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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这个最早将满眼坚冰化开一滴春水的人，人们称之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尽管她的歌声曾长时间被官方和正统所禁止和拒绝，但不能否认的是，她启蒙了一个流行文化的时代。
1977年的春天仍然是寒冷的，刚刚从一场血肉盛宴中挣扎下来的中国人用一种冰冷和坚硬来掩饰内心的空虚乏味与恐惧，此时，一个清丽柔美的女子，用她轻缓宛转的声音，将禁锢着整个中国的坚硬轻轻破开一条裂缝。
2006年“五一”长假期间，央视十套特别节目——《中国流行音乐20年·那些年，这些人》播出，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了关于邓丽君的大量珍贵影视资料。一时间，网络上回忆和评论的文章数量急遽攀升，人们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是——“解禁”。这个最早将满眼坚冰化开一滴春水的人，人们称之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尽管她的歌声曾长时间被官方和正统所禁止和拒绝，但不能否认的是，她启蒙了一个流行文化的时代。
唯一的邓丽君
1977-1978年，邓丽君的歌曲磁带先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流传，继而通过电波和卡式录音机的普及，迅速进入内陆地区，并立刻为多数人所接受。
“邓丽君是唯一的。”对于那些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邓丽君歌声成长的人而言，这个用一种轻轻的柔软抚慰他们心灵的歌手是无人可以替代的。现任《人民音乐》编辑部主任的金兆钧当年还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1978年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邓丽君的歌曲，第一个感觉是：喜欢，非常喜欢。“对于那时的青年来说，听邓丽君的歌曲首先来说对我们不陌生，因为她的歌曲保留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的那种文化基调。”不止是年轻人，当时著名的音乐家王酩（1934-1997）也对邓的歌曲产生浓厚兴趣，曾经借了邓的磁带一个人躲在屋子里研究歌曲的配器。
就在邓丽君婉约清丽的声音响遍中国时，反对的声音也开始出现了。1980年，一些老资格音乐人召开了一场专门针对当下流行音乐取向的讨论会，称为“西山会议”。在会上，一些专家对于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音乐表达了否定的观点，并批评了内地著名音乐家张丕基、王酩等，原因是他们的歌曲写得开始像港台歌曲了，李谷一的《乡恋》也在这个背景下成为受批判的典型。在这次会议上，邓丽君的歌曲被冠以“黄色歌曲”和“靡靡之音”的称呼。此后很长时间内，官方对于邓丽君基本持一种禁止传播的态度。
翻开许多描写70年代末的小说，时尚青年的形象总是难以摆脱这样的定式：墨镜，长长的鬓角，裤脚肥大的喇叭裤，以及手里播放着邓丽君歌曲的收录机。官方的禁令反而助长了邓丽君的流行，当年曾是学校里文艺活跃分子的金兆钧在某一天接受了一个特别的工作：在学校里开办专门介绍邓丽君以及流行音乐的讲座。三场讲座下来，学生们反响热烈。随后，在一次北京市团委召开的关于流行音乐的讨论中，金兆钧又获邀出席并做了专门的报告。对于这种似乎有违官方意志的插曲，金兆钧在多年后回忆时平和地说：“关于邓丽君的争议其实是没有定论的，即使在官员们内部也没有统一的看法，包括在西山会议上，有人也提出过对邓丽君的歌曲不能一概而论。这种争议到今天仍然存在。”
对邓丽君的被禁，金兆钧称为“中国思想解放初期的两种观点的交锋”。 金兆钧认为：“邓丽君的流行实际上触及到了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文艺界开始分裂为两种创作态度：大众文艺（或称国防文艺）和保持艺术家的独立。正是在这样的分歧下，才产生了后来的文艺创作派别，争论也就由此开始。上海的流行文化从一开始就被称为‘孤岛文化’，因为它的受众就是十里洋场里的那些都市人，不是占国人比例多数的农民。因此，在这种争论中也就一直处于下风。邓丽君的歌曲直接承袭的恰恰是‘孤岛文化’的精髓，如果在当时承认了邓丽君的流行，那么也就暗示着那些‘根据地派’的选择错了。这是我认为邓丽君被禁的重要原因。”
当时，邓丽君的音乐磁带当时难以在大陆公开出版发行，于是走私和翻录她的磁带成为了赚钱的生意。有人回忆称，当时翻录邓丽君的磁带，五角钱一盘已经是很公道的价格了。这种私人翻录的生意遍布于当时的农贸市场和一些小商铺内，一些居民也在自己家中用简陋的设备经营这种生意。很多青年乃至中学生都有不辞辛苦地在曲折的胡同里或者嘈杂的市场中，捏着汗涔涔的钞票寻找翻录人的有趣经历。
冲不破的网
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客居香港的邓丽君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认识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职员彭燕燕。几次接触后，邓表现出对大陆风土人物的浓厚兴趣。随后，官方即委派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高级职员牛钊等人与邓丽君开始交往。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新华社方面开始试探地向她提出赴内地演出的可能。
