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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温斯娣”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也许还不如她的另一个称谓“郭夫人”为人所知，因为其夫郭士立是当时有名的汉学家、来华的德国传教士；而她在中国所做的许多事迹的披露，主要借助于她的有名的学生容闳的回忆，这样我们才知道，玛丽·温斯娣（Mary Wanstall，1799—1849）这名普通的英国女子，在晚清时期不经意的作为，竟然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三个“第一”。
中国第一所现代性质的学校——澳门女塾
中外教育研究者多将1839年11月在澳门设立的“马礼逊学堂”描述为基督新教在中国办学的开始，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实际上，基督新教在中国办学是从女子学校肇始的，这所女校就是“澳门女塾”。它也是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具有近代范式（或者说现代性质）的学校。
1834年，德国籍传教士郭士立来到澳门，其第二任夫人温斯娣随行。次年即1835年9月30日，郭士立夫妇在“印度与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赞助下，选择在澳门开办学堂，地点设在郭士立夫妇寓所（澳门大三巴下187号）内，史称“澳门女塾”。传教士资料一般都把最先为中国女童提供教育的殊荣让给郭士立，而实际上澳门女塾的所有实际教育工作，几乎都依赖于他的夫人温斯娣。
著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葬于澳门之后，他的朋友们发起成立马礼逊教育协会，决定为纪念他筹建马礼逊学校。在筹建学校的同时，招生工作已先期进行。1835年招来的新生就寄读于温斯娣的女塾，协会每月付15英镑给女塾作为资助。于是，起初专收中国女孩儿的澳门女塾，以附设一个男生班的方式，开始招收男学生。
澳门女塾系小学水平，3年学制，采用英国小学课本。每日授课包括《圣经》诵读、中文习字、英文习字等。第一年兼习地理、历史和写作，第二年习读本和写作，第三年只习读本。学校管教甚严，每日上午授课5小时，下午集会，黄昏有晚课，晚上9时就寝，有违反校规者予以惩罚。每周均有中、英文考试，由郭士立主持。中文习字由中国人教授，英文习字由葡萄牙人教授。学校实行免费寄宿制，校务包括学生的衣食住行和教育，主要由温斯娣负责料理。温斯娣还亲自教授英文课，另外由一名助教协助她完成读写课程。由于添设了男生班，温斯娣忙不过来，她的两个侄女——两位帕克司小姐从伦敦来到澳门，协助进行管理和教育。
该校最初只有12个女童、两个男童（最早就读于男生班的学生中，便有后来中国第一位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学位的容闳），按照年龄分为3个班。1837年马礼逊教育协会第一届年会报告中提到，澳门女塾附设男班当时已有男童5人；学生的来源，除兩人来自新加坡外，其余由郭夫人（温斯娣）在澳门招收；学生在校寄宿，在协会的资助下，学校供给他们衣服、文化用品和膳费。1838年马礼逊教育协会第二届年会的报告，谈及学生的学习情况，指出学生学习勤奋，每日习读中文、英文、地理、数学和历史等科目。
1839年，中英关系因鸦片问题而骤然紧张，广东当局下令驱逐英国人离开中国（包括澳门），温斯娣在澳门难以立足，于是澳门女塾受此影响而宣告停办，附设的马礼逊学校也随之暂告结束，包括容闳在内的学生们一律停学返家。但无论如何，澳门女塾不仅是教会学校中最早的一所，也是中国女子接受新教育的第一所学校，并且可称是男女同学制度的开山鼻祖。
澳门女塾原在澳门大三巴附近
最早对中国盲童实施的教育实践方法——凸字法
