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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到知天命之年的黄锡麟先生，语速极快，普通话带有浓郁的台湾口音。
这位世界华人保钓联盟会长、台湾“中华保钓协会”秘书长，谈及民间保钓的过去与现实，语气不由变得激昂铿锵起来。
在过去16年间，黄锡麟曾15次出海保钓，最引起关注的莫过于他今年7月4日参与的这次保钓行动。
“每次都要做好准备，迎接一切可能。我们需要应付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沉着冷静。因为，计划不如变化。”此番保钓归来后，黄锡麟在台湾新北市家中接受了《新民周刊》采访。
7月4日，距离钓鱼岛10米
2012年7月3日下午，黄锡麟与台湾民间保钓人士张春明、游嘉文一起从位于台湾本岛最北端的新北市永和区出发，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新北市瑞芳区北面的深澳渔港，去搭乘“全家福”号渔船。其中，张春明为世界华人保钓联盟与台湾“中华保钓协会”常务理事，游嘉文则是台湾“中华保钓协会”会员。
行程是临时决定的，他们得到了“全家福”号船长游明川的提醒：“择日不如撞日。”这位岛内资深民间保钓人士感觉，这一天的保钓行程，多少显得“有些仓促”，“我们出发时连口粮都没来得及备齐，匆匆忙忙连要扔日本人的鸡蛋都没带”。
从永和区到深澳渔港，车程大概一个多小时。所以，当这三位保钓人士于当天深夜10点多抵达深澳渔港时，“全家福”号已经静静泊在码头。
这艘50吨级的海钓渔船，通体呈白色，长约26米，宽约6米，能搭载40多人，航行时速为15海里至20海里，在过去的岁月中，经验丰富的“全家福”号曾多次载着保钓人士出行。但是，当天在“全家福”号上的只有9人，除黄锡麟一行3位岛内保钓人士外，还有该船的正副船长、轮机长以及3位印度尼西亚籍的船工。
当晚11点34分，“全家福”号缓缓驶出渔港。出海时他们跟当地港警报关称，要去海上钓鱼。
深澳渔港距离钓鱼岛约90海里（约170公里）。当天海流为顺流，渔船一路疾行。所以在7月4日清晨5点多，天刚蒙蒙亮时分，“全家福”号已平安抵达距离钓鱼岛20海里的海域。
这一天天公作美，风和日丽，海水碧蓝。恰逢旭日东升，黄锡麟一行看到，不远处的钓鱼岛已清晰可见，“太阳就像是从钓鱼岛后面升起来的。霞光衬得钓鱼岛万丈光芒，相当漂亮！”黄锡麟印象深刻。
“钓鱼岛，我们又来了。”他动情地感慨。
“全家福”号距离钓鱼岛越来越近。黄锡麟事后想来，这趟行程最初显得很顺利，因为那时他们尚未发现有日本保安厅的船艇。“因为我们是用突袭的方式，所以那时日本保安厅的船只还没有做好防备措施。”他并不惊讶，保钓的中日冲突，向来波谲云诡，日方刚开始的不动声色，已多次在钓鱼岛海域重演。
但好景不长。差不多在清晨5点半，当“全家福”号开至距离钓鱼岛16海里的海域时，日本保安厅的PL-03号保安船突然现身。远远地，黄锡麟就看到这艘3000吨的庞然大物如幽灵一般在海平面上出现，并朝他们驶近。
与日本PL-03号保安船相比，仅50吨级的“全家福”号渔船，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日本PL-03号保安船一直在阻扰我们，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阻挠我们登上钓鱼岛，他们不停地在造浪，海浪很大，打得我们的船身摇晃，让我们都受不了了！”在颠簸的渔船上，他根本无法站稳。
这场日本保安船对台湾渔船的海上追逐，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实力悬殊。日本PL-03号保安船曾多次试图赶到“全家福”号渔船前面阻扰，并不停施展这个大家伙所擅长的“造浪”游戏，“他们一直在追逐我们，不断重复造浪的动作……两船距离其实不到10米。”
当日本PL-03号保安船感觉这艘来自台湾的小渔船能有办法突出重围直冲钓鱼岛，而它囿于自身庞大的船身无法靠近时，它准备放冲锋艇了，但当天出了个插曲，“按照原来的速度，他们5分钟也就够放艇了。但他们那个时候机器好像有故障，放了很久，快艇都放不下来。”
“全家福”号得此契机，一路疾行。终于，在距离钓鱼岛10米处，黄锡麟亮出随身携带的一面五星红旗，并将这面五星红旗抛至钓鱼岛岸边摊开，以宣示主权。“这面五星红旗就浮在钓鱼岛的水面上。这一天的海水清澈见底，你甚至可以看到水面下的很多鱼儿。等于说，那个时候，我们只要趟过浅水，就可以登岛了，而日本的保安船放下的快艇还没有跟过来。”
做完这些后，民间保钓队员开始往岛外撤离，前往附近岛屿海钓。在撤离到距离钓鱼岛1.6海里左右时，包括日本PL-03号保安船在内共3艘3000吨级以上的日本保安船迅速追逐而至，它们放下了3艘冲锋艇，大小夹击，围堵“全家福”号渔船。
