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时间(1991年9月—199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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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说,清涧是我魂牵梦绕的一个地方,也是一块产生英雄和诗史的土地,毛主席在这里写下了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沁园春·雪》……
  “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这是流传了几百年也许是几千年的民谣。
  当然,你不能简单地把清涧用“三山二水绕清城,东临黄河与无定”来概括。清泉石上流,鸟鸣深涧中,正是清涧的写照。从青涧到清涧,一个华丽的转身,实现了人类与自然共处的轮回。清涧城西边是笔架山,曲径深幽,青松翠柏,碑宇阁牌,左涧右隘,纵贯南北,是清涧县城的一道绿色天然屏障。
  清涧,那是革命老区,也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早在1927年10月12日,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人领导的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起义的第一枪。1936年2月7日,毛主席带领红军转战陕北,来到清涧县袁家沟,挥毫写下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沁园春·雪》。
  清涧,人杰地灵,物产丰富,是著名的道情之乡、红枣之乡、石板之乡。应该说,清涧虽然贫穷,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美丽地方。
  巍巍笔架山,潺潺秀延河。
  這天,对于清涧来说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家乡人民的优秀儿子路遥,以生命为代价,呕心沥血创作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他带着荣誉,回归故里。
  很快,路遥乘坐的白色奥迪车拐过子长县马家砭的拐峁,眼前就是清涧辖区的折家坪镇了。在马家砭和折家坪的交叉地带,是延安和榆林地区的分界线,也是两地政府迎来送往的地方。
  清涧县委书记尤北海,今天特意穿了一件崭新的中山装,把自己的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还特别给接路遥的其他县上领导交代,今天迎接的人跟其他人不一样,不管穿新穿旧,一定要穿得精精神神,让路遥看到家乡人的精神风貌,看到清涧的发展希望。
  白色奥迪车缓缓驶进清涧地界,老远就看见靠近折家坪公路边上停了不少车、两旁站了不少人。我知道,这是清涧县委县政府领导在这里迎路遥。
  可是,不知为什么,路遥乘坐的那辆白色奥迪车跑着跑着突然停下来。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便让司机把车开到奥迪车跟前,摇下车窗,问司机怎么了?
  司机说,路遥让你的车走前边,他看见有那么多的人站在公路边,不知是什么阵势,有些吓人。
  我笑着说,那是清涧领导迎接作家回家。
  这时,路遥也把车窗摇下来,笑着给我说,这阵势也太大了,那么多的车那么多人,一满就像是迎接中央首长。这样,你在前面引路,我在后边跟着你。
  当然,也不能怪路遥大惊小怪,我在这之前没有给他说清楚清涧还有这么一个环节,眼前突然出现这样隆重的场面,他心里有些接受不了。而更重要的是,他只是小时候路过清涧一次,然后就再没正儿八经走进过清涧县城。因此,他对这里还是有些陌生。
  可是,我简直就是一个二杆子,什么也不怕,又是回清涧,根本不像路遥那么谨慎,加上我在这里工作了多年,县里几乎没我不认识的人,那么路遥让我坐的车走在前面,我就毫不客气地在前边兴高采烈地开路了。
  快到延安和榆林的交界处,我看见县委书记尤北海带着县上有关领导,静静地站在公路边等候迎接路遥。
  我让司机把车停在尤书记跟前,急忙下车拉开路遥乘坐的车门,把尤书记介绍给路遥,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客气地问候了几句,便坐上车朝县城方向驶去。
  车队到了清涧县干部招待所,院子里早已围得水泄不通。那时路遥回清涧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传遍了清涧的大街小巷,人们争先恐后,想尽早目睹著名作家路遥的风采。
  清涧家乡人不知道写《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作家路遥是怎样一个人?跟别的人到底在哪个地方有甚不同之处?乡亲们看见从车里走下来的路遥,奇怪他怎么是这么普通的一个人,你看他身上穿的衣服,跟赶集的农民没什么区别,上衣是一件有点褪色的土黄色夹克,下身穿一条灰不拉唧的休闲裤,脚上穿的是没有光泽的皮凉鞋,这样的穿戴跟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头衔是多么的不协调呀。
  路遥就是这样普通,普通得让人不可思议。
  傍晚七时,在清涧的石板街道上,往常是那么的冷冷清清,现在突然却人山人海,人们都知道曾经轰动清涧县城的电影《人生》的作者路遥回来了,晚上在南坪礼堂里要跟家乡人民一道观看他的电影《人生》。人们早早站在街道两侧,翘首以盼路遥的出现。
  傍晚七时半,作家路遥和县委书记尤北海一同出现在县城红巷口的石板街道上,缓步向清涧南坪礼堂走去,街道两边早已经黑压压地站满了热情的父老乡亲,一双双眼睛直直地看着从身边走过的作家。
  啧啧,他就是写《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作家路遥吗,怎么看他都不像是这么一个人干的事,会不会是搞错了,这么普通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是路遥……
  人们用审视和怀疑的目光看着路遥,还不住地在街道两边窃窃私语。
  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鹅,
  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
  《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是《人生》的主题歌,那优美的旋律通过架设在南坪礼堂楼顶上的高音喇叭,清脆地在县城上空高亢而嘹亮地激荡着。
  是啊,还记得30多年前,只有8岁的路遥,跟着他的父亲,一身单薄地行走在清涧石板街道上,满怀忧伤地前往延川。33年后的今天,41岁的路遥带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精神,带着自己沉甸甸的丰硕成果荣归故里,在家乡清涧的大礼堂,要重温自己的经典电影《人生》。
  此时,路遥从礼堂里走进去,父老乡亲们自发地站起来,向优秀的儿子、著名作家致以最热烈最长久的雷鸣般掌声。
  实事求是地讲,路遥对他的这部作品爱不释手,他究竟看了多少遍,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现在,坐在家乡大礼堂中心位置的路遥,再次陶醉在电影主题歌优美的旋律中。忽然间,《人生》中的高加林、巧珍、德顺爷爷、黄亚萍还有李向南……这些跟他同甘共苦的小说里的人物,又一次鲜活地出现在他面前……   像当年一样,清涧南坪礼堂里再一次掀起观看《人生》电影的热潮。而不同的是,这部影响了无数年轻人奋斗不息的经典作品的创作者路遥,端坐在他们中间。
  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呢?同样是在秋天,第一次在1984年,《人生》电影刚刚在全国上映,就在这个礼堂里,观看《人生》电影的人群蜂拥不绝,常常是一场刚结束,下一场又紧张地开始,一场接一场,场场爆满。
  现在是1991年,同样是在当年的大礼堂,虽然相隔7年之久,然而火爆的场面丝毫不减当年。
  在清涧县城的大街小巷,这几天人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晓得吗?写小说《人生》的路遥回来了。
  在这之前,清涧很多人不知道路遥是干什么的,也不清楚他到底是哪里人?是清涧还是延川,清涧也没多少人提起过跟路遥熟悉或者某个人跟他一块上过学。可是,一提起电影《人生》,对主人公——高加林和刘巧珍,那绝对是刻骨铭心。
  在乡亲们的眼里,高加林毫无疑问地被贴上了“卖良心”的标签,遭到人们的谩骂和诅咒;而对于刘巧珍,人们的评价就跟对高加林有很大的不同了,对她抱有极大的同情心,觉得她是一个纯朴善良、模样俊俏、心灵手巧、一片痴情的好姑娘。然而这样的好姑娘,却好心没有好报,让人看了十分心痛。
  其實,路遥根本不知道,乡亲们看了他的《人生》电影,对那个卖良心的高加林不知骂了多少回,甚至骂得他狗血淋头的同时,也没少骂写这个爱情故事的作家路遥,骂他的心绝对是让狗吃了,怎么就没有一点人情味,把巧珍这么好的姑娘写得那么可怜。作家怎么就这样坏呢?到底会不会编故事?怎不叫那个卖良心的高加林吃一包老鼠药死了算了呢?为甚不让两个人相亲相爱好好在一起呢?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怎么安排了这样一个让人心里那么难受的结局,听一听陕北民歌里是怎么深情表达的:
  一对对鸳鸯水上漂,
  人家都说咱们两个好,
  你要是有那心事咱就慢慢交,
  你没有那心事就拉倒。
  你说拉倒就拉倒,
  世上好人有那多少,
  你要是有那良心咱就一辈辈好,
  你卖了那良心叫鸦雀雀掏。
  你对我好来我知道,
  就像那老羊疼羊羔,
  墙头上跑马还嫌低,
  我忘了那娘老子也忘不了你。
  想你想成泪人人,
  抽签算卦问神神,
  山在水在人常在,
  咱两人啥时候把天地拜。
  在陕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老百姓对那些卖良心的人绝对是深恶痛绝,只要是谁敢卖了良心,那一定是要遭人骂的。不管是谁,不管是干什么的,不仅这个人会遭到众人的鄙视,就是家里所有的人都会让人看不起。
  当然,路遥并不知道他的《人生》在普通老百姓中所产生的影响,要知道陕北老百姓在看了他的《人生》电影,不断诅咒高加林不是一种东西的同时,也毫不例外地要把他也美美骂上一顿。
  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曾在陕西作协那间房子里,看见路遥十分高兴的时候,我就开玩笑地给他说,你的名气很大,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然而恐怕你以后再不敢回陕北了,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路遥惊讶地看着我问,是什么原因?