在商谈赴内地演出的计划时，邓丽君显得非常兴奋。她和彭燕燕单独商量制定了一个“演出计划”，并明确表示，不愿意只出席一次晚会，唱几支歌，而是要举行个人演唱会。彭燕燕给她规划的路线是：第一站北京，第二站上海，第三站西安，第四站广州。彭燕燕说：“这样，东西南北都照顾到了。”邓丽君听了很高兴，表示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
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的牛钊后来回忆说：“所谓准备工作，还包括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要有华丽的舞台、灿烂的灯光、高水平的伴奏、高质量的音响。邓丽君表示，这一切由她来筹划。可惜的是，当时的邓丽君已经淡出娱乐界，很多事操办起来并不顺利，所以她的准备工作始终没有落实。”
演出计划搁浅后，新华社方面又询问邓是否愿意来内地旅游。邓丽君问怎么样才能进入内地？牛钊他们建议她用个假名，持中旅社的回乡证过关，然后由彭燕燕全程陪同。邓丽君又兴奋起来了，和彭燕燕商量了“旅游计划”。她提出，旅游时间最好是在冬季，因为她想看雪。她很想在大雪纷飞之际，登上长城，一览塞外风光。然而，她的这种颇具诗情画意的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后来她表示，“另纸签证”的办法并不保险，她的一些到过内地的朋友，返回台湾后都受到了情治单位的审查。
在随后的交往中，邓丽君曾表示：“住在台湾很烦，住在香港也烦，我想在内地买套房子，烦的时候就去住住。你们能不能帮我？”接着她又说：“在中国的城市中，我最喜欢苏州，很想在那里买套房子。”当时牛钊认为她是随便说说的，便姑漫应之。
不料过了一段时间，她忽然打电话问牛钊，在苏州买房子的事情有没有消息？其时牛钊正好要回江苏休假，就顺便去了一趟苏州。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朱局长带他看了一处地方，这是一套两层楼的花园楼房，院子很大，但楼房非常陈旧，已近危房。朱局长说买下以后可以重新设计建造，买主开价要六万元。牛钊画了个草图，带回香港。邓丽君开始不相信六万元可以买到一院住宅，接着说是不是现在就把钱汇过去？牛钊解释说此事要等她亲自到苏州看过以后才能决定，可能还要办一些手续，现在急不起来。最终，此事也没有了下文。
谈到和邓丽君的那段交往，牛钊在自己的一篇回忆中感慨道：“内地的改革开放，给邓丽君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几乎凌乱地给自己编织了许多的梦：驻足长城，憩息水乡，仰望故乡明月，倾听西部天籁，当然更多的是在亿万歌迷的掌声中，再现风采，再铸辉煌。她的梦并非太虚幻境，而可能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只是由于有一个无形的网笼罩着她，她始终无法冲破。”
十亿个掌声未能响起
1989年初，又一个机会降临在邓丽君身上。当时东方歌舞团的一位音乐人、也是大陆最早个人组织商业演出的先行者黑子（原名王彦军）在香港找到了邓丽君。据他回忆：“我当时抱的目的就是想让她来内地演出，我当时以为她是钱的事情，估计她觉得我们出不起这个钱。我算过，当时可以出很高的钱，可能不到100万元，在当时是个天价。我敢出这个钱，但我不好意思上来就说钱的事情。我老跟她说笑话，她为什么很想跟我聊天呢？就因为我很爱说，讲些笑话，她就很放松，我的目的是想让她来。”
1991年，黑子再次来到香港，希望说服邓丽君来大陆演出。最后，黑子对邓丽君说：“我非常希望你能来这边演出，像你这样一个有这么大成就的人不来太可惜了。”黑子跟她陈述了来内地演出的重要性，比如这边对她的喜欢程度，作为一个中国人，不来大陆，是一生比较遗憾的事情。黑子问：“在经济上，合约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花最高的价钱。”邓丽君笑着说：“不是钱的问题，我根本不在乎钱，有很多原因我去不了，但是这种机会一定有，我一定要去，但是什么时候现在我没法说。”
对于最终邓丽君未能来大陆，黑子表示了深深的遗憾：“我感觉，她当时还是因为政治问题。我其实有很多的准备，包括经济上的准备，当时除了我没人敢出这么高的价钱。我还跟文化部的官员打过招呼，包括再高一层的官员，我都谈过，认为完全可行，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跟她谈得比较具体。但是她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她只是有这个愿望而已。我相信是台湾当时对她控制比较严，这个因素最大。”
多年之后，一则台湾的新闻报道似乎揭示了当年邓丽君错失大陆演出的真相。《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5月10日第三版报道：“在5月8日邓丽君文教基金会举办邓丽君逝世11周年纪念会暨新书发表会，宋楚瑜在会中首度透露邓丽君无缘赴大陆演唱的内情。宋楚瑜表示，当时他担任‘新闻局长’，蒋经国有一天相当罕见地在‘总统府’召见他，希望他劝阻邓丽君‘登陆’。据称当时大陆方面已向邓丽君提出邀请，并且承诺在四川举办数十万人规模的演唱会。经过沟通后，邓丽君决定放弃邀请，这一次的放弃使得邓丽君终生没有到大陆去。”
开启偶像时代
