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5年底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努力，实现了“内战吟成抗日诗”的伟大转变。
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掉转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
东北军对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丢失东北有刻骨铭心之痛，对在西北执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命令持消极态度。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9至11月间，东北军在“围剿”红军的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中三战三败，损失兵力近三个师，近万名被俘。红军对被俘的东北军在生活上优待，在政治上对合作抗日晓之以理，使他们深受感动，普遍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失地。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与张学良关系比较密切的团长高福源，后来在红军和东北军之间发挥了很好的沟通作用。
在东北军打不过红军的形势下，毛泽东却向东北军伸去了合作抗日之手。11月26日，毛泽东致信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在痛陈东三省沦丧的历史教训后，指出：“东北军将领虽铸‘九一八’大错，然而今日者固犹是食中华之粟，践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固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丧！今与贵军长约：（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与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还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这是一种以抗日救亡为己任的大胸怀，这种大胸怀不可能不影响同样有抗日救亡心愿的东北军。
瓦窑堡会议之后，红军与东北军的友善往来越来越多了。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21名红军将领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就可以军心团结，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张学良对此信深有感触地对人讲：救国之路，只有“一条共产党的道路”。
毛泽东多次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表达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并先后派李克农与王以哲面谈，派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周、张会谈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目的是要使东北军成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东北军的纲领。又派以叶剑英为首的军事代表驻西安，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委派刘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常驻西安，加强与张学良的联系。
后来，毛泽东在做东北军工作的同时，希望张学良将中共的意见转告蒋介石，以实现国共合作抗日。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致张学良的信中写道：“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进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告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瓦窑堡会议前，毛泽东和彭德怀致信西北军首领即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国民党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同时，毛泽东还致信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信中说：“为今之计，诚宜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则敝军甚愿与虎城先生成立谅解，逐渐进到共建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中共中央派徐海东部政委汪锋把信送给杨虎城、杜斌丞。通过汪锋沟通了中共中央与杨虎城的关系。
瓦窑堡会议后，红军与西北军的联络也越来越多。1936年5月，双方谈判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十七路军等问题达成协议。此后，两军之间呈休战状态，未发生实际冲突。为加快西北大联合的步伐，8月13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张文彬作为中共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被杨虎城委任为少校秘书，从此更加强了双方的联系，中共与杨虎城的合作牢固地建立起来。 1936年10月，王炳南在上海经杜重远写信介绍会见张学良，在张、杨间做沟通工作。此后，张、杨消除了误会，增加了互信。毛泽东所希望的一致抗日的西北大联合，终于在红军、东北军、西北军间初步形成。
对围困陕甘红军的其他国民党军将领和地方实力派做工作
与此同时，对围困陕甘红军的其他国民党军将领，对地方实力派，毛泽东也是高举抗日救亡的民族大族，根据具体情况做细致的说服和联络工作。
以高桂滋为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驻守陕北绥德、米脂、清涧地区。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派代表与其谈判合作抗日。得知其赞同红军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提议，甚为高兴。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信高，提出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互相接济所需物资；互相建立机密通讯之联络；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并指出：“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居今日而言，抗日讨卖国贼，非有广大之联合战线不为功，此不但在国内者为然，即在国际者亦然。”“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
毛炳文、王均、朱绍良都是驻甘肃随时准备打红军的国民党军将领。1936年9月8日，毛泽东给这三人各写一信。在给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军总司令、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信中说：“十年酣战，随处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然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为鹬蚌者不亦危乎？”“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希望“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给其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王均写信说：“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如能与之相通声气，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两党合作之局既为时不远，双方前线宜尽可能减少冲突。”给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信中写道：“红军北上为抗日，此外悉无所求，先生断乎不可以恶意抗拒。”“以告甘南甘北部队，在贵军不过为己甚条件下，不与先生以困难。如先生赞同一致抗日之议，可随时派人与前线红军首长协商。”
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胡宗南是蒋介石派往陕北进攻红军的干将。毛泽东对其也竭力争取。1936年10月18日，毛泽东为徐向前起草的致胡信说：“黄埔一别，忽已十年，回念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迫，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亟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红军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实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力长寇焰也；如不见谅，必欲一战而后快，则敝方部队已有相当之准备，迫不得已当立于自卫地位给予必要之还击。敝方各军仅为抗日之目的而斗争，深愿与贵军缔结同盟，携手前进。”“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我全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当在今日。”
阎锡山是长期统治山西的实力派。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多次指出：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的帮助，我们要下大决心到山西。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当时阎处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中共多方的复杂矛盾中。毛泽东正确分析阎的处境，决定对其加强争取工作，把在山西尽早建立国共合作关系放在突出位置。1936年5月25日，他致信阎：“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通知阎说，红军俘虏的晋军第六十六师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弹药全部送还，并派彭雪枫、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其陈述中共抗日主张。这年秋，阎锡山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并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去牺盟会主持日常工作。中共利用牺盟会这一统一战线形式，成功地开辟了山西的抗战局面。
