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顿，原名何斌，湖南长沙市人，生于1958年12月。下过乡，读过大学，当过美术教师，干过装修等，现为长沙市文联创作室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就这么回事》《我们像葵花》《喜马拉雅山》《抵抗者》《荒芜之旅》等，中篇小说集《生活无罪》《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等。被评论界视为“新生代”和“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部分作品在国外翻译出版。
　　星座：射手座
　　中学时候的职业梦想：解放军
　　中学时最喜欢的学科：美术
　　寄语中学生：努力的人生比不努力的人生要好。
　　
　　我这人婚姻念头动得早，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我10岁时就想到了结婚。记得10岁那年的某个晚上，我和小学同学周建辉在劳动广场上玩，不知是他还是我引出的话题，我们讨论班上的女同学谁最漂亮。他想了想说，赵子琴最漂亮。我说，王爱英最漂亮，我长大了要跟王爱英结婚。那时候，在我心里，男人长大就是20岁，我想我还要等10年才能与王爱英结婚就心里没底，于是望着天空说，还要等10年。那时候王爱英在我眼里能歌善舞，声音又甜，全世界似乎只有她是最动人的女孩，自然便是我少年时候心里梦想的妻子。
　　王爱英现在是我另一个小学同学刘钢锋的老婆。刘钢锋人非常好，很重同学情，同学们聚会，他是组委会的主要成员之一。那天我在饭桌上把当年我与周建辉在劳动广场上说的话告诉同学们时，他笑得最开心。动过那种念头，小学同学里我当然就记得王爱英。至今，我仍然能看见自己坐在劳动广场上烦恼的情形，瞪着一双单眼皮眼睛，一时想这样一时想那样。
　　有同学问，除了王爱英，女同学你还记得哪个？从我记忆的仓库里又蹦出来一个女孩，她矮矮的，嘟着嘴——余军。余军在我的记忆里特别深，深得与少年时的我无法分开，只要想起一师附小的日子，余军就会到我脑海里来。一个小姑娘，正直，喜欢跟我们男孩子玩，一张娃娃脸，于我的记忆里总是笑，赶也赶不走。
　　1970年元旦前夕，第一师范搞了一台庆祝元旦的文艺晚会。我们附小的小演员上台演了《沙家浜》，代表新四军的郭建光一亮相，我们就热情地鼓掌，在掌声中匪兵们纷纷“啊呀”一声“毙命”了。一师的中专生上台唱《打虎上山》，杨子荣那声音那唱腔那亮相的动作，惹得我们手掌都拍肿了，窗玻璃都被我们的掌声攻击得颤抖。革命样板戏演完了，杀气腾腾的忠字舞也跳得差不多了，忽然一个大男人走上台，一声喊：“把当权派、走资派、叛徒何戈心等反革命分子押上台来！”台下的学生一下变得很肃静，都憋着口气，不动。就见我的父亲双手被绑在身后，佝偻着腰第一个走上台来，那可不是杨子荣做出骑马的姿势噔噔噔地上台，也不是李玉和提着红灯迈上舞台，而是像地主老财一样被押上台。在老电影里，这种场面的通常结局是捆绑着的人被工农红军枪毙。跟着后面还有两个“坏人”，三个人站成一排。我父亲级别最高，自然站在中间，勾头弯腰，面对着台下的学生，一副让我目瞪口呆的可怜巴巴相。
　　天啊，我就坐在台下呢！那时候我读小学三年级，是个既懂事又不懂事的小孩子。同学们都知道台上那个站在正中间、手被绑在后面的男人就是我父亲。父亲的胸前挂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叛徒、当权派、走资派何戈心。”我们班和隔壁班上，有好几个一师的子弟，那一刻，他们都回头看我。那目光肯定有同情的，当然也有幸灾乐祸的。我当时拼命忍着不哭，要划清界限，要坚定立场。何戈心是何戈心，我是我；何戈心是旧社会出来的，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这些话，这些乱七八糟的思想就在我可怜巴巴的大脑里翻滚、打架……我两只眼睛盯着，拼全力忍着不哭，刚刚看了革命样板戏，受了革命教育，怎么能哭脸呢？一哭脸，那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呢？
　　这时候，有一个造反派冲我父亲身上踹了一脚，还用膝盖压着我父亲的背，似乎想站到我父亲背上去。我父亲咧着嘴，肯定有点疼，不然他老人家咧嘴干吗？那个造反派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表示自己是最革命的。我也很革命，我没哭，甚至脸上都没露出表情，心里却一派慌乱，仿佛有一群老鼠在我心田上乱窜。但我真的没哭，目不斜视地盯着，因为我怕同学们说我不坚强。可是余军的一句话打垮了我的坚强！余军坐在我前排，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只说了三个字：“要不得。”就是这三个字把我的坚强击溃了。余军无疑是同情我的，她说的“要不得”是针对那个造反派在我父亲身上擂着，绳子拉来拉去，而发出的同情的感慨。一句“要不得”，惹得我泪水冲破了泪泉的闸门，一涌出来那就收不了场了，索性呜呜大哭，转身跑出了礼堂。
　　隔了会儿，周老师出来了，说何斌，你要与你父亲划清界限。我说我不晓得。周老师说，不要哭脸，你这样做只能让坏人高兴。我不知道坏人是谁，我只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好人，那就是我的女同学余军。因为在我父亲在台上挨批斗，让我感到极其难堪和孤立无助时，她居然站到了我一边，说了三个字：“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