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音乐登陆内地，所带给人们的冲击并不是旋律的革新，或者柔婉的演绎，它更多地则是在填补一种心灵的渴望，并为日后的个性解放提供土壤。金兆钧对于邓丽君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影响给予了一个启蒙者才相配的评价：“应该承认的是，大批流行歌曲的进入，迎合了当时人们对自由情感表达的一种需要，而且催生了一大批中国流行音乐人，在这一点上，邓丽君功不可没。”
而在网络年鉴中，对于1980年的中国是这样描写的：文革后的第一代青年偶像在这一年诞生，他们是：邓丽君、刘文正、罗大佑。邓丽君是所有人的梦中情人，对那些听惯了口号式歌曲的男女老少来说，邓丽君那情意缠绵、柔情万缕的歌声，让人情不自禁地“蠢蠢欲动”。刘文正和罗大佑带来了长达10年流行期的校园歌曲，罗大佑更被奉为“音乐教父”。《兰花草》的歌词源自胡适的诗作《希望》，随着胡适的暮年漂泊到台湾，然后又随着刘文正手中的吉他再一次流行内地。早恋的男生几乎都会唱“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而听到的女生则会心有灵犀地宛然一笑。罗大佑1979年创作的《童年》举国传唱，紧跟着是《光阴的故事》、《恋曲1990》、《你的样子》、《滚滚红尘》、《明天会更好》。所有这些歌曲你可以在中国许多城市里听到，这种心灵烙印之深，以致于多年以后的一个白天或者夜晚，这种旋律依然有着让人潸然泪下的力量。
从邓丽君开始的流行音乐潮对内地的冲击之速是难以想象的，翻录的磁带和模仿的歌手很快便无法追上人们增长过快的欣赏欲望。虽然后来大陆歌手带有浓郁民族味道的《信天游》引爆了“西北风”，寥寥数首名作成了“全国粮票”，但大陆的本土流行音乐依然难以同港台的声音相抗衡。1986年，以齐秦、苏芮为开端，港台艺人大举登陆，原人原唱原作，使大陆歌坛“翻唱歌曲”时代宣告灭亡。
这时，一个穿着黄军装、挽着裤腿、其貌不扬的北京小伙用沙哑的嗓音喊出了一代人的心声：对自由的渴望，对传统的叛逆、对激情的追求。王朔说过：“我第一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写得透！当时我感觉我们千言万语写得都不如他这三言两语的词儿。”崔健的声音就像是我们自己的怀疑：“为何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们几乎不假思索的爱上了他的音乐。世界一天天在变，变得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那时，崔健的歌是我们唯一相信的东西，他的爱情让我们温暖，他的愤怒是我们的不平，他的晦涩令我们拘谨，他的温柔是我们的声音。
《一无所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心态。从那以后，歌坛分化了，娱乐方式也多元化了，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人民掌握了自主进入娱乐圈的权力。
声音的盛宴
与邓丽君开启流行音乐大门的艰难不同的是，各种西方文化进入并引领中国流行趋势的脚步却显得异常的轻松惬意。
在搜狐网2005年的一项调查中显示：北京的圣诞节没有假期，庆祝活动100%都聚集在夜晚进行，活跃在时尚前沿的人群都趁着这个机会好好放松一把。那些热恋之中的情侣，都会选择在平安夜里聚众狂欢，大学里宿舍楼的“楼长”们也识趣地顺延了锁门时间。北京的文化圈中，50%的文化人士会正经八百、附庸风雅地过一个平安夜，把简陋的屋子装饰得光怪陆离，桌子上一片狼藉，一帮外表委琐的人围在桌子旁边，大碗喝酒、大口抽烟、大声谈笑。另外50%的人士则对圣诞节持排斥态度，他们称之为“节日的次殖民地化”，他们选择平常度过。
在上海，70%的14—30岁的年轻人在平安夜选择走出家门，狂吃狂欢。在兰州大学工作的美国籍教师沈妮评价说：“在中国，圣诞节更多地像朋友聚会。”
这种一年一度的狂欢显然已经引起了许多文化人士的不满。2006年12月，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名校或科研单位的十位哲学或教育学博士发出联合署名倡议书，号召网友慎对圣诞节。这篇名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圣诞节”问题的看法》的倡议书实质上已经成为讨伐外来文化入侵的檄文。文章第一句话就是“西洋文化在中国已由微风细雨演变成狂风骤雨，最为直接和集中的体现，莫过于圣诞节在中国的悄然兴起与日趋流行。……凡此种种，皆表明我们正在逐渐演变成一个西洋文化主导的社会。”博士们并呼吁“国人慎对圣诞节，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
对于博士们的倡议，反对过圣诞节的人占53.8%，赞同认为民众只是找机会轻松，并不是被西方文化洗脑的人占29.68%，无所谓的人占17.24。而在稍早时候，来自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进行的“公众过圣诞节状况”调查表明，近9成的受访青年表示会过圣诞节，3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一到12月份就准备过圣诞了，就像准备过元旦和春节一样，已成为习惯。
外来文化对中国最大也是最具讽刺意味的改造，当属饮食文化。一个被公认的美食大国却在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洋快餐手下重重地失败了一次。如果说肯德基和麦当劳的商业化运作是瞄准了中国人胃口的话，那么星巴克则是对准了国人的心灵。1999年1月，在获得授权后，北京美大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在北京开设了星巴克在华的第一家咖啡店。《新周刊》2006年16期发表了一篇题为《那些影响了我们的东西》的文章，星巴克咖啡位列第59——在进入中国的7年间,星巴克成功地把咖啡卖给了喜欢喝茶的中国人，它带来的小资生活方式以及观念转变正在中国进行巨大的扩张，去那里的人并不是单纯为了喝杯咖啡，而是为了体现一种时髦、有品位的生活方式。