在中国传教期间，郭士立夫妇收留了很多被遗弃的中国盲童，特别是女盲童。这些女孩子被收留后都使用了温斯娣的夫姓——居茨拉夫（Gutzlaff）。一个在澳门流浪的女盲童，据说是第一个被温斯娣收留的，也许是这个原因，温斯娣让这个孩子使用了和自己相同的名字，叫玛丽·居茨拉夫。尽管郭士立夫妇曾经受到在华洋人的批评和警告，被指责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和中国人的误解，但是不久后郭士立夫妇收养女盲童的做法得到了一些基金会的支持和资助。
这些被收留的女盲童身世不详，在中文史料中几乎找不到她们的任何痕迹，甚至没有留下中文名字；英文资料对于她们的记载也非常有限。据说，这些女童大都不是先天失明，有的因病、因事故而致盲，另一些则是被恶人故意弄瞎了眼睛，以便她们乞讨时得到别人更多的怜悯和施舍。比如劳拉还记得自己看到过的最后画面——在父亲出门的时候，恶毒的继母在她的极力挣扎下刺瞎了她的双眼……
收留了这些盲童后，温斯娣曾请当时著名的眼科医师伯驾对盲童们给予治疗。伯驾是来华的第一位传教医生，他于1835年11月在广州城外开设的“眼科医局”，是专门为盲人开办的眼科医院，针对致盲的各种疾病进行治疗。病人一般来自社会底层，如小贩、船夫、苦力等，并且享有免费治疗。据载，伯驾医生曾给收养的女盲童玛丽做过眼科手术，并使她的眼睛在一段时间内有所好转。
1837年，温斯娣把收留的女盲童插班到澳门女塾里，让她们接受初步教育。据容闳在其回忆录里记载，学校曾对女盲童们“教以凸字读书之法”。至1839年女塾因故停办时，这些女盲童已经能独立诵习盲文版的《圣经》及《天路历程》了。所谓“凸字读书之法”是采用当时西方社会流行的一种突起的盲人文字，教学效果较为显著。而当时的中国盲人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几乎没有针对他们的教育和服务。因此，温斯娣可谓中国早期盲人教育的先驱。
而由于语言和年龄的原因，在澳门女塾任教的教师对盲童很难提供有效的帮助，于是温斯娣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尝试让一名9岁的中国学生负责照顾几名女盲童。孩子们之间总是好相处的，这个中国学生颇为聪明，他不但能够很好地照顾女童们的生活，还教会了她们怎样用触摸的方式认识盲文。这个9岁的孩子，就是容闳。根据记录，他辅导过的3名女盲童分别是劳拉、露西和杰西。 温斯娣对这些女盲童的教育和帮助，或许有双重目的。首先，很明显她是想把她们培养成将来在中国传教的女教士，以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然而，从她给友人的信件中，又可以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以此）来让中国人认识到，那些不幸丧失了视力的人，并不是社会的寄生者，他们可以受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自立，可以对社会有用，并且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原本无依无靠的女盲童无疑是幸运的，她们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接受了比较良好的教育。
曾有人提出，澳门女塾凸字读书之法对女盲童的文字教育，尚不能算是中国专门的盲人学校教育。但是无论如何，温斯娣等人开创了对中国盲人进行文字教育的实践，这为后来中国特殊学校的设置和教学，提供了某些启示和引导。
中国第一批前往欧美的留学生——女盲童
容闳是近代中国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一位卓越的爱国华侨学者。1847年，容闳等3人前往美国留学，因此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容闳是我国最早的留学生之一，也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中国人。至于女性留学生，通常认为宁波女孩儿金雅妹（1881年随收养她的美国传教士麦嘉谛去美国纽约学医，后毕业于康乃尔大学）应该是中国女性留学第一人。但事实上，早在1840年左右，已经有几个中国女盲童赴英国和美国留学了，这些留学生就是温斯娣送去的。
