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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魏晋“名士”，人们往往第一印象就是“竹林七贤”，再往后则是琅琊、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但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王子猷雪夜探望戴安道”故事中的配角戴安道，才是魏晋风度的集大成者。
戴安道，名戴逵，“安道”是他的字。提起他，很多人可能没太深的印象，但《世说新语》中“王子猷雪夜探望戴安道”的故事，大家想必都耳熟能詳。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王子猷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只见雪地白茫茫一片，皎洁明亮。他一边喝酒一边赏雪，不禁吟诵起左思的《招隐诗》。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好友戴安道，于是便连夜乘小船前往戴家。小船缓缓行驶了一夜，可他到了戴家连门都没进就走了，同行的人不能理解，既然都到了家门口，为何不进去呢？王子猷回答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子猷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他的行动和语言出乎人意料之外，既是他个性原本任性不羁，而这种随兴而行的魏晋风度，却也是“名士风流”的象征。
那么，戴安道呢？
“恨吾老，不见其盛时”
戴逵幼年时便展露出不一样的才情和智慧。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里说，戴逵“幼有巧慧，聪悟博学，善鼓琴，工书画……其画古人山水极妙。”戴逵十余岁时随父亲游建康，他们来到瓦官寺时，正巧名画家王蒙在这里为人作画。王蒙素与戴家有旧，听闻戴逵是个神童，便要他现场作画一幅。戴逵推辞不过，挥毫泼墨，一挥而就画成《渔翁图》。王蒙观戴逵画风画意潇洒俊逸、气韵不凡，感叹道：“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
中年以后，戴逵的绘画技法日趋成熟。南朝谢赫《古画品录》将戴逵列入第三品，赞其“情韵连绵，风趣巧拔，善土贤圣，百工所范，荀、卫已后，实为领袖”。
以这超拔常人的画艺，他甚至改变了某些人对绘画的看法。
戴逵曾跟随范宣学习子史经文。范宣是当时知名学者，博学多识，尤善“三礼”，且一身傲骨，不慕荣华，朝廷先后征他为主簿、太子博士、散骑侍郎等，都坚辞不就。戴逵仰慕范宣为人，处处以范宣为师，“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因而范宣十分器重他。范宣初始时很看不惯戴逵画画的技能，认为这只不过是雕虫小技，于世无补。戴逵于是依照东汉张衡的《南都赋》，绘成一幅《南都赋图》送给范宣，范宣看后才开始重视绘画艺术。
可惜的是戴逵绘画作品今已无存，仅唐《贞观公私画史》著录戴逵十一幅，《历代名画记·历代能画人名》记录其作品计有十八件。顾恺之在他所著《魏晋胜流画赞》中，收录了戴逵的五幅作品，称赞他的作品世人“莫能及之”。
一生致力于“雕虫小技”
同样曾为戴逵绝技而没能传下来的，还有他的造像手艺。
实际上，戴逵在艺术史上最具创新性的贡献，就是佛像雕塑。
东晋时期，佛学盛行，朝廷上下信佛者日益增多，佛教艺术也由此发扬光大。戴逵喜交名士之人，与当时著名的玄化高僧支道林（遁）有往来，还与佛门高僧慧远有书信往来，慧远称他为“佛弟子”。正因为戴逵对佛经研究深入，因此在雕刻佛像时融入自己的理解，一改前人“形制古朴，未足瞻敬”的创作理念，以“动心”为审美，用“塑形”为手段，提升了佛像的亲和度和庄严度，使宝相深入人心，开启了后来曹仲达、张僧繇的造像人物的画风。梁思成先生在《中国雕塑史》中称颂他开创了一种“南朝式”，即中国本土化的佛像雕塑艺术。
戴逵曾为南京瓦官寺作五躯佛像，和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及狮子国（锡兰岛）的玉像，共称“瓦官寺三绝”。可惜这三绝如今都已湮灭。