与1979年接触邓丽君的那一代人不同，今天的中国有着太多希望表现出独立性格、却又苦于无力装扮的人，星巴克的小众氛围恰恰填补了他们的欲求。在北京美大星巴克广告策划书上，有这样一段话：“一样东西能成为一种时尚，那么这样东西应一定含着一种概念，或是由一种概念包装起来。星巴克卖的不只是咖啡，更是一种心情一种生活方式。”
和星巴克相似、因误解而形成的流行文化在中国还有很多，譬如说起源于欧洲的背包客现象。在1960年代嬉皮士风潮的带动下，困惑的年轻人带着问题独自上路，希望凭借那种“在路上”的体验审视自我，找到精神的归宿。背包客的精髓是精神追求，是身与心的体验，而不是沿途看看风景。因此到底是一个人走还是结队走、去什么地方等等都是外在的形式而已，不是说背包客就非得去边远、蛮荒等大家都没去过的地方。而在今天的中国，背包旅行变成一种时尚，有人把它当成了炫耀的资本，一种可以在精神、物质、思想和行为上区别于他人的标志。更奇怪的是，在国外背包客都是穷人，参加旅行团的是有钱人；在中国则正好相反。
在《新周刊》“被误读的消费和全球化时代新文盲”一文中，类似的例子不下几十个。在文章的开篇，作者不无幽默地写道：“中国人以以一当十的速度体验和消费着西方文明，但‘全球同步发行(上市)’都杜绝不了误读的发生。因为文化、传统、价值观、商业规则、法律条文、消费品味，每一样都需要时间慢慢积累和沉淀，效率是不起作用的。”
从北海后山几万人用录音机放送邓丽君的歌曲，到今天可以安静地欣赏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演出；从当年要趁夜撬锁、偷进学校图书馆阅读，到今天可以在网络上搜索最新出版的各类著作；从当年要鼓足勇气引用一段外国的思想理论来阐述一个道理，到今天可以公开对外来文化评头论足，流行文化在中国走过了曲折却又快捷的历程。有人批判称：“中国人性格中呈现出剧烈的矛盾性，固守千年文明，却极度不自信；追求美好生活，但一切都是为别人而活；试图保持自己的独立，不过这种独立原来都是建立在别人的手掌心里。中国人摆出现代化的姿态，最终还是愚弄了自己。”
30年来的文化碰撞，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寻找中迷失，在醒悟中沉溺。作为当年亲历了那场关于流行文化观点交锋的金兆钧对此有着自己的一番思考：“我们的社会应该允许多种观点和文化现象并存，而且是平等的存在。在一个公认的法律和道德底线以上，应该允许争议，允许不同。比如对邓丽君，在今天争议仍然存在，这是好事，争议导致进步。至于结果，留给历史来判断吧。一个极权的社会除了物质进步外，带不来丝毫的进步。而一个进化的社会，它的标志就是宽容。”
开禁音乐茶座
1980年3月，广州东方宾馆的花园餐厅开始出现小规模音乐演出，多是外面的歌手来客场献唱。1981年，宾馆招考了不少歌手、伴奏，专门成立了乐队，在翠园宫餐厅正式推出音乐茶座，听众花钱买上一张票，就可以进来坐在饭桌前听歌，票价内包括了茶座提供的饮料、小食。音乐茶座甫一推出，即在那个舞厅还未兴起的年代引起轰动：每晚，广州市各处的年轻人把前厅挤得水泄不通，走廊上经常加位，有时连隔壁的后厅也挤满了人。
到了每天晚上9时30分，方形舞台上小号和鼓声、琴声响起，歌手登台献唱港台流行、民族歌曲。乐队人数最多时近20人，包括10位歌手如王强、王斯、张海莲、彭萍、李勇等，他们下午就在宿舍里自弹自唱，继而集中排练。虽然隔着鱼池，听众仍充满热情。在众多演唱曲目中，气氛最热烈的要数那种表演性质较强的"乞丐歌"，歌手故意整乱头发上台，其他成员拿着钵走向听众作讨钱状，听众则笑成一团。之后，音乐茶座开始从广州走向全国，而中国人也正是从这个音乐茶座开始，重新体会到禁锢已久的夜生活的滋味。
（摘编自《广州日报》）
麻将解禁
麻将如何在现代中国解禁，如何从偷偷摸摸，到成为国家竞技项目，却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前安徽省老年体育协会秘书长张普生。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打麻将都不能光明正大，因为被公安机关抓到就是以赌博论处，轻则开除公职、重则判刑，连买卖麻将牌都得要偷偷摸摸。
1983年前后，有老干部向张普生提出，能否搞一场麻将比赛。谁知到为了这事，张普生找了安徽省公安厅，找了国家体委，找了公安部，却四处碰壁。爱较真的张普生为了论证“麻将不是赌博”上合肥、下南京查证资料，最后干脆去北京各大图书馆泡了20多天。结果却被认为是在“为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奔走而弄得朋友绝交、单位扣工资，自己人财两空，靠妻子开荒种菜糊口。
1985年10月11日，公安部终于下发了《关于公安机关不再干预麻将、纸牌的制造、销售问题的通知》。文件中特别指出麻将“是我国传统的娱乐活动用具”。
1987年，得到政策支持的张普生终于组织成功第一场公开的麻将比赛——第一届安徽省老干部麻将比赛，此后又成功组织了多次全国性的麻将比赛。1995年，为了把麻将纳入国家竞技体育项目，张普生专门写报告，并通过关系交给了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这份报告促成了国家体委1996年在北京房山召开的“麻将牌座谈会”，并形成了一份《麻将牌座谈会纪要》，建议将麻将列入国家竞技体育项目。
