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冈石窟能够读到拓跋鮮卑人的性格来。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北魏王朝是短暂的。她只是中国历史中秦汉之后第一个长达二百八十年大分裂时代里众多倏忽即逝的王朝中较长的一个王朝。从北魏建都到分裂，充其量不过一百四十余年历史。与中国历史长河相比，不过是短暂的一个波浪，理应留不下什么痕迹来。就像那个时代里的一些短命王朝似的，有的只留下一个半个风流故事，艳话笑话，供后人笑谈罢了。有的甚至连笑话都没来得及留下。可是，北魏王朝却在中国的历史上来了一个大手笔，不仅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与江左风气不同的魏碑，还将自己的王朝永久地雕刻在了大同云冈武周山的石头上，雕刻在了洛阳龙门的石头上，......。以至于人们看到石窟，就不得不想到北魏这个由鲜卑人拓拔部族所建立的王朝来。
　　我觉得，在中国的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中，云冈石窟无疑是值得骄傲的。除敦煌的莫高窟和洛阳的龙门石窟外，其它历史遗产无论就历史跨度还是作品的宏伟度，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在北京的故宫，我体验不到那种历史的震撼，有的只是一种对殿堂的好奇和皇权的敬畏。万里长城不愧为中国龙，它让我感觉到了那种心灵的震撼。只是，万里长城虽说始于秦王朝，但现存的像八达岭、幕田峪、山海关、嘉峪关等，都为明代遗存，与云冈石窟相比历史跨度终究不够大。秦长城则早已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难觅踪迹。云冈石窟大佛则千年不变，威座于武周塞，感受平城千年冷暖，阅尽平城千年烽火。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历史之久远可以使我们傲视世界。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历史实物遗存却少得可怜。我觉得，这主要归咎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古代建筑多为砖木结构，不像中东或西方的一些著名古建筑，是用花岗岩之类的石头筑就的，很难持久;二是战争损毁，中国的历代战争中很少没有大加焚毁的。富丽堂皇的阿房宫项羽一把火三个月不灭;长安城在唐帝国之后，屡建屡成为废墟。就连云冈石窟在北魏之后不仅日见没落，还遭遇了多次兵薨。最近的一次发生在明末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占大同，挥戈东去，留过天星张天琳镇守大同。大顺军兵败后从武周塞西撤，将云冈木构窟檐全部烧毁，“色楯连延，层檐竦峙”的十寺成为灰烬。好在那些石头是焚不毁的。
　　北魏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佛教依附于皇权。北魏的佛教有强烈的国家色彩。佛教也为当时的皇权服务。据专家猜测，云冈石窟的佛像其面部特征可能有北魏统治者的痕迹在里面。如果如是的话，我们不能不慨叹北魏统治者谋略的深远。所谓人生在世，追求的不过名利二字，对于帝王来说，利可能容易做到，名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更难做到永恒。在这里，在云冈石窟，北魏的统治者做到了。在云冈，北魏的统治者借佛教创造了一番“与天地而同久”的永业。
　　金代曹衍在撰写《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石窟寺》碑文中说“然而，虑不远不足以成大功;工不大不足以传永世。且，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蛹厚地，与天地而同久。是以昔人留心佛法者，往往因山以为室，即石以成像，盖欲广其供养与天地同久。虑远而功大矣”。
　　南北朝时期，在西域、河西一带，凿窟刻石成像以求供养，似成风气。然而，其规模有限，大多为小型坐禅窟。虽然，早于北魏时期，也确有人在河西的敦煌，进行了大规模的石窟开凿，可是，与云冈石窟相比，敦煌石窟鲜见石头凿就的佛像，多为壁画或泥塑。在云冈，鲜卑人则进行了大胆的超越，不仅超越了那种小型坐禅窟的格局，也超越了那种泥塑或壁画式的格局，将自己的形象放大几倍甚至十几倍，凿山成佛，建造出如此大型的、辉煌的、气势赫赫的大供佛窟来。既有“石室”遗风，又有万世长存之意。这种大气派、大窟、大佛，以及粗犷、豪放、顶天立地、不可一世的风格，正是鲜卑人那种豪气万丈、扩地千里的气势的表现。
　　“塞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