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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西藏地方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这是历史定论。
张小康在这部长达50万字的纪实文字《雪域长歌》里，开篇就非常明确地告诉读者，她即以此书献给为解放西藏和建设西藏而献出青春和生命的英雄们。不同于其他文学门类的特定说明，纪实文字本身的真实性，就是自新建这种文体以来就成了“他我”叙述的情感的投奔之处。没有真实性，作家在表达自我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会渐行隐匿或消退，读者对现实的信任感正源于斯，热于斯。张小康在以真实为根本属性的文体上以此语特强调之，这不应该仅是一个泛化的政治与历史命题的重复呈现，也不太可能为追求尚未可知的社会效应而进行丧失意义的无谓表白。作者锁定的深意在哪里？热地在序里对张小康的介绍不乏郑重，让人看到，作者完成对过去那段重要事件中的一群人以怎样的精神、青春热血和生命进行集中聚焦，向对爬雪山、过草地、趟冰河而最终和平解放西藏的艰苦卓绝致敬，向实现“将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誓言的恢宏呐喊。不能不说，张小康有通过个体精神经历和体验并完成一种对生命状态、使命感的最高呈现的可能性。正如她所说：“我们是直接接触过他们的一代人，我们的历史责任就是让子孙后代了解他们，让历史永远记住他们。”这当然是她创作的初衷，但是否仅此而已，就铺排了长达九章的真实记录？
客观地说，对那一段革命岁月长河里发生的人和事及复杂的历史背景下的种种和解而记录下来，并不容易，主要原因源于这件事离我们不太远，人们记忆犹新，稍有出入或角度不当，均会引起读者指责。尤其是将十八军进军西藏、保卫西藏、建设西藏的英雄历史挖掘、整理、汇集起来，并与史实无缝对接，决非易事。不像当下许多穿越剧，可以虚构甚至胡编乱造一些故事和人物，反正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事情穿来插去、你来我往，谁管得了我，如何来管我？时间的纵容给了作者们想像力的放纵，少有人去追问真实性如何，更不大可能认真地去翻出历史文献进行精度考证。无疑问，也不会像诗歌小说等需要一种实现真实性话语表达的文学性，纪实性的文字即使允许有合理性想象成分，也是在不规避真实原则下，需要建立在尊重叙述事件真实的基础上，何况这一切仍然要回到个性叙述上来。大量的资料整理和采访只是给历史以基本的可靠保证，但成为一部不同于其他的纪实文字，感人至深是其必不可少的专属命脉。这一点，张小康是不缺少的，父辈们千秋不朽功业以不歇的热情和感动试图在她的生命里始终张扬，进而延续。所以，她对英雄历史的细节记忆无一刻不在闪回，这无疑给自己的生命定制了面对现实的切入功能。这是重要的功能，书中主要以数量可观的真实事件为基础，通过对细节的唤醒，表达一种灵魂的在场和高扬，这显然是人类之价值实现的一种境界和尝试。其中，读至“数万名干部战士用青春、热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领土完整”句，似乎恍然了，意识到不乏自豪气的她设置并抢占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时代话语发声部位，如进驻昌都部队忍受饥饿时修通了向拉萨前进的五百里路一样，何等重要，何等及时。