  我笑着给他说,估计你不知道,你只知道埋头写你的小说,当然不知道这些!其实,有好多耿直的陕北人已经对你非常不满了。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怎么了,主要是看了你的《人生》电影,他们心里就对你产生了很大的看法。有好多陕北老百姓为巧珍鸣不平,也不知替她哭了多少鼻子。当然,别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不敢给你瞎说,可在陕北有好多人看了《人生》,不断地议论你的长长短短,这些我确实知道一些,他们把《人生》中的巧珍的爱情悲剧,全归到了你一个人身上,说是你硬把刘巧珍和高加林的婚姻给日弄成这样。
  路遥笑着问我,真有这样的事情?
  我说,当然是真的,我又不敢哄你,你根本听不到这些,你是著名作家,名气越来越大,就是有人听到也不敢在你面前说,害怕你不高兴。而我一直在基层工作,接触的都是普通老百姓,那时我也不认识你,跟你扯不上一点关系,能听到一些真实情况。其实,他们也不是真心实意要骂你,是骂那个卖良心的高加林。当然,也有老百姓说写这个故事的人就不是什么好鸟,比高加林还喜新厌旧,不然怎么能知道高加林这么坏,肯定自己有这样的亲身感受。
  那时候,路遥还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可他听我这么一说,把牙龇了几龇,微微笑了一下,并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
  事实上,自己的作品能够让普通老百姓关注,那也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
  我继续给他说,你根本听不到这些。那时我在清涧县店则沟乡政府工作,距县城有50公里的路程,虽然文化落后,交通闭塞,可是县城里的人在乡政府工作的不少,经常可以得到县城里一些信息。
  有天下午,乡政府的干部们正在院子里吃晚饭的时候,武装干部惠小平坐着顺车从县城回到乡政府,他从城里带回一个消息,说清涧大礼堂里正放一部名为《人生》的电影,那场面异常火爆,一票难求。据说电影里好多镜头取自陕北的榆林、绥德、米脂、清涧一带,在下二十里铺老沟里的小桥上,就有高加林和刘巧珍谈恋爱的几个镜头,场面亲切而震撼,在礼堂的售票窗口根本买不到一张电影票,想要看《人生》,必须一个乡一个乡地预定,这个《人生》电影绝对值得一看,不看会后悔一辈子。
  惠小平这么一说,一下就把乡政府院子里正吃饭的人情绪给调动起来了,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一个个热血沸腾,晚饭也不想吃,眼巴巴地看着站在院子里的惠小平,觉得人家是见过世面的城里人,知道的事情就比我们多,说不定他已经在城里把《人生》电影看过了。
  说实在的,我和其他年轻人,早已经坐不住了。
  当然,那时城里也没什么娱乐活动,乡政府的娱乐活动就更少了,我工作的那个乡政府,一个月能看一场电影也是比较奢侈的事情,看的也是不知放过多少遍的老电影,好一点的电影根本轮不到。因此乡政府里的年轻人一听县城礼堂放《人生》电影,还打问到别的乡政府已经组织干部们观看了,缠着乡政府领导也组织大家去看一场。据说,乡政府为预定《人生》电影,还是费了一番周折,通过一些关系,才预定到晚上十一点的电影。尽管时间有些晚,但人人都很兴奋,一吃完晚饭,就坐着乡政府唯一的一辆大卡车,跑了上百里的路,就为看一场《人生》电影。   这是我告诉路遥当时《人生》电影在清涧县城放映时的真实情景。
  客观地说,那时人们对路遥还没什么印象,也不知他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位作家,甚至他是哪里人也不是很清楚,关键是对《人生》电影感兴趣。
  那天下午,太阳还没有落山,一帮子人坐着大卡车赶到了县城,因为前一场电影还没结束,后一场的观众进不去,全部在礼堂外边排队等候,等到看完电影,已经是半夜了,大家再坐车返回乡政府。
  尽管夜很深,但大家仍然处于激动和兴奋状态。然而,就在我们坐着大卡车回乡政府的路上,我听见有人在车上骂你,说是《人生》这个电影是有一个叫路遥的清涧人写的,写的是绝对好着哩,就是没把刘巧珍姑娘写好,这个人一定有问题,你看把人家巧珍可怜的,搞得我哭了一鼻子又一鼻子,你说作家怎就坏成这样,不能把事情弄好一点,让人看了心里顺畅一些,我不光想骂那个卖良心高加林,还想骂那个作家路遥……
  路遥听我说的这些,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笑。
  我说,现在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就是清涧县文化局的局长白生川,他曾是我的顶头上司,有次我回到清涧见到了他,他专门请我和文管所的贺阿龙在他家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我不知他是跟我开玩笑还是发自内心地对我说,你跟路遥在一起,见面的机会多,你给他捎一句话,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再别那样糟蹋我了,我把他的小说《平凡的世界》认真地看了几遍,小说确实是一部好小说,就是有一点实在不好,让我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路遥笑了笑问我,我的小说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说,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也问过白生川,他说你在《平凡的世界》小说里写石圪节公社书记白明川,其实写的就是他。
  路遥突然来了兴致,急切地问我,他怎么能说我写的白明川就是他,而不是别人呢?他有什么根據?
  我说,这个问题,我也这样问他了。
  路遥问,那他怎给你说的?
  我说,白生川说他说的这些都是事实,绝对不是胡言乱语,有事实根据。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你在《平凡的世界》里描写的那些事情,时间和时代背景,完全跟他在石嘴驿公社当书记时一模一样,因此《平凡的世界》小说里那个白明川,就是我白生川的生活原型。
  白生川还给我说,石嘴驿公社是你的家乡,他认为你对石嘴驿公社的事比较了解,所以你就把那些事有些夸张地写到《平凡的世界》里了。
  路遥一听,便是一阵哈哈大笑。
  那么,白生川到底是不是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里石圪节公社书记白明川的生活原型,我搞不清楚,恐怕只有他俩心里明白。
  说到这里,我不想再说下去了,想转换一个话题。然而路遥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他笑了一阵又问我,白生川还给你说什么了?
  我说,白生川有些埋怨地告诉我,你看路遥,实在有些不像话,都是一个县的人,怎能这样?基本上连名字都没有变一下,让谁看都认为他描写的白明川就是我白生川,只一字之差。其实,我在石嘴驿公社当书记的时候,虽然当得不是很好,也不像他写得那么糟糕。
  路遥笑着说,看来白生川对号入座了?
  我说,绝对是这样。他还给我说,别人看《平凡的世界》是欢欣鼓舞,而我看《平凡的世界》,连头也抬不起来,好多人说我就是小说《平凡的世界》里的那个白明川。唉,我是一满没法活人了。
  路遥说,哎呀,白生川是误会我了,我对他确实不了解。今天你不给我说这些,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
  我给路遥说,其实,白生川说是这样说,可我感觉到他心里还是美滋滋的,能让你把他写进小说,那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哪怕是你小说里的一个反面人物,他绝对不会因为这个找你麻烦。他只是在我面前说一说,意思是想让你注意一下他这个人。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一回事呢?