1998年4月12日，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正式组织编审了《中国麻将竞赛规则》，张普生则成为这个竞赛规则的编写者之一。
（周益）
1977年的春天仍然是寒冷的，刚刚从一场血肉盛宴中挣扎下来的中国人用一种冰冷和坚硬来掩饰内心的空虚乏味与恐惧，此时，一个清丽柔美的女子，用她轻缓宛转的声音，将禁锢着整个中国的坚硬轻轻破开一条裂缝。
2006年“五一”长假期间，央视十套特别节目——《中国流行音乐20年·那些年，这些人》播出，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了关于邓丽君的大量珍贵影视资料。一时间，网络上回忆和评论的文章数量急遽攀升，人们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是——“解禁”。这个最早将满眼坚冰化开一滴春水的人，人们称之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尽管她的歌声曾长时间被官方和正统所禁止和拒绝，但不能否认的是，她启蒙了一个流行文化的时代。
唯一的邓丽君
1977-1978年，邓丽君的歌曲磁带先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流传，继而通过电波和卡式录音机的普及，迅速进入内陆地区，并立刻为多数人所接受。
“邓丽君是唯一的。”对于那些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邓丽君歌声成长的人而言，这个用一种轻轻的柔软抚慰他们心灵的歌手是无人可以替代的。现任《人民音乐》编辑部主任的金兆钧当年还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1978年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邓丽君的歌曲，第一个感觉是：喜欢，非常喜欢。“对于那时的青年来说，听邓丽君的歌曲首先来说对我们不陌生，因为她的歌曲保留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的那种文化基调。”不止是年轻人，当时著名的音乐家王酩（1934-1997）也对邓的歌曲产生浓厚兴趣，曾经借了邓的磁带一个人躲在屋子里研究歌曲的配器。
就在邓丽君婉约清丽的声音响遍中国时，反对的声音也开始出现了。1980年，一些老资格音乐人召开了一场专门针对当下流行音乐取向的讨论会，称为“西山会议”。在会上，一些专家对于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音乐表达了否定的观点，并批评了内地著名音乐家张丕基、王酩等，原因是他们的歌曲写得开始像港台歌曲了，李谷一的《乡恋》也在这个背景下成为受批判的典型。在这次会议上，邓丽君的歌曲被冠以“黄色歌曲”和“靡靡之音”的称呼。此后很长时间内，官方对于邓丽君基本持一种禁止传播的态度。
翻开许多描写70年代末的小说，时尚青年的形象总是难以摆脱这样的定式：墨镜，长长的鬓角，裤脚肥大的喇叭裤，以及手里播放着邓丽君歌曲的收录机。官方的禁令反而助长了邓丽君的流行，当年曾是学校里文艺活跃分子的金兆钧在某一天接受了一个特别的工作：在学校里开办专门介绍邓丽君以及流行音乐的讲座。三场讲座下来，学生们反响热烈。随后，在一次北京市团委召开的关于流行音乐的讨论中，金兆钧又获邀出席并做了专门的报告。对于这种似乎有违官方意志的插曲，金兆钧在多年后回忆时平和地说：“关于邓丽君的争议其实是没有定论的，即使在官员们内部也没有统一的看法，包括在西山会议上，有人也提出过对邓丽君的歌曲不能一概而论。这种争议到今天仍然存在。”
对邓丽君的被禁，金兆钧称为“中国思想解放初期的两种观点的交锋”。 金兆钧认为：“邓丽君的流行实际上触及到了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文艺界开始分裂为两种创作态度：大众文艺（或称国防文艺）和保持艺术家的独立。正是在这样的分歧下，才产生了后来的文艺创作派别，争论也就由此开始。上海的流行文化从一开始就被称为‘孤岛文化’，因为它的受众就是十里洋场里的那些都市人，不是占国人比例多数的农民。因此，在这种争论中也就一直处于下风。邓丽君的歌曲直接承袭的恰恰是‘孤岛文化’的精髓，如果在当时承认了邓丽君的流行，那么也就暗示着那些‘根据地派’的选择错了。这是我认为邓丽君被禁的重要原因。”
当时，邓丽君的音乐磁带当时难以在大陆公开出版发行，于是走私和翻录她的磁带成为了赚钱的生意。有人回忆称，当时翻录邓丽君的磁带，五角钱一盘已经是很公道的价格了。这种私人翻录的生意遍布于当时的农贸市场和一些小商铺内，一些居民也在自己家中用简陋的设备经营这种生意。很多青年乃至中学生都有不辞辛苦地在曲折的胡同里或者嘈杂的市场中，捏着汗涔涔的钞票寻找翻录人的有趣经历。
冲不破的网
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客居香港的邓丽君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认识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职员彭燕燕。几次接触后，邓表现出对大陆风土人物的浓厚兴趣。随后，官方即委派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高级职员牛钊等人与邓丽君开始交往。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新华社方面开始试探地向她提出赴内地演出的可能。