晋孝武帝中叶，会稽山阴灵宝寺慕名求戴逵为之刻一尊一丈六尺高的无量寿佛木像。佛像刻制完成后，观者无不称妙。可戴逵总觉得这尊像过于朴拙。于是他就潜坐帷幕之后，把参观者对于佛像的各种议论记录下来，反复琢磨、修改，三年之后终于刻制成一尊“最具中国特色”的佛像。
戴逵还创造了夹漆像的作法，把漆工艺的技术运用到雕塑方面，是今天仍流行的脱胎漆器的创始人。
中国古代，雕塑被称为“雕虫小技”，雕刻作品大多是工匠兼职完成。很少有人对雕像艺术进行深入研究，戴逵就是极少数中的一个。他之所以能致力于绘画和雕塑艺术，与他闲游隐逸的志向是分不开的。
一门隐遁的高士
武陵王司马晞听说戴逵擅长鼓瑟，曾派人召他到太宰府来演奏一曲。那人刚到戴逵家时，戴逵对这个陌生人非常热情，但当他得知此人来意，立刻当着客人的面，把自己心爱的瑟砸了，说道：“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在武陵王司马晞征他不应，闹了一场砸瑟风波后，戴逵便决定终身不仕，举家来到会稽剡县，彻底过起超凡脱俗的隐居生活。
东晋隐逸之风盛行，有些是“天下无道则隐”，被迫选择明哲保身；有些只是借隐逸另辟蹊径寻求功名。戴逵是真正的隐者，他博涉才艺，儒玄并修，高门社会不断呼吁朝廷征辟戴逵，他却始终避世不仕，以隐逸显名。
戴逵不仕，并非看不惯现状而遁世，而是真正愿意与自然接触，在远离世俗的地方读读书、作作画，体味生命的真谛。他还专门写了篇《放达为非道论》，嘲弄所谓隐者“徒贵貌似”的玩世不恭，放荡不羁，认为“名士”追求的应该是内心的风雅放达。时人作《云中诗》，将其一门与琅邪、太原王氏并称。当时高门士族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谢安亦亲自“往看之”，尽管“谢本轻戴”，但谈论后“悠然知其量”。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概括戴氏门风曰：“一门隐遁，高声振于晋宋”。
何谓人生的主角呢？也许并不是取得多么显赫的世俗上的功名，而是实实在在地选择了怡然自洽的生活方式，自得其乐地追求自身的志趣，即便清苦也不改其志，过一种合乎自然的逍遥的人生。
纵观戴逵的一生，虽然只有《晋书》和《世说新语》中的只言片语，但足以勾勒出一位风流名士的形象，只可惜他的画作和诗文都已佚失，不能得见其当年风采，只能遥遥感慨一句“戴逵仙去徽之死，乘兴无人更棹船。”
责编：何建娇
戴安道，名戴逵，“安道”是他的字。提起他，很多人可能没太深的印象，但《世说新语》中“王子猷雪夜探望戴安道”的故事，大家想必都耳熟能詳。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王子猷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只见雪地白茫茫一片，皎洁明亮。他一边喝酒一边赏雪，不禁吟诵起左思的《招隐诗》。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好友戴安道，于是便连夜乘小船前往戴家。小船缓缓行驶了一夜，可他到了戴家连门都没进就走了，同行的人不能理解，既然都到了家门口，为何不进去呢？王子猷回答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子猷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他的行动和语言出乎人意料之外，既是他个性原本任性不羁，而这种随兴而行的魏晋风度，却也是“名士风流”的象征。
那么，戴安道呢？
“恨吾老，不见其盛时”
戴逵幼年时便展露出不一样的才情和智慧。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里说，戴逵“幼有巧慧，聪悟博学，善鼓琴，工书画……其画古人山水极妙。”戴逵十余岁时随父亲游建康，他们来到瓦官寺时，正巧名画家王蒙在这里为人作画。王蒙素与戴家有旧，听闻戴逵是个神童，便要他现场作画一幅。戴逵推辞不过，挥毫泼墨，一挥而就画成《渔翁图》。王蒙观戴逵画风画意潇洒俊逸、气韵不凡，感叹道：“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
中年以后，戴逵的绘画技法日趋成熟。南朝谢赫《古画品录》将戴逵列入第三品，赞其“情韵连绵，风趣巧拔，善土贤圣，百工所范，荀、卫已后，实为领袖”。