  现在,路遥回到了清涧,不仅要跟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起观看由他改编的电影《人生》,还要为家乡的文学爱好者做一场报告,曾担任县文化局局长的白生川,当然也在其中。
  事实上,说是路遥给清涧文学爱好者做报告,实际上清涧县的文学爱好者寥寥无几,或者说在这样的小县城里,爱好文学的人并不是很多。因此在大礼堂里,听路遥报告的人里面倒是机关干部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尽管好多人不知道文学是啥玩意,但他们都想凑这样的热闹,目的是想目睹著名作家路遥的风采。
  其实,说是清涧大礼堂,实际容纳不了多少人,最多也就容纳二三百人的样子。可是这个报告与往常完全不同,不是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口若悬河地念别人替他写的稿子,好多人不爱听,有时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而路遥的这个报告,是以作家的角度讲他的创作体会,或者是他的人生故事,因此场面就大不一样了。
  路遥优美动听的语言,真情实感的心境,苦难的人生经历,创作的无比艰辛,一下就把家乡人民的心紧紧地抓在一起。乡亲们知道,一个成功的作家,不仅有他光鲜亮丽的一面,同时也有不堪回首的往事。因此无论是机关干部,还是普通百姓,都想去听他的报告。
  其实,清涧县城人并不多,然而这样的小县城,谁还不认识谁?考虑到秩序和安全,在路遥做报告前,就已经给有关单位发了票。那么有票的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走进大礼堂,没票的人怎么办?他们也要进去,一下就把清涧大礼堂围得严严实实,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
  面对这样有些混乱的场面,县委和政府办公室的领导沟通商量了一下,觉得大家听作家的一次报告也不容易,干脆把大礼堂的门全部打开,让礼堂所有的走道都站满人,尽量满足群众的愿望。虽然这样做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但是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这次路遥回清涧,一共作了两场精彩的报告。一场在清涧大礼堂,另一场在清涧中学,绝对是场场爆满,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前所未有。
  路遥在清涧县大礼堂做的这场报告,我陪着尤书记坐在礼堂第一排的位置。在一排前,也挤满了听路遥报告的群众。   现在,这些群众也不管是不是把县委书记的视线给挡住了,统统拥挤在主席台下边的走道,眼睛眨也不眨地瞅着主席台上的路遥。显然,他们顾不得考虑这样做文明不文明,文明在这时候一点意义也没有了。
  我在礼堂第一排,只能看到密密麻麻的人,而对主席台上做报告的路遥,基本上一点也看不见,让走道里的人整个给挡住了。
  这时候,县委书记也被拥挤得在前排无法坐了,尽管公安人员竭尽全力维持着礼堂的秩序,但实在是无能为力。我有些受不了,也害怕尤书记感觉到这样混乱的场面不好意思,就想尽快从这里离开。
  我现在毕竟不在清涧工作,而是陪路遥回清涧,就是尤书记想发一阵脾气,因为有我在他跟前,他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是地道的清涧人,对礼堂出现的这种场面习以为常,所以见怪不怪。然而我得顾忌尤书记的脸面,自己觉得在这里帮不了什么忙,也不给他添乱,所以我给尤书记打了招呼,从礼堂里挤出来,朝县城红巷口走去。
  我刚走到县城东沟桥头,突然听见有人在我的身后喊我。
  我扭头一看,是王天乐和李志强从县城的红巷口往招待所的方向走。于是,我站在县城的街道上,等着天乐和志强走到我跟前,然后一起不紧不慢地朝县城的十字街往前走。
  天乐一边走一边给我说,礼堂里那么多的人。
  我说,清涧就是这样,好不容易路遥回来了,家乡人觉得好奇,都想去听他的报告。
  清涧人没一点规矩,那些公安人员连个秩序都维持不了。天乐有些不高兴了。
  李志强也不管天乐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笑,但什么话也不说。
  我说,清涧就这么大点县城,都是熟面孔,一个看一个的样,公安人员也没办法,对谁都下不了手,只要不出事,拥挤一点就拥挤一点。
  王天乐听我这么一说,他也不再说什么,跟我到了招待所门口,突然站住问我,你知道县里给路遥准备劳务费了没有?
  我说,哎呀,这个我还不清楚。
  王天乐眉头皱了皱说,这事你都没考虑就把路遥领到这里来了,你看礼堂里拥了那么多人,就不怕出事?你简直太不成熟了。
  天乐毫不客气地在大街上把我批评了一顿。
  我说,这些跟成熟不成熟没什么关系。其实,你也不要着急,的确是我的疏忽,我根本没想这个事,不知道还有劳务费,我中午问一下尤书记。
  王天乐又问我,这个事我没给你交代清楚是我有责任,那我给你说的那个白面粉,你落实得怎樣?
  我说,这个没问题,我给尤书记交代过了,而且尤书记害怕忘了,还记在一个笔记本上,我觉得他已经安排过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个年代就是这样,买一袋白面粉,确实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个国家干部一月三十斤粮,而且是粗细粮搭配。我有这样的体会,因在政府食堂吃饭,每月得给灶上交三十斤白面,常常为交不上而犯愁,否则吃饭都有问题了。那时能买到白面的人,相当有能耐。然而也有一些有门路的人,把粮本上的粮换成粮票,再通过关系买成白面。县政府的通讯员,就是一个令我羡慕的人。他经常给县长和副县长买粮,渐渐跟粮站的人熟悉了,隔三岔五就能搞到一张白面的条子,得意地在我跟前显摆。我知道这小子是什么意思,他是故意刺激我,或者是让我巴结他。因为我是文化局文书,电影院和剧团都属于文化局管,经常有外地剧团在礼堂演出,想让我给政府领导送票时,给他也搞一张。或者有什么好的电影上映,文化局可以取票送领导。在送领导时,也能有他的一份。事情就这么简单,也算是资源共享。
  关键的一个问题,那时候就这么贫穷。
  说一句非常可笑的话,我在没到省城的时候,真不知道大米是什么样子,以为是比小米大一点的东西就叫大米。我去西安开会,第一次看见饭桌上那一脸盆白花花的东西,才知道这玩意是大米。因此我能理解天乐的心情,害怕没一袋白面拿回家,路遥回去连一顿白面也吃不上,那一家人的脸面就不好看了。
  王天乐绝对不能让他哥回家看到这样尴尬的场面。因此他给我说,吃了中午饭,让我哥在房子里休息,我和志强回趟老家,你看白面在哪里,我要送回去。
  我说,中午吃饭时,我问政府办主任,可能尤书记交代给他了,肯定让你回家时拿上一袋白面粉。当然我之所以如此扛硬地在天乐跟前说这样的话,是因为有县委的尤书记,他不可能这个事都解决不了,不就是一袋白面,没什么大不了的。
  中午十二点半,路遥在大礼堂的报告结束了。
  尤书记陪着路遥从招待所的大门里进来,直接去了招待所的食堂。我赶紧抓住这个机会,把政府办主任刘树滋叫到一边,微笑着问他,尤书记答应给路遥一袋白面,不知他给你交代这事了没有?
  刘主任说,我已经让人把白面放在招待所了,一共两袋,尤书记特别交代的事,你看什么时候要,我让人给你去拿。
  太好了,你快让人把白面拿到奥迪车跟前,我去食堂叫司机,过一会路遥弟弟要送回石嘴驿老家。
  刘主任说,我给你找人,你去叫司机。
  我赶快走进包间,悄悄对天乐说,尤书记把白面已经准备好了,是两袋,你让司机跟我把面装在车上。
  王天乐说,太好了。说着,他和我一同从包间里出去,走到食堂的大厅,向延安政协的司机要了小车上的钥匙,跟我到招待所的院子,把两袋白面装在小车上,他转身给我说,这事你不要告诉我哥。
  我说,你放心,我告诉他有什么意义。
  在招待所的包间里吃完中午饭,我从饭堂大门往出走的时候,悄悄把县政府办主任刘树滋又叫到一边,对他说,刘主任,我还想问你一件事?
  刘树滋看着我笑着说,你小子还有什么事?
  我说,路遥做报告,给不给劳务费?
  刘主任说,我们研究了,决定给他五百块。
  哎呀,我说刘主任你也太小气了,一个县政府,五百块怎能拿得出手,人家路遥可是全国著名作家,给五百块钱是不是太掉价了?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给他那么一点,我感到尴尬,甚至不好意思,你不觉得?   刘主任说,路遥是清涧人,清涧就这个情况,你又不是不了解。我觉得给五百块不少了,而且还有两袋白面,要知道县里这次开支也不小,你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为难我,这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事,你理解一下。
  我问刘主任,尤书记知道不知道?