傅作义担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是绥远地方实力派。西安事变前的4个月中，毛泽东曾三次致信傅。第一次是8月14日：“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第二次是10月25日，信中赞傅是“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他说：“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他介绍红军主力的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还说：“兹派彭雨峰同志来绥，与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意见见教，并希建立直接通讯关系。”第三次是11月21日，他和朱德致电傅，祝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争一口气”，“红军抗日援绥，且具决心。”“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
宋哲元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是平、津一带的实力派。冀察政务委员会虽是适应日本要求建起的代理机关，但宋不甘愿当汉奸，表示了抗日的愿望。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宋，对国难当头的危急形势下宋表示的抗日愿望和改变对群众救国运动态度表示赞赏：“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如荷同意，即以张（经武）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还告诉宋：红军愿与其及山东韩复榘、绥远傅作义、山西阎锡山，“共组北方联合战线”。这一天，他还分别致信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天津市长张自忠、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呼吁组成抗日联合战线，并告以派同志前去拜谒，“乞赐接谈，如承不弃，予以具体进行办法”。
就这样，北方抗日联合战线进入了酝酿形成之中。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派代表与两广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等南方的地方实力派联络，转达中共的抗日主张，谈判双方联合事宜。9月22日，他致信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说：“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之阶段”，“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全国汹汹，抗日不成，实为南京当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认识与决心，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望能“督促批判，责其更新”。“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9月23日又致信李济深，希望他和李宗仁、白崇禧派遣政治上负责人员来陕能有专人常驻沟通情意：“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之仁人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容易达到目的的。”在南方所做的这些工作，也对促进国共联合抗日发挥了重要影响。 积极开展对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抗日工作
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与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联系。特别是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后，向各界人士写了许多书信，并一一附上这封致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9月8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希望邵看一看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信中引用《三国演义》“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话，提出国难当头，“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此后，邵对促成国共合作抗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9月18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对她一直坚持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的精神、真诚和共产党合作表示敬仰，希望她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发挥作用：“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帅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宋庆龄对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天，毛泽东还写信给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称赞他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我相信我们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国口号，必为诸位先生所赞同，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策。附上我们8月25日致国民党书，请求诸位先生予以审察，并以高见惠示我们。”这是对他们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的呼应，也是对今后工作加倍努力和扩大合作的希望。
9月22日，毛泽东致信学界领袖蔡元培，同样附上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信中希望蔡先生持抗日救国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偿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之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这天，毛泽东还接连写了三封信，致蒋光鼐、蔡廷锴，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致于学忠。致蒋光鼐、蔡廷锴信，不仅附上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还附上了9月中共方面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11月2日，毛泽东致信许德珩等教授：“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经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11月4日致信陈公培，提出“对内则化干戈为玉帛，对外则求一致之抗日”。12月5日致信爱国将领冯玉祥：“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针对蒋介石仍不急于停止内战，信中写道：“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诲，锡以圭针，敢不拜赐！敝方抗日救国纲领，具见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前曾遣人付上，谅承鉴察，有何评判，愿接高明。”
中共与爱国民主人士广泛交心、交往，促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社会氛围日趋浓厚。
努力影响蒋介石下抗日的决心
毛泽东从1936年2月就开始考虑改变抗日反蒋的口号。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周表示理解。双方约定：张学良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把蒋介石扭转过来。”也是在这天，毛泽东同彭德怀在致张闻天电中说：“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5月5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书，再次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书中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苏维埃区域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我们“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9月8日，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的口号。”
就在蒋介石亲临西北督“剿”红军时，10月26日，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等46人联名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虽然蒋先生声势汹汹，扬言聚歼红军，但我们认为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
但是，蒋介石没有悬崖勒马，继续“围剿”红军。11月，红军在甘肃环县山城堡战役中全歼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一个多旅，才使国民党军基本上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12月1日，毛泽东又同朱德、周恩来等19位红军将领率红军致信蒋介石，批评蒋“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之错误，希望蒋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这些举措虽未取得具体成果，却为以后两党之间的正式谈判，创造了重要条件。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
山城堡战役之后，蒋介石于12月4日抵达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红军。7日，张学良见蒋介石，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哭谏3个小时之久。但蒋介石拍着桌子说：“你现在就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张、杨只好商定，变哭谏为兵谏。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这样发生了。
怎样解决西安事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委派周恩来于17日到达西安，向张学良分析了西安事变如何处理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一个更好的前途。这样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张完全同意周的意见，12月25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国共两党都做了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出现了国共合作为抗日救亡而奋斗的新局面。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内战吟成抗日诗”，“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促成了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再次合作，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责编 孟红）
