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本刊记者与丁宝桢五世孙丁健进行了沟通，并有幸阅读了丁宝桢几封珍贵的家书。这些尘封了一百多年的书信，蕴含的深刻内容让人震惊，字里行间流露出这位“中兴名臣”对时政的清醒认识，以及对子女的谆谆教导，端正初心、爱民养民、廉洁奉公等家规家训内容，不仅融入了丁氏后人的血脉，更是激励世人的强大精神力量。
　　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
　　谈起丁宝桢，丁健拿出一本《丁文诚公家信》。
　　“很多事一直压在心底，我要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如果这些再不跟家乡的人说，我要跟谁说呢？”丁健沉吟道，他似乎在从一个杂乱的线团中找一个线头，然后把历史从记忆深处拉回。
　　“小時候，正值‘文革’，家人都在回避家族历史，我开始根本不清楚高祖丁宝桢和我的关系。”丁健讲述着。读小学的年纪，丁健在床下翻出一套三本册页组成的核桃木板的家谱。不识几个字的丁健看着密密麻麻的毛笔字一头雾水，只辨认出了“世芬”俩字。亲眼目睹家谱要被焚烧，丁健便请求将核桃木板留下，后来木板被他装在了半导体收音机上做外壳。
　　“其实，还有一件东西更为可惜，那是一个约有二尺长的小木箱，深枣红色，箱盖上刻着一个‘奉’字。小木箱常年放在奶奶床下的最里面，文革前因好奇我曾偷看过，箱内有几个约十几厘米高的小泥人，都穿着如同戏装那样的衣服，此外还有些车仗。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以前家中供奉的祖先塑像，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更换不同的衣服。制作这类小泥人，是当年四川民间的艺道，艺人一边跟你说着话，一边就在袖口中把你要的塑像捏了出来，而且相当传神。现在可能已经失传了，实属可惜。”
　　“这是小时候记忆比较深刻的片段，但是真正跟先祖丁宝桢对话是从整理编写《丁文诚公家信》开始。”
　　丁健说，专家学者在研究丁宝桢的文化意义，一些媒体也进行鼓吹，他更希望能够还原一个真实的、鲜活的、有血有肉的山东巡抚。
　　“官场笔记”
　　据丁健介绍，家信的内容主要是丁宝桢向长子丁体常传授为官之道，时间跨度为1869年（同治八年）至1885年（光绪十一年），“包括励志、修身、爱民、报国等”。丁体常是丁健的曾祖父，字慎五，曾担任过大同知府、特授潞安知府、甘肃按察使，官至广东布政使、护理广西巡抚。据丁健讲述，丁宝桢共有五子五女，其中大儿子便是丁体常。
　　1876年初，丁体常去往山西做候补知府。当年五月十日，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写信给儿子道：官做到什么位置，自有天定，为官之人要做的就是“尽己”，即“不怠惰，不推诿，不轻忽，不暴躁，而又谦以处己，和以待人，忠厚居心，谨慎办事，如是而已”。
　　他还在信里叮嘱初到山西为官的丁体常：当地物价昂贵，要养成俭约的习惯，精打细算，不花不必花的钱。
　　在丁宝桢的谆谆教导下，丁体常一生清廉自守，忧国忧民，最终成为晚清政坛上颇有清名的大吏。体常曾言：“吾父之高勋伟略，诚不敢望希万一，而其清风亮节，虽未之逮，窃有其志。”
　　丁体常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以“乞假为父修墓”为由，请求辞去广东布政使、护理广西巡抚，回到济南，直至宣统元年（1909年）去世。孙葆田所撰《丁公（体常）墓志铭》的记载说：“先是，文诚公既葬历城华不注山阳，而未建居第。公（辞职回到济南）乃卜筑城中，以余地穿池莳花竹。……”又据知情人介绍，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时，在济南营建了两处寓所。丁体常（辞职）回到济南后，把位于城外后营坊街（现济南泉城广场内）东首的一处房产卖掉，自己则卜居城内旧军门巷的另一处寓所，将该寓所后面的空地穿池筑室，改造成花园式庭院。
　　丁健推测，丁体常当年辞职获准，大约于十月、十一月间（12月份）回济南定居后，至次年，既为父母维修了坟墓，同时也对丁宝桢城中故居——旧军门巷宅地进行了整修。丁体常及二子均葬济南南郊石青崖村。
　　“到我这代，共有体、道、泽、垂四代。曾祖丁体常辞官，我爷爷出生也是他告老还乡的原因之一。”
　　丁健爷爷丁道周，1905年由丁体常妾室俞氏所生，民国时曾任财政部造币局副局长。日伪时期，丁道周因不愿出头为日本人做事，避居天津租界，致使家境拮据。1942年去世后，丁家大院被迫卖给了富商孟洛川的后人。丁家在卖房后继续租用其中的花园院居住，直到1948年才搬离。丁道周妻曲阜孔氏，膝下有五子五女，小时候都生活在丁家大院。丁道周的长子丁泽霆，是丁健的父亲，建国后一直在济南工作，后因病去世，享年87岁。
　　“我有一个女儿。算来，我们已六代居住济南了。”丁健说。
　　丁宝桢的精神传人
　　对于自己丁宝桢后人的身份，丁健保持着一种低调。发表于文史刊物上的几篇文章，署名“垂健”，行文严谨，注释详尽，看不出是丁公后人的缅怀之作，扎实如晚清史学论文。
　　“我父亲和我，把信札内容融入晚清史实的大背景中，力求真实有据，尽量不添加自己的看法。”丁健说。相比于普通的学者，他珍藏的史料堪称一手绝版。
　　上世纪90年代初，丁健在台湾的叔叔将这些家信带回。此后，整理和注释这些信札，成为丁健父亲丁泽霆退休生活的一部分。“父亲是家中的长子，由于战乱的缘故，他的初中和高中都没有读全，最终学历仅为商业专科。祖父亡故后，家境日蹙，他就为持家而开始工作了。我曾问过父亲，是否看过家谱的内容，回答是看过但不记得了。正所谓行为心声，弟弟奉家信完璧归赵，长兄却无奈家谱成灰，三十年后再相见，有泪有涕却无言以对……这应该就是父亲愧而奋心，竭残年以赴的原因。”
　　“整理编写《丁文诚公家信》，让我有了和先祖丁宝桢对话的机会，重温祖先所创造的那段历史，会升华出一种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亲情，这也许就算是自豪感。”
　　提到“名人之后”的话题，在丁健的记忆里，他的父亲丁泽霆毛笔字写得特别好，但是从不示人，小姑姑想向其讨幅字给孩子做字帖都未如愿。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显耀的家族史并没有给这个家族的后人带来荣光和庇佑，反而将他们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们不敢保留跟家族历史有关的任何遗物。
　　父亲去世后，丁健又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搜寻史料，找到每封家信所涉及的历史背景，以及相关的礼制，注解。2012年8月，《丁文诚公家信》终于出版。在书的封皮上写道：“丁宝桢著，泽霆释，垂健注”——后人与先祖，才以这样的方式重新相逢。
　　丁健认为，不论是后人还是对名人由衷敬佩的外人，因与名人的心犀相通，了悟名人的内在价值，都可能得其精髓和承其衣钵，成为其精神传人。因此，丁健更愿意被称为其精神传人。
　　丁健说，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先祖的话依然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