  刘主任说,尤书记不具体管这些事。
  我无话可说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这个事我不好给路遥和王天乐交代,哪怕县里一分不给也没关系,路遥绝对不会计较,就等于给家乡义务做一场报告。问题是要给报酬就要能拿得出手,重要的这是身份象征。然而刘主任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因此我让刘主任直接把钱交给路遥弟弟王天乐,不要沾我手,免得我面对他们难堪。
  刘主任说,没问题,我直接把钱给路遥,都是清涧人,他还能不理解。
  下午的时候,清涧中学一位领导来到招待所,他走进我的房间给我说,学校想邀请路遥给师生们做一场报告,他问我行不行?
  我说,只要路遥愿意,在清涧任何一个地方做报告都没问题。不过,这个事你最好跟路遥或他弟弟商量。路遥在你们清中做报告,我就不去了,我好长时间没有回清涧,想借这个机会,去宣传部看看邓世荣。我在文化局工作的时候,他是我领导,给了我不少帮助,他还是我小学时的老师,是我特别尊敬的一个人。虽然清涧有一些说法,说他非常有水平也非常高傲,一般人他看不起。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尽善尽美,有优点就会有缺点,要看待这个人的品德,别人不管怎么看他,有一点那是有目共睹,他的人品相当好,可以说在清涧有他这样水平的人不多。
  清中那位领导赞同我的看法,他也认为邓世荣是清涧难得的人才。可惜呀,是人才在清涧也就这样白白地给浪费了。
  我说,我好久没见他了,不知他现在怎样,想单独跟他聊聊。
  清中那位领导问我,那你决定不去学校了?
  我说,不去了。清中我在文化局工作时经常去,相当熟悉,因此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事实上,我说这些,完全是给自己找理由。
  要知道,路遥在清涧礼堂做报告,县政府给他五百块的报酬,在某种程度上,给我的思想压力很大,我不知道清中能比縣政府高多少?而我知道他在西安做一场报告,人家起码给他一千块,突然到清涧降了这么多,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当然路遥绝对没有考虑给家乡人民做报告要什么报酬,关键的问题还有他弟弟,他会如何看待这个事情。因此我害怕再出现这样的场面,所以就不想去了。
  我把我不去的理由给清中的这位领导一讲,他不勉强我,而且也能理解,然后他很快从我住的房间离开,到路遥的房子里商量去了。
  不一会儿,清中的这位领导就从路遥住的房子里兴高采烈地出来了。他一脸兴奋地走到我的房子,大呼小叫地对我说,这下弄美了,路遥愿意到清中做报告,我得赶紧回去,把这个事弄隆重一些。
  我给他点了点头,把他从门里送出去,一直看着他下了招待所的楼,才回到房间。
  是啊,不是清中这位领导兴奋,就是我也没有想到路遥会这么愉快地接受清中领导的邀请,好在中午两点钟的时候,天乐从石嘴驿老家回到了招待所。
  应该说,王天乐回来得正是时候。
  我走进路遥的房间,对他说,清中我就不去了,有尤书记和天乐陪你。
  路遥看了看我问,你还有其他事?
  我说,我在这里工作了五年,有一定的感情,看到县城那些熟悉的楼房、熟悉的石板街道,以及一个个熟悉的面孔,感到很亲切,有些恋恋不舍,甚至有些不想走的感觉。明天就要离开清涧,我突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就像要跟自己恋人分手一样,心里很不好受。因此在走之前,我想去看几个曾经帮助过我的朋友。
  路遥站在套间的客厅里,不动声色地看着我。
  我不管路遥怎么看我,仍然情不自禁地给他这样说着,说得有些动情,眼眶里含满泪水。
  路遥看着我说,还有什么需要我出面解决的事,你告诉我一声。
  我说,再没什么事,就看几个朋友。
  两点的时候,县委书记尤北海准时来到招待所。
  我赶紧从房子里走到楼下的院子里,看着路遥和天乐坐车从招待所门里出去,李志强走到我跟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这几天把你累坏了,好好睡一觉。
  我给李志强说,身体不累,主要是心累。
  李志强一边走一边说,我去清中听路遥的报告,以前没这样的机会,这次我要把机会把握好,路遥的报告一结束,我就回延安,先跟你打声招呼。
  我说,你忙什么,不在这里吃晚饭?
  李志强说,晚饭不在这里吃了,我和司机一会儿就到子长,顺便回一趟老家。
  我说,那好,路上小心一点,以后到西安联系我。
  李志强边从招待所门里往出走,边给我招手。
  这天下午,路遥从清中做完报告,还不能安安静静地休息,院子里有不少文学爱好者等着见他。这些热心的文学爱好者,从他回到清涧那天起,基本上围绕着他的活动在活动。礼堂里他的报告,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在清涧中学的报告,他们也会追过去。当然,路遥是大师级人物,对于清涧文学爱好者来说,也是文学教父,那么能在清涧听他做报告,那是难得的稀缺机会。
  事实上,仅仅听路遥的两场报告,仍不能满足他们近距离接触著名作家的欲望,他们还想跟他合影,这机会千载难逢,绝不能留下一点遗憾。
  这时,邓世荣走进我房间给我说,县里一些文学爱好者想跟路遥一块照相,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我说,应该没问题,路遥绝对不像你们想的那样,他非常平易近人。
  邓世荣说,你跟他熟悉,把情况给他说一下,看他是什么意见。
  我说,领导安排的任务,我想办法去完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稍微等一下,刚才看见县广播站的岳静和几个人到他房子里去了,好像是采访他,半路上让我插进去,他们会不高兴。再说,路遥一会儿要跟尤书记照相,我之前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同意跟尤书记合影,等岳静采访一结束,我就把他叫到楼下跟尤书记照相,你们顺便也就跟他一块把相照了。   邓世荣笑着说,这也是一个办法。
  清涧县广播站采访路遥没用多长时间,一行人就从他房间里离开了。我走进他房间,对他说,这一天你一定累得不行了。
  路遥笑着说,累是有点累,可是心里高兴,这是回到自己的家了,累一点没关系。
  我说,过一会儿就吃饭了,尤书记在一楼的房间里等着陪你,你是不是瞅这个机会,在招待所门口跟尤书记合个影。
  路遥问我,尤书记还在招待所没走?
  我说,没走,他要一直陪你离开清涧。
  路遥说,那咱赶紧下楼,别让尤书记等得时间太长。
  就这样,我和路遥从招待所的二楼里下来,尤书记也从一楼的房间里走到东楼大厅,在招待所大厅门外的台阶上,路遥和尤书记合了影。接着,清涧文学爱好者围在路遥跟前,留下了一个美好而难忘的画面。
  路遥在院子里跟清涧一些领导和文学爱好者照相一结束,就跟着尤书记往招待所食堂里走。我走到他跟前悄悄说,刚才跟你照相的这些人中,就有文化局的白生川,戴着一副眼镜,就是瘦高个子那个人。
  路遥转身看了一眼,就从食堂里走进去了。
  有关路遥在清涧的活动就要告一段落。
  这是路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清涧人民优秀儿子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回家乡清涧。总体上来说,清涧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对路遥回家乡高度重视,把他在清涧的一些活动安排得井然有序,县委书记尤北海自始至终陪着他,使他非常感动。
  晚上,尤书记陪路遥在房子里说了一会儿话,也算是简短的告别。也许,尤书记害怕影响到他休息,因此在房子里待的时间不长,就跟他告辞了。
  离开路遥的房间,尤书记到我房间给我说,以前不认识路遥,以为他这样一位著名作家,一般人不容易接近,觉得名人都有些高傲。可是这次跟他接触,没想到他是非常平易近人的一个人,没一点名人架子,他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说,路遥一贯是这样,劳动人民本色一点没变,他现在穿的这些衣服,在西安也是这样,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也是这样,回到家乡清涧还是这样。在西安走的时候我还建议他买一套新衣服,他的那些衣服也该换一换了。可你听他怎给我说的,他说他的衣服颜色深,而且耐脏,就是再穿几年也没问题,别人也看不出他穿的是旧衣裳,现在商店里卖的那些衣服好看不好穿,他根本不喜欢。
  尤书记笑着说,路遥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人。
  我说,路遥是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
  尤书记说,明天你们就要离开清涧,不知道你和路遥还有什么事?
