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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人望，中国口琴艺术的倡导者，中外音乐界称赞石人望是“口琴大师”、“中国口琴一代宗师”。以他名字命名的“石人望”牌国产口琴销售到香港、澳门、新加坡、日本和欧美国家。
母亲是第一个音乐老师
石人望原名惠良，浙江宁波鄞县人，1906年生。他3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他的母亲章启英是一位音乐教师，终日与音乐为伴，每天唱歌、弹琴，直接影响了石人望，因而他从小就特别喜欢音乐。
1912年，石人望6岁时随母亲来到上海。上海是东方大都市，歌舞厅遍地，洋人的音乐不绝于耳，学校里专设音乐课。章启英见儿子有音乐天赋，就在教书的课余时间，教儿子识谱、弹琴、唱歌。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母亲的指导下，石人望在音乐方面进步很快，每次音乐考试都名列前茅。
读初中时，他所在学校筹备一个学生合唱队。一天，石人望在操场上引吭高歌，那圆润高亢的嗓子、优美的旋律，把负责合唱队的音乐老师听得直鼓掌，走过来对石人望说：“你可以免费入队，你的歌唱得这么好，谁教的？”石人望如实相告：“我的母亲，她是我的第一个音乐老师。”
升入高中后，由于家境贫困，付不起昂贵的学费，石人望中途辍学，但他不愿放弃音乐，跑到四川路青年会参加口琴训练。当时，我国还没有国产口琴，他就到乐器店买了一支德国造的旧“沙维尼亚”20孔口琴开始学习。玩音乐是有钱人的事，口琴训练班的学费也很昂贵，石人望付不起，不得不回家自学，他的辅导老师还是母亲。
母亲对他说：“古今中外自学成才的大有人在。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说过，天才十分之一靠灵感，十分之九是血汗。英国科学家爱迪生也说过同样的话。”石人望记住了母亲的话，为了尽快提高口琴艺术，他夜以继日地不断练习，反复琢磨，嘴唇吹麻了，唇边出血了，他也顾不得。有几次扁桃体发炎，话不能说，饭不能咽，可他还是坚持吹，有时甚至一天吹10个小时以上。若干年后，他对友人说：“我的成功是用血汗换来的。”
石人望取得了成功，从此把口琴艺术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作为安身立命的手段。石人望抱定宗旨，一直走下去，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甘当园丁普及口琴
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有钱人视钢琴、手提琴为高级乐器，认为它们是第一流的，而口琴只是“小儿科”，不能登大雅之堂。石人望听到这些冷言冷语，不屑一顾，他认为口琴也是一种有价值的艺术，是最好的音乐普及教育工具，而且它体积小，价格低，一般家庭买得起，携带方便，孩子们喜欢，便于推广。
石人望咬定青山不放松，1928年他在家里试办了一个口琴学习班。由于他琴艺高超，且收费低廉，吸引了众多学生。当时他家里寄住着3位大夏大学的学生，跟石人望学会了吹口琴。经他们介绍，石人望在大夏大学组建了一个大学生口琴队。大学生们重视口琴音乐，这样就提高了口琴的档次。
大夏大学的大学生口琴队开了先例，然后像滚雪球一样，一传十，十传百，使石人望的口琴艺术遍地开花，名声大震。石人望的足迹遍及北京、天津、苏州、无锡等地，他四处奔波，传授口琴技艺，在社会上扩大了影响。上海各家广播电台均派记者采访石人望，并邀请他到电台去做“电台教授”，即通过电台教授口琴。这样一来，石人望的口琴演奏声望日高。
1932年，石人望在北京路（今上海北京东路）祥生汽车公司楼上，租下一间宽敞的房间，创办了“大众口琴会”。这是一所普及口琴音乐的艺术学校。消息在报纸上传开，“大众口琴会”立即门庭若市，众多口琴爱好者慕名而来报名，不到两天名额就报满了，可是前来报名的人还是络绎不绝。于是就开双班，却仍然满足不了学员的要求。当时社会上流传一句话：“梅兰芳唱戏场场客满，石人望办口琴学校班班爆棚！”次年，石人望又在亚尔培路、福熙路（今陕西南路、延安中路）租了一幢三层楼的房子，开办了更大规模的口琴艺术学校。除了夫人钱文玮做助手，还请了几位学生任教。从此以后，这座楼挤满了人，口琴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石人望在口琴教学实践中，对演奏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创新，吹奏的方法千变万化，能奏出优美的和声和强有力的伴奏，如和弦、琶音、提琴音、鼓音、高音伴奏、大小伴奏、分解和音、半音等，他能用两三只口琴同时跳奏的方法，克服了某些复音口琴在和声和半音方面的不足，使演奏更加动听。
