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PM2.5的话题和是否禁放鞭炮的话题遭遇时，对污染的千夫所指立即出现了分化。对于鞭炮利弊的客观分析其实很简单，除了人心寄托的年味，噪音、火灾、炸伤、污染，可以说一无是处，但安全、健康从来都不是人的唯一需求，那不过是人们自我安慰的一个小小假设，抽烟、酗酒、燃放鞭炮都嘲笑着这一假设。
　　在这一问题上，实际矛盾的是人的内心需求和安全、污染的抵触。这一矛盾是实际存在的，所以呼吁行政力量进行禁绝就变得复杂而微妙。其实，不光鞭炮，连春节也是度尽劫难才在今天焕发生机。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立法决定自公元1912年1月1日起使用公历，并规定公历1月1日为“新年”，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在保留公历新年的同时，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全国例行放假。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以公历12月31日为除夕，1月1日为新年，1月15日为元宵节，要求“废除旧历新年，不许放假”。
　　“文化大革命”对春节的革命似乎来得更猛烈一些，1967年，春节再次成为了革命的对象。1月25日，上海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发表了一个名叫章仁兴的造反派成员提出“春节不回家”的倡议，并在配发评论中写道：春节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之后，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跟进，用“读者来信”和“倡议书”来“代表”民意，人民日报也刊登了“五十七个革命组织”联合发出破除旧风俗，春节不休假，开展群众性夺权斗争的倡议书。仅仅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在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甚至退掉了已经买好的返家车票，持续了十余年的“革命化春节”拉开了序幕。
　　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春节，承载了民众心理、联系着中国人的情感，当然无法轻易扭转。一遇时节自然会再度破土而出，但春节的复兴，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事情了。1979年1月17日，仍然是读者来信，但这一次发声者换成了《人民日报》：《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预示着春节的回归。1980年，中国全面恢复春节休假制度。
　　实际上，以脱离民意基础的行政方式禁绝燃放鞭炮，既反映了对个体权利的蔑视，同时也是试图对社会观念、社会习俗的连根铲除。但即便革命是强大的，终究拗不过人心的坚持。前几年政府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到几年之后的开禁，不过是春节在上百年时间内几度劫难的具体而微的重演。
　　但人心是善变的，习俗虽然强大，却远非人们想象中那样固执。只要顺应人的需求，顺应经济和社会的规律，习俗的改变远比人们想象中来得容易。
　　现代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在娱乐市场上不断竞争，京剧败给了流行歌曲，绘画败给了摄影，虽然鞭炮带给人们难得的“年味”，但前段时间社会舆论对PM 2.5的反复讨论却猛烈地冲击、动摇着人们对鞭炮的态度，已经让人心出现了变化，习俗的根基在不知不觉中被侵蚀掉了。起码，现在关于鞭炮的争论已经从官民之争，变为了民间自发的争论。几千年未有的“戴着口罩放鞭炮”的独特画面出现已经意味着人心的迅速变化。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今年放鞭炮的明显变少了。如果仔细回想一下，就会发现这个趋势不仅仅出现在今年，而且在更长时间范围内也存在这个趋势。20年前，从除夕直到正月十五延绵不绝的鞭炮，到现在变为多集中于除夕之夜。如果说几千年前的古人害怕年兽而逐渐形成放鞭炮的习俗，那么现在，出于对PM 2.5的恐惧，出于对环境的保护，逐渐放弃这一习俗，又何尝不能看作一种新习俗的逐渐形成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应该更加耐心一些，给习俗—些时间。
　　如果顺着这个问题延伸开去，不难发现，虽然革命化的禁绝春节与鞭炮是不现实的、不合理的，但是，顺直社会人心迅速变化的改良却远比人们想象中来得容易。从这个角度看，小小的鞭炮如此，更大的经济体制也是如此。那么，治大国若烹小鲜，社会政治的运行之道，其实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