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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时，我跟着父母移民到美国。
当时我连一句英文都不会，第一天上学前，父亲临时教我：“如果有人问你问题，听不懂就跟他说：‘I don't know！’”结果，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听不懂，只好回答：“I don't know！”
从此之后，我在那个学校的名字就是I don't know。
刚到美国的那段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啊！父母都上班，放学后陪伴我的只有同样不会说英文的奶奶，还有我的最亲密的伙伴——电脑。
那是一台第一代个人电脑，是我天天拿着铜板去家附近的游戏店，攒了很久的彩票，忍着没把它们换成零食、玩具，终于有一天换到的大奖。
它只有40KB的记忆体（是40KB不是40MB噢，现在你读的这个文档都不止40KB），而且还没有储存功能（其实有但我买不起），只要一关机所有内容就会全部归零。它也没有游戏，只有随机附赠的BASIC程序语言。
但它陪我度过了那段最生涩、最寂寞的异乡岁月。我把写程序当玩耍，天天研究它的功能。那些BASIC的程序语言成了我最常使用的英文单词。每天在关机前，我还得用铅笔把程序抄下来，第二天开机再输入一遍。
现在回想，我还真佩服自己当年有那股傻劲儿。这个寂寞的8岁男孩儿，因为他那台只有40KB记忆体的电脑的长期陪伴，后来还因为写的一个“模拟对话程序”在纽约市科学比赛中得奖。
从那时走到现在，我依旧是个对电脑和各种新科技毫不畏惧的人；我最不喜欢说，也最不喜欢听到的句子就是：“I don't know！”
现在回想起来，童年的那段日子，对我来说何尝不是一场训练？它训练了我专注、独自面对寂寞的能力。写程序需要冷静，因为第一次运行，一定会因碰到没有预料到的错误、没有计划周全的BUG而卡住。每當这时生气或懊恼都没有用，负面情绪不会让程序变好变快，我只能根据错误码，一行一行回过头去找到出错的地方，修正之后再运行一次，这就是一种修炼，有着这种修炼，我再也不会轻易地说出“I don't know！”了。
我长大后，面对错误时，我会把它当成一个BUG。哪怕再急再气，问题还是得自己解决。我告诉自己：过生活和写程序是一样的，一开始一定会碰到各种错误码，但只要有耐心解决，我就不信跑不顺。
这个信念，让我后来在念心理系的时候，特别关注“优化生活效率”方面的各种研究。也许，这是我在8岁的时候就在内心深处种下的种子。
后来，我考进了哈佛大学，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天才、奇才、鬼才共聚一堂。在这所比美国建国史还悠久的老学校里，我天天能够体验到最传统和最新锐的思想撞击，看着同学们创造着各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真的可以说这里是一个海阔天空的知识乐园。
我特别使用“乐园”这个词，是因为我发现那些在学校里混得最好的同学，就是懂得如何把学校当“乐园”而非“殿堂”的人。例如我很欣赏的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Joe，他上哈佛大学时才18岁。他不仅代表学校参加田径比赛、在学校的广播电台当DJ、在附近的慈善机构做义工，还全权负责组织了学校两个学生会的社团。他同时做这么多事，还有时间、精力和我一起坐下来喝咖啡，谈论他的做事方法、看问题的态度和对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等。
这些人往往不是班上前几名，也不是科科都满分的学习型天才，但我觉得他们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风云人物。
我也发现，这些风云人物有两个特点：他们都很会利用时间，而且也很少抱怨生活。有别于很多死读书的学生总把自己苦读的黑眼圈当成勋章，像Joe这类同学，虽然其日程排得很满，但你永远感觉不到他们被自己的日程绑住或把“分身乏术”拿来炫耀。
我曾问过Joe：“你怎么可以一天做这么多事情，你一定起得很早吧！”Joe笑一笑后不置可否，他跟我说：“兄弟，其实最难的不是早起，而是早睡！”