在商谈赴内地演出的计划时，邓丽君显得非常兴奋。她和彭燕燕单独商量制定了一个“演出计划”，并明确表示，不愿意只出席一次晚会，唱几支歌，而是要举行个人演唱会。彭燕燕给她规划的路线是：第一站北京，第二站上海，第三站西安，第四站广州。彭燕燕说：“这样，东西南北都照顾到了。”邓丽君听了很高兴，表示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
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的牛钊后来回忆说：“所谓准备工作，还包括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要有华丽的舞台、灿烂的灯光、高水平的伴奏、高质量的音响。邓丽君表示，这一切由她来筹划。可惜的是，当时的邓丽君已经淡出娱乐界，很多事操办起来并不顺利，所以她的准备工作始终没有落实。”
演出计划搁浅后，新华社方面又询问邓是否愿意来内地旅游。邓丽君问怎么样才能进入内地？牛钊他们建议她用个假名，持中旅社的回乡证过关，然后由彭燕燕全程陪同。邓丽君又兴奋起来了，和彭燕燕商量了“旅游计划”。她提出，旅游时间最好是在冬季，因为她想看雪。她很想在大雪纷飞之际，登上长城，一览塞外风光。然而，她的这种颇具诗情画意的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后来她表示，“另纸签证”的办法并不保险，她的一些到过内地的朋友，返回台湾后都受到了情治单位的审查。
在随后的交往中，邓丽君曾表示：“住在台湾很烦，住在香港也烦，我想在内地买套房子，烦的时候就去住住。你们能不能帮我？”接着她又说：“在中国的城市中，我最喜欢苏州，很想在那里买套房子。”当时牛钊认为她是随便说说的，便姑漫应之。
不料过了一段时间，她忽然打电话问牛钊，在苏州买房子的事情有没有消息？其时牛钊正好要回江苏休假，就顺便去了一趟苏州。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朱局长带他看了一处地方，这是一套两层楼的花园楼房，院子很大，但楼房非常陈旧，已近危房。朱局长说买下以后可以重新设计建造，买主开价要六万元。牛钊画了个草图，带回香港。邓丽君开始不相信六万元可以买到一院住宅，接着说是不是现在就把钱汇过去？牛钊解释说此事要等她亲自到苏州看过以后才能决定，可能还要办一些手续，现在急不起来。最终，此事也没有了下文。
谈到和邓丽君的那段交往，牛钊在自己的一篇回忆中感慨道：“内地的改革开放，给邓丽君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几乎凌乱地给自己编织了许多的梦：驻足长城，憩息水乡，仰望故乡明月，倾听西部天籁，当然更多的是在亿万歌迷的掌声中，再现风采，再铸辉煌。她的梦并非太虚幻境，而可能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只是由于有一个无形的网笼罩着她，她始终无法冲破。”
十亿个掌声未能响起
1989年初，又一个机会降临在邓丽君身上。当时东方歌舞团的一位音乐人、也是大陆最早个人组织商业演出的先行者黑子（原名王彦军）在香港找到了邓丽君。据他回忆：“我当时抱的目的就是想让她来内地演出，我当时以为她是钱的事情，估计她觉得我们出不起这个钱。我算过，当时可以出很高的钱，可能不到100万元，在当时是个天价。我敢出这个钱，但我不好意思上来就说钱的事情。我老跟她说笑话，她为什么很想跟我聊天呢？就因为我很爱说，讲些笑话，她就很放松，我的目的是想让她来。”
1991年，黑子再次来到香港，希望说服邓丽君来大陆演出。最后，黑子对邓丽君说：“我非常希望你能来这边演出，像你这样一个有这么大成就的人不来太可惜了。”黑子跟她陈述了来内地演出的重要性，比如这边对她的喜欢程度，作为一个中国人，不来大陆，是一生比较遗憾的事情。黑子问：“在经济上，合约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花最高的价钱。”邓丽君笑着说：“不是钱的问题，我根本不在乎钱，有很多原因我去不了，但是这种机会一定有，我一定要去，但是什么时候现在我没法说。”
对于最终邓丽君未能来大陆，黑子表示了深深的遗憾：“我感觉，她当时还是因为政治问题。我其实有很多的准备，包括经济上的准备，当时除了我没人敢出这么高的价钱。我还跟文化部的官员打过招呼，包括再高一层的官员，我都谈过，认为完全可行，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跟她谈得比较具体。但是她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她只是有这个愿望而已。我相信是台湾当时对她控制比较严，这个因素最大。”
多年之后，一则台湾的新闻报道似乎揭示了当年邓丽君错失大陆演出的真相。《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5月10日第三版报道：“在5月8日邓丽君文教基金会举办邓丽君逝世11周年纪念会暨新书发表会，宋楚瑜在会中首度透露邓丽君无缘赴大陆演唱的内情。宋楚瑜表示，当时他担任‘新闻局长’，蒋经国有一天相当罕见地在‘总统府’召见他，希望他劝阻邓丽君‘登陆’。据称当时大陆方面已向邓丽君提出邀请，并且承诺在四川举办数十万人规模的演唱会。经过沟通后，邓丽君决定放弃邀请，这一次的放弃使得邓丽君终生没有到大陆去。”
开启偶像时代
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音乐登陆内地，所带给人们的冲击并不是旋律的革新，或者柔婉的演绎，它更多地则是在填补一种心灵的渴望，并为日后的个性解放提供土壤。金兆钧对于邓丽君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影响给予了一个启蒙者才相配的评价：“应该承认的是，大批流行歌曲的进入，迎合了当时人们对自由情感表达的一种需要，而且催生了一大批中国流行音乐人，在这一点上，邓丽君功不可没。”