“日本人的冲锋艇开始围着我们打转，他们还企图登船，我们就拿起了铁棍准备防身。”黄锡麟说。记者问他，要是日本人那时真的登上了船怎么办？“登了就打，不然还怎么办？！”他反问，提高了嗓门。
日本PL-03号保安船变得急切起来，“它企图撞我们，它是故意的！我伸开手臂就可以摸得到日本PL-03号保安船了，你看多近哪！”黄锡麟回忆，心有余悸。他叫船长赶快退后，“否则就真的撞上了！”
而那个紧要关头，黄锡麟注意到一个细节：孤零零的“全家福”号试图摆脱日方追逐，而台湾海巡队还不见踪迹——这与事后台湾海巡队的说法或有出入。
黄锡麟清楚地记得，到当天清晨8点多，一艘台湾基隆海巡队PP-10033巡防艇终于出现在保钓人士的视野中。PP-10033巡防艇开始帮助这艘台湾渔船解围，台湾海巡队方面也派了3位特警人员登船，帮助黄锡麟一行驱赶日本的3艘冲锋艇。“全家福”号终于脱险。
而当天早晨9点多，在他们的撤离过程中，还有一艘台方的PP-10018巡防艇也闻讯而至，赶来增援民间保钓人士。
而日本的3艘保安船和3艘冲锋艇始终保持警觉，一路尾随，保持在距离“全家福”号渔船五六米的位置上。直至当天中午12点多，在尾随到钓鱼岛已不可见的海域时，日本上述船只才完全消失。
“只是替我们的渔民讨一个公道”
对于民间保钓人士是否一定得登上钓鱼岛的这个问题，在7月3日的行前黄锡麟就已思虑清晰。“我这次保钓的最主要目的是警告日本人，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中国渔民了。我要让日本人知道，钓鱼岛是我们中国的领土，也希望日本不要再得寸进尺了。”
在黄锡麟看来，登岛也是需要条件的，“我认为，如果要登岛，就要两岸四地的保钓人士一起登岛，那样才是成功的。所以，来日方长，我们下次再一起去，我们甚至可以在登上钓鱼岛之后再举行一个庆功宴。”他这么计划。
在黄锡麟从钓鱼岛归来后，他被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所包围：其一，是来自网民与渔民群体的赞誉，他被誉为“英雄”；其二是一些岛内人士的指责，让他背负骂名，一些人甚至直言要对他进行“人肉搜索”。这当中最受关注的部分是他在7月4日那个向钓鱼岛铺开那面五星红旗的动作。
他不止一次地反问，“旗子很重要么？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两岸都是中国人嘛！事实上，钓鱼台现在还在日本人手里，还是日本人在控制啊，没办法让我们越‘雷池’一步。在台湾，‘蓝绿’的问题扯不完，我们应该放下意识形态，两岸合作，一起把钓鱼岛拿回来。”
从2003年开始，黄锡麟在出海保钓时，身上总会随身携带一面五星红旗，在海域，这是渔民群体心照不宣的自我保护方式。
“五星红旗是我们渔民的‘护身符’。我是不随便用五星红旗的，在海上有危险的时候才拿出来。因为在海上，我只要把五星红旗拿出来，日本的保安船就不会那么嚣张地冲撞我们。”他说。
两岸官方与民间也因此次保钓事件，开始重新审视民间保钓议题与从未消褪的热情。
“捍卫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意愿，也是双方的共同责任。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钓鱼岛主权。我们已敦促日方不得采取任何危及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方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的举动。”在这次民间保钓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
让官方关注民间保钓行动，两股力量一起努力，这正是黄锡麟所期望的，“全球华人在保钓的议题上必须携手合作，民间力量只是辅助，最主要的力量还是看官方。”
16年保钓生涯
黄锡麟第一次听说“钓鱼岛”这个字眼时，他还只是一个在乡下念国小（即小学）五年级的懵懂孩童，“在上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都听说日本占领了钓鱼岛了，台湾到处传得沸沸扬扬的。”
这位昔日的永和智光商职机械科的实习老师，目睹了1996年台湾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那时，他是新党的义工，听闻钓鱼岛被日本侵占，血脉贲张，跟随一些保钓前辈参与保钓，这期间当然有个时代烙印，“新党在当时很有保钓的氛围。”
从此，他的命运迎来一个拐点。保钓，成为他全心全力投入的部分。
也是这一年，黄锡麟一行的保钓船就停靠在了钓鱼岛的岸边。那次，他没有上岛，按照分工，“我那时是负责打日本鬼子。日本人的快艇企图登我们的渔船，我要保护我们的船，我就拿着长的木棍，到处挥舞。”
后来几乎每年，黄锡麟都会去钓鱼岛。他一次一次地跟它打招呼，嗨，钓鱼岛，我又来了。
他记忆中的钓鱼岛，宛如海洋深处的一颗明珠。每次看到钓鱼岛，他都感觉精神振奋，“钓鱼岛上面的树不高，碎石很多，石头很干净，海水清澈见底，在距离钓鱼岛一二十米的地方，可以脱鞋下去慢慢走上岛。”
