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是个矿工，在赣南深山里一个叫小坪乡的地方挖砂子（当地管钨砂叫“砂子”）。到1991年，他做这行已经十几年了，以此养活了5个小孩，并供他们上学。后来他在镇上盖了房，迁家至此。由于家庭原因，我随母亲寄住外公家。
　　那年，我4岁，舅舅19岁，上高三。他成绩一定很好，得的奖状糊满了客厅的一面墙。外公为此自豪，遇上熟人总要炫耀一番：“这小崽子，就是会读书，天生的。”跟很多靠出卖体力谋生的人一样，外公希望自己的儿子通过读书出人头地。高考前，有位老师断言舅舅一定能考上大学。
　　老师的预言没有成真，舅舅落榜了。那个闷热的夜晚，舅舅擦掉少见的泪水，拒绝家人复读的提议，说要顶替外公去挖矿。
　　早在4年前，外公因肺结核病情恶化被调往矿区食堂，薪水相应减半。家里处境艰难，外婆只好带着稍大的孩子，母亲和三姨，到矿区做临时工，赚钱补贴家用。
　　女性临时工，大部分被分配去洗砂。洗砂时，双腿齐膝浸泡在溪水中。夏天，她们偶有心情嬉闹一番，有时也唱支山歌给党听，到了秋冬，只是拼命摇晃手中的簸箕，尽量让露出水面的半截身子暖和起来。久而久之，她们患上了风湿，雨天时关节处的痛楚将伴随她们一生。
　　舅舅第一天进矿洞就出事了。他天蒙蒙亮时出的门，到了晌午，一群穿着整洁中山装的人前来报丧。
　　外婆捶地大哭：“被子是热的，被子都还是热的啊！”随即昏厥过去。随行的医生不慌不忙地拿筷子撬开她的嘴巴，往里面灌葡萄糖注射液。
　　带头的大叔对外公说：“老肖，去给孩子收拾一下吧。”
　　外公瘫坐在门槛上，一言不发。别的人也不说话，跟隔壁阿婆家儿子死的时候如出一辙，一切都跟商量好似的。半晌，外公突然冲进屋子，抓住带头大叔的衣领，面色狰狞：“你们都不得好死。”其他人把他拉开，摁在沙发上，医生又过来在他屁股上打了一针。他昏睡过去。
　　母亲是家里的长女，要带着我上山去。来人中有人顺手递过来一个篮子和一把火钳。
　　矿洞口，工人们三两成群席地而坐。看到我们，都把头稍稍埋低，大口吸纸烟。同村的大叔迎上来，压低嗓子讲事情的经过。
　　“老李点的炮，过了半个钟头也没响。金良（我舅舅）刚来，抢着要去检查一下，我们劝也劝不住。进去就响了。”说罢，使劲眨巴眼睛，挤出两滴泪来。
　　母亲拿了个矿灯径直进了矿洞，我跟了进去。
　　里面烟雾缭绕，呛得人睁不开眼。往里走了一会，就闻到了血腥味。借着矿灯的光，能看到地上散落着一团一团粘着尘土的碎肉和碎骨头。远端，是一具尸体，横躺在地，半个头颅和一条手臂不翼而飞，吓得我“哇哇”大哭。
　　母亲用火钳把那些碎末儿一点儿一点儿夹进篮子里。感觉过了很久，她才收拾完毕。
　　“不能让他脏着走。”她说。
　　我们来到小溪边。像洗砂一样，母亲小心晃动篮子，溪水变了颜色。她拿手背擦拭眼泪，脸上出现一道道淡红色血迹。
　　到了傍晚，我们又回到山上。舅舅躺在棺材里，穿着黑色的新衣裳。母亲把洗干净的骨肉放进舅舅的衣袖里，缝好。舅舅的工友们在矿洞附近挖了个坑，把棺材埋了。我不记得是不是立了墓碑。
　　事后第三天，外公全家人离开小坪乡，返回老家。
　　接着，外公疯了。每天总有一段时间，他会搬个小板凳，坐在大院门口，不停地骂人，骂一些位高权重的人，但我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
　　二姨和三姨出嫁后，外公的疯病加重，有时还打外婆和小姨。外婆只好将年仅17岁的小姨也嫁出去。往后，每到外公发病，外婆就把他锁在屋子里。
　　他的肺结核越来越严重，半夜起来大口喘气，总是发出怪叫声，把睡在隔壁的我吓醒。有时我会用力捶打床板抗议。
　　舅舅死后的第11个年头，外公也死了。
　　有一年清明，我陪外婆去给舅舅扫墓。当年繁荣的小镇已破败不堪，上山的路杂草丛生。我们找不到墓地，只好在路边当天祭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