而在网络年鉴中，对于1980年的中国是这样描写的：文革后的第一代青年偶像在这一年诞生，他们是：邓丽君、刘文正、罗大佑。邓丽君是所有人的梦中情人，对那些听惯了口号式歌曲的男女老少来说，邓丽君那情意缠绵、柔情万缕的歌声，让人情不自禁地“蠢蠢欲动”。刘文正和罗大佑带来了长达10年流行期的校园歌曲，罗大佑更被奉为“音乐教父”。《兰花草》的歌词源自胡适的诗作《希望》，随着胡适的暮年漂泊到台湾，然后又随着刘文正手中的吉他再一次流行内地。早恋的男生几乎都会唱“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而听到的女生则会心有灵犀地宛然一笑。罗大佑1979年创作的《童年》举国传唱，紧跟着是《光阴的故事》、《恋曲1990》、《你的样子》、《滚滚红尘》、《明天会更好》。所有这些歌曲你可以在中国许多城市里听到，这种心灵烙印之深，以致于多年以后的一个白天或者夜晚，这种旋律依然有着让人潸然泪下的力量。
从邓丽君开始的流行音乐潮对内地的冲击之速是难以想象的，翻录的磁带和模仿的歌手很快便无法追上人们增长过快的欣赏欲望。虽然后来大陆歌手带有浓郁民族味道的《信天游》引爆了“西北风”，寥寥数首名作成了“全国粮票”，但大陆的本土流行音乐依然难以同港台的声音相抗衡。1986年，以齐秦、苏芮为开端，港台艺人大举登陆，原人原唱原作，使大陆歌坛“翻唱歌曲”时代宣告灭亡。
这时，一个穿着黄军装、挽着裤腿、其貌不扬的北京小伙用沙哑的嗓音喊出了一代人的心声：对自由的渴望，对传统的叛逆、对激情的追求。王朔说过：“我第一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写得透！当时我感觉我们千言万语写得都不如他这三言两语的词儿。”崔健的声音就像是我们自己的怀疑：“为何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们几乎不假思索的爱上了他的音乐。世界一天天在变，变得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那时，崔健的歌是我们唯一相信的东西，他的爱情让我们温暖，他的愤怒是我们的不平，他的晦涩令我们拘谨，他的温柔是我们的声音。
《一无所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心态。从那以后，歌坛分化了，娱乐方式也多元化了，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人民掌握了自主进入娱乐圈的权力。
声音的盛宴
与邓丽君开启流行音乐大门的艰难不同的是，各种西方文化进入并引领中国流行趋势的脚步却显得异常的轻松惬意。
在搜狐网2005年的一项调查中显示：北京的圣诞节没有假期，庆祝活动100%都聚集在夜晚进行，活跃在时尚前沿的人群都趁着这个机会好好放松一把。那些热恋之中的情侣，都会选择在平安夜里聚众狂欢，大学里宿舍楼的“楼长”们也识趣地顺延了锁门时间。北京的文化圈中，50%的文化人士会正经八百、附庸风雅地过一个平安夜，把简陋的屋子装饰得光怪陆离，桌子上一片狼藉，一帮外表委琐的人围在桌子旁边，大碗喝酒、大口抽烟、大声谈笑。另外50%的人士则对圣诞节持排斥态度，他们称之为“节日的次殖民地化”，他们选择平常度过。
在上海，70%的14—30岁的年轻人在平安夜选择走出家门，狂吃狂欢。在兰州大学工作的美国籍教师沈妮评价说：“在中国，圣诞节更多地像朋友聚会。”
这种一年一度的狂欢显然已经引起了许多文化人士的不满。2006年12月，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名校或科研单位的十位哲学或教育学博士发出联合署名倡议书，号召网友慎对圣诞节。这篇名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圣诞节”问题的看法》的倡议书实质上已经成为讨伐外来文化入侵的檄文。文章第一句话就是“西洋文化在中国已由微风细雨演变成狂风骤雨，最为直接和集中的体现，莫过于圣诞节在中国的悄然兴起与日趋流行。……凡此种种，皆表明我们正在逐渐演变成一个西洋文化主导的社会。”博士们并呼吁“国人慎对圣诞节，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
对于博士们的倡议，反对过圣诞节的人占53.8%，赞同认为民众只是找机会轻松，并不是被西方文化洗脑的人占29.68%，无所谓的人占17.24。而在稍早时候，来自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进行的“公众过圣诞节状况”调查表明，近9成的受访青年表示会过圣诞节，3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一到12月份就准备过圣诞了，就像准备过元旦和春节一样，已成为习惯。
外来文化对中国最大也是最具讽刺意味的改造，当属饮食文化。一个被公认的美食大国却在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洋快餐手下重重地失败了一次。如果说肯德基和麦当劳的商业化运作是瞄准了中国人胃口的话，那么星巴克则是对准了国人的心灵。1999年1月，在获得授权后，北京美大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在北京开设了星巴克在华的第一家咖啡店。《新周刊》2006年16期发表了一篇题为《那些影响了我们的东西》的文章，星巴克咖啡位列第59——在进入中国的7年间,星巴克成功地把咖啡卖给了喜欢喝茶的中国人，它带来的小资生活方式以及观念转变正在中国进行巨大的扩张，去那里的人并不是单纯为了喝杯咖啡，而是为了体现一种时髦、有品位的生活方式。
