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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的一个清晨，一个男青年拿着一个布包来到京城琉璃厂的荣宝斋，要求卖掉布包中的物品。店员打开包裹一看，顿时惊呆了：在这个破布包裹里，共有字画30余件，虽鱼龙混杂，却有李公麟的《三马图》题跋、北宋范仲淹《师鲁二札》的残缺部分等国之重宝，另外宋代书法名家米芾的《苕溪诗帖》也赫然在列，只此一件便可称之为稀世珍品。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襄阳居士，世人多称之为“米南官”，因其书法风格体现癫狂孤傲之个性，故与唐代大书法家张旭享有“张狂米癫”之称。米芾工楷、行、草、篆、隶诸种书体，尤以行书成就最高，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四家”。那么，米芾的《苕溪诗帖》是怎样一件法书墨宝呢?
由《苕溪诗帖》落款可知，该帖是米芾于北宋元祜三年(1088年)8月8日所书，当时作者正值38岁壮年，也是其书法艺术日益精进渐趋大成之时。是年，他接到吴兴(今浙江湖州)太守林希的邀请，于是乘兴将自己漫游常州、无锡、宜兴、苏州等地所写的六首五言律诗抄录在一张澄心堂素笺上，以便带到吴兴“呈诸友”共享，这就是《苕溪诗帖》的诞生。
《苕溪诗帖》一面世便受到世人追捧，数十年后又被南宋绍兴内府收藏。其后，历经元明清三朝的鲜于枢、李东阳、项元汴及乾隆皇帝等人鉴藏。直到末代皇帝溥仪逊位时，他利用北洋政府所给“清室优待条件”之便利，竟将包括《苕溪诗帖》等清官所藏千余件书法名画偷盗出官，后携至东北长春藏在伪满洲国的皇宫小白楼中。
后来伪满洲国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战败而彻底覆灭，珍藏在小白楼中的法书名画遭到兵匪抢劫。从此，《苕溪诗帖》等诸多古代书画珍品散佚民间，成为炙手可热的“东北货”，但《苕溪诗帖》的踪迹始终不为人知。
据荣宝斋的老人侯恺、郑茂达、米景扬等回忆，具体接待那位男青年的人一个叫王大山，一个是营业科的副科长田宜生，都是在荣宝斋干了多年的人。当时他们就问这个青年，这东西你打算卖多少钱。这个青年说，给我1500元行吗?店员们心里清楚，这可不是1500元的东西，可是也不好挑明，只能说，你看这样好不好，现在快中午了，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再商量好不好?
为了进一步确认这批文物的真伪，判断它们的实际价值，荣宝斋迅速向国务院、文化部和在京的文物鉴定专家汇报，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激动不已。
米景扬回忆说，那天我一到店里，看到大家都非常紧张。我说怎么回事，买着宝贝了?这个时候，门口来了很多辆汽车。当时文物局的局长张葱玉、副局长王冶秋等领导都来了。荣宝斋经理侯恺回忆说，当时来了好多人，就在我的办公室，那气氛很紧张的。
荣宝斋资料室的专家郑茂达回忆说，这批东西都是国家之重宝，是没法用金钱来衡量的。那个青年要价1500元钱，跟这批东西的实际价值相差太远，在当时，就是给他一万五千元、十五万元也不为过。如果拿到现在的拍卖市场去拍卖，至少得值几千万元。但是经验告诉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给多了，给多了会使卖主产生很多想法，甚至把他吓跑，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把这青年稳住，把东西留下来。他们觉得对方要价1500元，还他1400元比较合适，因为这样比较接近他的要价，比较自然。下午3点之后，那个青年按时来到荣宝斋，他二话没说就接受了荣宝斋1400元的还价，办完手续点了钱就走了。
当时的荣宝斋经理侯恺觉得，这么多重要的文物能保存下来，是给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1400元和实际价值相差悬殊，相当于捐献了。所以他报请当时的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希望能给予那个青年奖励，但由于那青年留下的地址不详，以及紧接着的“四清”运动和十年浩劫，使这件事竟成了一桩悬案。
著名文物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对此事曾说过这样一番话：“这批文物虽然大多都为残片，但每一件都是国宝级文物。由此可以看出，若无相当的文物鉴赏能力，是决然作不出这种选择的，在这个青年背后一定还有更加神秘的人物。”
1996年3月30日，哈尔滨《新晚报》记者寻访到那个青年丁心刚及其母亲孙曼霞，终于解开了重重谜团。
孙曼霞老人介绍了当年卖画的缘由：她的丈夫丁征龙，早年曾留学德国和法国，卢沟桥事变后回国，在张学良北京办公处工作。1945年9月8日，他告别妻子，与朋友骆大昭、王学武一起去长春看望同学和老师。时值日本投降不久，长春街上许多小摊贩手里都有从伪满故宫流散出来的文物。丁征龙懂得这些古物的价值，花钱买下了一批字画和字画碎片。
9月20日，孙曼霞在营口听到了不幸的消息：有人在营口附近的铁路边发现了她丈夫的尸体。原来，与丁征龙同行的骆大昭见到古画红了眼，暗起贼心，于9月20日，在搭乘货运列车回营口的路上将丁征龙杀害，夺走了字画。孙曼霞当即告发骆大昭的罪行。骆大昭在铁的事实面前供认不讳。在枪毙骆大昭那天，孙曼霞终于拿回了那批字画和丈夫的遗物。
转眼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孙曼霞日渐感到这些字画长期放在家里不是办法，万一有个闪失，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死去的丈夫。最终她下定决心，为它们寻找一个更为妥善的去处，于是交待儿子带着字画前去北京。
这就发生了20世纪60年代哈尔滨青年向荣宝斋捐献文物的一幕。而荣宝斋则把这批国宝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为它们寻得了最终归宿。
(责任编辑／亚闻)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襄阳居士，世人多称之为“米南官”，因其书法风格体现癫狂孤傲之个性，故与唐代大书法家张旭享有“张狂米癫”之称。米芾工楷、行、草、篆、隶诸种书体，尤以行书成就最高，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四家”。那么，米芾的《苕溪诗帖》是怎样一件法书墨宝呢?
