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周的一系列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世上之人都在探讨同样的事：如何与狂热分子交往？
　　先是在观看华盛顿国民队的棒球比赛时，坐在我前面一排的一位特朗普支持者对我和我的妻儿做了长篇大论的言语亵渎。
　　然后我去了位于阿什维尔的北卡罗莱纳大学，看到一群学生就是否应该允许极端分子在校园发表言论展开了真挚的讨论。
　　接着我去了马德里，那里的西班牙人告诉我，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有多么激进，多么不可理喻。
　　之后我又去了伦敦，与支持脱欧和反对脱欧的积极分子坐在一起，尝试完成一次文雅的对话。
　　在这些经历中，我一直有理由相信，尝试与狂热分子文明地对话是没用的，你只能放逐他们，或者以相反的武力方式对付他们。
　　无论如何，你都无法改变这些人的想法。如果给他们开了个头，那就给了他们毁坏高尚的社会文明的空间。文明不是自杀公约。本杰明·德莫特在1996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写道：“在你与暴徒的争论中，有一些比文明更重要的东西。”
　　然而，當我思考得越多，我就越发赞同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斯蒂芬·卡特1998年在《文明》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爱是对抗狂热主义的唯一办法。向狂热分子真诚提问，阐释他们的话语，让他们知道自己被人倾听。即使厌恶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话，也要展示出对于他们的命运和灵魂的终极关怀。
　　首先，用爱对待狂热分子是为了你自己。如果你屈从于人的自然反应，用自己的愤怒回应狂热分子的愤怒，你自己就会整天满是怨念和报复心态，你的各个方面都会很糟糕。
　　相反，如果你抑制住了自己的本能，自然会倾向于使用让人平静的话语，并且把对方视为一个以别样的方式带给你礼物的人，那么你就能战胜阴暗的情绪，而且用一种更好的情绪取而代之。通过倾听的方式，你甚至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其次，你以一种同情心理去聆听一位狂热分子，这是给狂热分子的一份礼物。如今，多数狂热分子不再是尼采式的超人，他们孤独悲伤，他们的狂热来自于自尊心的受伤，这是一种不被察觉的情感。如果能让这些人觉得受到关注，就能纾解他们的政治姿态背后的苦涩情绪。
　　社会上的许多狂热分子都很脆弱。从事和我一样工作的人会收到很多令人讨厌的邮件，这些邮件往往写于堕落之后的深夜。但是，如果我们以赏识的态度回复我们的攻击者，并且提出一种保全颜面的方式，那么十有八九其下一封邮件就会彻底转变。当残忍的面具被摘下，人性就会立刻显现。
　　最后，用爱对待狂热分子是为了国家。正如卡特指出的，最好的废奴主义者扼制了对奴隶主的天然仇恨，因为他们认为改变行事方式和废除奴隶制是同一项事业的一部分—恢复每个人的尊严。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你可以把偏执狂和仇恨者赶出你的餐厅或者你的梦幻足球联盟，但是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层面，却是无路可退的。我们必须要解决问题。
　　卡特写道：“文明是我们为了共同生活而做出的诸多牺牲的总和。”
　　你不必像别人那样去爱狂热分子。你要做的就是模仿马丁·路德·金的做法，以一种激进、不懈和动态的方式把爱植入敌人的心中。
　　现在我承认，我没有用这篇专栏里提到的高尚情感去回应球场上那个特朗普的支持者。但是我相信，我还有机会尽快做好。在痛苦的时候做出正确的事很难，但是答案并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