、二字均取邓石如篆书四条屏取邓石如篆书四条屏中字。
2 徐三庚（1826-1890）所刻（谨諴）印中取《鄀公諴簠》中原字（见殷周金文集成4600页）。
3 赵之谦（1829-1884）所刻（子重）印中取《永初钟》（见秦汉金文汇编177号），取《奉山宫行镫》（见秦汉金文汇编360号）。
4 吴昌硕（1844 -1927）所刻（谷）印中取《张迁碑》碑额中原字。 5 黄牧甫（1849-1908）所刻（长宜君官）印中取《木百氏作伍子胥画像镜》，取《蜀郡董氏造洗》。
6 王光烈（1880-1953）所刻（希哲）印取自《王子钟》（见《金文编》上册第4页）
7 董作宾（1895-1963）所刻（旦冏造象）印中 取《颂鼎》（见殷周金文集成2827页），取《象且辛鼎》（见殷周金文集成1512页）。
如此可见，“印外求印”最早的实践者为邓石如，但是作为印外求印的集大成者乃是赵之谦。此上文有述。但是王光烈作为理论总结者则系统的介绍了“印外求印”的方法论。印外文字入印牵扯到许多方面，在出土资料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如何甄别运用印外文字，并将其融入到印内，并且没有违合感，这是“印外求印”思想最先要解决的问题，王光烈作为理论总结者高屋建瓴的进行了高度概括。这在当时他所处的时代无疑是有开创之功的。
“印外求印”思想发展到清末已成体系，王光烈作为继承者在前人基础进行了系统的总结，首先在印外文字取法上他进行了理论性的归纳，并提出了个人在印外求印的“辅助法”。其次，对于印外求印，王光烈是在崇汉的基础上以“旁通法”进行创新，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具有纠正时弊的意义。具体如何达到“印外求印”的方法王光烈在其印论中亦有总结。
三 王光烈“印外求印”之方法表现
“印外求印”是推动中国篆刻史前进的重要发动机，是印人对于印章的新探索，王光烈在对“印外求印”进行了高度总结之后，在《印学今义》中专列“弃取”、“宏博”、“旁通”、“辅助”四章节，提出了自己对于“印外求印”之表现方法。本文对此进行总结，在王光烈的基础上提出“弃取法”、“旁通法”（因“宏博”、“旁通”两章节重复性较大，故将其融二为一）、“辅助法”，并提出个人对于“印外求印”之方法表现的理解。
1 弃取法
王光烈在《印学今义》中言：
唯有所弃，而后有所取。古今刻印家甚众，若一意学之，而无辨白之力，所学既杂，精造奚能？古人断代学文，亦即此意。然若拘迂成见，墨守一先生之言，不敢有所变通，则亦病乎隘矣。
可见学印在乎变通，有所取舍才能成就，他认为宋及元代离此较远，《赖古堂》、《飞鸿堂》中所收之印得汉印规矩者少，并且当时碑版、金文、陶文等出土极少，所以可以舍弃。浙派为当时大宗，但是有刀无笔。而皖派则是有笔有刀，但是缺少规矩。而能兼采众长者乃是赵之谦、吴昌硕二人。可以看出，王光烈的印学思想在取舍上是有分寸的。而对于“印外”文字的作用，在他的论著中也反复提到，并且专列辅助一章对甲骨、陶文、诏版、碑版、古砖瓦等文字进行专门解读。
2 旁通法
王光烈在印论中的观点是印必宗秦汉，“印外”则可以补其趣味，应博采众长，才能触类旁通。曾言：
直接有利于印学，汉印与诸家印谱是也，间接有利于印学，金、陶、骨、甲、碑、砖、印泥诸文字是也。于此二种之外，其于刻印有所辅助，亦正不尠。
其专列所可旁通篆刻的文字数种如金文、陶文、甲骨、古碑及汉碑额文、古砖瓦文、封泥诸文字，并言以上几种文字，不下于古人真迹，非后人可比之。如能备置浏览，则于印学助益良多。王光烈又在宏博篇中专列出多种适用于印内的印外文字：
若夫旁通诸书，如罗叔言之齐鲁封泥集存、殷墟书契、秦金石刻辞、秦汉瓦当文字、陶斋吉金录，商务书馆现印之愙斋集古录，思古斋之双钩汉碑篆额，冯氏之金石索，皆必购之本。各书局石印秦篆钟鼎，亦有可取者。
从其多列数目来看，王光烈对于“印外”出土的文字是极其看重的，其所说的博采亦是在此基础上发挥。只有博采众长，才能触类旁通。若是只拘泥一家则难成为印学之集大成者。
3 辅助法
辅助法顾名思义乃是为印章之辅助，是在“崇汉”思想上的创新。可知作印一事，皆须从秦、汉入手。大成以后，或造其一体，或神其变化，或辅其形式，或具其精神，百变正不离其宗。他认为作印乃是以“秦汉”为主，是印之根本。但是，又不能仅仅固守“印内”，大成之后，则要增加其他营养，如在形体上、精神上、形态上、字法上等等。并且系统了论述了流派边款的问题，为我们学习边款提供了借鉴：观浙派诸家，边款各极其妙，而能作魏碑者尠。惟赵悲盦天才隽异，独能悟得，所作阳文边款，擬魏、齐造像，亦无不神肖。即作阴文小真书，亦深得龙门笔趣，用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知印家欲习边款，魏碑实为最佳之范本也。至边款亦有作小隶书者，能作分隶，亦易著刀也。文中所说为我们提供两个方面信息。第一，在流派印章边款中，王光烈最为推崇赵之谦，因为赵之谦所作边款是“款从书出”的体现。第二，在款识中对魏碑情有独钟，是因为清代碑派书法的兴起，将魏碑、造像推崇到云端。王光烈所处时代亦是碑学延续之兴盛之时，有其所论亦乃情理之中。故“印外求印”之方法表现无论是在印章及边款中无不体现着其对印学的思考。
四 结语
王光烈作为“印外求印”思想的理论总结者，在前人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各种不同文字如何融入到印内的方法，阐释了“印外”与“印内”的统一问题。并在实践上证明了自己理论的正确性。
参考文献：
[1] 黄惇：《中国印论类编》，荣宝斋出版社，1999年版。
[2] 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版。
[3] 黄惇：《中国古代印论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
[4] 马国权：《篆刻经典〈三十五举〉图释》，《书谱》，1983年版。
[5] 陈国成：《吾衍三十五举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
[6] 小林斗庵：《中国篆刻丛刊·赵之谦1》，二玄社，1983年版。
[7] 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
（陈国成，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海玉豪，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2013级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