  我说,再没什么事了,你给他两袋白面,解决了大问题,而且你一直陪着他,非常感谢你的盛情款待。
  尤书记说,路遥能回清涧,那是清涧人民的荣幸,也是给我的面子。幸亏你,要不然把他请不回来。走时要不要带点红枣,给路遥拿一些,清涧再没什么,就红枣还有点名气。
  我说,什么也不要,清涧人不缺这些。路遥明天一早回石嘴驿看他的父母,你就别操心了。
  尤书记说,我让邓世荣把你们送到绥德,明天早上我来招待所陪他吃早饭,上午还有一个会议。
  我说,如果你太忙,就不到招待所来了,我们一吃完早饭就走。
  尤书记说,早饭我还是陪一下。
  我问尤书记,不知明天谁的车送路遥?
  尤书记说,县政府的刘振前,考虑到你们几个人,让政府办安排一辆大一点的车就可以了。
  我说,我和路遥商量过了,明天把他送到石嘴驿的王家堡,听说他父母几天前就准备上了,又是炸油糕,又是做豆腐,路遥回家,家里一样隆重。到时把他送到家,我跟车回县里,多给他留一些时间,让一家人一起好好说会话,他回次家也不容易。下午再把他从家里接上,送到绥德。
  尤书记说,那尊重路遥的意见。
  那夜,我睡得非常香甜,一觉就睡到太阳很红了,才漫不经心地爬起来,坐在窗前,有鸟在窗前飞来飞去,一缕阳光带着小城的细细清风,透过那层玻璃窗,不经意飘洒在我疲惫的身上,我有种羽化的感觉。


  路遥回到王家堡,在家里待了一天一夜,然后去了榆林地区石油公司,为解决他弟的工作,专门拜见了李春富经理,然而……
  “生活犹如一件艺术品,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最美的一笔,每个人也都有自己认为不尽如人意的一笔,关键在于自己怎样看待。”
  秋天,是陕北最美好最迷人的一个季节。
  高大陡峭的黄土高原,已经不再是黄茫茫光秃秃的了,展现在眼前的是层次分明美丽迷人的绿色世界。虽然在陕北还远没有形成一片连着一片接天连地茂密的树林,甚至也很难看到一片片像模像样的树,但一到这个季节,那漫山遍野的山花野草和零星的小树混杂在一起,还是显得一片姹紫嫣红。那些棱角分明的黄土高原,只有在陕北才显得那么的巍峨高大,那么雄奇挺拔;行走在黄绿相间的山路上,耳边不时传来几声悠扬的信天游,你会欣赏到不一样的迷人景观。
  此时此刻,陕北的天空格外晴朗,空气新鲜得水灵灵一般,感觉到有一种甜滋滋的味道;一溜清清的二毛毛风,在山坡沟洼情不自禁地刮来刮去,给人一种温馨和惬意。在农家的小院里,枣树、梨树、桃树、苹果树的枝頭上,争先恐后地挂满沉甸甸的果实,吸引着蝴蝶、蜜蜂还有小鸟在枝头上争先恐后地你追我赶,也引来了人们贪婪的目光。
  陕北的秋天,就是如此让人垂涎欲滴。
  一辆白色面包车穿过清涧县城石板街道,沿着潺潺流淌的秀延河,经过乐堂堡,翻过韩信埋母的长长九里山,就是清涧县的石嘴驿镇。
  作家路遥就出生在离石嘴驿镇不远的王家堡。
  历史上的石嘴驿,曾是一个驿站,也是重要的交通要道。行走在古驿站的马路上,仿佛能听到当年走西口的驼铃声和悠扬的信天游。
  路遥的家在离驿站不远的王家堡村头公路上边,是一院普通的三孔土接口窑洞,院里栽了枣树和槐树,枣树上已挂满了红艳艳的红枣,像红珍珠一般。然而这个窑洞并不是他出生的地方,他出生的窑洞离这里不远,在村子中间位置,早已破烂得无法住人。   清涧县政府的面包车在西包公路上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到了王家堡,在他家窑洞下的公路边一停,我跟着路遥从坡里上去,看见他父母早早在硷畔上站着迎他。
  路遥是王姓家最有出息的人了,经常在全国各地抛头露面,给这个贫穷的家带来非同一般的荣耀,只要有人在老两口面前提起路遥的名字,两位老人的脸上总是荡漾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微笑。
  眼看自己两个在省城工作的儿子高高兴兴地从坡里上来了,两位老人激动得几乎连两句平平常常的问候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笑。
  路遥的父亲是一位不善言语的老实农民,他的脸上沟壑纵横,棱角分明,头上戴着一顶白瓜壳帽子,帽子破旧得不成样子,几乎分不清是白色还是灰色,脖子上搭的一杆旱烟锅,非常显眼。
  可以说,父亲的这个形象,简直就是路遥创作的小说《人生》中刘立本的翻版。我们从他家坡里的一条小路上爬上去,老人家静静站在硷畔上,面无表情,背抄着双手,一句话没有说,只用眼角扫视了一下从院子里走进去的路遥。
  路遥也没跟父母打招呼,直端端走进边窑里。
  父亲没跟路遥进去,仍然在院子里站着。
  其实,家里人早就知道他回来,几天前就把窑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窑里也没什么摆设,他装修房子时淘汰了一些家具,用一辆大车从西安拉回来,准备他弟结婚时用,因此家里基本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此时此刻,路遥的母亲显得比父亲活跃一些,从我们走进院子,母亲一直跟在路遥身后,喋喋不休地在儿子跟前说什么。
  我站在院子里,问他父亲,您老身体怎样?
  一般。路遥父亲说,头仍然这样低着,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慢腾腾装起一锅旱烟准备抽,我忙掏出一盒红塔山香烟,给老人家递了一支。
  老人家抬起头,漫不经心地说,我就抽这个,有劲。
  我说,您老抽一支好烟。
  路遥父亲接住我给他的那支红塔山烟,把烟夹在他耳朵上,仍然把他的旱烟点着抽起来。
  现在,院子里不仅有我和路遥父亲,还站着路遥最小的弟弟九娃。路遥和天乐回到了家,他在家里就没什么优势了,也不敢靠近他那两个哥哥跟前。特别是路遥,兄弟俩相差近二十岁,在一块生活没多少日子。从某种意义上,他看见路遥还有点陌生。
  此时,九娃站在我跟前,掏出一盒“大雁塔”牌的香烟,递给我了一支说,你回窑里去。
  我说,院子里风景好。
  路遥父亲这才慢条斯理地说,哎,什么风景不风景的,就栽了几棵枣树,也没什么,枣树长得还算凑合,你想吃自己摘,我家的枣脆。
  九娃也说,你想吃哪颗自己摘。
  陕北人不会花言巧语,直来直往,却本分厚道,只要是门里进来的人,都是客人,没必要那么客气。当然到了路遥家,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关键是我嘴馋,经不住院子里挂满枝头那些红艳艳的红枣诱惑,伸手就在枣树上摘了几颗红枣,那红枣吃起来确实又甜又脆。
  这时候,路遥和天乐从窑里走出来,他母亲害怕儿子跑了一样,几乎一步也不离地跟在身后,还不停地用手擦眼泪。
  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而路遥却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对我说,你别让司机等,今天走不成了,你看我妈那样子,知道我下午要走,就在我跟前哭成了一缝水。因此我得在家里住一晚,明天一早你来接我。
  我说,那你就住一晚,我到清涧给石油公司李经理打个电话,就说你明天去他公司。
  路遥说,你给人家解释一下,明天在他公司吃顿中午饭,看他是什么意思。
  我说,没问题,这事我给处理好。
  離开王家堡,我坐着县政府的面包车回到清涧,对一同送路遥到王家堡的县委宣传部长邓世荣说,路遥母亲死活不让路遥走,非让他住一天,明天送他去绥德。
  邓世荣说,那明天八点从招待所出发。
  第二天九点,清涧县政府的面包车到了王家堡,仍然停在路遥家坡底的公路上,我到路遥家叫他。他只要离开西安,作息时间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再不是早晨从中午开始。
  我急急忙忙从路遥家院子进去,看见他家边窑的门开着,没有看见路遥,只看见他母亲站在门口。但老人家不认得我了,见我从院子里进来,便对家里人说,咱家来了一个人,不晓得是谁?
  路遥知道一定是我,急忙从窑里走出来,对他母亲说,妈,你认不得他了,昨天到咱家来过一次,他是跟我一块的。
  路遥的母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哎哟,你看我的眼睛,连个人也认不得,一满没记性,咱赶紧到窑里客(去的意思)。
  我从他家窑里走进去,老人家热情地问长问短,还非让我吃饭不可,早上给路遥炸的油糕还热着哩。
  我看见老人家要到锅台上端油糕,一边走一边还自言自语地说,不晓得菜热着不?