温斯娣收留的中国女盲童，后来被她分送到欧洲（主要是英国）或美国继续接受正规盲人教育。玛丽·居茨拉夫就是温斯娣送往伦敦学习的第一个中国女盲童，从温斯娣留下的信件来看，1839年的时候玛丽已经被她送到英国，试图让其接受更近代化的盲人教育，并期待她以后能成为一名教师。不过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清楚留学欧美的女盲童一共有几个，一方面史料记载很少，另一方面说法也不一。比如曾主持上海盲童学校的美国人傅步兰的记录认为，留学的盲女有6位：“盲校的最早设置源于传教士郭士立于1840年左右在澳门收养了6个盲女，其中两位被送往美国的慈善机构，并且我有幸在两年前见过她们，剩下的4位被送往伦敦。有一位盲女日前已经回国，并在宁波爱尔德赛小姐创办的学校里帮忙。”
但据另外有关的记载，说法又不尽相同，认为郭夫人送去留学的女盲童有三批：最早被送到伦敦学习的两名女盲童是玛丽和劳拉；第二批是阿格尼丝和露西；还有一名容闳教过的女盲童杰西和另外两名新收留的女盲童一起，被温斯娣送到了美国，并在那里接受师范教育。按照这种说法，被温斯娣送到欧美学习的中国女盲童至少有7人。
玛丽·居茨拉夫1839年赴伦敦拟留学，却在两年多后即1842年3月不幸夭折，时年可能还不到进入小学的年龄。
劳拉·居茨拉夫1839年留学伦敦，1841年进入英国“伦敦盲人阅读学习协会”的盲人学校，后来她一直留在英国埃克塞特郡，以其善良的行为帮助那里的盲人。
阿格尼丝·居茨拉夫1842年1月留学伦敦，同样进入盲人学校；1856年，20岁的阿格尼丝学成回国，进入爱尔德赛开办的“宁波女塾”，成为中国第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能够为盲人教授盲文的女教师，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位教授西洋音乐的盲人。1871年她在上海去世，根据其遗嘱，用其捐献的全部财产于次年开办了上海体仁医院。
杰西·居茨拉夫和芬妮·居茨拉夫1843年留学美国，曾先后在哥伦布、纽约和费城等地的盲校就读，并在那里接受师范教育。杰西此后曾在美国某盲人学会从事盲文印刷的校对工作，她在1920年因心脏病去世时，用自己的遗产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奖学金。芬妮后来在美国相关盲人机构学习、工作和生活了将近77年， 1919年因结核病去世。
创造三个“第一”的温斯娣生平资料稀少
温斯娣是英国驻华外交官巴夏礼的表姐，曾经是伦敦女性教育学院的一名教师。后来，她为英国妇女教育促进会所派遣，前往马六甲英华学校教书。这期间，温斯娣与正在马六甲的德国传教士郭士立相恋，并于1833年结婚。1834年，温斯娣跟随传教的郭士立来到澳门。恰好当时伦敦教会召开妇女会议，提倡在远东办女学。在这种号召下，温斯娣就在澳门的住所内办起了女塾。那时，温斯娣实际上过着与其丈夫两地分居的生活，郭士立在广州十三行办公，而因为中国当局有“番妇不得进广州”的规定，温斯娣一直留在澳门，管理澳门女塾。
温斯娣墓地所在处（新加坡）
在温斯娣的安排下，容闳每天研读《圣经》，学习英语，几年之后便会讲一些简单的“番话”。温斯娣很喜欢容闳的好学聪明，充分解答容闳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还自己出钱买了一本英文书和一个笔记本送给容闳，有时也请容闳吃一两块洋面包。容闳慢慢觉得这个洋妇人“和蔼仁厚”，关心自己。后来温斯娣认为，容闳勤学、聪慧，可堪造就，应当给予机会继续培养教育。鸦片战争前夕的1839年5月，郭士立夫妇被驱逐，澳门女塾停办，容闳失学回到村里，但温斯娣仍委托在澳门的美国教师布朗照顾容闳。正是这位布朗后来将容闳带到美国，才有了这位“清朝第一名留美学生”此后的种种传奇。