不仅如此，在历史上，钓鱼岛也曾是中国渔民们的避风港，“台湾曾经在钓鱼岛驻过军，也开过工厂；日本后来也在岛上盖过工厂。并且，岛上还有一个简易码头。”
在数次的保钓历程中，黄锡麟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比如，日本方面每次都会出动侦察机，在今年7月4日这次保钓中，日本方面也出动了两三架侦察机，“现在他们的飞机也比以前的更漂亮了。”
在他看来，针对来自中国民间保钓行动，日方的一些态度变化也在产生，“比如说，日本以前是不放快艇的，他们也不会对我们用比较大的动作，不会用像7月4日这次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造浪企图冲撞我们的方式；而且，日本的船只一次比一次新、一次比一次快，他们以前用的是上百吨的船，现在用的是上千吨的船。”
“我们的装备还在石器时代，人家已经是现代化了。”他无奈地自嘲。
黄锡麟第一次联合中国大陆与香港的保钓团体前往钓鱼岛是在2003年10月7日，那次两岸三地联合保钓行动影响甚广。在那次，黄锡麟试图从船头处爬到日军舰上，以前吃过这个亏的日舰连连后退，扩音器里用中文直喊，“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
而在2008年，黄锡麟前往钓鱼岛时，他随身携带了一面特地从福建莆田市湄洲岛妈祖庙求来的令旗。妈祖是海峡两岸的渔民共同祭拜的对象，两岸渔民都深信，妈祖会指引他们的商旅舟楫，逢凶化吉。
2008年6月10日，台湾联合号海钓船被日舰撞沉，震撼台岛，群情激愤，保钓呼声高涨。5天后的晚上，黄锡麟一行12名岛内保钓人士身穿“日本人滚出钓鱼岛”字样的T恤，在百余名群众的欢呼声中，前往钓鱼岛为渔民们“讨回公道”，保钓船依然是这艘“全家福”号，而所不同的是，他们有了台湾地区“海巡船”护航，登船的还有30名随行记者。
“那次，是我们岛内民间保钓成员第一次有了台湾海巡船来护航，我们心里觉得有底了。” 黄锡麟用“破天荒”来形容那次台湾官方对于保钓所出的努力，“那次，台湾地区政府、民间对保钓空前团结。”
当时有个大背景是，2008年5月，马英九获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曾是台湾大学学生保钓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在他们的组织下，1971年，台大学生发起“保钓大游行”。多年后，已经功成名就的马英九对这段经历依旧刻骨铭心，他在《沉默的魄力》一书中回忆当年的保钓经历：“彻夜画海报，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边流泪一边工作；尔后，甚至还参与街头示威，拿起鸡蛋怒砸日本特使座车。”从政后，马英九更说过一句流传甚广的豪言，“为钓鱼岛，不惜一战”。
4年前那次保钓，让黄锡麟至今难忘。在那次保钓中，台湾海巡船在“全家福”号海钓渔船左右两翼护航，清出航道，让其顺利航行。“我们那时想，我们这次一定能够登岛。”有了海巡船庇护，黄锡麟他们的民间保钓船开足马力往钓鱼岛方向冲。
但是，后来出了个小故事。在距离钓鱼岛24海里的海域，台湾海巡船停了下来，等保钓队员们发现时往后一看，海巡船已经没了踪影。“当时我们的船长也吓了一跳，问我怎么办？我说，往前冲！”黄锡麟回忆。
而在钓鱼岛上那个简易码头处，日本保安厅已获悉台湾保钓人士前来，用十几艘舰艇在码头处布下“天罗地网”。等黄锡麟一行继续往钓鱼岛靠近时，十几艘日本方面大大小小的舰艇突然出现，将他们团团包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民间保钓队员们发现，台湾海巡船突然出现了，并保卫民间保钓船。
几艘台湾海巡船急速靠近黄锡麟所在的“全家福”号，将它与日本船只隔离开来。民间保钓队员的士气大受鼓舞，随后，“全家福”号与多艘台湾海巡船一起，绕钓鱼岛一周。其间保钓人士不断大喊“钓鱼岛是我们的”、“日本人滚出去”等口号。
而在2010年，在日本巡逻船冲撞并扣押中国大陆渔船事件发生后，民间保钓再次两岸合作，同仇敌忾。“大陆的渔船发生事情后，台湾的也会去帮忙，都是同胞嘛。”在黄锡麟看来，那次的保钓可谓是最艰难的一次保钓，因为虽有1艘台湾海巡船帮忙护航，但由于其被6艘日本海巡船隔开、挤至外围，黄锡麟所在的那艘20吨级的保钓小渔船被日本海巡船团团围住，“我们被日本人用强灯照，他们还鸣警铃、排废气，我们呼吸真的很困难，在海面上熬了五六个钟头，从晚上11点多围到凌晨5点多，很痛苦……但我们再怎样也不退让。”最终他们突出重围。
保钓保到“黑发变白发”
保钓运动迄今近40年，在黄锡麟的印象中，当时不少热血澎湃的保钓青年，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忆起当年峥嵘岁月时常泪盈于眶。