石人望经常组织口琴独奏、重奏和大型口琴队合奏等演出。1936年，他在上海首创“全沪第一次口琴锦标赛”，次年又举办“全沪第二次口琴锦标赛”。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发起“全国口琴独奏锦标赛”。这三次比赛活动，对推动上海乃至全国口琴音乐事业和群众口琴活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石人望对口琴乐器的改进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曾监制德国和来口琴厂出品的口琴，并命名为“我你他口琴”（大众的意思）；他又监制上海中央口琴厂出品的口琴，并命名为“石人望牌口琴”。此外，他还为德国和来口琴厂监制手风琴，并举办了我国第一个手风琴学习班，引来了一批享有声望的音乐高手，其中有后来蜚声乐坛的名家朱践耳、葛朝祉等。他们既向石人望学习手风琴演奏技巧，又参加口琴队合奏。
吹响抗日的琴声
石人望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抗日战争时期，他经常用口琴在公众场合吹奏各种抗日歌曲。他最喜爱的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经常演奏，声援抗日将士。
1935年，日本口琴演奏家佐藤秀郎专程从日本赶到上海，向石人望求教口琴艺术。由于对口琴艺术的共同爱好，俩人成为艺术上的好友，经常在一起切磋口琴技艺。一次，石人望一曲终了之后，一瞥之间，看到了佐藤秀郎的口琴盖板上有“皇军”两字。这两个字像一把利剑直刺他的胸膛，他似乎看到了“九·一八”事变中倒在血泊中的东北同胞，看到了霸占上海虹口的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顿时怒火中烧，对眼前的这个日本艺友产生了异样的感觉。虽然他知道日本艺术家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能等同看待，但这触目惊心的“皇军”两字实在使他心情难以平静。他毅然转过身子，不辞而别。
1942年的一天，石人望应邀到苏州去做辅导演出。草桥小学一位音乐老师闻讯，特地赶到石人望的住处，邀请他顺道到草桥小学辅导该校小学生吹口琴，石人望爽快地答应了。到了苏州市中心玄庙观广场，石人望对坐在小凳子上的数百名小学生说：“小朋友们，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今天来给你们吹国乐。”说罢，他吹起了拿手的口琴杰作《凤阳花鼓》和《小放牛》。正当他吹得起劲时，突然从中山堂外传来一阵刺耳的“突突突”皮鞋声。音乐老师大吃一惊，一把将石人望正在吹奏的口琴夺了过去，轻声地在他耳畔说：“日本鬼子来了！”话音落地，只见两个日本巡逻兵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挺着胸脯走了过来，那种杀气腾腾的神情和在上海白渡桥站岗对中国人搜身的日寇一模一样。
看到这个情景，石人望胸中顿时燃起熊熊烈火，他一把从老师手中夺回口琴，满腔愤恨倾注口中，吹起了节奏铿锵、音调昂扬、激越悲壮的《义勇军进行曲》。这充满激情的琴声，在玄庙观广场上空回荡，在师生们的心底激起了反响，每一个音符犹如一颗仇恨的子弹，射向日本鬼子的胸膛。
周总理邀请北上吹国乐
建国后，石人望追随共产党，热爱新中国，他在上海少年宫、青年宫、工人文化宫以及基层文化馆站进行口琴技术的辅导和推广工作。
1949年9月10日，石人望参加了陈毅市长亲自出席的庆祝上海解放万人集会的演出。1951年7月18日，他又为“抗美援朝捐献支前”活动义演，并将演出所得426.5万元全部捐献，作为抗美援朝买飞机大炮的经费。
1956年夏，南斯拉夫艺术代表团来华访问演出。在他们回国之前，周恩来总理要举行一次欢送宴会。当时，石人望正在北京准备参加全国首届音乐周。周总理考虑出席招待南斯拉夫艺术代表团宴会的中国艺术界代表名单时，想到了石人望，他对文化部领导说：“请你转告石人望同志，就说我周恩来请他在宴会上吹奏一支《凤阳花鼓》。”
当天，文化部一位同志将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大信封交给石人望，郑重地说：“周总理请你赴宴。”石人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用激动得有点颤抖的手接过大信封，看着请帖上印着的两行字：