然而，与潜心于教育的郭夫人不同，郭士立无论在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都是一个毁誉参半的奇特人物。1849年，鉴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在欧洲引发巨大争议，郭士立从中国启程回欧洲，试图为自己辩护。但在途中，温斯娣病逝于新加坡，并被安葬在当地的公墓，令人感慨唏嘘。
中国第一所现代性质的学校——澳门女塾
中外教育研究者多将1839年11月在澳门设立的“马礼逊学堂”描述为基督新教在中国办学的开始，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实际上，基督新教在中国办学是从女子学校肇始的，这所女校就是“澳门女塾”。它也是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具有近代范式（或者说现代性质）的学校。
1834年，德国籍传教士郭士立来到澳门，其第二任夫人温斯娣随行。次年即1835年9月30日，郭士立夫妇在“印度与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赞助下，选择在澳门开办学堂，地点设在郭士立夫妇寓所（澳门大三巴下187号）内，史称“澳门女塾”。传教士资料一般都把最先为中国女童提供教育的殊荣让给郭士立，而实际上澳门女塾的所有实际教育工作，几乎都依赖于他的夫人温斯娣。
著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葬于澳门之后，他的朋友们发起成立马礼逊教育协会，决定为纪念他筹建马礼逊学校。在筹建学校的同时，招生工作已先期进行。1835年招来的新生就寄读于温斯娣的女塾，协会每月付15英镑给女塾作为资助。于是，起初专收中国女孩儿的澳门女塾，以附设一个男生班的方式，开始招收男学生。
澳门女塾系小学水平，3年学制，采用英国小学课本。每日授课包括《圣经》诵读、中文习字、英文习字等。第一年兼习地理、历史和写作，第二年习读本和写作，第三年只习读本。学校管教甚严，每日上午授课5小时，下午集会，黄昏有晚课，晚上9时就寝，有违反校规者予以惩罚。每周均有中、英文考试，由郭士立主持。中文习字由中国人教授，英文习字由葡萄牙人教授。学校实行免费寄宿制，校务包括学生的衣食住行和教育，主要由温斯娣负责料理。温斯娣还亲自教授英文课，另外由一名助教协助她完成读写课程。由于添设了男生班，温斯娣忙不过来，她的两个侄女——两位帕克司小姐从伦敦来到澳门，协助进行管理和教育。
该校最初只有12个女童、两个男童（最早就读于男生班的学生中，便有后来中国第一位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学位的容闳），按照年龄分为3个班。1837年马礼逊教育协会第一届年会报告中提到，澳门女塾附设男班当时已有男童5人；学生的来源，除兩人来自新加坡外，其余由郭夫人（温斯娣）在澳门招收；学生在校寄宿，在协会的资助下，学校供给他们衣服、文化用品和膳费。1838年马礼逊教育协会第二届年会的报告，谈及学生的学习情况，指出学生学习勤奋，每日习读中文、英文、地理、数学和历史等科目。
1839年，中英关系因鸦片问题而骤然紧张，广东当局下令驱逐英国人离开中国（包括澳门），温斯娣在澳门难以立足，于是澳门女塾受此影响而宣告停办，附设的马礼逊学校也随之暂告结束，包括容闳在内的学生们一律停学返家。但无论如何，澳门女塾不仅是教会学校中最早的一所，也是中国女子接受新教育的第一所学校，并且可称是男女同学制度的开山鼻祖。
最早对中国盲童实施的教育实践方法——凸字法
在中国传教期间，郭士立夫妇收留了很多被遗弃的中国盲童，特别是女盲童。这些女孩子被收留后都使用了温斯娣的夫姓——居茨拉夫（Gutzlaff）。一个在澳门流浪的女盲童，据说是第一个被温斯娣收留的，也许是这个原因，温斯娣让这个孩子使用了和自己相同的名字，叫玛丽·居茨拉夫。尽管郭士立夫妇曾经受到在华洋人的批评和警告，被指责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和中国人的误解，但是不久后郭士立夫妇收养女盲童的做法得到了一些基金会的支持和资助。
