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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流派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是后殖民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传统的翻译理论仅仅把翻译当作一种语言行为或文本行为。后殖民翻译理论戳穿了语言乌托邦的神话。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下不平等对话的产物。
关键词: 后殖民翻译理论 “暴力政治” 翻译伦理
一、后殖民翻译研究概况
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该理论从后殖民视角反观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平等对话,进而否定传统翻译理论中关于语言平等、文化平等这类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论预设,最终否认追求意义对等或语义等值的翻译理想。后殖民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先导,借助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后殖民主义最直接的理论基础是解构主义、阐释学、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和新历史主义。尼兰贾娜说:“所谓后殖民图景指的是百家争辩、竞相解释或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对称和不平等的关系……作为一种实践,翻译建构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力关系。”
近年来,随着后殖民主义思潮逐渐渗入翻译理论界,许多英美翻译理论家开始对蕴涵于翻译文本的权力差异和历史语境予以关注和重视,着手研究翻译与帝国、翻译与文化身份、翻译与殖民主义霸权之间的历史共谋关系等热点问题。例如,1997年,著名的美籍芬兰裔翻译家道格拉斯·罗宾逊出版了《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阐释》;1999年,美籍爱尔兰裔比较文学教授玛利亚·铁木志科出版了《后殖民语境的翻译:早期爱尔兰文学的英译》,英国著名的翻译学者苏珊·巴斯内特和印度新德里大学的英语教授哈里什·特里维德合编了一部论文集《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2000年底,加拿大翻译学者雪莱·西蒙和保罗·圣皮埃尔合编了另一部关于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论文集《改变术语:在后殖民时代的翻译》,等等。这些论著直接关注和审视后殖民理论与翻译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探索翻译在欧洲文化中心论和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建构和解构过程的作用,强调翻译的文化和政治功能,基本上代表了当代西方翻译界的最新理论探索。
二、后殖民翻译理论与传统翻译理论的比较
传统翻译理论的结构主义范式,只关注于语言内部结构与构成规律,缺少对语言系统外部的关注,即只重视内部语言学而不重视外部语言学,所以许多与翻译内部有关的因素或领域被忽视或有意排斥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使得我们对翻译中的诸多因素予以排除,使翻译研究置于一种天真的假设前提之下。这种假设的前提是:翻译是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与影响的真空条件下进行的;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是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对话的;作者与译者是完全价值中立的;语言是透明的,意义是通过语言规律设定的,所以译文与原文是完全可以达到等值的。这些论点使得翻译研究者在翻译研究中形成了一些盲点,也产生了一个误区。这些盲点是研究者从来不注意翻译活动中产生很大影响,甚至起制约作用的若干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文化传统、道德伦理等因素,也没有考虑翻译活动发生的场所和文化语境。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始终没有纳入过翻译研究者的视野,因此他们必然走入一个误区:矢志不渝地追求译文对原文的“忠实性”、译文与原文的“等值性”。尽管多年来这一目标一直在被追寻中,可又总是那么虚无缥缈,使得翻译之中有许多现象难以解释,理论与事实不断发生激烈碰撞,甚至是冲突或矛盾。
与传统翻译理论的结构主义范式不同,后殖民翻译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是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生成后对目标文化的颠覆作用,通过追问译本与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对译文偏移处进行考古式的文化发掘,揭示译本生成的历史条件与权力关系,以及翻译暴力的隐喻性存在。这正是传统结构主义翻译理论的文本静态对比分析的盲点。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對话的产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视角是把翻译活动同置于它所生的真实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中。与此相比较,语言学的翻译研究则更像是在实验室里真空环境下对翻译文本作切片实验。我们不否认实验室数据的科学性和必要性,但常识也告诉我们,那样的数据并不能揭示翻译这种极其复杂的“文化政治实践”的全貌。除了实验,成熟的科学研究还需要进行实地考察。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方法论要求对翻译实践进行文化考古式的实地考察,并发现了影响翻译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权力差异,从而证明了“语言学实验室”里的翻译研究关于“文化平等”和“语言平等”的理论预设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
三、后殖民背景下翻译的“暴力政治”体现