  我忙走到老人家跟前说,大娘,您别忙了,我在城里吃过饭了,现在接路遥去绥德。
  路遥的母亲再不像昨天那样哭哭啼啼,只要儿子在家里住一晚,她就心满意足。其实老人家心里明白,儿子是干大事的人,尽管这次回家时间不长,但她把该吃的都让吃了。因此老人家虽然有些不舍,又不是他走了再不回来。
  是啊,路遥的母亲该给儿子表达的心意都已经表达得淋漓尽致了,她也明白儿子不可能一直这样守在她的身边。但对母亲来说,始终觉得对他有些亏欠,从小把他给了人,那是她一辈子的遗憾。因此他这次回家,家里就像过年一样,让他好吃好喝,然后看着他离开。
  王天乐从窑里出来,自始至终没跟他的父母说一句话,直端端走到九娃的跟前,不知给他说了句什么,先从坡里的小路上下去了。
  那时,我很想让九娃一块儿去绥德,趁这个机会见一下李经理,如果没什么问题,他就要给李经理服务,也就是石油公司的人了,早认识一下有好处。可是不知为什么,路遥和天乐坚决不同意。
  他俩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此时,一家人都站在硷畔上送路遥和王天乐。   兄弟俩走得非常从容,头也没回一下去看看站在他家硷畔上的父母,很快上了面包车,眼看就要离开王家堡了,年迈的父母亲还一直在硷畔上静静地站着。
  我不明白,路遥走的时候为什么不给他父母打声招呼,却默默地坐在面包车靠窗的位置,两只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直到所有的人都上了车,司机在关车门的那一瞬间,他才扭头看了一眼站在硷畔上的父母,眼里顿时涌满了泪水。
  路上,路遥始终不说一句话,气氛有些压抑。我看见他这样,也不好说什么,静静地坐在面包车里,风驰电掣地经过田庄,绥德就在眼前了。
  绥德,过去曾是地委的所在地,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被称为陕北的旱码头。这里南来北往,商家云集,店铺林立,在陕北是非常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后来地委搬迁到榆林,现在仍然有地区的许多单位,榆林地区石油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著名的《三十里铺》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榆林地区石油公司在绥德城南的一个山坡上,坡下是潺潺流淌的无定河。面包车从地区石油公司办公楼前停下,李经理就拉开车门,热情地握着路遥的手说,欢迎你来公司指导工作。
  路遥微笑着说,给你添麻烦了。
  您这样的大作家能来我们公司,那是公司的无上光荣,怎么是麻烦。李经理一直拉着路遥的手,就要往办公楼的二楼走,却把送他的人遗忘在院子里,我紧走两步,急忙给路遥说,路遥老师,您给邓部长打声招呼,好让他们回清涧。
  路遥急忙转过身,微笑着跟清涧县送他的那些人一一握了手,并不停地说,谢谢你们。
  清涧送路遥的人一走,李经理就领着路遥去了公司二楼的会议室,像接待上级领导那样,滔滔不绝地介绍公司的发展和经营情况。然而,李经理并不知道,这根本不是路遥和王天乐感兴趣的话题,兄弟俩风尘仆仆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解决他弟弟的工作问题。然而李经理可能把我给他写报告文学时说的这事忘了,仍然口若悬河地构筑公司的宏伟蓝图。
  我实在有些着急,又无法给李经理暗示。
  王天乐明显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态。
  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了,急忙走到李经理跟前说,路遥老师这两天在清涧搞了很多活动,实在累了,不如先去吃饭。当然,我这么说有我的用意,想让李经理尽快转入正题,把路遥弟弟的工作问题给兄弟俩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可他就是理解不了我的意思,甚至有些不高兴地把我看了一眼,觉得我不懂规矩,好不容易路遥到了他公司,他一定要把公司的辉煌成就展现给路遥,而我如此不礼貌地打断他,那就是故意在捣乱。
  我不管李经理怎么想,但我不能让路遥和王天乐反感。因此我给他说,你公司那些事,我已经给路遥老师汇报得非常清楚了,咱抓紧时间,路遥老师一会儿还要去榆林。
  其实,我说的“抓紧”,他应该明白,可他就是不理解,而且表现出不高兴的神态。
  虽然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我感觉一开始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事情不会一帆风顺,我有这样的预感。
  然而,就是我这样接二连三地故意“捣乱”,李经理实在有些无可奈何了,他也失去了再给路遥介绍公司情况的兴趣,带着路遥离开会议室,到一楼餐厅。
  李经理实在是用心良苦,饭菜准备得非常丰盛。
  吃饭的时候,天乐把我叫到门外对我说,你回避一下,我和路遥跟他直接谈九娃的事。
  我说,没问题。
  王天乐又说,既然路遥已经走上他的门了,那么要价就高一点。
  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心里有想法,觉得求人帮忙办事,感觉像做买卖一样。那么,既然你让我回避一下,那我也就不操这个心了。怎么谈?结果如何?那就没我的事了。
  我看着天乐从石油公司的餐厅门里进去,便站在公司大门口,看着公司下边的无定河,心情像滚滚流淌的河水一样。然而,就在我站在大门口台阶上不一会,突然听见开门的声响,我扭头一看,是路遥和天乐从餐厅出来了。
  路遥手里翘着一支烟,紧紧地皱着眉,脸上一点笑影也没有。而王天乐的眉头皱得更紧,他急匆匆走到我跟前,愤愤地说,你让李经理安排一辆去榆林的车。
  我给他点了点头,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对。
  当然,不需要我问什么,就知道事情有了麻烦。因此我走到李经理跟前说,李经理,你安排一辆车,送路遥去榆林。
  李经理说,我马上去安排。
  看见李经理到二楼办公室去了,我给站在一边愁眉苦脸的王天乐说,你和你哥去榆林,我就不去了,想回去看一下我的父母。
  王天乐说,你去跟路遥商量。
  我看出王天乐有一些情绪,而他的这种情绪在此时此刻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他越是这样,我越感觉到事情有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不便去问,否则会适得其反。因此我就走到路遥跟前说,路遥老师,这里离我家非常近,父母上了年纪,想回家看看,榆林我就不去了,您看怎样?
  路遥看着我问,绥德到你们家不远?
  我说,不远,比清涧到我们家还近。
  路遥说,那你让李经理安排车把你送回去。
  我说,先送您和天乐。
  此时,天乐仍然站在大门口,一个劲愁眉苦脸地抽烟。我走到他跟前说,我跟你哥说好了,你俩去榆林。
  王天乐没有表示他的态度,只是摇着头说,李经理这人非常狡猾,根本不给帮忙。
  现在我也不想问李经理为什么说好的事突然反悔,觉得没这个必要,他不帮忙一定有他的道理,或者说他根本无法满足兄弟俩提出的要求。事情到底怎样?我还不能做出准确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弟弟的工作有了问题。我正这样想的时候,李经理从办公室下来,手里提着两瓶茅台酒站在路遥跟前说了一阵客气话,看见公司的皇冠车到了院子,他急忙给路遥拉开车门。
  看着路遥和王天乐坐的皇冠车驶出了大门,我跟着李经理走到他辦公室,问他,你说好帮忙安排路遥弟弟的工作,怎么突然变卦了?
  李经理说,嘿嘿,你看你这话说的,怎能说是我变卦了,关键是路遥弟弟提出的要求太高,我满足不了。   我问李经理,他给你提什么要求了?
  李经理说,路遥倒没说什么,关键他弟弟,一副盛气凌人,不仅要我安排在公司工作,还要解决成公司的正式人员,你说我能解决了吗?我确实没这个权力,实在不敢答应,随便答应就是哄人。我还给他建议,先让他在清涧石油公司上班,这个事我给他慢慢操作,这样盯的人会少一些,然后再瞅机会想办法解决,可他弟弟不同意。
  我说,李经理你是不是搞错了,路遥想让你帮忙安排工作的不是他这个弟弟,是家里最小的那个,现在这个弟弟是《陕西日报》记者。
  哎哟,我说怎回事?李经理惊讶地说,我以为就是这个弟弟,没工作还那么大的口气,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唉,我长长叹了一口气,不知道该说什么。


  路遥从陕北回到西安,仍然对陕北充满着一往情深的深厚感情,他想有机会,再去一次陕北。
  “总有起风的早晨,总有暖和的午后,总有绚丽的黄昏,总有流星的夜晚。所以不如保持顺其自然的心境,把握每一个瞬间,试着去做,去面对每一个昨天、今天和明天。”
  很快到了10月,我从陕北回到西安。
  在陕西作协院子里,没有看见路遥像往常一样散步,不知他是不是从陕北回来了,正想着,突然看见《延河》杂志的诗歌编辑远村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把自行车往院子里一停,就回办公室去了。
  远村根本不知道我从陕北回到西安。
  我走到远村的办公室,微笑着问他,你最近没到哪里去?在忙什么?