他又补充道：“晚上当别人正想去party时，你得告诉自己：‘不行，我要早睡！’你的心态不是我‘得’睡了，而是我‘要’睡了！我们不是小孩子了，没有人能跟我们说：‘嘿，你得如何如何。’你既然能说服自己为什么要去做一件事，那就要告诉自己你‘要’做，不是你‘得’做了。”
这句话真是一语点醒了梦中人啊！虽然我现在还无法完全达到他所说的那种境界，但我经常用这句话提醒自己：年龄在一年一年递增，没有什么事是非“得”做的，只有你够不够想“要”去做的事情而已。
很庆幸，这是我在哈佛上学时期从18岁的Joe身上学来的重要而深刻的一课。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我已经大学毕业20来年，并且回到了亚洲定居，而且有两个小孩了。
人们经常说，孩子是最好的导师，我十分赞同。不是说小孩可以教你什么，而是在照顾他们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反观并能够时刻检讨自己。为了兼顾家庭和工作，我开始寻找更有效率的生活方式。为了应付各种突发状况，我更得加紧训练自己的EQ——噢，不是“得”，而是“要”！
我也会时常问自己能够教孩子们什么，是科技、生活技能、书本里的知识？还是什么其他的技能呢？未来的世界将会变得越来越快，资讯密度将会越来越高，人工智能将会颠覆各种现有的商业模式，这是我们的孩子将继承的世界，也是我们有生之年将面对的课题。
但不变的是：人还是需要与他人相处，还是要有也必须得有七情六欲，还是会拿不定主意而辗转反侧，还是会在情绪和理智间徘徊不定；我们还是会出错，还是要学习，仍旧会追求梦想，也会一辈子寻找生活的意义。
人体是一台机器，而且是一台不完美的机器。每台机器都有极限，也有最优化的使用方式，这种优化方式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功能包括我们如何照顾自己的身心。我想，心理学和不同领域的知识，除了能让我们过更有效率的生活，也是一种基本的生活须知。
我不一定能预测环境如何改变，但我起码能提升自己的适应能力，让自己更稳定、更有效率。这就是我最初规划“十点课堂”的动机。
我的目标是，把目前心理学研究出的理论转化为能够实行的生活方针，传递给更多人。就像童年识字一样，哪怕以后有再多的书本堆在眼前，只要读得懂，就不用怕。
8岁时的我学会了克制情绪与解决问题；18岁的Joe提醒我，主导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
现在，我又从生活与孩子身上，学会了不要害怕改变，而且要懂得调整自己。而做了所有的研究后，我更深信：即使活到88岁，人还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改变的幅度将超乎你的想象。
（作者：刘轩，美籍作家刘墉之子，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茱利亚音乐学院的高才生、散文专栏作家及主持人，音乐、时尚、娱乐达人。）
当时我连一句英文都不会，第一天上学前，父亲临时教我：“如果有人问你问题，听不懂就跟他说：‘I don't know！’”结果，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听不懂，只好回答：“I don't know！”
从此之后，我在那个学校的名字就是I don't know。
刚到美国的那段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啊！父母都上班，放学后陪伴我的只有同样不会说英文的奶奶，还有我的最亲密的伙伴——电脑。
那是一台第一代个人电脑，是我天天拿着铜板去家附近的游戏店，攒了很久的彩票，忍着没把它们换成零食、玩具，终于有一天换到的大奖。
它只有40KB的记忆体（是40KB不是40MB噢，现在你读的这个文档都不止40KB），而且还没有储存功能（其实有但我买不起），只要一关机所有内容就会全部归零。它也没有游戏，只有随机附赠的BASIC程序语言。
但它陪我度过了那段最生涩、最寂寞的异乡岁月。我把写程序当玩耍，天天研究它的功能。那些BASIC的程序语言成了我最常使用的英文单词。每天在关机前，我还得用铅笔把程序抄下来，第二天开机再输入一遍。
