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家里的汽车尾号限行，于是乘地铁上下班。每周一天绿色出行，也还不错，可以和先生一同乘坐公交地铁。晚上下班前和先生约定在地铁六号线朝阳门站的车尾几节车厢处汇合，他会在进地铁东单站时打电话给我。我放下电话，整理好办公桌，关闭电脑从容下楼，走出单位过一个过街天桥即可到地铁六号线朝阳门站口，这样，我们两人到达约定地点的时间差不多。我若早到站台，排在临门位置可以看到到达列车内的他，他一个招手，不用下车，我上车即可汇合。他若早到达，则下车在站台等我一会儿，然后一起坐下一班车。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按这样的约定下班回家。
　　今天到达朝阳门站台，站台上没有他。我认为比他到达早，悠闲地等。已经过去了三班列车，估计一下时间，有些超过预计，心里难免猜测，还是打个电话确认一下情况比较稳妥。电话那边的他说还有一站就到。下一列车，我随人流进入他所在的那节车厢，车厢内人不算太多，达不到挤的程度，所以可以对面而站，可以看清他的脸。
　　我问他，怎么延误时间了？他的表情无异，但却幽幽地回答，他在东四站台上等我，过去了三班车才恍悟，我们的约会站是朝阳门站。他的回答和我的猜测一致。他有些郁闷：原本进地铁口前已经在大脑中确认好乘车路线，怎么就从东四下车了呢？而且是三班车走过才反应过来。看到他无奈不开心的样子，我逗他：“等你老了，得了老年痴呆，走失了，我到东四站找你，你一定在那里。”他被逗笑了。
　　上世纪70年代生的我们，寒暑假享受的是真正的假期，没有学习压力。记得那是小学低年级暑假的一天，在家附近和小伙伴疯玩，邻居家的一位大姐姐看我无事可做，或者是为了她解闷，要带我去她做工的工地玩。这位大姐姐也就高中刚毕业的样子，高高的个子，面目和善。这家邻居好像和我家是远房亲戚，小时候只听大人说起，但理不清复杂的亲戚关系。当时只是瞬间在大脑中反射了两条：一是大姐姐是邻居，而且还是亲戚，结论是可以和她去玩。具体在工地怎么玩的已经记不得，只记得返回家已经是傍晚，家人还没吃晚饭。爸妈只是问我大半天去了哪里，怎么没有告诉家人一声，表情和语气都算不上责备。可我知道，我让家人担心了。越是长大，越是觉得当年的年少无知和粗枝大叶，如若放在今天，我可能会是被拐卖的儿童之一，有着怎样的凄惨人生，不敢放任想象。
　　不久前有朋友发图文，呼吁凡见到手臂上戴有黄色腕带的老人，请拨打上面电话，告知其家人。他们是患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家公当年就是老年痴呆症患者，得病后连最亲最疼的独子都不能认得，家人自然緊紧看守，不让他独自出门。他见人只会嘿嘿笑，完全没有了原来的桀骜不驯，温顺胆小得像个胆怯的孩子。到病重时，不仅是触觉逐渐丧失，连最简单的思考思维都停止了，仿佛只是个会呼吸的单细胞生物体，又像一片秋风中随时会被吹走的干枯树叶。窗外春天萌动的喜悦和秋日的悲凉对他来说都如月球上的永恒尘埃，不用主动和被动感知星落斗移和太阳的灼热。从这个角度看，家公是幸福的，如初生婴儿般被呵护，也不用再为凡尘杂事烦恼。家公同时也是幸运的，那个年代没有黄色腕带，但在家人的悉心照料和看护下，没有走失过。
　　我们也很幸运，年少没有走失，年轻时有爱人和朋友相伴，希望年老时能享天伦之乐，也还能一直认得儿孙，握着他们的手在祝福声中告别。
　　走出地铁口，先生拉着我的手，打上一辆出租车。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的，没有刻意，他潜意识里已经认定拉住手是最放心和最安全的，所以我不会走失。即便是他走失了，他也会回到我们最早的约定地点，因为东四站是我们家住海淀时我俩约定同乘车的地点，多年来，这一站已经不是记忆，而已经成为基因中的某个符号。有今天这样的错误不见得是坏事，至少让我知道他，无论记不记得何物时，无论记不记得何方时，东四站他不用思考和记起便可以到达。他也还可以像今天表情无异地等，不用掩饰可有可无的低落，我会不加猜测，毫不犹豫地去东四站找他。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