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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时间：2013年11月
受访地点：上岛咖啡
受访人：杨志滨
采访人：山 己
杨志滨：我通过一段时间对于“岩彩”进行研究，感觉收获是比较大的。传统的“岩彩画”当中也非常重视线条的运用，同时还有平面化的处理方式，画面的意境。在我看来，“年画”同“岩彩”之间的气场上是相通的，如果非要用语言表述出来是很困难的事情，虽然“年画”被国家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则重点放在了如何刻板，印刷上，对于“年画”的创作方面并不是非常重视。我个人认为作为新一代的年画传承人应该将创作与当今社会发展相适应，这也是我们这一代年画传承人的责任。所以我萌生了拓展“年画”创作的想法，包括在材料上，技法上，题材上的拓展。
SHMJ：一直以来，你在“年画”领域的创作经验以及体会都有哪些，能否分享一下？
杨志滨：我很小的时候就在家里观摩父母印制“木板年画”的整套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环境的熏陶我自然而然对“年画”产生了不能割舍的情感。其中很大程度是来自家族的影响，小时候很喜欢画画，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潍坊市“杨家埠木板年画社”工作。“杨家埠木板年画社”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珍藏了我们杨家埠的大量“年画古板”，从最初我只了解自家的版画到终于可以接触我们整个村子的版画，纵观杨家埠年画的历史。至明代、清代、民国以来，再到共和国建立50年代到90年代每个历史时期的雕刻技法，画面构成形式都有微妙的差别。
我这一代传承人如果还跟过去的老艺人画的东西一样，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我曾拜年画社的季乃仓先生为师，他常年从事“杨家埠年画”的创新工作，我在他那里学到了许多的东西。一般来讲，想要进入年画创作必须得有5年到10年的积淀，外行人看“年画”感觉很简单，就那几根线条、几种颜色而已，其实它其中的“线”全是经过提炼的“线”，它的色彩也是经过无数的民间艺人历代传承下来的。为什么是“黑”和“白”，“红”和“绿”，“黄”和“紫”这三组对比色？原因是过去的老房子内部光线比较昏暗，只要“年画”一上墙屋里顿时显得明亮起来了。
传统“年画”的制作形式有几种：纯木板套印，纯手工绘制，半印半绘制。纯木板套印的“年画”属于批量生产，针对普通民众消费阶层；家庭条件稍微好的消费阶层可能会选择半印半绘的；经济条件更好的消费阶层会买纯手工绘制的“年画”。可以说，传统“年画”创作结合了工笔、写意、版画等综合手法。
SHMJ：“年画”在我国历史悠久，从全国范围来看“年画”艺术自然形成不同的流派传承，与地域文化相对应的风格也确立了起来。
杨志滨：“年画”的萌芽可以最早追溯的汉代，不同的时代“年画”的载体不一样，宋代的年画都是手绘的，到了明代、清代雕版印刷术达到了一定程度，艺人们就将印刷术与“年画”相结合，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的民间艺人是非常聪明的，他们利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宗教题材制版印刷。更值的注意的是杨家埠“年画”中隐约可见古代人物绘画的造型手法，既有工笔的也有写意的，民间艺人模仿当时绘画的手法，转嫁到木板这个载体上。
我真正接触“年画”的创作是从“新年画”开始。二十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经下达文件——“关于改革潍北旧年画的指示”，随后“新年画”的创作在60年代一度中断了，直到80年代才得以复苏，杨家埠的“新年画”作品曾在“第七届全国美展”上获得银奖。
SHMJ：你接触到“岩彩”材料以后，如何将它与“年画”创作相结合的？技法层面上都做出了哪些尝试？
