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团购，但是炒房者不能超过20％，有这个底线，既可以利用它来刺激市场，又可以控制它操纵市场。
　　“观众朋友，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成都凯撒大酒店，由28人组成的神秘温州炒房团就在昨天住进了我身后的这个酒店，开始了他们的西部炒房之旅。在炒房团中，有不到20岁的年轻炒家，甚至有夫妻双双抱着年仅10个月的孩子参与炒房。” 这是2004年4月6日CCTV《中国财经报道》的记者现场发回的报道。
　　其实，早在2001年8月18日，第一个温州购房团157人浩浩荡荡开进上海，3天买走了100多套房子，5000多万元砸向上海楼市。目前，外地投资者在上海楼市中所占的比例已达到18%左右；在杭州，购房者中20%是温州人。2002年春天，温州人横扫京城，20多人第一单生意就成交了2000万元。之后，东起辽宁大连，西至新疆伊犁，南到海口，北达内蒙，温州炒房团的足迹遍布全国的省会与中心城市、二级城市，甚至县级城市。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往往大批量采购，甚至整栋成片购买。统计显示，目前温州至少有10万人在参与全国范围内的投资性购房，使用资金1000亿元。
　　炒房集中砸向一个小城市，是对城市承受力的极大挑战。显然，异地购房是居民的消费行为，天经地义；单个游资都在炒，这样的炒房属于自发的投资行为，无可厚非。但是，团购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集体行为，以批发低价购房，再以零售高价倒手，利用资金优势左右房地产价格牟取暴利，和股票市场的庄家行为如出一辙，获得不是市场的客观回报即正常的投资价值，而是既有操纵和垄断的人为控制的超额利润。
　　可是，市场经济里拒售显然是没有法理根据的，它违背了基本的交易原则。如果把所有的把房地产作为投资品的投资行为全部淘汰出局，购买人数减少，购买资金薄弱，购买力下降，对整个楼市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而且，房地产市场的高涨行情，地方政府心中暗喜，因为可以带来更多的土地批租收入。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税源日渐减少，近年来的金融改革又使银行不再受地方政府控制，同时资本市场也不能再为地方企业脱困融资，在这个背景下，土地成了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
　　同时，市场另外两个相关主体中介机构银行和购房者一道成了利益集团的成员。价格上扬会令国有银行在政绩周期内的财务报表非常好看，中介机构则更愿意看到交易活络，以便收取更多的费用，事实上他们就是炒房团最主要的信息提供者和组织者。
　　销售商的心态也是既害怕又欢迎。他们看到，购房团挤占了他们的市场，把一部分本应属于自己的利润拿走了；但团购行为同时也刺激了潜在的消费，大家怕房价被越炒越高，下决心购房的人就会多起来，又可以促进销售，他们在扩大的市场里也会增加自己的份额。他们也需要一个底线。
　　当强势资本开始以它自以为是的方式为一个城市的房产定价的时候，反应最激烈的显然是中低收入群体。他们最需要住房，又最买不起房子。面对大量游资哄炒房价，建造大量廉租房，并对投资炒房的交易行为征收高额税收来平抑房价，是国际的通常惯例，各地政府更需要思考的只是本土化。
　　20%就是这样一个平抑房价的国际警戒线。专家主张，可以团购，但是炒房者不能超过20％，有这个底线，就既可以利用它来刺激市场，又可以控制它操纵市场。但是，如果20%的炒房人数比例不能形成力量，保证炒房团可以获得足够的利润。那么，20%的警戒线就会逼走1000亿资金，谋求利润的这1000亿资金就会另找出路，转投其他行业，把可以因势利导的巨额资金推到了其他行业，意味着房地产丧失了大好的机会。
　　2003年全国商品房价格平均涨幅为3.2％，专家分析，房地产业还有一二十年的火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