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连续的文明历史与“纵横一万里”复杂的地理空间。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里，曾经有200多处地方做过都城。这200多处地方发展至今，情况已大不相同，或仍为繁华的都会，或已荒草萋萋无人烟。这其中为人称道者，是所谓“五大古都”——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开封，后来还有“六大古都”（加上杭州）“七大古都”（加上安阳）“八大古都”（加上郑州）乃至“九大古都”（再加上大同）的说法。
　　目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中国古都学界乃至社会大众普遍认可的是“七大古都”说。在“七大古都”中，南京排在什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谭其骧按照建都时间的长短、统治地域的大小两条标准，把“七大古都”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的大古都是西安、北京和洛阳，它们长期而且连续地作为统一王朝的首都，西安建都时间将近1100年，北京建都时间900多年，洛阳建都时间800多年，这些都城所联系的王朝，如周、秦、汉、唐、元、明、清，又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王朝；第二等的大古都是南京和開封，它们曾经是统一王朝的首都，开封是北宋的首都，南京是明初与“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建都时间450多年，开封建都时间220多年；第三等的大古都是安阳和杭州，安阳建都时间300多年，杭州建都时间200多年，而且从严格意义上说，安阳和杭州只做过地区性政权的首都。如此，南京是中国的第四大古都，排在西安、北京、洛阳之后。
　　然而问题在于，所谓“古都”，其实不仅是历史概念，更是现实概念。从现实情况考虑，在城市地位、经济水平、文化素质等方面，南京超过洛阳，也可以认为超过西安；加上在中国内地农耕社会区域，普遍是以秦岭、汉水（中游）、淮河划分南北，南京则可以成为南方第一的大古都。这样，我们认定的古都南京的地位，可以表述为：从历史的角度说，南京是中国第四大古都；考虑到现实的因素，是中国第二大古都；而就地区的典型性与代表性来说，南京是“南中国”最大的都城、第一的古都。
　　学术界乃至社会上历来倾向的观点是：南京为偏安之都。偏安，指封建王朝失去中原而苟安于仅存的部分领土，也就是说不能统治全国而苟安于一方。比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所著《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指出：“历代帝王定鼎，其在黄河流域者最占多数……建都于扬子江流域者（南京一带），除明太祖外，大率皆创业未就，或败亡之余、苟安旦夕者也。”
　　其实，那些“创业未就”或“败亡之余”的王朝，大多并非不求进取的“苟安旦夕者也”。如《晋书·王导传》中，导曰：“建康（南京的古称），是帝王的宅府，况且北方的寇贼在等待机会，我们一旦示弱，奔窜至蛮越之地，无论从声名还是实际考虑，都不是好办法……”这次迁都之议的背景，在于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叛乱，造成建康满目疮痍。如果真迁都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或者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则属深僻内地，“示弱”于“北寇”的举动，认之为偏安可矣。然而，不仅东晋一朝百余年始终建都于建康，此前孙吴，此后南朝，以及再后的南唐，这些所谓的“偏安王朝”，皆以并不“示弱”的南京为都。
　　除此之外，改变南京是偏安之都的成见，关键还在理解南京并不利于“偏安”的疆域位置。落实到六朝时代以及南唐立国的五代十国时期，南京都属于军事地理的前沿地带。以守江时代为例，南京经常为“胡马临江”的兵冲要地，而守淮时代，南京亦属前沿并不宽深的防御重镇。至于进取抑或防守的战略选择，或者防守多于进取的历史事实，那是因时而异、视内外形势而定的，故不足以此判定这里的王朝是进取还是偏安。如此，南京就亦非偏安之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