而今，“保钓”在岛内已是一个颇受冷遇的议题，黄锡麟亦感觉，保钓议题在大陆的关注度比在台湾地区更甚，台湾历经李登辉、陈水扁时代，其间为刻意倡导脱离中国的意识形态，保钓氛围已然式微，民间保钓队员也成为备受打压的默默坚守者。而民进党当局对岛内青年的“去中国化”教育指针，与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擅自搭建的宣示主权的灯塔遥相辉映，也让后者“稳坐钓鱼岛”。
从1998年开始，黄锡麟担任了12年的永和市市民代表，其间连任3届，现在他在台北一家旅游公司上班。但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与他的同仁一起出海保钓。在黄锡麟眼中，那些“老保钓”非常值得钦佩，他们不仅解囊相助，还亲力亲为，“他们从黑发人开始保钓，到今天保成了白发人。我跟他们根本没办法相比。”
2007年的陈水扁时代，黄锡麟就向台湾主管部门申请成立民间保钓组织，但他遭遇到百般阻挠。次年11月，黄锡麟与他的同仁们从台湾“内政部”拿到台湾“中华保钓协会”的批文，这意味着，历经近40年的台湾民间保钓行动终于有了自己的合法组织。成立当天，马英九发来贺电，并在所赠送的匾牌上题词，“和衷共济”。
当一纸批文下来时，黄锡麟与一位“老保钓”不禁相拥，潸然泪下，“经过30多年保钓组织内部磨合和（不断）向主管部门申请，我们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站在中国渔民的角度上思考保钓议题，正是黄多年从事保钓的强大动力。他记得，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台湾地区的渔民可以去钓鱼岛附近的海域自由捕鱼，那个海域有着极为丰富的渔业资源，“在台湾的苏澳、南方澳（渔港）码头的渔民，历史上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是去钓鱼岛捕鱼的。那里数百年都是我们的渔场，可是居然被日本给占领了。现在台湾渔民的很多渔船都被日本人驱赶，只能到别的地方去捕鱼。”
简言之，日本靠着其西南列岛小岛礁划出了将台湾岛及其附近海域全部囊括在内的“专属经济区”，而台湾地区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也将此海域划了进来。
台湾“农委会渔业署”提供给渔民的“台日周边水域图”就显示，台日重叠的经济海域中有一条日本主张的“中间线”，这条所谓“中间线”划到台湾宜兰外海，距离苏澳或花莲只有20余海里，导致台湾的渔船一出海就会跨过“中间线”；而受洋流影响，台湾渔民的网具稍有不慎就会进入所谓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并曾多次因此被扣押甚至罚款。
黄锡麟在渔民群体中了解到，渔民正成为最苦难的一拨人。“我们的渔民去钓鱼岛捕鱼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而他们现在被日本保安厅的人追着跑。当我们的渔民诉求无门的时候，能去找谁呢？只能找民间保钓人士。”他说。
而让他费解的是，钓鱼岛“是我们的渔场，是中国的领土”，却一再被日方驱逐刁难。这种窘境好比，农民在自家的土地上收菜，却被邻居驱赶，说是“小偷”。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这位岛内资深保钓人士不断地说，“我只是替我们的渔民讨一个公道而已。”而在更多的场合，他执拗地反诘那些挞伐他的岛内人士，“谁能保护我们的渔民呢？”
除了体力上的辛劳之外，在现实中，这些岛内民间保钓人士也遭遇到了诸多困境，“比较困难的是我们没有自己的船，有时候我跟船长都讲好了，但是船长后来都不敢把船租给我们了。”
他们急需一艘自己的保钓船，“让保钓变成一种常态。”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秘书长李义强也向《新民周刊》证实，在黄锡麟的这次保钓行动后，该保钓联盟也计划买下“全家福”号渔船。“游明川船长也同意了，目前买船差不多需要1000万元新台币。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资金缺口还是蛮大的。”黄锡麟说。
民间保钓的费用向来依靠海内外募捐。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网站每天都会及时公布募捐情况，而对账则需来自海峡两岸的4位保钓人员签名认同，并由身为会长的黄锡麟来签字批准，以保证有清晰的账目。
保钓，被黄锡麟自认为是一种与生命相伴而生的使命，“保钓，我喜欢做，甘愿做。”
但与此照应的现实生活中，他所从事的保钓并不那么顺利完满，他总是让家人担心，他至今不会游泳，还要出海，每出海一次，他都会被他的老父亲骂一次，太太也常常为他担忧，说自己“嫁错老公了”。