  远村说,哪里也没去,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说,今天刚回来,你知道路遥回来了没有?
  远村说,我这几天没看见他。你不是跟他一块去的陕北,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
  我说,他和天乐去榆林了,我回了老家。
  看来路遥还在陕北。是的,他一回到陕北,心情就特别愉快,这次他把觉得该去的地方都走了一遍,应该说这次去的意义跟过去截然不同,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无论对陕北还是对他,都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
  当然,我还不能确定路遥去了榆林,还会去什么地方?去鄂尔多斯,还是……他只要出去,行程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在返回西安时,他会去延川的郭家沟,他在那里生活了近20年,养母仍然在那里生活,他平时忙得回不去,这次会顺便看望一下自己的养母。
  毫不夸张地说,路遥的养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位母亲,老人家虽然一字不识,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是文学,但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培养了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那确实了不起。
  那时我一个人在想,路遥从榆林直接去了延川,这是他成长的地方,那里有他的喜悦,也有他的泪水。这次他带着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巨大荣誉去看养母,让养母知道,他不仅没有忘记老人家养育之恩,还要让养母过上人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二十多天陕北之行,他迎来了满城的欢喜、一沟的赞叹。
  此时又是晚上八点左右,《新闻联播》一结束,路遥就来到了家属院的楼下,习惯地在院子里散一会儿步,便走进我的房间。
  我看见路遥从门里进来,惊讶地笑着对他说,昨天我还问远村看见你回来了没有,他还说没看见,今天你就突然站在我面前了。
  路遥说,我在院子里散步,看见你房子里亮着灯,估计你从陕北回来了,为什么不在家里多住一段?
  我说,哎呀,人这个东西有时候特别怪,不回去想回去,回去待上两天,就待不住了地想走。
  路遥说,我这次去陕北心情非常愉快,也没有什么任务,什么顾虑也没有,想见什么人就见什么人,是我去陕北最舒畅的一次。
  我说,就是可能有些累,做了好几场报告。
  路遥笑着说,那些都是轻车熟路,就像跟朋友们一起随便拉话一样,已经习惯了,又不需要精心准备,不像领导讲话,还得准备好几篇稿子,还要把稿子改了一遍又一遍,甚至在这里的报纸上抄一段,那里的文件里抄一些,胡编乱造,把那些没用的废话在稿子里挤了一大堆,你根本不知道他表达的是哪个人的意思,这就是中国式领导讲话。而我的报告,有血有肉,有感而发,同时跟大家不断互动,气氛热烈。
  确实是这样,好多地方领导养成这样的习惯,不管是什么会议,提前有人专门准备一个稿子,领导坐在主席台,几乎是一字不漏地念一遍,结结巴巴,甚至有时候连稿子也念不顺畅,哪能表达自己的意思和观点?
  是啊,这样的习惯不知什么时候能够改变。
  我看见路遥非常有感慨地说了这么几句,就躺在我的床上。我站在他跟前,有些检讨地对他说,这次去陕北,愉快是愉快,就是有件事没给办好,心里一直感到愧疚。
  路遥看了我一眼说,你是说九娃的事?
  我说,实在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
  路遥在我床上坐起来说,这事不怪你,人家不愿意帮忙,那是人家的权利。
  我说,其实这里有些误会,我以为你只想给九娃找一个临时性工作,当时我也是这样给李经理讲的,突然要解决一个正式工作,事情就有些复杂,关键是他解决不了,首先没有招工指标,再就是九娃是农村户口,即便有招工指标,他也不一定能办了,有些困难是我们想不到的。他一个经理,不一定什么事都能够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就不敢轻易答应。那天你和天乐离开,我和他进行了深入交流,感觉他对我有一些看法,突然给他提这样的问题,让他几乎下不了台。
  路遥说,这事天乐有责任,他不跟我商量,就把这事提出来了,让你受委屈了。
  我说,委屈谈不上,只是没把事办成。
  路遥说,再不说这个了,事情我清楚。
  然而,尽管路遥一直掩饰着说没关系,也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但我知道,他还是有些看法。
  其实,事情确实不怪我,他在当时就没跟我说要解决一个正式工作,而我又不是地委書记或行署专员,怎么有能力解决一个人的正式工作?他只是在我去陕北时交代,看能不能找一个好点的企业,想办法把九娃安排进去,不能让他再这样混了,不然会出问题。   当然,我现在也不想过多解释这个事,明白人都知道,要解决一个人的正式工作,那绝对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解释那么多有什么意义呢?
  路遥也确实不想这个事了,可能他也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便躺在我床上,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红塔山,自己抽了一支,然后把烟递给我说,哎呀,我确实感觉到陕北变化很大,不像过去穷的那个怂样子,要什么没什么,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转变,将来一定会让人们刮目相看。
  我说,陕北永远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就是死也离不开。
  路遥说,别以为陕北只有贫穷,它有美丽动人的一面,要不然毛主席对陕北恋恋不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段历史,毛主席在要离开陕北时,豪迈地站在黄土高原上,目视着陕北的山山水水,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陕北是个好地方”。
  我说,陕北当然是好地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从1936年到1948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整整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可以这样说,毛主席在延安13年,同陕北人民情同手足,血肉相连,谱写了一曲雄壮的凯歌。
  就在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他突然从床上坐起来,看着我问,你过年再回去不回去了?
  我说,当然回去,我一条光棍,不回去干啥。
  路遥说,也是,城里过年没意思,死气沉沉的,哪像陕北红火热闹。唉,我很想回陕北过年,还可以尽情地看几天秧歌。
  是啊,他一说到陕北,就会激动得热血沸腾,忘记了是躺在我床上,随手把烟把子扔到房子的地上,像小孩子一样激动地说,特别是到了正月初二,农民也没什么营生,彻底给自己放假了,唯一忙的就是闹秧歌,这是农村最好的一种娱乐方式。只要那惊天动地的锣鼓声一响,人的魂都让勾走了。
  我笑着说,正月里不光看秧歌,也是年輕人谈情说爱的好机会。
  路遥说,那你也在农村找一个媳妇。
  我笑着说,真有这样的事,只要我回去,家里就把我个人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亲戚朋友纷纷走上门,对象给我介绍了一个又一个。特别是我那舅舅,不仅动员他所有关系,四处给我找对象,还时不时咬牙切齿地教训我一顿。你听我舅是怎教训我的,他说你这孩子也是老大不小了,不晓得怎日鬼的,家里的找不下媳妇那是因为穷,城里工作的也找不下,恐怕就有问题了,人家以为有什么毛病。我实话告诉你,好娃娃哩,眼睛不要长在脑门上,差不多就行了,不看自己家里是什么条件,还日能的挑来挑去,不操心也要打一辈子光棍。不要光看人家姑娘是不是漂亮,漂亮又不能当饭吃,能过光景就行了,跟你同年等岁的女娃娃,现在也不多了。
  看到我舅舅着急的样子,我就开玩笑说,舅舅,你不要操心,这茬女娃娃没多少,还有下一茬女娃娃。
  然而,我的这个玩笑实在开的不是时候,我舅舅一听就火冒三丈,觉得是对他的不尊重,这样的话能在他跟前说,简直日能的就要翻天。
  呵呵,就是我随意的一句话,我那舅舅差点没让我给气死。他生气地把我看了几眼,也不再说什么,赌气地从我家离开了……
  路遥听着我说的这些,呵呵地笑着,觉得非常有意思,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小说素材,因此他好奇地问,那后来怎样了?