对于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行为我们关注的是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两种文化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平等的对话,进而否定传统翻译理论中关于语言平等、文化平等这类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论预设,最终否认追求意义对等或语义等值的翻译理想。后殖民语境中翻译的“暴力政治”主要体现在翻译中的“东方主义”、“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
1.翻译中的“东方主义”
“东方主义”本质上是西方试图制约东方而制造的一种政治教义,是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系统,始终充当着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根据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我们可以看出,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翻译是东西方之间不平等的对话和交流。那意味着帝国的一言堂,意味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文化侵略和精神控制。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语言学派译论所迫求的等值在后殖民学者眼里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妄想。这种东方主义范式深深影响着翻译的语言学与符号学层面,强行撒播着它自身的概念框架。这种东方主义的翻译观充满着强烈的征服者色彩。
2.翻译中的“欧洲中心主义”
“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萌芽于欧洲并通过殖民活动向世界各地传播的信念。根据这一信念,欧洲是全球的中心,世界的其他地方是它的边缘。
“欧洲中心主义”实际是“我族中心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欧洲中心主义”主导下的翻译实践以帝国主义掠夺式翻译为特征,其典型表现是在翻译中以我族意识形态或语言文化价值观为中心,在有选择地译介异族文本时,写入本土的主流语言文化价值观,从而压制原文充满文化异质成分的话语,造成“改写”或“篡改”。这种在殖民和后殖民语境中形成的归化翻译规范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帝国征服希腊时的文化掠夺。韦努蒂认为,这种不尊重出发文化、压制文化差异的归化翻译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行径,是针对出发文化的我族中心主义的施暴行为。
3.翻译中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同样是一种信念,认为某一群体的全体成员拥有某一共同的遗产,如文化、语言、历史、意识形态、遗传或种族背景等等,同时认为:(1)那些不具备这些特征的“群体内成员”应该被清除、放逐或剥夺其投票及其他权力;(2)所有外国的影响,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有害的,理应抵制;(3)任何种族、人种、文化或语言的混合或杂合都是不纯洁的,理应清除。
如此定义的民族主义,其实也就是我族中心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的同义词。具有民族主义情节的译者和学者希望在翻译中保持民族语言文化价值观的纯洁性,对与本土语言文化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外来语言文化因子多持否定态度。在翻译实践中,民族主义的翻译观往往体现为归化主义,是一种变态的文化自恋。
四、后殖民语境下建立翻译伦理的重要性
翻译伦理学的宗旨是建立跨文化交往活动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种以承认文化差异性并尊重异文化为基础,以平等对话为交往原则,以建立良性的文化间互动关系为目的的构想。
伦理是人际关系中的道德规范。交往活动是主体间性的,即社会性的,所以交往伦理是人类交往行动中的道德规范,而翻译伦理学则是跨文化交往活动中的道德规范。
翻译伦理是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或称作商谈伦理学而提出来的。交往伦理学是社会交往中的一种道德规范,它用来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使交往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翻译活动是跨文化的交往,为了使文化之间进行健康的交流,更需要有道德规范的制约。我们看到在后殖民主义时期有一段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在冷战结束后,原来的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让位给了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现象还十分严重。一些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排斥或同化是普遍现象。在翻译领域中也有十分明显的趋势。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强劲的势力或隐或显地影响着西方译界,而边缘文化在中心文化的强大的权力话语面前显得十分软弱,甚至患上失语症。这不仅反映在翻译的数量与质量上,而且表现在译者对待异文化的态度上。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暴力政治,即“东方主义”、“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存在,也使得翻译伦理的建立变得更为迫切。
因此,在翻譯活动这种跨文化的对话中,道德与伦理的制约就显得重要了。要进行文化之间平等对话和交流,翻译伦理学应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1]龚群.道德乌托邦的重构——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哈贝马斯,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3]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出版社,1989.
[4]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6]吕俊.翻译研究:从文本理论到权力话语[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
[7]吕俊.翻译研究:走过解构通向交往——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对翻译学的建构意义[M].外语与外语教学.