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掉转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
东北军对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丢失东北有刻骨铭心之痛，对在西北执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命令持消极态度。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9至11月间，东北军在“围剿”红军的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中三战三败，损失兵力近三个师，近万名被俘。红军对被俘的东北军在生活上优待，在政治上对合作抗日晓之以理，使他们深受感动，普遍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失地。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与张学良关系比较密切的团长高福源，后来在红军和东北军之间发挥了很好的沟通作用。
在东北军打不过红军的形势下，毛泽东却向东北军伸去了合作抗日之手。11月26日，毛泽东致信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在痛陈东三省沦丧的历史教训后，指出：“东北军将领虽铸‘九一八’大错，然而今日者固犹是食中华之粟，践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固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丧！今与贵军长约：（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与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还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这是一种以抗日救亡为己任的大胸怀，这种大胸怀不可能不影响同样有抗日救亡心愿的东北军。
瓦窑堡会议之后，红军与东北军的友善往来越来越多了。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21名红军将领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就可以军心团结，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张学良对此信深有感触地对人讲：救国之路，只有“一条共产党的道路”。
毛泽东多次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表达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并先后派李克农与王以哲面谈，派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周、张会谈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目的是要使东北军成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东北军的纲领。又派以叶剑英为首的军事代表驻西安，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委派刘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常驻西安，加强与张学良的联系。
后来，毛泽东在做东北军工作的同时，希望张学良将中共的意见转告蒋介石，以实现国共合作抗日。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致张学良的信中写道：“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进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告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瓦窑堡会议前，毛泽东和彭德怀致信西北军首领即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国民党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同时，毛泽东还致信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信中说：“为今之计，诚宜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则敝军甚愿与虎城先生成立谅解，逐渐进到共建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中共中央派徐海东部政委汪锋把信送给杨虎城、杜斌丞。通过汪锋沟通了中共中央与杨虎城的关系。
瓦窑堡会议后，红军与西北军的联络也越来越多。1936年5月，双方谈判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十七路军等问题达成协议。此后，两军之间呈休战状态，未发生实际冲突。为加快西北大联合的步伐，8月13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张文彬作为中共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被杨虎城委任为少校秘书，从此更加强了双方的联系，中共与杨虎城的合作牢固地建立起来。 1936年10月，王炳南在上海经杜重远写信介绍会见张学良，在张、杨间做沟通工作。此后，张、杨消除了误会，增加了互信。毛泽东所希望的一致抗日的西北大联合，终于在红军、东北军、西北军间初步形成。
对围困陕甘红军的其他国民党军将领和地方实力派做工作
与此同时，对围困陕甘红军的其他国民党军将领，对地方实力派，毛泽东也是高举抗日救亡的民族大族，根据具体情况做细致的说服和联络工作。
以高桂滋为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驻守陕北绥德、米脂、清涧地区。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派代表与其谈判合作抗日。得知其赞同红军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提议，甚为高兴。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信高，提出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互相接济所需物资；互相建立机密通讯之联络；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并指出：“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居今日而言，抗日讨卖国贼，非有广大之联合战线不为功，此不但在国内者为然，即在国际者亦然。”“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
毛炳文、王均、朱绍良都是驻甘肃随时准备打红军的国民党军将领。1936年9月8日，毛泽东给这三人各写一信。在给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军总司令、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信中说：“十年酣战，随处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然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为鹬蚌者不亦危乎？”“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希望“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给其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王均写信说：“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如能与之相通声气，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两党合作之局既为时不远，双方前线宜尽可能减少冲突。”给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信中写道：“红军北上为抗日，此外悉无所求，先生断乎不可以恶意抗拒。”“以告甘南甘北部队，在贵军不过为己甚条件下，不与先生以困难。如先生赞同一致抗日之议，可随时派人与前线红军首长协商。”
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胡宗南是蒋介石派往陕北进攻红军的干将。毛泽东对其也竭力争取。1936年10月18日，毛泽东为徐向前起草的致胡信说：“黄埔一别，忽已十年，回念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迫，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亟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红军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实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力长寇焰也；如不见谅，必欲一战而后快，则敝方部队已有相当之准备，迫不得已当立于自卫地位给予必要之还击。敝方各军仅为抗日之目的而斗争，深愿与贵军缔结同盟，携手前进。”“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我全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当在今日。”
阎锡山是长期统治山西的实力派。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多次指出：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的帮助，我们要下大决心到山西。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当时阎处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中共多方的复杂矛盾中。毛泽东正确分析阎的处境，决定对其加强争取工作，把在山西尽早建立国共合作关系放在突出位置。1936年5月25日，他致信阎：“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通知阎说，红军俘虏的晋军第六十六师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弹药全部送还，并派彭雪枫、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其陈述中共抗日主张。这年秋，阎锡山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并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去牺盟会主持日常工作。中共利用牺盟会这一统一战线形式，成功地开辟了山西的抗战局面。
傅作义担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是绥远地方实力派。西安事变前的4个月中，毛泽东曾三次致信傅。第一次是8月14日：“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第二次是10月25日，信中赞傅是“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他说：“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他介绍红军主力的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还说：“兹派彭雨峰同志来绥，与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意见见教，并希建立直接通讯关系。”第三次是11月21日，他和朱德致电傅，祝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争一口气”，“红军抗日援绥，且具决心。”“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