而他的梦想是，有一天，他能跟两岸四地的人士一起登上钓鱼岛。他也梦想着，能够在钓鱼岛上盖一座妈祖庙，“希望妈祖能够庇佑中国渔民的平安。”
这位世界华人保钓联盟会长、台湾“中华保钓协会”秘书长，谈及民间保钓的过去与现实，语气不由变得激昂铿锵起来。
在过去16年间，黄锡麟曾15次出海保钓，最引起关注的莫过于他今年7月4日参与的这次保钓行动。
“每次都要做好准备，迎接一切可能。我们需要应付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沉着冷静。因为，计划不如变化。”此番保钓归来后，黄锡麟在台湾新北市家中接受了《新民周刊》采访。
7月4日，距离钓鱼岛10米
2012年7月3日下午，黄锡麟与台湾民间保钓人士张春明、游嘉文一起从位于台湾本岛最北端的新北市永和区出发，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新北市瑞芳区北面的深澳渔港，去搭乘“全家福”号渔船。其中，张春明为世界华人保钓联盟与台湾“中华保钓协会”常务理事，游嘉文则是台湾“中华保钓协会”会员。
行程是临时决定的，他们得到了“全家福”号船长游明川的提醒：“择日不如撞日。”这位岛内资深民间保钓人士感觉，这一天的保钓行程，多少显得“有些仓促”，“我们出发时连口粮都没来得及备齐，匆匆忙忙连要扔日本人的鸡蛋都没带”。
从永和区到深澳渔港，车程大概一个多小时。所以，当这三位保钓人士于当天深夜10点多抵达深澳渔港时，“全家福”号已经静静泊在码头。
这艘50吨级的海钓渔船，通体呈白色，长约26米，宽约6米，能搭载40多人，航行时速为15海里至20海里，在过去的岁月中，经验丰富的“全家福”号曾多次载着保钓人士出行。但是，当天在“全家福”号上的只有9人，除黄锡麟一行3位岛内保钓人士外，还有该船的正副船长、轮机长以及3位印度尼西亚籍的船工。
当晚11点34分，“全家福”号缓缓驶出渔港。出海时他们跟当地港警报关称，要去海上钓鱼。
深澳渔港距离钓鱼岛约90海里（约170公里）。当天海流为顺流，渔船一路疾行。所以在7月4日清晨5点多，天刚蒙蒙亮时分，“全家福”号已平安抵达距离钓鱼岛20海里的海域。
这一天天公作美，风和日丽，海水碧蓝。恰逢旭日东升，黄锡麟一行看到，不远处的钓鱼岛已清晰可见，“太阳就像是从钓鱼岛后面升起来的。霞光衬得钓鱼岛万丈光芒，相当漂亮！”黄锡麟印象深刻。
“钓鱼岛，我们又来了。”他动情地感慨。
“全家福”号距离钓鱼岛越来越近。黄锡麟事后想来，这趟行程最初显得很顺利，因为那时他们尚未发现有日本保安厅的船艇。“因为我们是用突袭的方式，所以那时日本保安厅的船只还没有做好防备措施。”他并不惊讶，保钓的中日冲突，向来波谲云诡，日方刚开始的不动声色，已多次在钓鱼岛海域重演。
但好景不长。差不多在清晨5点半，当“全家福”号开至距离钓鱼岛16海里的海域时，日本保安厅的PL-03号保安船突然现身。远远地，黄锡麟就看到这艘3000吨的庞然大物如幽灵一般在海平面上出现，并朝他们驶近。
与日本PL-03号保安船相比，仅50吨级的“全家福”号渔船，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日本PL-03号保安船一直在阻扰我们，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阻挠我们登上钓鱼岛，他们不停地在造浪，海浪很大，打得我们的船身摇晃，让我们都受不了了！”在颠簸的渔船上，他根本无法站稳。
这场日本保安船对台湾渔船的海上追逐，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实力悬殊。日本PL-03号保安船曾多次试图赶到“全家福”号渔船前面阻扰，并不停施展这个大家伙所擅长的“造浪”游戏，“他们一直在追逐我们，不断重复造浪的动作……两船距离其实不到10米。”
当日本PL-03号保安船感觉这艘来自台湾的小渔船能有办法突出重围直冲钓鱼岛，而它囿于自身庞大的船身无法靠近时，它准备放冲锋艇了，但当天出了个插曲，“按照原来的速度，他们5分钟也就够放艇了。但他们那个时候机器好像有故障，放了很久，快艇都放不下来。”
“全家福”号得此契机，一路疾行。终于，在距离钓鱼岛10米处，黄锡麟亮出随身携带的一面五星红旗，并将这面五星红旗抛至钓鱼岛岸边摊开，以宣示主权。“这面五星红旗就浮在钓鱼岛的水面上。这一天的海水清澈见底，你甚至可以看到水面下的很多鱼儿。等于说，那个时候，我们只要趟过浅水，就可以登岛了，而日本的保安船放下的快艇还没有跟过来。”
做完这些后，民间保钓队员开始往岛外撤离，前往附近岛屿海钓。在撤离到距离钓鱼岛1.6海里左右时，包括日本PL-03号保安船在内共3艘3000吨级以上的日本保安船迅速追逐而至，它们放下了3艘冲锋艇，大小夹击，围堵“全家福”号渔船。
“日本人的冲锋艇开始围着我们打转，他们还企图登船，我们就拿起了铁棍准备防身。”黄锡麟说。记者问他，要是日本人那时真的登上了船怎么办？“登了就打，不然还怎么办？！”他反问，提高了嗓门。