是什么让书中令人触目惊心的高频词除了寒冷，就是饥饿，而经历着身体基本需求极端达不到的极端条件下的极端反应后，仍然士气高涨，意气风发？想想看，一定是有一种不可摧毁的强大力量占据精神的制高点，最终完胜。相较于题材本身的独特，我更看重作者与时代同频共振背景下的叙事用意，从艰难推进时的“我们正年轻”到向拉萨进发中的官兵一致同甘苦，从两条英雄路上边勘测边施工的汉藏团结到高原之春天里百万农奴站起来的，在特殊地域客观理性的详尽甄别和描述中，略可揣测其中真实细腻到不惜借助文学手法达至描写故意。作者切合当下时代的需要与现实呼唤，回归到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的传统意义上来，而从为完成记录父辈的历史足印升至更为广阔和重大的关注当下、干预现状的层面，其艺术感染力因此而拥有了意想不到的博大况味。这是张小康写作的真正意义。
我这样说实际上尚未见得多么郑重其事，作者在还原万人大军进藏的浩荡画面时，涉及到的不只是军事上的单一背景和挺进画面汇聚，政治上的深层融入、文化上的丰盈意识及战斗力的培育，才是其报以最大期待的集中发力点。作者是有意识这样做的。进军西藏时特殊自然环境与极端复杂的地域特征似乎并不是需要考虑的唯一重要挑战，难以为继的后勤保障也未影响到进军守则的严格遵照，这是这个重任在肩的铁军的铁律。从一定意义上看，和平方式的进军是决定能否和平解放西藏的关键，矛盾和问题的层出不穷和解决层出不穷的矛盾和问题同等棘手和重要。进军守则每一条的罗列细致得可以具体到直接操作，剔除掉了大而化之的部分。这对民族问题的顺畅解决极为有利，因其牵涉到的问题不只限于藏汉民族之间，站在当今世界格局之外仍然可以看见其当年的战略意义。和平进军和和平解放西藏的现实性决定了进军西藏的道路显得更为艰难，既检验着新中国在领土完整的进程中切实的努力与实力，也在验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内部蓬勃且不可战胜的战斗力。这从作者书中的章节命名便可略见其写作意图，藏汉一家人、通过文工团认识解放军、“阿姆吉拉”神话、藏族娃娃的汉族妈妈和不愿做奴隶等小标题，无一不将之进行非常明确的指认。
而军队战斗力的确认，张小康也有明晰的检验标准。战斗力在于能在不可思议的环境下取得不可思议的胜利，不可思议的胜利来自于部队官兵不可思议的战斗意志。进军高原雪域，仅有年轻和简单的热情是不够的，通常意义上的能吃苦和吃得苦也是不够的，进军西藏的最终目的是胜利，是以尽可能少的代价取得完胜。但是，自然条件的严酷让脆弱的生命不堪一击，牺牲是注定的，但生命永不能被喝退，热情永不可被降温。从雪山娘子军们留下的赫然血迹到修筑怒江时永远和水泥一起灌注在桥墩里的战士，从勒紧了裤腰带以后仍不能逃脱死亡的官兵到在平息拉萨叛乱牺牲的英雄、烈士，死亡没有停脚，和平进军仍在继续，建设西藏的顶层设计不容打折扣，解放农奴的重任不可能卸落。怒涛面前，风雪面前，饥饿面前，复杂的斗争形势面前，对于生命终结的追问显然是徒劳的，它自始至终义无反顾地前仆后继着，用身体摞起登上高原的天梯，用意志对抗不可征服的妖魔，用精神支撑灵魂的高歌。一支军队之所以不可战胜，正在于此，也必在于此。 书中真实细腻的细节呈现也令人叹为观止，张小康甚至调动起文学中不少的描写和叙事方式以完成人物和事件的历史场景的再现和还原。对于事件叙述的大方向相对要容易许多，细化到生活真实和事实真相上，须有建立在可靠基础上的现场气息和纹理支撑。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是话语置换空间的问题，文学言说能力是不能缺损的，否则，这将形成一种恍惚的障碍。而解决这个障碍如若只是用公文语言、新闻语言、企业语言等来叙述，艺术感染力必将减弱，也会使文本面目可憎，势必矮化第二次创作的效果。作者要写的东西已经发生在那了，历史事件和人物不会遵从想象的逻辑，人的想象力远没有历史本身发生的那么丰沛和充满张力。她写官兵同甘共苦，会写军政治部主任刘振国通常走在顶着风雪行进的队伍最后面的原因，这竟是因为天黑怕战士掉队，用唯一的手电筒一路搜索可能发生的人员丢失;会写风雪中翻越四座山、涉过六条河的藏族小女兵娜喜冻饿交加下的哭泣，团长柴洪泉除了送上鼓励，还把上级发给团以上首长仅有的一双袜子和一块红糖给了她，还嘱咐：“翻山时吃一点，走平地时不要吃，记住了吗？小鬼！”……这种把握细节的能力给了历史事件以可靠的真实性，并能较好地引导文字作必要的人性加温和生命意趣导入，而文学性的描绘显然有其想像的成分。对于纪实功能的文字来说，适量的虚构也是被允许的，只要真实性不被伤害。