这些被收留的女盲童身世不详，在中文史料中几乎找不到她们的任何痕迹，甚至没有留下中文名字；英文资料对于她们的记载也非常有限。据说，这些女童大都不是先天失明，有的因病、因事故而致盲，另一些则是被恶人故意弄瞎了眼睛，以便她们乞讨时得到别人更多的怜悯和施舍。比如劳拉还记得自己看到过的最后画面——在父亲出门的时候，恶毒的继母在她的极力挣扎下刺瞎了她的双眼……
收留了这些盲童后，温斯娣曾请当时著名的眼科医师伯驾对盲童们给予治疗。伯驾是来华的第一位传教医生，他于1835年11月在广州城外开设的“眼科医局”，是专门为盲人开办的眼科医院，针对致盲的各种疾病进行治疗。病人一般来自社会底层，如小贩、船夫、苦力等，并且享有免费治疗。据载，伯驾医生曾给收养的女盲童玛丽做过眼科手术，并使她的眼睛在一段时间内有所好转。
1837年，温斯娣把收留的女盲童插班到澳门女塾里，让她们接受初步教育。据容闳在其回忆录里记载，学校曾对女盲童们“教以凸字读书之法”。至1839年女塾因故停办时，这些女盲童已经能独立诵习盲文版的《圣经》及《天路历程》了。所谓“凸字读书之法”是采用当时西方社会流行的一种突起的盲人文字，教学效果较为显著。而当时的中国盲人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几乎没有针对他们的教育和服务。因此，温斯娣可谓中国早期盲人教育的先驱。
而由于语言和年龄的原因，在澳门女塾任教的教师对盲童很难提供有效的帮助，于是温斯娣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尝试让一名9岁的中国学生负责照顾几名女盲童。孩子们之间总是好相处的，这个中国学生颇为聪明，他不但能够很好地照顾女童们的生活，还教会了她们怎样用触摸的方式认识盲文。这个9岁的孩子，就是容闳。根据记录，他辅导过的3名女盲童分别是劳拉、露西和杰西。 温斯娣对这些女盲童的教育和帮助，或许有双重目的。首先，很明显她是想把她们培养成将来在中国传教的女教士，以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然而，从她给友人的信件中，又可以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以此）来让中国人认识到，那些不幸丧失了视力的人，并不是社会的寄生者，他们可以受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自立，可以对社会有用，并且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原本无依无靠的女盲童无疑是幸运的，她们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接受了比较良好的教育。
曾有人提出，澳门女塾凸字读书之法对女盲童的文字教育，尚不能算是中国专门的盲人学校教育。但是无论如何，温斯娣等人开创了对中国盲人进行文字教育的实践，这为后来中国特殊学校的设置和教学，提供了某些启示和引导。
中国第一批前往欧美的留学生——女盲童
容闳是近代中国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一位卓越的爱国华侨学者。1847年，容闳等3人前往美国留学，因此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容闳是我国最早的留学生之一，也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中国人。至于女性留学生，通常认为宁波女孩儿金雅妹（1881年随收养她的美国传教士麦嘉谛去美国纽约学医，后毕业于康乃尔大学）应该是中国女性留学第一人。但事实上，早在1840年左右，已经有几个中国女盲童赴英国和美国留学了，这些留学生就是温斯娣送去的。