日本PL-03号保安船变得急切起来，“它企图撞我们，它是故意的！我伸开手臂就可以摸得到日本PL-03号保安船了，你看多近哪！”黄锡麟回忆，心有余悸。他叫船长赶快退后，“否则就真的撞上了！”
而那个紧要关头，黄锡麟注意到一个细节：孤零零的“全家福”号试图摆脱日方追逐，而台湾海巡队还不见踪迹——这与事后台湾海巡队的说法或有出入。
黄锡麟清楚地记得，到当天清晨8点多，一艘台湾基隆海巡队PP-10033巡防艇终于出现在保钓人士的视野中。PP-10033巡防艇开始帮助这艘台湾渔船解围，台湾海巡队方面也派了3位特警人员登船，帮助黄锡麟一行驱赶日本的3艘冲锋艇。“全家福”号终于脱险。
而当天早晨9点多，在他们的撤离过程中，还有一艘台方的PP-10018巡防艇也闻讯而至，赶来增援民间保钓人士。
而日本的3艘保安船和3艘冲锋艇始终保持警觉，一路尾随，保持在距离“全家福”号渔船五六米的位置上。直至当天中午12点多，在尾随到钓鱼岛已不可见的海域时，日本上述船只才完全消失。
“只是替我们的渔民讨一个公道”
对于民间保钓人士是否一定得登上钓鱼岛的这个问题，在7月3日的行前黄锡麟就已思虑清晰。“我这次保钓的最主要目的是警告日本人，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中国渔民了。我要让日本人知道，钓鱼岛是我们中国的领土，也希望日本不要再得寸进尺了。”
在黄锡麟看来，登岛也是需要条件的，“我认为，如果要登岛，就要两岸四地的保钓人士一起登岛，那样才是成功的。所以，来日方长，我们下次再一起去，我们甚至可以在登上钓鱼岛之后再举行一个庆功宴。”他这么计划。
在黄锡麟从钓鱼岛归来后，他被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所包围：其一，是来自网民与渔民群体的赞誉，他被誉为“英雄”；其二是一些岛内人士的指责，让他背负骂名，一些人甚至直言要对他进行“人肉搜索”。这当中最受关注的部分是他在7月4日那个向钓鱼岛铺开那面五星红旗的动作。
他不止一次地反问，“旗子很重要么？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两岸都是中国人嘛！事实上，钓鱼台现在还在日本人手里，还是日本人在控制啊，没办法让我们越‘雷池’一步。在台湾，‘蓝绿’的问题扯不完，我们应该放下意识形态，两岸合作，一起把钓鱼岛拿回来。”
从2003年开始，黄锡麟在出海保钓时，身上总会随身携带一面五星红旗，在海域，这是渔民群体心照不宣的自我保护方式。
“五星红旗是我们渔民的‘护身符’。我是不随便用五星红旗的，在海上有危险的时候才拿出来。因为在海上，我只要把五星红旗拿出来，日本的保安船就不会那么嚣张地冲撞我们。”他说。
两岸官方与民间也因此次保钓事件，开始重新审视民间保钓议题与从未消褪的热情。
“捍卫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意愿，也是双方的共同责任。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钓鱼岛主权。我们已敦促日方不得采取任何危及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方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的举动。”在这次民间保钓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
让官方关注民间保钓行动，两股力量一起努力，这正是黄锡麟所期望的，“全球华人在保钓的议题上必须携手合作，民间力量只是辅助，最主要的力量还是看官方。”
16年保钓生涯
黄锡麟第一次听说“钓鱼岛”这个字眼时，他还只是一个在乡下念国小（即小学）五年级的懵懂孩童，“在上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都听说日本占领了钓鱼岛了，台湾到处传得沸沸扬扬的。”
这位昔日的永和智光商职机械科的实习老师，目睹了1996年台湾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那时，他是新党的义工，听闻钓鱼岛被日本侵占，血脉贲张，跟随一些保钓前辈参与保钓，这期间当然有个时代烙印，“新党在当时很有保钓的氛围。”
从此，他的命运迎来一个拐点。保钓，成为他全心全力投入的部分。
也是这一年，黄锡麟一行的保钓船就停靠在了钓鱼岛的岸边。那次，他没有上岛，按照分工，“我那时是负责打日本鬼子。日本人的快艇企图登我们的渔船，我要保护我们的船，我就拿着长的木棍，到处挥舞。”
后来几乎每年，黄锡麟都会去钓鱼岛。他一次一次地跟它打招呼，嗨，钓鱼岛，我又来了。
他记忆中的钓鱼岛，宛如海洋深处的一颗明珠。每次看到钓鱼岛，他都感觉精神振奋，“钓鱼岛上面的树不高，碎石很多，石头很干净，海水清澈见底，在距离钓鱼岛一二十米的地方，可以脱鞋下去慢慢走上岛。”
不仅如此，在历史上，钓鱼岛也曾是中国渔民们的避风港，“台湾曾经在钓鱼岛驻过军，也开过工厂；日本后来也在岛上盖过工厂。并且，岛上还有一个简易码头。”
