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理国故”到“国故整理”——九一八后中国学术研究的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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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引发了学术界对兴起于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反思,认为那种为了"捉妖""打鬼"的"整理国故",不利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树立,于是开始从"整理国故"转向"国故整理",即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掘、阐释和弘扬,来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抵御日本的侵略,建设民族新文化,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九·一八"后,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热潮。如果说文化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自信力的话,那么,研究历史的目的则是为了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服从或服务于反对日本侵略斗争的需要。当时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重视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通史的研究。除了重视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通史的研究外,另一个重要趋向是对边疆史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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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重建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面对当时对外贸易极为衰败、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困境,主动发起召开全国对外贸易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振兴外贸的提案,并提出了具体实施方案,受到媒体与各界的肯定,被誉为"我国空前的盛举",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通过的议案未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付诸实施,因而本次会议不可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
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文献记载及其传播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传承方式,如何利用系统的或碎片化的文献重建历史并解读其意义,当见研究者的思想动机及其历史书写。文献传播涉及承载文献的文化空间,文献传播与传统意义上的人际传播整合更有其功用。从文献到文献传播实际上意味着学术研究价值取向的重要转向。就史学而言,当下媒介化社会省思文献传播的学术研究意义尤有价值。由于传媒技术的发展,如今人们从事学术研究,从文献传播到资讯内容的获取,较之以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16年秋季,本刊与安徽大学“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合办的“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学界文化史研究、社会史研究相继兴起,随后出现了二者“共生共荣”的态势(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第13-23页)。90年代之后,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学界以消费和娱乐为取向的大众文化研究开始崛起,原本主流文化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研究视阈也日渐开阔。
学术史和大学史有紧密联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学术史是以学术演进历程为研究对象的领域,而学术演进既体现在内在要素的发展上,又倚赖外在因素的支撑上,所以学术史就不单是研究学者精神层面的东西,同时也包括许多制度层面的、物质层面的因素。具体而言,学术史是要通过研究学者和学术著作、学术传承的状况以及学术制度、学术组织、学术投入等的演进,“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总结学术发展趋势和研讨各类相关问题。
《元史·礼乐志》中收录有两套释奠乐章:一为实用乐章,共16章,史家以为“皆旧曲”;一为备用乐章,元人撰作而未及使用,共11章,存9章,“阙”2章。明人指出,实用乐章之“旧曲”系沿用宋大晟府释奠乐章而来。清人察觉到大晟府乐章是14章,与实用乐章16章之数不符,从而断定所多2章为元人增撰;并且从元代这两套乐章间找到“巧合”,得出实用乐章较大晟府所多2章就是备用乐章所缺2章的结论。可是,如果把问题放到元代祭孔礼仪演变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就会发现,《元史》备用乐章11章之数及所谓缺2章的记载本已失误,清人据此辗转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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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叶青于1928年年底到成都,与其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相一致,继续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理论以及中西文化问题等,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和评判。1930年冬,他到上海参与创办左翼出版机构辛垦书店,并从此"专心学术",提出了一系列哲学观点。但随着局势的发展,他的学术与政治立场逐步偏离中共,而与国民党逐步接近。他在从宣传马克思主义到最终成为国民党理论家的过程中,其学术与政治立场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英国政治、经济的转轨时期,也是英国智库发展的"第二波",涌现出经济事务学会、政策研究中心、亚当·斯密研究所等诸多智库。就成立缘由、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而言,这些智库兼具时代特征与自身特色。它们以各自的理念和实践方式,与政府、政党以及公众展开辩论与互动,形成的研究成果和营造的意见氛围,对政府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透过智库自身话语中夸大的炫耀成分,智库的真实影响并非如想象中那么具有关键性,反而呈现出意识形态色彩强烈、影响"外围"化、为政策失败承担责任等多重侧面。产生或壮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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