为欢迎南斯拉夫艺术家，定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九日（星期六）下午七时半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冷餐酒会，敬请光临。
周恩来
石人望愣住了，一旁的文化部同志再一次握住他的手说：“总理还有吩咐，请您在宴会上吹奏一曲《凤阳花鼓》，不知您……”
石人望连忙回答：“可以，可以……”
1956年8月19日傍晚，中南海紫光阁灯火辉煌。石人望步入紫光阁，看见周总理正在和几位南斯拉夫艺术家谈话。他不想去打扰周总理，没想到周总理一下发现了刚进门的他。周总理向外宾打了个招呼后，步履稳健地走到石人望面前，握住他的手笑着说：“石人望同志，欢迎您来。咱们见过面，那次您演奏《凤阳花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那‘咚咚锵’，真像是锣鼓在敲打似的，原谅我不礼貌地点了您这个节目。”
“总理，您别这样说，我一定吹奏《凤阳花鼓》！”石人望的喉咙梗住了，激动的泪花夺眶而出。
晚宴之后，演出节目开始。石人望上台时，周总理投来慈祥的笑容和鼓励的目光，使石人望紧张的情绪烟消云散。一支悠扬悦耳的《凤阳花鼓》萦绕在紫光阁大厅中，激起了阵阵掌声。
8月28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石人望等参加全国首届音乐周的音乐家们，并与大家合影。石人望激动不已，在从北京返沪的火车上，他一口气创作了《幸福的列车》、《江南之春圆舞曲》、《美丽的祖国》等口琴曲谱。
1956年至1982年，上海出版的《新民晚报》、《新闻日报》和香港《星洲日报》、《大公报》报道了石人望的事迹。
石人望普及口琴音乐，桃李满天下。他的弟子中，有些人成为音乐界的栋梁之材，有些人活跃在香港、新加坡、日本和美国舞台上。他用中外名歌名曲改编了大量口琴曲，并创作了《幸福的日子里》等口琴独奏曲；编著《标准口琴吹奏法》和大量活页口琴曲谱。在口琴吹奏技法上有许多独创，在国际上享有声誉。
1985年1月28日，石人望因病在沪逝世，享年79岁。
同年2月14日，新加坡《新明日报》刊出一则由海外14个口琴团体和20位著名口琴家联合署名的悼念诗《哀悼中国口琴一代宗师石人望先生逝世》：
一生献给小口琴，
志在宣扬大音乐。
桃李芬芳遍四海，
妙曲遗音在人间。
母亲是第一个音乐老师
石人望原名惠良，浙江宁波鄞县人，1906年生。他3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他的母亲章启英是一位音乐教师，终日与音乐为伴，每天唱歌、弹琴，直接影响了石人望，因而他从小就特别喜欢音乐。
1912年，石人望6岁时随母亲来到上海。上海是东方大都市，歌舞厅遍地，洋人的音乐不绝于耳，学校里专设音乐课。章启英见儿子有音乐天赋，就在教书的课余时间，教儿子识谱、弹琴、唱歌。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母亲的指导下，石人望在音乐方面进步很快，每次音乐考试都名列前茅。
读初中时，他所在学校筹备一个学生合唱队。一天，石人望在操场上引吭高歌，那圆润高亢的嗓子、优美的旋律，把负责合唱队的音乐老师听得直鼓掌，走过来对石人望说：“你可以免费入队，你的歌唱得这么好，谁教的？”石人望如实相告：“我的母亲，她是我的第一个音乐老师。”
升入高中后，由于家境贫困，付不起昂贵的学费，石人望中途辍学，但他不愿放弃音乐，跑到四川路青年会参加口琴训练。当时，我国还没有国产口琴，他就到乐器店买了一支德国造的旧“沙维尼亚”20孔口琴开始学习。玩音乐是有钱人的事，口琴训练班的学费也很昂贵，石人望付不起，不得不回家自学，他的辅导老师还是母亲。
母亲对他说：“古今中外自学成才的大有人在。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说过，天才十分之一靠灵感，十分之九是血汗。英国科学家爱迪生也说过同样的话。”石人望记住了母亲的话，为了尽快提高口琴艺术，他夜以继日地不断练习，反复琢磨，嘴唇吹麻了，唇边出血了，他也顾不得。有几次扁桃体发炎，话不能说，饭不能咽，可他还是坚持吹，有时甚至一天吹10个小时以上。若干年后，他对友人说：“我的成功是用血汗换来的。”
石人望取得了成功，从此把口琴艺术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作为安身立命的手段。石人望抱定宗旨，一直走下去，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甘当园丁普及口琴