杨志滨：学习“岩彩”一般都从临摹“壁画”开始，“壁画图案”和“年画图案”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是民间艺人的集体创造。我在杨家埠的“老版”和“老画”中找到了某种“肌理感”，“壁画”由于时间的侵蚀同样也会产生“肌理感”，我是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尝试着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我作为70后的年画传承人首先得有责任感，“年画”的创作要与当下社会审美的方方面面相适应，矿物质色当中有无数的“中间色”可以被画家选择，另外还有洒、磨、刮……等技法手段为创作而服务，我希望能通过综合性的手法呈现绘画。就矿物质颜色特点而言，必须一层层在画面上叠加，因此，画家有充分的修改余地，也给予“年画”创作很大的发挥空间。
我的作品想表现的内涵同传统“年画”一脉相承，假如把传统完全抛弃，那么我的作品就没有根基了！我感觉自己和其他画家不同点在于，我的根就在杨家埠，它是民间美术的巨大资源，也是我个人的特色。我的创作可以尝试跟任何一种形式去结合，但是我的精神主旨是同传统“年画”一脉相连的。我之所以拓展“年画”创作的媒材，是因为传统的“年画”制作和当下社会的发展不太合拍了。我有一个很大胆的设想，将来是否能够出现“岩彩年画”这种形式，当然，现阶段仅仅还是个设想，需要通过时间去积累这方面的经验。
SHMJ：二者在技术层面的嫁接并不是一件难事，它们同样历史久远，而在文化内涵上它们是否存在彼此交融的可能性呢？
杨志滨：我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把每天的感受都密密麻麻的记录下来，甚至于把别人对于绘画和艺术的观点也客观的记录下来，在我短短接触“岩彩”的时间里从文化层面去思考创作是非常有难度的，得慢慢的消化。我接触“岩彩”是从感性引入的，通过技法的训练，体会了这整个过程，理清了我的认识，可以说是一波五折。开始当然很兴奋，接下来就是茫然，脑子里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只好强逼着自己投入进去。有时候“年画传承人”的标签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同时也给予我许多东西，不管怎么说它是我血脉里流淌的物质，它也是杨家埠历代民间艺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久前去了“法海寺”考察壁画，在一个黑漆漆的屋子里拿着手电才能看清楚壁画，屋子里还有某种气味和杨家埠“年画老版”的气味一摸一样，一般人体会不到这一点我却感到十分熟悉。通过对于壁画的考察不仅仅学会了怎样欣赏古代壁画，同时领略到了其中所承载的宗教、伦理、美学、工艺等等内涵。“岩彩”与“年画”都是来自传统，怎样将它们融入于当下，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以“年画”形式去承载当下真实的民间文化有些势单力薄了。有些民间艺人问我关于现在的杨家埠“年画”是怎样的发展状态，我的想法是每个人把自己的本分做好了，踏踏实实的走下去总比夸张的描述要实际的多。目前，杨家埠“年画”的传承方式有两种：家庭式的传承，单位式的传承。我个人介于两者之间，这几年我还在思考“年画”可否以个性化来传承，它是基于每个创作者对于“年画”的不同理解作为前提的，也是每个有心于“年画”创作的年轻人的共同财富。
SHMJ：你对于“岩彩”本身是否有着自己独特的认知和理解？
杨志滨：使用“岩彩”的过程就像是人生，绘画步骤从“打底子”开始，而人生同样要“打底子”。人生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得认认真真去完成，第一件事做不好，往下肯定是要出问题的，我相信，一个人只要足够努力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SHMJ：许多当代的画家在作品中借用“年画”符号，对此你是怎么看待的？
杨志滨：是的，画家顾黎明的作品就体现了你说的这一点，他使用的是画布油彩，作品语言是成功的。我所处的角度跟顾黎明不太一样，我是土生土长的“年画艺人”，对于传承抱有个人的敬畏之心，我的方式是在尽量保持传统形式的前提下，去探寻与肌理、材料、构成因素的结合方式。我去尝试“岩彩”完全是个人的想法驱使，我的作品还是侧重传承的因素，以传承为主，适当的加入新鲜的东西在其中。杨家埠有许多着像我一样的传承人，每个人守着自己的一块领域，我可能和他们在想法不太一样，我选择的这条路尽管有一些艰辛，但是我希望能坚持走下去。