必须要说，为更形象直观的需要，张小康在书中有意插入了为数并不算少的图片佐证其真实，并在合适的时机加入了个人化的思索，都在一定程度上尽可能快地帮助读者进入历史时空，感受其特定时空下的特殊气味。在写到进藏的解放军开展大生产运动，且能自给自足将荒滩变作良田，籍此赢得藏族上层贵族的钦佩，写得热情洋溢，张小康的激动和兴奋里自有其时代痕迹，但这恰恰是她经年海外仍牵系其灵魂回归的根本，而她无法把这种感情与当下情势联系完全剥离是有道理的。与其说十八军进藏和和平解放西藏是雪域上的长歌，不如说张小康意识中更想表达在当代聚焦强军目标条件下军队承继光荣传统的精神与战斗力的重建之歌，这是另一首长歌。
这不意味着张小康的理性评判能力不够，相反，她个人情感的时时在场往往带来理性评判的无节制加盟，她的看法和主观评定贯穿到每一个大小事件当中，客观的叙事反而在必要的时候无法做到客观而独立地出现。那些评判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先入为主地左右着事件的倾向性，并在采写和平进军和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过程所采访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几乎看不出来她作了哪些必要的典型化处理，甚至动用个人的想像堆砌一些不必要的描写和猜测，而她在可能涉及到的每一部分都被照顾得面面俱到，深恐挂一漏万。最为明显的是将完整的历史资料作以完整植入，而未加以合适地选取。实际上这样做并不能将艺术提纯，将感染力提升，将历史真相还原，相反，不大容易产生心灵近乎澎湃的持续跳跃，而取舍是必要的。
（作者单位：天津武警指挥学院）
张小康在这部长达50万字的纪实文字《雪域长歌》里，开篇就非常明确地告诉读者，她即以此书献给为解放西藏和建设西藏而献出青春和生命的英雄们。不同于其他文学门类的特定说明，纪实文字本身的真实性，就是自新建这种文体以来就成了“他我”叙述的情感的投奔之处。没有真实性，作家在表达自我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会渐行隐匿或消退，读者对现实的信任感正源于斯，热于斯。张小康在以真实为根本属性的文体上以此语特强调之，这不应该仅是一个泛化的政治与历史命题的重复呈现，也不太可能为追求尚未可知的社会效应而进行丧失意义的无谓表白。作者锁定的深意在哪里？热地在序里对张小康的介绍不乏郑重，让人看到，作者完成对过去那段重要事件中的一群人以怎样的精神、青春热血和生命进行集中聚焦，向对爬雪山、过草地、趟冰河而最终和平解放西藏的艰苦卓绝致敬，向实现“将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誓言的恢宏呐喊。不能不说，张小康有通过个体精神经历和体验并完成一种对生命状态、使命感的最高呈现的可能性。正如她所说：“我们是直接接触过他们的一代人，我们的历史责任就是让子孙后代了解他们，让历史永远记住他们。”这当然是她创作的初衷，但是否仅此而已，就铺排了长达九章的真实记录？