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有钱人视钢琴、手提琴为高级乐器，认为它们是第一流的，而口琴只是“小儿科”，不能登大雅之堂。石人望听到这些冷言冷语，不屑一顾，他认为口琴也是一种有价值的艺术，是最好的音乐普及教育工具，而且它体积小，价格低，一般家庭买得起，携带方便，孩子们喜欢，便于推广。
石人望咬定青山不放松，1928年他在家里试办了一个口琴学习班。由于他琴艺高超，且收费低廉，吸引了众多学生。当时他家里寄住着3位大夏大学的学生，跟石人望学会了吹口琴。经他们介绍，石人望在大夏大学组建了一个大学生口琴队。大学生们重视口琴音乐，这样就提高了口琴的档次。
大夏大学的大学生口琴队开了先例，然后像滚雪球一样，一传十，十传百，使石人望的口琴艺术遍地开花，名声大震。石人望的足迹遍及北京、天津、苏州、无锡等地，他四处奔波，传授口琴技艺，在社会上扩大了影响。上海各家广播电台均派记者采访石人望，并邀请他到电台去做“电台教授”，即通过电台教授口琴。这样一来，石人望的口琴演奏声望日高。
1932年，石人望在北京路（今上海北京东路）祥生汽车公司楼上，租下一间宽敞的房间，创办了“大众口琴会”。这是一所普及口琴音乐的艺术学校。消息在报纸上传开，“大众口琴会”立即门庭若市，众多口琴爱好者慕名而来报名，不到两天名额就报满了，可是前来报名的人还是络绎不绝。于是就开双班，却仍然满足不了学员的要求。当时社会上流传一句话：“梅兰芳唱戏场场客满，石人望办口琴学校班班爆棚！”次年，石人望又在亚尔培路、福熙路（今陕西南路、延安中路）租了一幢三层楼的房子，开办了更大规模的口琴艺术学校。除了夫人钱文玮做助手，还请了几位学生任教。从此以后，这座楼挤满了人，口琴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石人望在口琴教学实践中，对演奏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创新，吹奏的方法千变万化，能奏出优美的和声和强有力的伴奏，如和弦、琶音、提琴音、鼓音、高音伴奏、大小伴奏、分解和音、半音等，他能用两三只口琴同时跳奏的方法，克服了某些复音口琴在和声和半音方面的不足，使演奏更加动听。
石人望经常组织口琴独奏、重奏和大型口琴队合奏等演出。1936年，他在上海首创“全沪第一次口琴锦标赛”，次年又举办“全沪第二次口琴锦标赛”。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发起“全国口琴独奏锦标赛”。这三次比赛活动，对推动上海乃至全国口琴音乐事业和群众口琴活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石人望对口琴乐器的改进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曾监制德国和来口琴厂出品的口琴，并命名为“我你他口琴”（大众的意思）；他又监制上海中央口琴厂出品的口琴，并命名为“石人望牌口琴”。此外，他还为德国和来口琴厂监制手风琴，并举办了我国第一个手风琴学习班，引来了一批享有声望的音乐高手，其中有后来蜚声乐坛的名家朱践耳、葛朝祉等。他们既向石人望学习手风琴演奏技巧，又参加口琴队合奏。
吹响抗日的琴声
石人望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抗日战争时期，他经常用口琴在公众场合吹奏各种抗日歌曲。他最喜爱的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经常演奏，声援抗日将士。
1935年，日本口琴演奏家佐藤秀郎专程从日本赶到上海，向石人望求教口琴艺术。由于对口琴艺术的共同爱好，俩人成为艺术上的好友，经常在一起切磋口琴技艺。一次，石人望一曲终了之后，一瞥之间，看到了佐藤秀郎的口琴盖板上有“皇军”两字。这两个字像一把利剑直刺他的胸膛，他似乎看到了“九·一八”事变中倒在血泊中的东北同胞，看到了霸占上海虹口的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顿时怒火中烧，对眼前的这个日本艺友产生了异样的感觉。虽然他知道日本艺术家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能等同看待，但这触目惊心的“皇军”两字实在使他心情难以平静。他毅然转过身子，不辞而别。