宋哲元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是平、津一带的实力派。冀察政务委员会虽是适应日本要求建起的代理机关，但宋不甘愿当汉奸，表示了抗日的愿望。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宋，对国难当头的危急形势下宋表示的抗日愿望和改变对群众救国运动态度表示赞赏：“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如荷同意，即以张（经武）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还告诉宋：红军愿与其及山东韩复榘、绥远傅作义、山西阎锡山，“共组北方联合战线”。这一天，他还分别致信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天津市长张自忠、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呼吁组成抗日联合战线，并告以派同志前去拜谒，“乞赐接谈，如承不弃，予以具体进行办法”。
就这样，北方抗日联合战线进入了酝酿形成之中。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派代表与两广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等南方的地方实力派联络，转达中共的抗日主张，谈判双方联合事宜。9月22日，他致信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说：“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之阶段”，“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全国汹汹，抗日不成，实为南京当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认识与决心，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望能“督促批判，责其更新”。“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9月23日又致信李济深，希望他和李宗仁、白崇禧派遣政治上负责人员来陕能有专人常驻沟通情意：“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之仁人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容易达到目的的。”在南方所做的这些工作，也对促进国共联合抗日发挥了重要影响。 积极开展对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抗日工作
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与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联系。特别是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后，向各界人士写了许多书信，并一一附上这封致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9月8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希望邵看一看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信中引用《三国演义》“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话，提出国难当头，“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此后，邵对促成国共合作抗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9月18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对她一直坚持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的精神、真诚和共产党合作表示敬仰，希望她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发挥作用：“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帅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宋庆龄对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天，毛泽东还写信给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称赞他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我相信我们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国口号，必为诸位先生所赞同，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策。附上我们8月25日致国民党书，请求诸位先生予以审察，并以高见惠示我们。”这是对他们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的呼应，也是对今后工作加倍努力和扩大合作的希望。
9月22日，毛泽东致信学界领袖蔡元培，同样附上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信中希望蔡先生持抗日救国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偿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之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这天，毛泽东还接连写了三封信，致蒋光鼐、蔡廷锴，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致于学忠。致蒋光鼐、蔡廷锴信，不仅附上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还附上了9月中共方面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11月2日，毛泽东致信许德珩等教授：“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经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11月4日致信陈公培，提出“对内则化干戈为玉帛，对外则求一致之抗日”。12月5日致信爱国将领冯玉祥：“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针对蒋介石仍不急于停止内战，信中写道：“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诲，锡以圭针，敢不拜赐！敝方抗日救国纲领，具见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前曾遣人付上，谅承鉴察，有何评判，愿接高明。”
中共与爱国民主人士广泛交心、交往，促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社会氛围日趋浓厚。
努力影响蒋介石下抗日的决心
毛泽东从1936年2月就开始考虑改变抗日反蒋的口号。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周表示理解。双方约定：张学良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把蒋介石扭转过来。”也是在这天，毛泽东同彭德怀在致张闻天电中说：“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5月5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书，再次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书中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苏维埃区域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我们“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9月8日，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的口号。”
就在蒋介石亲临西北督“剿”红军时，10月26日，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等46人联名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虽然蒋先生声势汹汹，扬言聚歼红军，但我们认为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
但是，蒋介石没有悬崖勒马，继续“围剿”红军。11月，红军在甘肃环县山城堡战役中全歼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一个多旅，才使国民党军基本上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12月1日，毛泽东又同朱德、周恩来等19位红军将领率红军致信蒋介石，批评蒋“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之错误，希望蒋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这些举措虽未取得具体成果，却为以后两党之间的正式谈判，创造了重要条件。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
山城堡战役之后，蒋介石于12月4日抵达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红军。7日，张学良见蒋介石，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哭谏3个小时之久。但蒋介石拍着桌子说：“你现在就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张、杨只好商定，变哭谏为兵谏。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这样发生了。
怎样解决西安事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委派周恩来于17日到达西安，向张学良分析了西安事变如何处理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一个更好的前途。这样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张完全同意周的意见，12月25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国共两党都做了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出现了国共合作为抗日救亡而奋斗的新局面。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内战吟成抗日诗”，“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促成了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再次合作，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