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退”引发欧美多国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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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困于赤字与老龄化危机,全球很多国家都在通过延迟退休年龄的方式,减轻赤字压力,延缓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这种无奈之举,虽然能在减缓赤字压力上有明显效果,却也引发了激烈争论,甚至成为各国在野党与执政党、民众与政府相互博弈的焦点。针对退休制度的改革,很多国家甚至还面临着“谁改革、谁下台”的尴尬境地,退休制度改革成为了各国政府的“烫手山芋”。
  
  现象:欧美多国拟提高退休年龄
  
  面对严重的赤字困境,各国政府终于决定“精打细算”地过日子,纷纷提出了削减公共支出的财政紧缩政策。对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提高退休年龄改革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希腊,最先于今年2月提出,在未来5年把平均退休年龄由61岁提升至63岁。6月10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女性公务员退休年龄将向男性公务员看齐,从61岁提高至65岁。7月13日,法国内阁通过退休制度改革法案草案,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逐渐延长至62岁。7月30日,英国政府建议从明年4月起取消65岁退休的规定,拟在5年内调高退休年龄至66岁。欧盟还计划在几十年内把成员国的退休年龄提至70岁,以求解决福利支出多于收入的风险。
  面对欧洲工会和各国反对党的集体抗议,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政府似乎形成了空前的默契,执意要在保持欧洲经济增长与竞争力方面寻求突破,改革的矛头也就必然直指欧洲的高福利制度。
  7月11日,有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国会两党领袖正试探风声,希望通过立法,规定1960年后出生的人年满70岁才能领取全额社会保障福利,使得美国社会有关上调退休年龄的争论日趋白热化。
  支持者认为,人们寿命更长,理应上调退休年龄;但反对者认为,这会给体力劳动者以及低收入群体造成伤害。
  
  原因:赤字加老龄化
  
  由于全球很多国家都存在老龄化加速和养老金缺口大的问题,延迟退休年龄被政府认为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通俗一点说,延迟退休年龄正成为“国际流行”的普遍做法。
  依据一般的国际标准,全球170多个国家中,65 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的国家有74个,欧美国家占30个左右,亚洲国家占7个左右。老年人口比例达到或超过20%以上的国家有27个,其中19个为发达国家。目前,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是日本,达到了27%;其次分别为意大利、德国、瑞典与希腊,分别为26%、25%、24%与23%。
  正是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使欧洲现行的高福利模式屡屡遭受重创。如果高福利模式持续下去,就意味着政府需承担更多的退休养老金和医疗救助保健等支出。欧洲各国的现状是:各国政府受困于庞大的赤字,“福利超标”给多国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警告称,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美国的医疗保健长期的支出必然会上升,从而对已经吃紧的美国财政构成挑战,形成赤字的恶性循环。
  对很多发达国家来说,由于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导致退休金压力太大。从各国政府层面来说,延长退休年龄可以大大减轻退休金缺口的压力,政府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对很多国家来说,“上调”法定退休年龄是政府迟早要采取的措施。
  
  困境:欧洲社会矛盾趋于激化
  
  进入2010年以来,欧洲纷纷提出上调退休年龄举措,利用金融危机的影响着手实施各国多年来想做但又不敢做的福利改革,点燃了抗议延迟退休年龄的“怒火”,致使欧洲的社会矛盾趋于激化。
  自从今年2月希腊政府率先表示提高退休年龄以来,希腊民众已经举行了不下6次的大规模抗议活动。6月24日,全法超过200万人罢工抗议“有损退休福利制度”的退休制度改革,当天导致全国四成轨道交通停运,巴黎两个主要机场15%的航班停运,多家电台、报纸、剧院和博物馆停业或关闭。此外,在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等国也都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抗议活动。
  欧洲民众对“延迟”退休的强烈反对,折射出欧洲高福利制度的“窘境”。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来说,改革社会福利体系是一件痛苦事,但也是不得不做的一件事。
  由于德国早在本世纪初就步入了老龄化,对养老金制度的改革起步早,但改革过程举步维艰。德国人根深蒂固的福利观念很难动摇,改革中一不小心就会得罪选民,走入“谁改革、谁下台”的深渊,这也使得德国的福利改革多年来都是小修小补,很多时候只能算是“调整”,而称不上“改革”。
  养老金制度改革的艰难同样体现在法国,有两届总理曾因养老金改革被迫下台。而6月16日,萨科齐政府再强推退休改革,致使其支持率跌出新低。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萨科齐为改革养老金政策,正在不惜丢掉选票。(摘自《广州日报》文 毛玉西 本刊有删节)
  
  编后
  “延退”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在暂时缓解养老金压力同时,也在制造更多的新的社会问题。如果贸然延迟退休,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从欧美延退政策带来的政治危机观之, “延退”应该慎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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