1942年的一天，石人望应邀到苏州去做辅导演出。草桥小学一位音乐老师闻讯，特地赶到石人望的住处，邀请他顺道到草桥小学辅导该校小学生吹口琴，石人望爽快地答应了。到了苏州市中心玄庙观广场，石人望对坐在小凳子上的数百名小学生说：“小朋友们，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今天来给你们吹国乐。”说罢，他吹起了拿手的口琴杰作《凤阳花鼓》和《小放牛》。正当他吹得起劲时，突然从中山堂外传来一阵刺耳的“突突突”皮鞋声。音乐老师大吃一惊，一把将石人望正在吹奏的口琴夺了过去，轻声地在他耳畔说：“日本鬼子来了！”话音落地，只见两个日本巡逻兵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挺着胸脯走了过来，那种杀气腾腾的神情和在上海白渡桥站岗对中国人搜身的日寇一模一样。
看到这个情景，石人望胸中顿时燃起熊熊烈火，他一把从老师手中夺回口琴，满腔愤恨倾注口中，吹起了节奏铿锵、音调昂扬、激越悲壮的《义勇军进行曲》。这充满激情的琴声，在玄庙观广场上空回荡，在师生们的心底激起了反响，每一个音符犹如一颗仇恨的子弹，射向日本鬼子的胸膛。
周总理邀请北上吹国乐
建国后，石人望追随共产党，热爱新中国，他在上海少年宫、青年宫、工人文化宫以及基层文化馆站进行口琴技术的辅导和推广工作。
1949年9月10日，石人望参加了陈毅市长亲自出席的庆祝上海解放万人集会的演出。1951年7月18日，他又为“抗美援朝捐献支前”活动义演，并将演出所得426.5万元全部捐献，作为抗美援朝买飞机大炮的经费。
1956年夏，南斯拉夫艺术代表团来华访问演出。在他们回国之前，周恩来总理要举行一次欢送宴会。当时，石人望正在北京准备参加全国首届音乐周。周总理考虑出席招待南斯拉夫艺术代表团宴会的中国艺术界代表名单时，想到了石人望，他对文化部领导说：“请你转告石人望同志，就说我周恩来请他在宴会上吹奏一支《凤阳花鼓》。”
当天，文化部一位同志将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大信封交给石人望，郑重地说：“周总理请你赴宴。”石人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用激动得有点颤抖的手接过大信封，看着请帖上印着的两行字：
为欢迎南斯拉夫艺术家，定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九日（星期六）下午七时半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冷餐酒会，敬请光临。
周恩来
石人望愣住了，一旁的文化部同志再一次握住他的手说：“总理还有吩咐，请您在宴会上吹奏一曲《凤阳花鼓》，不知您……”
石人望连忙回答：“可以，可以……”
1956年8月19日傍晚，中南海紫光阁灯火辉煌。石人望步入紫光阁，看见周总理正在和几位南斯拉夫艺术家谈话。他不想去打扰周总理，没想到周总理一下发现了刚进门的他。周总理向外宾打了个招呼后，步履稳健地走到石人望面前，握住他的手笑着说：“石人望同志，欢迎您来。咱们见过面，那次您演奏《凤阳花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那‘咚咚锵’，真像是锣鼓在敲打似的，原谅我不礼貌地点了您这个节目。”
“总理，您别这样说，我一定吹奏《凤阳花鼓》！”石人望的喉咙梗住了，激动的泪花夺眶而出。
晚宴之后，演出节目开始。石人望上台时，周总理投来慈祥的笑容和鼓励的目光，使石人望紧张的情绪烟消云散。一支悠扬悦耳的《凤阳花鼓》萦绕在紫光阁大厅中，激起了阵阵掌声。
8月28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石人望等参加全国首届音乐周的音乐家们，并与大家合影。石人望激动不已，在从北京返沪的火车上，他一口气创作了《幸福的列车》、《江南之春圆舞曲》、《美丽的祖国》等口琴曲谱。
1956年至1982年，上海出版的《新民晚报》、《新闻日报》和香港《星洲日报》、《大公报》报道了石人望的事迹。
石人望普及口琴音乐，桃李满天下。他的弟子中，有些人成为音乐界的栋梁之材，有些人活跃在香港、新加坡、日本和美国舞台上。他用中外名歌名曲改编了大量口琴曲，并创作了《幸福的日子里》等口琴独奏曲；编著《标准口琴吹奏法》和大量活页口琴曲谱。在口琴吹奏技法上有许多独创，在国际上享有声誉。
1985年1月28日，石人望因病在沪逝世，享年79岁。
同年2月14日，新加坡《新明日报》刊出一则由海外14个口琴团体和20位著名口琴家联合署名的悼念诗《哀悼中国口琴一代宗师石人望先生逝世》：
一生献给小口琴，
志在宣扬大音乐。
桃李芬芳遍四海，
妙曲遗音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