  我说,还能怎样?我舅舅给气走,我母亲不愿意了,觉得我是不孝的孩子,怎能这样对待我舅舅。可她还不好怎么批评我,只在我跟前说,你看把你舅舅气成什么了,是不是出去也是这样?你舅舅是为你好,可你这么不识好歹。
  看着母亲,我笑了笑说,你就不要埋怨我了,一会儿我把我舅舅请回来,他又没走远,请回来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因此在一个正月,可把我忙日塌了,好多人跑到我家给我介绍对象,一拨走了又来一拨,用踢塌门槛来形容一点不过分。而且你要知道,那些说亲的人到我家,我对谁都不敢怠慢,笑脸相迎,热情招待,我的那些好烟好酒,都让这些人享用了。
  你是心疼你那些好烟?路遥笑着问我。
  我说,心疼有什么用。只要这些人来,就在我跟前口若悬河地夸那些女娃娃,谁家那女娃娃能做一手好针线活,好像我要找个裁缝;谁家女娃娃聪明伶俐,心灵手巧,能做一手好茶饭。我听了介绍,死的心都有了。
  路遥有些讥笑我说,我也觉得是好女娃娃。
  我说,你就别笑话我了,这怎可能?
  路遥说,怎就不可能了?
  我说,如果这样,那我不是害人家?怎在一块生活?可是,真还有女娃娃不怕,也不考虑后果,觉得我是吃公家饭的人,愿意嫁给我。你说她愿意我能愿意?哎呀,我的妈呀,我就是这样熬过来的,真能要了我的命。
  路遥听得入了迷,觉得非常有意思,逗得他笑得躺我床上爬不起来,说我是给他编故事,快把他笑死了。
  我说,这不是编故事,完全是事实。
  路遥笑着说,你这是一个好素材。
  我说,你可不能把这些写到小说里。
  路遥不管这些,没有给我承诺,究竟在他的小说里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情节,那就不一定了。而后他比较认真地给我说,我觉得你找一个陕北女娃娃挺好。
  我说,为什么?你能找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北京女知青,我就不能找一个城里的姑娘?
  路遥说,这个你不明白,农村女娃娃纯朴善良,只要跟了你,就会死心塌地,哪怕寻吃拉棍(拉棍,陕北话指要饭)也不变心。其实,人在年轻谈恋爱时,脑子都一满不怎么精明,有些糊里糊涂,光看人家漂亮不漂亮,不漂亮就不行,真正到了一块,漂亮不漂亮就不是很重要了,考虑的是柴米油盐,讲的是儿女情长。
  我对他说,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也不给你说我的那些事了,害怕到时候我也像清涧文化局的白生川一样,让你把我写在小说里,那我就惨了。
  其实,我之所以这样给他说,是不想把话题扯得太远。然而,他对这个事非常感兴趣,一再问我,你还有什么逗人的故事?再讲给我听一听。   我说,什么也没有了。
  你不想给我讲拉倒,我也不稀罕。路遥笑着说,其实我根本不想听你那些哄女娃娃的故事,没意思。在陕北农村,越是穷的地方,越隐藏着好多好的故事,就是没人去挖掘,像老辈人留传下来的信天游,那绝对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像榆林小曲、清涧道情、米脂剪纸、神木二人台,绥德汉画像石、延川布堆画……这些东西只有在陕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才具有它强大的生命力,只要离开这块土地,基本上就什么也不是了。因此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再不进行抢救性地搜集整理这些优秀的民间艺术,这些东西有一天就要在这块土地上彻底消失了。
  路遥无比感慨地说,对陕北有传承意义的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曾给霍绍亮建议,应该把像尚爱仁这些热心陕北民间艺术的人组织起来,专门给他们拨一笔经费,扎扎实实把陕北优秀民间艺术传播到世界,这不仅对陕北是一大贡献,而且对全人类的贡献也非常大。现在那些干部,一天不是开会还是开会,开会能开出什么玩意,要干就要干一些有意义的事,不要搞那些花拳绣腿,没意思。
  路遥说起这些,就有些激动,甚至豪情满怀。他说,我去一次陕北,就有不一样的感受;去一次陕北,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陕北确实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民间艺术宝库。
  在我小小的房子里,听路遥给我讲这些,一个人还在想,他对陕北民间文化艺术如此情有独钟,几乎是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呐喊。那么,他所提出的那些发展理念以及弘扬传承陕北文化艺术的美好建议,能够落地生根吗?
  是啊,他对陕北这块土地和人民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并竭尽全力地讴歌这块土地和人民,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这一点,毫无疑问。在我那个房间里,他不止一次地阐释过他对弘扬和传承陕北民间文化艺术的一些想法和看法,而且说起陕北的民间文化艺术,他就会情不自禁,有时会激动得泪流满面……这是因为他深沉地爱着这块土地和人民,所以就会不遗余力地为这块英雄的土地和人民尽情地歌唱。
  夜已经很深了,而路遥仍然在我的房间里兴奋地说着陕北的那些事。我能看出来,他对陕北的那种爱,用三言两语是无法说得清楚的。
  东拉西扯聊了好长时间,两个人除了抽烟,水也没喝一口,嗓子也快着火了。然而他不回去,我就得死心塌地一直这样陪着他。
  事实上,我还很害怕他到我房间来,他一来就不知什么时候能走,我不仅什么事也干不成,而且第二天起来也会萎靡不振,怕人家误解一晚上干什么去了。
  当然,他不管这些。
  也许他在我的床上躺得实在累得不行了,便从床上下来,在房子里转悠了一会儿,突然问我,你这里有没有什么吃的东西?
  我说,什么也没有,你是不是饿了?
  路遥说,饿倒不是饿,就是想吃了。
  我说,想吃了还不是饿了,可我房子里确实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这样,我明天给咱买一箱方便面,你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煮着吃。
  路遥说,我从不吃方便面,如果在这时候能喝上一碗陕北的豆钱钱饭,实在是太好了。
  我说,小米我倒是有,就是没有黄豆钱钱。
  有小米也可以,总比没有好。路遥说,这样,你给咱熬一锅小米稀饭,吃完好睡觉,不然晚上睡不着。
  我说,实在熬不了,我这里没有碗筷,不知遠村在不在,他有这些,让我去找一下他,看怎样。
  路遥说,哎呀,那今晚怕吃不成了,远村到外地去了,过几天才能回来。
  唉。我说,真是命苦,想吃一碗小米稀饭还这么困难,如果在陕北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唉,狗日的,可怜人遇到一块了,小米饭也吃不上一口。路遥唉声叹气地坐在我床上。
  我看见他失望地又躺在床上,觉得有些心酸,像路遥这样一个为中国文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作家,居然生活得这么可怜,不要说吃什么好东西了,连想喝一碗小米稀饭这么简单的事也办不到。
  此时,躺在我床上微微闭着眼睛的路遥,一只手里拿着他的眼镜,另一条胳膊搭在床沿上,看他这样,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
  夜很深了,院子里相当安静,听不到一点声响,只有我房间里的灯仍然亮着。我不知路遥是瞌睡了,还是到了他的工作时间,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别人睡觉的时候,他在工作,而别人工作的时候,他又在睡觉。就像他说的,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因此他又在我的床上默默躺了一会儿,才漫不经心地回家去了。
  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了一天又一天,我已经好几天没看见路遥了,不知他去了什么地方。而跟我同病相怜的诗人远村,也去外地好些日子没回来,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难熬。
  三天后的一个上午,我临时接受了一个任务,领导安排我去咸阳采访一家想出名的企业,单位再没有合适的人,就把任务临时交给我去完成。
  当然,这家想出名的企业是主动找上门来的,跟领导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领导让我只管采访和写报告文学,其他事不要我管。
  我愉快地接受了领导安排的任务。
  就在我准备去的时候,领导特意告诉我,这家企业非常重视宣传,会专门派车到西安来接你,你去了要认真采访,一定拿出一篇高质量的报告文学。
  我点头答应,但心里却在想,什么是高质量的报告文学?凡是近几年在报纸杂志上刊登的那些所谓写企业的报告文学,有多少是叫得响的报告文学作品?而事实上,由于受金钱的诱惑,那些是不是作家的作家,就这样把作家两个字糟蹋得体无完肤了,哪还有一点文学艺术的价值和味道?
  这应该是那个年代文学艺术的悲哀。
  事实上,我也并不是文学队伍中的另类,也不可能在文学圈子里装模作样地装正经。因那时的大环境就是这样,谁也逃脱不了,都在钻头觅缝搞这样的有偿服务,我也不例外。
  任务来得有些突然,所以在我走之前,没来得及告诉路遥一声,就坐着那家企业的车走了。
  往返十几天时间,我完成了使命回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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