在数次的保钓历程中，黄锡麟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比如，日本方面每次都会出动侦察机，在今年7月4日这次保钓中，日本方面也出动了两三架侦察机，“现在他们的飞机也比以前的更漂亮了。”
在他看来，针对来自中国民间保钓行动，日方的一些态度变化也在产生，“比如说，日本以前是不放快艇的，他们也不会对我们用比较大的动作，不会用像7月4日这次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造浪企图冲撞我们的方式；而且，日本的船只一次比一次新、一次比一次快，他们以前用的是上百吨的船，现在用的是上千吨的船。”
“我们的装备还在石器时代，人家已经是现代化了。”他无奈地自嘲。
黄锡麟第一次联合中国大陆与香港的保钓团体前往钓鱼岛是在2003年10月7日，那次两岸三地联合保钓行动影响甚广。在那次，黄锡麟试图从船头处爬到日军舰上，以前吃过这个亏的日舰连连后退，扩音器里用中文直喊，“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
而在2008年，黄锡麟前往钓鱼岛时，他随身携带了一面特地从福建莆田市湄洲岛妈祖庙求来的令旗。妈祖是海峡两岸的渔民共同祭拜的对象，两岸渔民都深信，妈祖会指引他们的商旅舟楫，逢凶化吉。
2008年6月10日，台湾联合号海钓船被日舰撞沉，震撼台岛，群情激愤，保钓呼声高涨。5天后的晚上，黄锡麟一行12名岛内保钓人士身穿“日本人滚出钓鱼岛”字样的T恤，在百余名群众的欢呼声中，前往钓鱼岛为渔民们“讨回公道”，保钓船依然是这艘“全家福”号，而所不同的是，他们有了台湾地区“海巡船”护航，登船的还有30名随行记者。
“那次，是我们岛内民间保钓成员第一次有了台湾海巡船来护航，我们心里觉得有底了。” 黄锡麟用“破天荒”来形容那次台湾官方对于保钓所出的努力，“那次，台湾地区政府、民间对保钓空前团结。”
当时有个大背景是，2008年5月，马英九获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曾是台湾大学学生保钓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在他们的组织下，1971年，台大学生发起“保钓大游行”。多年后，已经功成名就的马英九对这段经历依旧刻骨铭心，他在《沉默的魄力》一书中回忆当年的保钓经历：“彻夜画海报，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边流泪一边工作；尔后，甚至还参与街头示威，拿起鸡蛋怒砸日本特使座车。”从政后，马英九更说过一句流传甚广的豪言，“为钓鱼岛，不惜一战”。
4年前那次保钓，让黄锡麟至今难忘。在那次保钓中，台湾海巡船在“全家福”号海钓渔船左右两翼护航，清出航道，让其顺利航行。“我们那时想，我们这次一定能够登岛。”有了海巡船庇护，黄锡麟他们的民间保钓船开足马力往钓鱼岛方向冲。
但是，后来出了个小故事。在距离钓鱼岛24海里的海域，台湾海巡船停了下来，等保钓队员们发现时往后一看，海巡船已经没了踪影。“当时我们的船长也吓了一跳，问我怎么办？我说，往前冲！”黄锡麟回忆。
而在钓鱼岛上那个简易码头处，日本保安厅已获悉台湾保钓人士前来，用十几艘舰艇在码头处布下“天罗地网”。等黄锡麟一行继续往钓鱼岛靠近时，十几艘日本方面大大小小的舰艇突然出现，将他们团团包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民间保钓队员们发现，台湾海巡船突然出现了，并保卫民间保钓船。
几艘台湾海巡船急速靠近黄锡麟所在的“全家福”号，将它与日本船只隔离开来。民间保钓队员的士气大受鼓舞，随后，“全家福”号与多艘台湾海巡船一起，绕钓鱼岛一周。其间保钓人士不断大喊“钓鱼岛是我们的”、“日本人滚出去”等口号。
而在2010年，在日本巡逻船冲撞并扣押中国大陆渔船事件发生后，民间保钓再次两岸合作，同仇敌忾。“大陆的渔船发生事情后，台湾的也会去帮忙，都是同胞嘛。”在黄锡麟看来，那次的保钓可谓是最艰难的一次保钓，因为虽有1艘台湾海巡船帮忙护航，但由于其被6艘日本海巡船隔开、挤至外围，黄锡麟所在的那艘20吨级的保钓小渔船被日本海巡船团团围住，“我们被日本人用强灯照，他们还鸣警铃、排废气，我们呼吸真的很困难，在海面上熬了五六个钟头，从晚上11点多围到凌晨5点多，很痛苦……但我们再怎样也不退让。”最终他们突出重围。
保钓保到“黑发变白发”
保钓运动迄今近40年，在黄锡麟的印象中，当时不少热血澎湃的保钓青年，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忆起当年峥嵘岁月时常泪盈于眶。