客观地说，对那一段革命岁月长河里发生的人和事及复杂的历史背景下的种种和解而记录下来，并不容易，主要原因源于这件事离我们不太远，人们记忆犹新，稍有出入或角度不当，均会引起读者指责。尤其是将十八军进军西藏、保卫西藏、建设西藏的英雄历史挖掘、整理、汇集起来，并与史实无缝对接，决非易事。不像当下许多穿越剧，可以虚构甚至胡编乱造一些故事和人物，反正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事情穿来插去、你来我往，谁管得了我，如何来管我？时间的纵容给了作者们想像力的放纵，少有人去追问真实性如何，更不大可能认真地去翻出历史文献进行精度考证。无疑问，也不会像诗歌小说等需要一种实现真实性话语表达的文学性，纪实性的文字即使允许有合理性想象成分，也是在不规避真实原则下，需要建立在尊重叙述事件真实的基础上，何况这一切仍然要回到个性叙述上来。大量的资料整理和采访只是给历史以基本的可靠保证，但成为一部不同于其他的纪实文字，感人至深是其必不可少的专属命脉。这一点，张小康是不缺少的，父辈们千秋不朽功业以不歇的热情和感动试图在她的生命里始终张扬，进而延续。所以，她对英雄历史的细节记忆无一刻不在闪回，这无疑给自己的生命定制了面对现实的切入功能。这是重要的功能，书中主要以数量可观的真实事件为基础，通过对细节的唤醒，表达一种灵魂的在场和高扬，这显然是人类之价值实现的一种境界和尝试。其中，读至“数万名干部战士用青春、热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领土完整”句，似乎恍然了，意识到不乏自豪气的她设置并抢占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时代话语发声部位，如进驻昌都部队忍受饥饿时修通了向拉萨前进的五百里路一样，何等重要，何等及时。
是什么让书中令人触目惊心的高频词除了寒冷，就是饥饿，而经历着身体基本需求极端达不到的极端条件下的极端反应后，仍然士气高涨，意气风发？想想看，一定是有一种不可摧毁的强大力量占据精神的制高点，最终完胜。相较于题材本身的独特，我更看重作者与时代同频共振背景下的叙事用意，从艰难推进时的“我们正年轻”到向拉萨进发中的官兵一致同甘苦，从两条英雄路上边勘测边施工的汉藏团结到高原之春天里百万农奴站起来的，在特殊地域客观理性的详尽甄别和描述中，略可揣测其中真实细腻到不惜借助文学手法达至描写故意。作者切合当下时代的需要与现实呼唤，回归到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的传统意义上来，而从为完成记录父辈的历史足印升至更为广阔和重大的关注当下、干预现状的层面，其艺术感染力因此而拥有了意想不到的博大况味。这是张小康写作的真正意义。
我这样说实际上尚未见得多么郑重其事，作者在还原万人大军进藏的浩荡画面时，涉及到的不只是军事上的单一背景和挺进画面汇聚，政治上的深层融入、文化上的丰盈意识及战斗力的培育，才是其报以最大期待的集中发力点。作者是有意识这样做的。进军西藏时特殊自然环境与极端复杂的地域特征似乎并不是需要考虑的唯一重要挑战，难以为继的后勤保障也未影响到进军守则的严格遵照，这是这个重任在肩的铁军的铁律。从一定意义上看，和平方式的进军是决定能否和平解放西藏的关键，矛盾和问题的层出不穷和解决层出不穷的矛盾和问题同等棘手和重要。进军守则每一条的罗列细致得可以具体到直接操作，剔除掉了大而化之的部分。这对民族问题的顺畅解决极为有利，因其牵涉到的问题不只限于藏汉民族之间，站在当今世界格局之外仍然可以看见其当年的战略意义。和平进军和和平解放西藏的现实性决定了进军西藏的道路显得更为艰难，既检验着新中国在领土完整的进程中切实的努力与实力，也在验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内部蓬勃且不可战胜的战斗力。这从作者书中的章节命名便可略见其写作意图，藏汉一家人、通过文工团认识解放军、“阿姆吉拉”神话、藏族娃娃的汉族妈妈和不愿做奴隶等小标题，无一不将之进行非常明确的指认。