温斯娣收留的中国女盲童，后来被她分送到欧洲（主要是英国）或美国继续接受正规盲人教育。玛丽·居茨拉夫就是温斯娣送往伦敦学习的第一个中国女盲童，从温斯娣留下的信件来看，1839年的时候玛丽已经被她送到英国，试图让其接受更近代化的盲人教育，并期待她以后能成为一名教师。不过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清楚留学欧美的女盲童一共有几个，一方面史料记载很少，另一方面说法也不一。比如曾主持上海盲童学校的美国人傅步兰的记录认为，留学的盲女有6位：“盲校的最早设置源于传教士郭士立于1840年左右在澳门收养了6个盲女，其中两位被送往美国的慈善机构，并且我有幸在两年前见过她们，剩下的4位被送往伦敦。有一位盲女日前已经回国，并在宁波爱尔德赛小姐创办的学校里帮忙。”
但据另外有关的记载，说法又不尽相同，认为郭夫人送去留学的女盲童有三批：最早被送到伦敦学习的两名女盲童是玛丽和劳拉；第二批是阿格尼丝和露西；还有一名容闳教过的女盲童杰西和另外两名新收留的女盲童一起，被温斯娣送到了美国，并在那里接受师范教育。按照这种说法，被温斯娣送到欧美学习的中国女盲童至少有7人。
玛丽·居茨拉夫1839年赴伦敦拟留学，却在两年多后即1842年3月不幸夭折，时年可能还不到进入小学的年龄。
劳拉·居茨拉夫1839年留学伦敦，1841年进入英国“伦敦盲人阅读学习协会”的盲人学校，后来她一直留在英国埃克塞特郡，以其善良的行为帮助那里的盲人。
阿格尼丝·居茨拉夫1842年1月留学伦敦，同样进入盲人学校；1856年，20岁的阿格尼丝学成回国，进入爱尔德赛开办的“宁波女塾”，成为中国第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能够为盲人教授盲文的女教师，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位教授西洋音乐的盲人。1871年她在上海去世，根据其遗嘱，用其捐献的全部财产于次年开办了上海体仁医院。
杰西·居茨拉夫和芬妮·居茨拉夫1843年留学美国，曾先后在哥伦布、纽约和费城等地的盲校就读，并在那里接受师范教育。杰西此后曾在美国某盲人学会从事盲文印刷的校对工作，她在1920年因心脏病去世时，用自己的遗产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奖学金。芬妮后来在美国相关盲人机构学习、工作和生活了将近77年， 1919年因结核病去世。
创造三个“第一”的温斯娣生平资料稀少
温斯娣是英国驻华外交官巴夏礼的表姐，曾经是伦敦女性教育学院的一名教师。后来，她为英国妇女教育促进会所派遣，前往马六甲英华学校教书。这期间，温斯娣与正在马六甲的德国传教士郭士立相恋，并于1833年结婚。1834年，温斯娣跟随传教的郭士立来到澳门。恰好当时伦敦教会召开妇女会议，提倡在远东办女学。在这种号召下，温斯娣就在澳门的住所内办起了女塾。那时，温斯娣实际上过着与其丈夫两地分居的生活，郭士立在广州十三行办公，而因为中国当局有“番妇不得进广州”的规定，温斯娣一直留在澳门，管理澳门女塾。
在温斯娣的安排下，容闳每天研读《圣经》，学习英语，几年之后便会讲一些简单的“番话”。温斯娣很喜欢容闳的好学聪明，充分解答容闳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还自己出钱买了一本英文书和一个笔记本送给容闳，有时也请容闳吃一两块洋面包。容闳慢慢觉得这个洋妇人“和蔼仁厚”，关心自己。后来温斯娣认为，容闳勤学、聪慧，可堪造就，应当给予机会继续培养教育。鸦片战争前夕的1839年5月，郭士立夫妇被驱逐，澳门女塾停办，容闳失学回到村里，但温斯娣仍委托在澳门的美国教师布朗照顾容闳。正是这位布朗后来将容闳带到美国，才有了这位“清朝第一名留美学生”此后的种种传奇。
然而，与潜心于教育的郭夫人不同，郭士立无论在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都是一个毁誉参半的奇特人物。1849年，鉴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在欧洲引发巨大争议，郭士立从中国启程回欧洲，试图为自己辩护。但在途中，温斯娣病逝于新加坡，并被安葬在当地的公墓，令人感慨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