以这超拔常人的画艺，他甚至改变了某些人对绘画的看法。
戴逵曾跟随范宣学习子史经文。范宣是当时知名学者，博学多识，尤善“三礼”，且一身傲骨，不慕荣华，朝廷先后征他为主簿、太子博士、散骑侍郎等，都坚辞不就。戴逵仰慕范宣为人，处处以范宣为师，“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因而范宣十分器重他。范宣初始时很看不惯戴逵画画的技能，认为这只不过是雕虫小技，于世无补。戴逵于是依照东汉张衡的《南都赋》，绘成一幅《南都赋图》送给范宣，范宣看后才开始重视绘画艺术。
可惜的是戴逵绘画作品今已无存，仅唐《贞观公私画史》著录戴逵十一幅，《历代名画记·历代能画人名》记录其作品计有十八件。顾恺之在他所著《魏晋胜流画赞》中，收录了戴逵的五幅作品，称赞他的作品世人“莫能及之”。
一生致力于“雕虫小技”
同样曾为戴逵绝技而没能传下来的，还有他的造像手艺。
实际上，戴逵在艺术史上最具创新性的贡献，就是佛像雕塑。
东晋时期，佛学盛行，朝廷上下信佛者日益增多，佛教艺术也由此发扬光大。戴逵喜交名士之人，与当时著名的玄化高僧支道林（遁）有往来，还与佛门高僧慧远有书信往来，慧远称他为“佛弟子”。正因为戴逵对佛经研究深入，因此在雕刻佛像时融入自己的理解，一改前人“形制古朴，未足瞻敬”的创作理念，以“动心”为审美，用“塑形”为手段，提升了佛像的亲和度和庄严度，使宝相深入人心，开启了后来曹仲达、张僧繇的造像人物的画风。梁思成先生在《中国雕塑史》中称颂他开创了一种“南朝式”，即中国本土化的佛像雕塑艺术。
戴逵曾为南京瓦官寺作五躯佛像，和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及狮子国（锡兰岛）的玉像，共称“瓦官寺三绝”。可惜这三绝如今都已湮灭。
晋孝武帝中叶，会稽山阴灵宝寺慕名求戴逵为之刻一尊一丈六尺高的无量寿佛木像。佛像刻制完成后，观者无不称妙。可戴逵总觉得这尊像过于朴拙。于是他就潜坐帷幕之后，把参观者对于佛像的各种议论记录下来，反复琢磨、修改，三年之后终于刻制成一尊“最具中国特色”的佛像。
戴逵还创造了夹漆像的作法，把漆工艺的技术运用到雕塑方面，是今天仍流行的脱胎漆器的创始人。
中国古代，雕塑被称为“雕虫小技”，雕刻作品大多是工匠兼职完成。很少有人对雕像艺术进行深入研究，戴逵就是极少数中的一个。他之所以能致力于绘画和雕塑艺术，与他闲游隐逸的志向是分不开的。
一门隐遁的高士
武陵王司马晞听说戴逵擅长鼓瑟，曾派人召他到太宰府来演奏一曲。那人刚到戴逵家时，戴逵对这个陌生人非常热情，但当他得知此人来意，立刻当着客人的面，把自己心爱的瑟砸了，说道：“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在武陵王司马晞征他不应，闹了一场砸瑟风波后，戴逵便决定终身不仕，举家来到会稽剡县，彻底过起超凡脱俗的隐居生活。
东晋隐逸之风盛行，有些是“天下无道则隐”，被迫选择明哲保身；有些只是借隐逸另辟蹊径寻求功名。戴逵是真正的隐者，他博涉才艺，儒玄并修，高门社会不断呼吁朝廷征辟戴逵，他却始终避世不仕，以隐逸显名。
戴逵不仕，并非看不惯现状而遁世，而是真正愿意与自然接触，在远离世俗的地方读读书、作作画，体味生命的真谛。他还专门写了篇《放达为非道论》，嘲弄所谓隐者“徒贵貌似”的玩世不恭，放荡不羁，认为“名士”追求的应该是内心的风雅放达。时人作《云中诗》，将其一门与琅邪、太原王氏并称。当时高门士族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谢安亦亲自“往看之”，尽管“谢本轻戴”，但谈论后“悠然知其量”。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概括戴氏门风曰：“一门隐遁，高声振于晋宋”。
何谓人生的主角呢？也许并不是取得多么显赫的世俗上的功名，而是实实在在地选择了怡然自洽的生活方式，自得其乐地追求自身的志趣，即便清苦也不改其志，过一种合乎自然的逍遥的人生。
纵观戴逵的一生，虽然只有《晋书》和《世说新语》中的只言片语，但足以勾勒出一位风流名士的形象，只可惜他的画作和诗文都已佚失，不能得见其当年风采，只能遥遥感慨一句“戴逵仙去徽之死，乘兴无人更棹船。”
责编：何建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