[8]吕俊,侯向群.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9]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关键词: 后殖民翻译理论 “暴力政治” 翻译伦理
一、后殖民翻译研究概况
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该理论从后殖民视角反观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平等对话,进而否定传统翻译理论中关于语言平等、文化平等这类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论预设,最终否认追求意义对等或语义等值的翻译理想。后殖民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先导,借助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后殖民主义最直接的理论基础是解构主义、阐释学、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和新历史主义。尼兰贾娜说:“所谓后殖民图景指的是百家争辩、竞相解释或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对称和不平等的关系……作为一种实践,翻译建构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力关系。”
近年来,随着后殖民主义思潮逐渐渗入翻译理论界,许多英美翻译理论家开始对蕴涵于翻译文本的权力差异和历史语境予以关注和重视,着手研究翻译与帝国、翻译与文化身份、翻译与殖民主义霸权之间的历史共谋关系等热点问题。例如,1997年,著名的美籍芬兰裔翻译家道格拉斯·罗宾逊出版了《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阐释》;1999年,美籍爱尔兰裔比较文学教授玛利亚·铁木志科出版了《后殖民语境的翻译:早期爱尔兰文学的英译》,英国著名的翻译学者苏珊·巴斯内特和印度新德里大学的英语教授哈里什·特里维德合编了一部论文集《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2000年底,加拿大翻译学者雪莱·西蒙和保罗·圣皮埃尔合编了另一部关于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论文集《改变术语:在后殖民时代的翻译》,等等。这些论著直接关注和审视后殖民理论与翻译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探索翻译在欧洲文化中心论和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建构和解构过程的作用,强调翻译的文化和政治功能,基本上代表了当代西方翻译界的最新理论探索。
二、后殖民翻译理论与传统翻译理论的比较
传统翻译理论的结构主义范式,只关注于语言内部结构与构成规律,缺少对语言系统外部的关注,即只重视内部语言学而不重视外部语言学,所以许多与翻译内部有关的因素或领域被忽视或有意排斥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使得我们对翻译中的诸多因素予以排除,使翻译研究置于一种天真的假设前提之下。这种假设的前提是:翻译是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与影响的真空条件下进行的;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是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对话的;作者与译者是完全价值中立的;语言是透明的,意义是通过语言规律设定的,所以译文与原文是完全可以达到等值的。这些论点使得翻译研究者在翻译研究中形成了一些盲点,也产生了一个误区。这些盲点是研究者从来不注意翻译活动中产生很大影响,甚至起制约作用的若干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文化传统、道德伦理等因素,也没有考虑翻译活动发生的场所和文化语境。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始终没有纳入过翻译研究者的视野,因此他们必然走入一个误区:矢志不渝地追求译文对原文的“忠实性”、译文与原文的“等值性”。尽管多年来这一目标一直在被追寻中,可又总是那么虚无缥缈,使得翻译之中有许多现象难以解释,理论与事实不断发生激烈碰撞,甚至是冲突或矛盾。
与传统翻译理论的结构主义范式不同,后殖民翻译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是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生成后对目标文化的颠覆作用,通过追问译本与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对译文偏移处进行考古式的文化发掘,揭示译本生成的历史条件与权力关系,以及翻译暴力的隐喻性存在。这正是传统结构主义翻译理论的文本静态对比分析的盲点。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對话的产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视角是把翻译活动同置于它所生的真实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中。与此相比较,语言学的翻译研究则更像是在实验室里真空环境下对翻译文本作切片实验。我们不否认实验室数据的科学性和必要性,但常识也告诉我们,那样的数据并不能揭示翻译这种极其复杂的“文化政治实践”的全貌。除了实验,成熟的科学研究还需要进行实地考察。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方法论要求对翻译实践进行文化考古式的实地考察,并发现了影响翻译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权力差异,从而证明了“语言学实验室”里的翻译研究关于“文化平等”和“语言平等”的理论预设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
三、后殖民背景下翻译的“暴力政治”体现
对于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行为我们关注的是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两种文化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平等的对话,进而否定传统翻译理论中关于语言平等、文化平等这类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论预设,最终否认追求意义对等或语义等值的翻译理想。后殖民语境中翻译的“暴力政治”主要体现在翻译中的“东方主义”、“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