而军队战斗力的确认，张小康也有明晰的检验标准。战斗力在于能在不可思议的环境下取得不可思议的胜利，不可思议的胜利来自于部队官兵不可思议的战斗意志。进军高原雪域，仅有年轻和简单的热情是不够的，通常意义上的能吃苦和吃得苦也是不够的，进军西藏的最终目的是胜利，是以尽可能少的代价取得完胜。但是，自然条件的严酷让脆弱的生命不堪一击，牺牲是注定的，但生命永不能被喝退，热情永不可被降温。从雪山娘子军们留下的赫然血迹到修筑怒江时永远和水泥一起灌注在桥墩里的战士，从勒紧了裤腰带以后仍不能逃脱死亡的官兵到在平息拉萨叛乱牺牲的英雄、烈士，死亡没有停脚，和平进军仍在继续，建设西藏的顶层设计不容打折扣，解放农奴的重任不可能卸落。怒涛面前，风雪面前，饥饿面前，复杂的斗争形势面前，对于生命终结的追问显然是徒劳的，它自始至终义无反顾地前仆后继着，用身体摞起登上高原的天梯，用意志对抗不可征服的妖魔，用精神支撑灵魂的高歌。一支军队之所以不可战胜，正在于此，也必在于此。 书中真实细腻的细节呈现也令人叹为观止，张小康甚至调动起文学中不少的描写和叙事方式以完成人物和事件的历史场景的再现和还原。对于事件叙述的大方向相对要容易许多，细化到生活真实和事实真相上，须有建立在可靠基础上的现场气息和纹理支撑。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是话语置换空间的问题，文学言说能力是不能缺损的，否则，这将形成一种恍惚的障碍。而解决这个障碍如若只是用公文语言、新闻语言、企业语言等来叙述，艺术感染力必将减弱，也会使文本面目可憎，势必矮化第二次创作的效果。作者要写的东西已经发生在那了，历史事件和人物不会遵从想象的逻辑，人的想象力远没有历史本身发生的那么丰沛和充满张力。她写官兵同甘共苦，会写军政治部主任刘振国通常走在顶着风雪行进的队伍最后面的原因，这竟是因为天黑怕战士掉队，用唯一的手电筒一路搜索可能发生的人员丢失;会写风雪中翻越四座山、涉过六条河的藏族小女兵娜喜冻饿交加下的哭泣，团长柴洪泉除了送上鼓励，还把上级发给团以上首长仅有的一双袜子和一块红糖给了她，还嘱咐：“翻山时吃一点，走平地时不要吃，记住了吗？小鬼！”……这种把握细节的能力给了历史事件以可靠的真实性，并能较好地引导文字作必要的人性加温和生命意趣导入，而文学性的描绘显然有其想像的成分。对于纪实功能的文字来说，适量的虚构也是被允许的，只要真实性不被伤害。
必须要说，为更形象直观的需要，张小康在书中有意插入了为数并不算少的图片佐证其真实，并在合适的时机加入了个人化的思索，都在一定程度上尽可能快地帮助读者进入历史时空，感受其特定时空下的特殊气味。在写到进藏的解放军开展大生产运动，且能自给自足将荒滩变作良田，籍此赢得藏族上层贵族的钦佩，写得热情洋溢，张小康的激动和兴奋里自有其时代痕迹，但这恰恰是她经年海外仍牵系其灵魂回归的根本，而她无法把这种感情与当下情势联系完全剥离是有道理的。与其说十八军进藏和和平解放西藏是雪域上的长歌，不如说张小康意识中更想表达在当代聚焦强军目标条件下军队承继光荣传统的精神与战斗力的重建之歌，这是另一首长歌。
这不意味着张小康的理性评判能力不够，相反，她个人情感的时时在场往往带来理性评判的无节制加盟，她的看法和主观评定贯穿到每一个大小事件当中，客观的叙事反而在必要的时候无法做到客观而独立地出现。那些评判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先入为主地左右着事件的倾向性，并在采写和平进军和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过程所采访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几乎看不出来她作了哪些必要的典型化处理，甚至动用个人的想像堆砌一些不必要的描写和猜测，而她在可能涉及到的每一部分都被照顾得面面俱到，深恐挂一漏万。最为明显的是将完整的历史资料作以完整植入，而未加以合适地选取。实际上这样做并不能将艺术提纯，将感染力提升，将历史真相还原，相反，不大容易产生心灵近乎澎湃的持续跳跃，而取舍是必要的。
（作者单位：天津武警指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