与1979年接触邓丽君的那一代人不同，今天的中国有着太多希望表现出独立性格、却又苦于无力装扮的人，星巴克的小众氛围恰恰填补了他们的欲求。在北京美大星巴克广告策划书上，有这样一段话：“一样东西能成为一种时尚，那么这样东西应一定含着一种概念，或是由一种概念包装起来。星巴克卖的不只是咖啡，更是一种心情一种生活方式。”
和星巴克相似、因误解而形成的流行文化在中国还有很多，譬如说起源于欧洲的背包客现象。在1960年代嬉皮士风潮的带动下，困惑的年轻人带着问题独自上路，希望凭借那种“在路上”的体验审视自我，找到精神的归宿。背包客的精髓是精神追求，是身与心的体验，而不是沿途看看风景。因此到底是一个人走还是结队走、去什么地方等等都是外在的形式而已，不是说背包客就非得去边远、蛮荒等大家都没去过的地方。而在今天的中国，背包旅行变成一种时尚，有人把它当成了炫耀的资本，一种可以在精神、物质、思想和行为上区别于他人的标志。更奇怪的是，在国外背包客都是穷人，参加旅行团的是有钱人；在中国则正好相反。
在《新周刊》“被误读的消费和全球化时代新文盲”一文中，类似的例子不下几十个。在文章的开篇，作者不无幽默地写道：“中国人以以一当十的速度体验和消费着西方文明，但‘全球同步发行(上市)’都杜绝不了误读的发生。因为文化、传统、价值观、商业规则、法律条文、消费品味，每一样都需要时间慢慢积累和沉淀，效率是不起作用的。”
从北海后山几万人用录音机放送邓丽君的歌曲，到今天可以安静地欣赏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演出；从当年要趁夜撬锁、偷进学校图书馆阅读，到今天可以在网络上搜索最新出版的各类著作；从当年要鼓足勇气引用一段外国的思想理论来阐述一个道理，到今天可以公开对外来文化评头论足，流行文化在中国走过了曲折却又快捷的历程。有人批判称：“中国人性格中呈现出剧烈的矛盾性，固守千年文明，却极度不自信；追求美好生活，但一切都是为别人而活；试图保持自己的独立，不过这种独立原来都是建立在别人的手掌心里。中国人摆出现代化的姿态，最终还是愚弄了自己。”
30年来的文化碰撞，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寻找中迷失，在醒悟中沉溺。作为当年亲历了那场关于流行文化观点交锋的金兆钧对此有着自己的一番思考：“我们的社会应该允许多种观点和文化现象并存，而且是平等的存在。在一个公认的法律和道德底线以上，应该允许争议，允许不同。比如对邓丽君，在今天争议仍然存在，这是好事，争议导致进步。至于结果，留给历史来判断吧。一个极权的社会除了物质进步外，带不来丝毫的进步。而一个进化的社会，它的标志就是宽容。”
开禁音乐茶座
1980年3月，广州东方宾馆的花园餐厅开始出现小规模音乐演出，多是外面的歌手来客场献唱。1981年，宾馆招考了不少歌手、伴奏，专门成立了乐队，在翠园宫餐厅正式推出音乐茶座，听众花钱买上一张票，就可以进来坐在饭桌前听歌，票价内包括了茶座提供的饮料、小食。音乐茶座甫一推出，即在那个舞厅还未兴起的年代引起轰动：每晚，广州市各处的年轻人把前厅挤得水泄不通，走廊上经常加位，有时连隔壁的后厅也挤满了人。
到了每天晚上9时30分，方形舞台上小号和鼓声、琴声响起，歌手登台献唱港台流行、民族歌曲。乐队人数最多时近20人，包括10位歌手如王强、王斯、张海莲、彭萍、李勇等，他们下午就在宿舍里自弹自唱，继而集中排练。虽然隔着鱼池，听众仍充满热情。在众多演唱曲目中，气氛最热烈的要数那种表演性质较强的"乞丐歌"，歌手故意整乱头发上台，其他成员拿着钵走向听众作讨钱状，听众则笑成一团。之后，音乐茶座开始从广州走向全国，而中国人也正是从这个音乐茶座开始，重新体会到禁锢已久的夜生活的滋味。
（摘编自《广州日报》）
麻将解禁
麻将如何在现代中国解禁，如何从偷偷摸摸，到成为国家竞技项目，却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前安徽省老年体育协会秘书长张普生。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打麻将都不能光明正大，因为被公安机关抓到就是以赌博论处，轻则开除公职、重则判刑，连买卖麻将牌都得要偷偷摸摸。
1983年前后，有老干部向张普生提出，能否搞一场麻将比赛。谁知到为了这事，张普生找了安徽省公安厅，找了国家体委，找了公安部，却四处碰壁。爱较真的张普生为了论证“麻将不是赌博”上合肥、下南京查证资料，最后干脆去北京各大图书馆泡了20多天。结果却被认为是在“为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奔走而弄得朋友绝交、单位扣工资，自己人财两空，靠妻子开荒种菜糊口。
1985年10月11日，公安部终于下发了《关于公安机关不再干预麻将、纸牌的制造、销售问题的通知》。文件中特别指出麻将“是我国传统的娱乐活动用具”。
1987年，得到政策支持的张普生终于组织成功第一场公开的麻将比赛——第一届安徽省老干部麻将比赛，此后又成功组织了多次全国性的麻将比赛。1995年，为了把麻将纳入国家竞技体育项目，张普生专门写报告，并通过关系交给了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这份报告促成了国家体委1996年在北京房山召开的“麻将牌座谈会”，并形成了一份《麻将牌座谈会纪要》，建议将麻将列入国家竞技体育项目。
1998年4月12日，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正式组织编审了《中国麻将竞赛规则》，张普生则成为这个竞赛规则的编写者之一。
（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