而今，“保钓”在岛内已是一个颇受冷遇的议题，黄锡麟亦感觉，保钓议题在大陆的关注度比在台湾地区更甚，台湾历经李登辉、陈水扁时代，其间为刻意倡导脱离中国的意识形态，保钓氛围已然式微，民间保钓队员也成为备受打压的默默坚守者。而民进党当局对岛内青年的“去中国化”教育指针，与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擅自搭建的宣示主权的灯塔遥相辉映，也让后者“稳坐钓鱼岛”。
从1998年开始，黄锡麟担任了12年的永和市市民代表，其间连任3届，现在他在台北一家旅游公司上班。但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与他的同仁一起出海保钓。在黄锡麟眼中，那些“老保钓”非常值得钦佩，他们不仅解囊相助，还亲力亲为，“他们从黑发人开始保钓，到今天保成了白发人。我跟他们根本没办法相比。”
2007年的陈水扁时代，黄锡麟就向台湾主管部门申请成立民间保钓组织，但他遭遇到百般阻挠。次年11月，黄锡麟与他的同仁们从台湾“内政部”拿到台湾“中华保钓协会”的批文，这意味着，历经近40年的台湾民间保钓行动终于有了自己的合法组织。成立当天，马英九发来贺电，并在所赠送的匾牌上题词，“和衷共济”。
当一纸批文下来时，黄锡麟与一位“老保钓”不禁相拥，潸然泪下，“经过30多年保钓组织内部磨合和（不断）向主管部门申请，我们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站在中国渔民的角度上思考保钓议题，正是黄多年从事保钓的强大动力。他记得，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台湾地区的渔民可以去钓鱼岛附近的海域自由捕鱼，那个海域有着极为丰富的渔业资源，“在台湾的苏澳、南方澳（渔港）码头的渔民，历史上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是去钓鱼岛捕鱼的。那里数百年都是我们的渔场，可是居然被日本给占领了。现在台湾渔民的很多渔船都被日本人驱赶，只能到别的地方去捕鱼。”
简言之，日本靠着其西南列岛小岛礁划出了将台湾岛及其附近海域全部囊括在内的“专属经济区”，而台湾地区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也将此海域划了进来。
台湾“农委会渔业署”提供给渔民的“台日周边水域图”就显示，台日重叠的经济海域中有一条日本主张的“中间线”，这条所谓“中间线”划到台湾宜兰外海，距离苏澳或花莲只有20余海里，导致台湾的渔船一出海就会跨过“中间线”；而受洋流影响，台湾渔民的网具稍有不慎就会进入所谓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并曾多次因此被扣押甚至罚款。
黄锡麟在渔民群体中了解到，渔民正成为最苦难的一拨人。“我们的渔民去钓鱼岛捕鱼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而他们现在被日本保安厅的人追着跑。当我们的渔民诉求无门的时候，能去找谁呢？只能找民间保钓人士。”他说。
而让他费解的是，钓鱼岛“是我们的渔场，是中国的领土”，却一再被日方驱逐刁难。这种窘境好比，农民在自家的土地上收菜，却被邻居驱赶，说是“小偷”。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这位岛内资深保钓人士不断地说，“我只是替我们的渔民讨一个公道而已。”而在更多的场合，他执拗地反诘那些挞伐他的岛内人士，“谁能保护我们的渔民呢？”
除了体力上的辛劳之外，在现实中，这些岛内民间保钓人士也遭遇到了诸多困境，“比较困难的是我们没有自己的船，有时候我跟船长都讲好了，但是船长后来都不敢把船租给我们了。”
他们急需一艘自己的保钓船，“让保钓变成一种常态。”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秘书长李义强也向《新民周刊》证实，在黄锡麟的这次保钓行动后，该保钓联盟也计划买下“全家福”号渔船。“游明川船长也同意了，目前买船差不多需要1000万元新台币。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资金缺口还是蛮大的。”黄锡麟说。
民间保钓的费用向来依靠海内外募捐。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网站每天都会及时公布募捐情况，而对账则需来自海峡两岸的4位保钓人员签名认同，并由身为会长的黄锡麟来签字批准，以保证有清晰的账目。
保钓，被黄锡麟自认为是一种与生命相伴而生的使命，“保钓，我喜欢做，甘愿做。”
但与此照应的现实生活中，他所从事的保钓并不那么顺利完满，他总是让家人担心，他至今不会游泳，还要出海，每出海一次，他都会被他的老父亲骂一次，太太也常常为他担忧，说自己“嫁错老公了”。
而他的梦想是，有一天，他能跟两岸四地的人士一起登上钓鱼岛。他也梦想着，能够在钓鱼岛上盖一座妈祖庙，“希望妈祖能够庇佑中国渔民的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