受访地点：上岛咖啡
受访人：杨志滨
采访人：山 己
杨志滨：我通过一段时间对于“岩彩”进行研究，感觉收获是比较大的。传统的“岩彩画”当中也非常重视线条的运用，同时还有平面化的处理方式，画面的意境。在我看来，“年画”同“岩彩”之间的气场上是相通的，如果非要用语言表述出来是很困难的事情，虽然“年画”被国家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则重点放在了如何刻板，印刷上，对于“年画”的创作方面并不是非常重视。我个人认为作为新一代的年画传承人应该将创作与当今社会发展相适应，这也是我们这一代年画传承人的责任。所以我萌生了拓展“年画”创作的想法，包括在材料上，技法上，题材上的拓展。
SHMJ：一直以来，你在“年画”领域的创作经验以及体会都有哪些，能否分享一下？
杨志滨：我很小的时候就在家里观摩父母印制“木板年画”的整套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环境的熏陶我自然而然对“年画”产生了不能割舍的情感。其中很大程度是来自家族的影响，小时候很喜欢画画，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潍坊市“杨家埠木板年画社”工作。“杨家埠木板年画社”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珍藏了我们杨家埠的大量“年画古板”，从最初我只了解自家的版画到终于可以接触我们整个村子的版画，纵观杨家埠年画的历史。至明代、清代、民国以来，再到共和国建立50年代到90年代每个历史时期的雕刻技法，画面构成形式都有微妙的差别。
我这一代传承人如果还跟过去的老艺人画的东西一样，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我曾拜年画社的季乃仓先生为师，他常年从事“杨家埠年画”的创新工作，我在他那里学到了许多的东西。一般来讲，想要进入年画创作必须得有5年到10年的积淀，外行人看“年画”感觉很简单，就那几根线条、几种颜色而已，其实它其中的“线”全是经过提炼的“线”，它的色彩也是经过无数的民间艺人历代传承下来的。为什么是“黑”和“白”，“红”和“绿”，“黄”和“紫”这三组对比色？原因是过去的老房子内部光线比较昏暗，只要“年画”一上墙屋里顿时显得明亮起来了。
传统“年画”的制作形式有几种：纯木板套印，纯手工绘制，半印半绘制。纯木板套印的“年画”属于批量生产，针对普通民众消费阶层；家庭条件稍微好的消费阶层可能会选择半印半绘的；经济条件更好的消费阶层会买纯手工绘制的“年画”。可以说，传统“年画”创作结合了工笔、写意、版画等综合手法。
SHMJ：“年画”在我国历史悠久，从全国范围来看“年画”艺术自然形成不同的流派传承，与地域文化相对应的风格也确立了起来。
杨志滨：“年画”的萌芽可以最早追溯的汉代，不同的时代“年画”的载体不一样，宋代的年画都是手绘的，到了明代、清代雕版印刷术达到了一定程度，艺人们就将印刷术与“年画”相结合，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的民间艺人是非常聪明的，他们利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宗教题材制版印刷。更值的注意的是杨家埠“年画”中隐约可见古代人物绘画的造型手法，既有工笔的也有写意的，民间艺人模仿当时绘画的手法，转嫁到木板这个载体上。
我真正接触“年画”的创作是从“新年画”开始。二十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经下达文件——“关于改革潍北旧年画的指示”，随后“新年画”的创作在60年代一度中断了，直到80年代才得以复苏，杨家埠的“新年画”作品曾在“第七届全国美展”上获得银奖。
SHMJ：你接触到“岩彩”材料以后，如何将它与“年画”创作相结合的？技法层面上都做出了哪些尝试？
