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因为误诊而偶遇死神，曾经为了做酒吧歌手而砸掉自己的铁饭碗，曾经开餐厅、卖电器，步入商界成为老板，曾经为了梦想而出音乐专辑，最后依旧干起了老本行——演员。
　　罗大佑有一句歌词：“斩去我那万能的双手给我一对翅膀，去掉那世界缤纷的色彩给我一个黑白。”已进不惑之年的吴秀波不爱去做梦了，在生活里，他脚踏实地。
　　上世纪80年代，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的吴秀波被很多单位看中，并最终成为中国铁路文工团的演员。但这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对于他来讲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终点。骨子里对音乐的执著加上对无拘无束生活的向往，“铁饭碗”不是能拴住他的缰绳。“当年的环境让我很难适应，因为团里安排的演出大多都是宣传色彩浓重的作品，影视剧也大多虚假、浮躁。由于对这些创作的不满，我便到歌厅去唱歌，通过演唱我才可以愉悦他人、愉悦自己。因为自己的演唱与团里安排的工作发生冲突，我在团里受到了处分。”
　　在那个铁路迅猛发展的年代，吴秀波经常随单位演出。时间久了，歌厅走穴与单位演出的撞车让他经常颠倒日夜，常常无法爬起床赶火车。有一次吴秀波又因为迟到被团长惩罚写检讨，并被命令到总团诵读。检查仅仅是走过场，几天后他又起晚了。看着团长憋得发紫的脸，吴秀波说：“您什么都别说了，我辞职。”他从一个部级单位的正式职工彻底变成了自由职业者。“我当时的心态就是，工作带来多少收益并不重要，关键是它能否给我带来乐趣。”
　　除了唱歌，他也做过不少赔本的生意。由于性格的原因，吴秀波仗义的后果只有疏财，交际应酬买单的总是“吴老板”。玩着干着，几年过去了，吴秀波的生意雷声大雨点小，没赚到什么钱。眼看年过三十岁，显然没脸再去歌厅混了。“那时候我觉得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最大的敌人不是饥饿，是无望。我从小最想去的地儿是大工厂，或者是做医生。我想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父母有意义的人，但其实我一直都不具备这种能力。我需要表达我自己，表达自己的感受，我希望我说出来的话哪怕再小声也有人听。”三十岁时他发现，不但没有人听他说话，甚至连养活自己都做不到。在社会上磨砺多年后，他不得不干起了老本行——演戏。
　　“回来后的前几年像挤公交车，唯一的想法就是千万别把我挤下去。如果有超过一个星期在家里待着，我会非常恐惧。演员的失业是随时随地的，一个月签不到合同，对一个成名的演员来讲没有关系，但是对一个无名演员，你可能会就此失业一辈子。”吴秀波回忆道。
　　拍一场发火的戏，吴秀波把自己的手拍骨折了。有人送这时的吴秀波外号“吴疯子”。银幕上令观众拍手叫好的角色背后，吴秀波拼了命“较真儿”。
　　2010年年末，一部《黎明之前》的谍战剧成就了走了又回来的吴秀波。与几年前那个“只求碗饭吃”的自己相比，吴秀波的头顶上多了一个光环——偶像。冰火两重天的境遇让他备感不适，“多年来习惯了不被注意，安静地观察发生的事，忽然间所有的人都在跟你打招呼”。
　　与做明星相比，吴秀波更愿意单纯地做演员。在他看来，明星叫做娱乐主体，演员叫做娱乐载体。“所谓的娱乐主体就是他不演戏，他结婚离婚，他今天骂个人，一样能达到娱乐你的效果。而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娱乐载体，如果电视剧能娱乐你的话，你给我一个角色，我至少让你看到这个角色不会后悔。”
　　“演戏真的是一个永远的长距离的跨栏跑步，有翻不完的障碍，不像爬一座山，爬到了顶上可以停下来。”做偶像不轻松。
　　理想与现实，演员与角色，像是一对孪生兄弟，但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游走于这两界之间，找到平衡点，对于一个演员来讲并不简单。“每一个演员在塑造角色的时候，都或多或少会把自己心里的某些个性遗留在角色身上。但是角色不是演员，演员也绝不是角色。每天拍戏之前，发型师和造型师要帮我弄头发，整理衣服，摄影师要把我拍得看起来更帅气，但那都不是真实的我。” 他要求自己投入角色，但不能拔不出来。
　　吴秀波用“戏子”这个敏感的字眼解释自己的职业：戏子就是戏的孩子。“戏给我温饱，让我快乐，像我的父母，像我的爱人，也像我的孩子。在它身上，我得到的东西太多，我感恩，所以我需要认真面对它。在我觉得能报答它以前，不会再有别的诱惑能让我改变生存方式。”
　　吴秀波并非那种事事争先、标榜自我的文艺工作者。“我在现实中干什么都不是很利落，不善于跟人交流。现在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爬上火车的蜗牛，火车飞快，所有的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以为是我跑得这么快，其实我还是那只蜗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