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管理思想不断向追求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演进。管理的工具和方法也更为精确，但是我们依然没有完全摆脱经济的波动与萧条，应对危机依然是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
　　在理想化的理性人假设无法对危机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对人的非理性行为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2001年以来，已有四位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分别是乔治 ·阿克洛夫、丹尼尔 · 卡尼曼、罗伯特 · 席勒和理查德 · 泰勒。


　　阿克洛夫和席勒认为，危机的产生源于人们失去了信心，人们行动的依据是那些他们确信正确的东西。在好的年景，人们有信任感。他们自发地作决策，并本能地相信自己会取得成功，而当每个人都这样做时，资产的价值就会升高，而且可能还会继续上涨。只要人们保持信任感，他们的冲动就不会显现出来。一旦信心消散，人们决策的冲动就暴露无遗。这種行为称之为动物精神。
　　泰勒的研究更进一步揭示了这个观点，他的研究发现，人们对财富和损失的效用符合图1所示的效果，人们喜欢收益、厌恶损失，并且当财富损失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损失的厌恶会远远超过对获取收益的满足，因此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人们更加倾向于保守的方式保护财产，而不去做有可能带来损失的创业或投资，所以我们常常难以从衰退中恢复过来。
　　既然找到了原因，学者们自然提出了应对之道。阿克洛夫和席勒认为，不理性的动物精神存在于人的行为之中，政府需要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衰退期引导人们恢复信心，在繁荣期避免因经济过热而造成资本的过度涌入。泰勒则希望政府能够以符合人们心理账户、风险厌恶等行为特点，设计具有诱导性的机制，“助推”人们自发追求良好的目标。
　　部分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政策尝试，在实践中已取得成效。但我们也应注意，随着我们对人性更深刻的洞察，如果这些发现被误用，也同样会带来不小的危害。本刊2017年8月刊策划的封面专题《“瘾”者时代》中《当成瘾遇上理性》一文，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我们生活中多种常见的“成瘾”行为，实际上是商家设计的巧妙的行为机制所利用而造成的。最近脸谱网（Facebook）操纵民意的行为，更加让人担忧技术被误用所带来的危害。
　　随着我们掌握的理论愈发深刻、技术愈发先进，未来是否会变得更好？这可能不仅仅是技术、法律的问题，还需要道德、责任的约束。最后，本文以吴敬琏教授为中欧校友的寄语作为对未来的期待：“中欧致力于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商业领袖，中欧人在市场化改革道路上积极倡导践行企业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