1.翻译中的“东方主义”
“东方主义”本质上是西方试图制约东方而制造的一种政治教义,是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系统,始终充当着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根据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我们可以看出,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翻译是东西方之间不平等的对话和交流。那意味着帝国的一言堂,意味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文化侵略和精神控制。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语言学派译论所迫求的等值在后殖民学者眼里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妄想。这种东方主义范式深深影响着翻译的语言学与符号学层面,强行撒播着它自身的概念框架。这种东方主义的翻译观充满着强烈的征服者色彩。
2.翻译中的“欧洲中心主义”
“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萌芽于欧洲并通过殖民活动向世界各地传播的信念。根据这一信念,欧洲是全球的中心,世界的其他地方是它的边缘。
“欧洲中心主义”实际是“我族中心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欧洲中心主义”主导下的翻译实践以帝国主义掠夺式翻译为特征,其典型表现是在翻译中以我族意识形态或语言文化价值观为中心,在有选择地译介异族文本时,写入本土的主流语言文化价值观,从而压制原文充满文化异质成分的话语,造成“改写”或“篡改”。这种在殖民和后殖民语境中形成的归化翻译规范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帝国征服希腊时的文化掠夺。韦努蒂认为,这种不尊重出发文化、压制文化差异的归化翻译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行径,是针对出发文化的我族中心主义的施暴行为。
3.翻译中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同样是一种信念,认为某一群体的全体成员拥有某一共同的遗产,如文化、语言、历史、意识形态、遗传或种族背景等等,同时认为:(1)那些不具备这些特征的“群体内成员”应该被清除、放逐或剥夺其投票及其他权力;(2)所有外国的影响,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有害的,理应抵制;(3)任何种族、人种、文化或语言的混合或杂合都是不纯洁的,理应清除。
如此定义的民族主义,其实也就是我族中心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的同义词。具有民族主义情节的译者和学者希望在翻译中保持民族语言文化价值观的纯洁性,对与本土语言文化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外来语言文化因子多持否定态度。在翻译实践中,民族主义的翻译观往往体现为归化主义,是一种变态的文化自恋。
四、后殖民语境下建立翻译伦理的重要性
翻译伦理学的宗旨是建立跨文化交往活动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种以承认文化差异性并尊重异文化为基础,以平等对话为交往原则,以建立良性的文化间互动关系为目的的构想。
伦理是人际关系中的道德规范。交往活动是主体间性的,即社会性的,所以交往伦理是人类交往行动中的道德规范,而翻译伦理学则是跨文化交往活动中的道德规范。
翻译伦理是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或称作商谈伦理学而提出来的。交往伦理学是社会交往中的一种道德规范,它用来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使交往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翻译活动是跨文化的交往,为了使文化之间进行健康的交流,更需要有道德规范的制约。我们看到在后殖民主义时期有一段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在冷战结束后,原来的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让位给了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现象还十分严重。一些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排斥或同化是普遍现象。在翻译领域中也有十分明显的趋势。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强劲的势力或隐或显地影响着西方译界,而边缘文化在中心文化的强大的权力话语面前显得十分软弱,甚至患上失语症。这不仅反映在翻译的数量与质量上,而且表现在译者对待异文化的态度上。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暴力政治,即“东方主义”、“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存在,也使得翻译伦理的建立变得更为迫切。
因此,在翻譯活动这种跨文化的对话中,道德与伦理的制约就显得重要了。要进行文化之间平等对话和交流,翻译伦理学应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1]龚群.道德乌托邦的重构——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哈贝马斯,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3]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出版社,1989.
[4]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6]吕俊.翻译研究:从文本理论到权力话语[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
[7]吕俊.翻译研究:走过解构通向交往——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对翻译学的建构意义[M].外语与外语教学.
[8]吕俊,侯向群.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9]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