杨志滨：学习“岩彩”一般都从临摹“壁画”开始，“壁画图案”和“年画图案”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是民间艺人的集体创造。我在杨家埠的“老版”和“老画”中找到了某种“肌理感”，“壁画”由于时间的侵蚀同样也会产生“肌理感”，我是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尝试着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我作为70后的年画传承人首先得有责任感，“年画”的创作要与当下社会审美的方方面面相适应，矿物质色当中有无数的“中间色”可以被画家选择，另外还有洒、磨、刮……等技法手段为创作而服务，我希望能通过综合性的手法呈现绘画。就矿物质颜色特点而言，必须一层层在画面上叠加，因此，画家有充分的修改余地，也给予“年画”创作很大的发挥空间。
我的作品想表现的内涵同传统“年画”一脉相承，假如把传统完全抛弃，那么我的作品就没有根基了！我感觉自己和其他画家不同点在于，我的根就在杨家埠，它是民间美术的巨大资源，也是我个人的特色。我的创作可以尝试跟任何一种形式去结合，但是我的精神主旨是同传统“年画”一脉相连的。我之所以拓展“年画”创作的媒材，是因为传统的“年画”制作和当下社会的发展不太合拍了。我有一个很大胆的设想，将来是否能够出现“岩彩年画”这种形式，当然，现阶段仅仅还是个设想，需要通过时间去积累这方面的经验。
SHMJ：二者在技术层面的嫁接并不是一件难事，它们同样历史久远，而在文化内涵上它们是否存在彼此交融的可能性呢？
杨志滨：我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把每天的感受都密密麻麻的记录下来，甚至于把别人对于绘画和艺术的观点也客观的记录下来，在我短短接触“岩彩”的时间里从文化层面去思考创作是非常有难度的，得慢慢的消化。我接触“岩彩”是从感性引入的，通过技法的训练，体会了这整个过程，理清了我的认识，可以说是一波五折。开始当然很兴奋，接下来就是茫然，脑子里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只好强逼着自己投入进去。有时候“年画传承人”的标签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同时也给予我许多东西，不管怎么说它是我血脉里流淌的物质，它也是杨家埠历代民间艺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久前去了“法海寺”考察壁画，在一个黑漆漆的屋子里拿着手电才能看清楚壁画，屋子里还有某种气味和杨家埠“年画老版”的气味一摸一样，一般人体会不到这一点我却感到十分熟悉。通过对于壁画的考察不仅仅学会了怎样欣赏古代壁画，同时领略到了其中所承载的宗教、伦理、美学、工艺等等内涵。“岩彩”与“年画”都是来自传统，怎样将它们融入于当下，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以“年画”形式去承载当下真实的民间文化有些势单力薄了。有些民间艺人问我关于现在的杨家埠“年画”是怎样的发展状态，我的想法是每个人把自己的本分做好了，踏踏实实的走下去总比夸张的描述要实际的多。目前，杨家埠“年画”的传承方式有两种：家庭式的传承，单位式的传承。我个人介于两者之间，这几年我还在思考“年画”可否以个性化来传承，它是基于每个创作者对于“年画”的不同理解作为前提的，也是每个有心于“年画”创作的年轻人的共同财富。
SHMJ：你对于“岩彩”本身是否有着自己独特的认知和理解？
杨志滨：使用“岩彩”的过程就像是人生，绘画步骤从“打底子”开始，而人生同样要“打底子”。人生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得认认真真去完成，第一件事做不好，往下肯定是要出问题的，我相信，一个人只要足够努力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SHMJ：许多当代的画家在作品中借用“年画”符号，对此你是怎么看待的？
杨志滨：是的，画家顾黎明的作品就体现了你说的这一点，他使用的是画布油彩，作品语言是成功的。我所处的角度跟顾黎明不太一样，我是土生土长的“年画艺人”，对于传承抱有个人的敬畏之心，我的方式是在尽量保持传统形式的前提下，去探寻与肌理、材料、构成因素的结合方式。我去尝试“岩彩”完全是个人的想法驱使，我的作品还是侧重传承的因素，以传承为主，适当的加入新鲜的东西在其中。杨家埠有许多着像我一样的传承人，每个人守着自己的一块领域，我可能和他们在想法不太一样，我选择的这条路尽管有一些艰辛，但是我希望能坚持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