由《苕溪诗帖》落款可知，该帖是米芾于北宋元祜三年(1088年)8月8日所书，当时作者正值38岁壮年，也是其书法艺术日益精进渐趋大成之时。是年，他接到吴兴(今浙江湖州)太守林希的邀请，于是乘兴将自己漫游常州、无锡、宜兴、苏州等地所写的六首五言律诗抄录在一张澄心堂素笺上，以便带到吴兴“呈诸友”共享，这就是《苕溪诗帖》的诞生。
《苕溪诗帖》一面世便受到世人追捧，数十年后又被南宋绍兴内府收藏。其后，历经元明清三朝的鲜于枢、李东阳、项元汴及乾隆皇帝等人鉴藏。直到末代皇帝溥仪逊位时，他利用北洋政府所给“清室优待条件”之便利，竟将包括《苕溪诗帖》等清官所藏千余件书法名画偷盗出官，后携至东北长春藏在伪满洲国的皇宫小白楼中。
后来伪满洲国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战败而彻底覆灭，珍藏在小白楼中的法书名画遭到兵匪抢劫。从此，《苕溪诗帖》等诸多古代书画珍品散佚民间，成为炙手可热的“东北货”，但《苕溪诗帖》的踪迹始终不为人知。
据荣宝斋的老人侯恺、郑茂达、米景扬等回忆，具体接待那位男青年的人一个叫王大山，一个是营业科的副科长田宜生，都是在荣宝斋干了多年的人。当时他们就问这个青年，这东西你打算卖多少钱。这个青年说，给我1500元行吗?店员们心里清楚，这可不是1500元的东西，可是也不好挑明，只能说，你看这样好不好，现在快中午了，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再商量好不好?
为了进一步确认这批文物的真伪，判断它们的实际价值，荣宝斋迅速向国务院、文化部和在京的文物鉴定专家汇报，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激动不已。
米景扬回忆说，那天我一到店里，看到大家都非常紧张。我说怎么回事，买着宝贝了?这个时候，门口来了很多辆汽车。当时文物局的局长张葱玉、副局长王冶秋等领导都来了。荣宝斋经理侯恺回忆说，当时来了好多人，就在我的办公室，那气氛很紧张的。
荣宝斋资料室的专家郑茂达回忆说，这批东西都是国家之重宝，是没法用金钱来衡量的。那个青年要价1500元钱，跟这批东西的实际价值相差太远，在当时，就是给他一万五千元、十五万元也不为过。如果拿到现在的拍卖市场去拍卖，至少得值几千万元。但是经验告诉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给多了，给多了会使卖主产生很多想法，甚至把他吓跑，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把这青年稳住，把东西留下来。他们觉得对方要价1500元，还他1400元比较合适，因为这样比较接近他的要价，比较自然。下午3点之后，那个青年按时来到荣宝斋，他二话没说就接受了荣宝斋1400元的还价，办完手续点了钱就走了。
当时的荣宝斋经理侯恺觉得，这么多重要的文物能保存下来，是给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1400元和实际价值相差悬殊，相当于捐献了。所以他报请当时的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希望能给予那个青年奖励，但由于那青年留下的地址不详，以及紧接着的“四清”运动和十年浩劫，使这件事竟成了一桩悬案。
著名文物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对此事曾说过这样一番话：“这批文物虽然大多都为残片，但每一件都是国宝级文物。由此可以看出，若无相当的文物鉴赏能力，是决然作不出这种选择的，在这个青年背后一定还有更加神秘的人物。”
1996年3月30日，哈尔滨《新晚报》记者寻访到那个青年丁心刚及其母亲孙曼霞，终于解开了重重谜团。
孙曼霞老人介绍了当年卖画的缘由：她的丈夫丁征龙，早年曾留学德国和法国，卢沟桥事变后回国，在张学良北京办公处工作。1945年9月8日，他告别妻子，与朋友骆大昭、王学武一起去长春看望同学和老师。时值日本投降不久，长春街上许多小摊贩手里都有从伪满故宫流散出来的文物。丁征龙懂得这些古物的价值，花钱买下了一批字画和字画碎片。
9月20日，孙曼霞在营口听到了不幸的消息：有人在营口附近的铁路边发现了她丈夫的尸体。原来，与丁征龙同行的骆大昭见到古画红了眼，暗起贼心，于9月20日，在搭乘货运列车回营口的路上将丁征龙杀害，夺走了字画。孙曼霞当即告发骆大昭的罪行。骆大昭在铁的事实面前供认不讳。在枪毙骆大昭那天，孙曼霞终于拿回了那批字画和丈夫的遗物。
转眼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孙曼霞日渐感到这些字画长期放在家里不是办法，万一有个闪失，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死去的丈夫。最终她下定决心，为它们寻找一个更为妥善的去处，于是交待儿子带着字画前去北京。
这就发生了20世纪60年代哈尔滨青年向荣宝斋捐献文物的一幕。而荣宝斋则把这批国宝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为它们寻得了最终归宿。
(责任编辑／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