现在回想，我还真佩服自己当年有那股傻劲儿。这个寂寞的8岁男孩儿，因为他那台只有40KB记忆体的电脑的长期陪伴，后来还因为写的一个“模拟对话程序”在纽约市科学比赛中得奖。
从那时走到现在，我依旧是个对电脑和各种新科技毫不畏惧的人；我最不喜欢说，也最不喜欢听到的句子就是：“I don't know！”
现在回想起来，童年的那段日子，对我来说何尝不是一场训练？它训练了我专注、独自面对寂寞的能力。写程序需要冷静，因为第一次运行，一定会因碰到没有预料到的错误、没有计划周全的BUG而卡住。每當这时生气或懊恼都没有用，负面情绪不会让程序变好变快，我只能根据错误码，一行一行回过头去找到出错的地方，修正之后再运行一次，这就是一种修炼，有着这种修炼，我再也不会轻易地说出“I don't know！”了。
我长大后，面对错误时，我会把它当成一个BUG。哪怕再急再气，问题还是得自己解决。我告诉自己：过生活和写程序是一样的，一开始一定会碰到各种错误码，但只要有耐心解决，我就不信跑不顺。
这个信念，让我后来在念心理系的时候，特别关注“优化生活效率”方面的各种研究。也许，这是我在8岁的时候就在内心深处种下的种子。
后来，我考进了哈佛大学，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天才、奇才、鬼才共聚一堂。在这所比美国建国史还悠久的老学校里，我天天能够体验到最传统和最新锐的思想撞击，看着同学们创造着各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真的可以说这里是一个海阔天空的知识乐园。
我特别使用“乐园”这个词，是因为我发现那些在学校里混得最好的同学，就是懂得如何把学校当“乐园”而非“殿堂”的人。例如我很欣赏的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Joe，他上哈佛大学时才18岁。他不仅代表学校参加田径比赛、在学校的广播电台当DJ、在附近的慈善机构做义工，还全权负责组织了学校两个学生会的社团。他同时做这么多事，还有时间、精力和我一起坐下来喝咖啡，谈论他的做事方法、看问题的态度和对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等。
这些人往往不是班上前几名，也不是科科都满分的学习型天才，但我觉得他们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风云人物。
我也发现，这些风云人物有两个特点：他们都很会利用时间，而且也很少抱怨生活。有别于很多死读书的学生总把自己苦读的黑眼圈当成勋章，像Joe这类同学，虽然其日程排得很满，但你永远感觉不到他们被自己的日程绑住或把“分身乏术”拿来炫耀。
我曾问过Joe：“你怎么可以一天做这么多事情，你一定起得很早吧！”Joe笑一笑后不置可否，他跟我说：“兄弟，其实最难的不是早起，而是早睡！”
他又补充道：“晚上当别人正想去party时，你得告诉自己：‘不行，我要早睡！’你的心态不是我‘得’睡了，而是我‘要’睡了！我们不是小孩子了，没有人能跟我们说：‘嘿，你得如何如何。’你既然能说服自己为什么要去做一件事，那就要告诉自己你‘要’做，不是你‘得’做了。”
这句话真是一语点醒了梦中人啊！虽然我现在还无法完全达到他所说的那种境界，但我经常用这句话提醒自己：年龄在一年一年递增，没有什么事是非“得”做的，只有你够不够想“要”去做的事情而已。
很庆幸，这是我在哈佛上学时期从18岁的Joe身上学来的重要而深刻的一课。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我已经大学毕业20来年，并且回到了亚洲定居，而且有两个小孩了。
人们经常说，孩子是最好的导师，我十分赞同。不是说小孩可以教你什么，而是在照顾他们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反观并能够时刻检讨自己。为了兼顾家庭和工作，我开始寻找更有效率的生活方式。为了应付各种突发状况，我更得加紧训练自己的EQ——噢，不是“得”，而是“要”！
我也会时常问自己能够教孩子们什么，是科技、生活技能、书本里的知识？还是什么其他的技能呢？未来的世界将会变得越来越快，资讯密度将会越来越高，人工智能将会颠覆各种现有的商业模式，这是我们的孩子将继承的世界，也是我们有生之年将面对的课题。
但不变的是：人还是需要与他人相处，还是要有也必须得有七情六欲，还是会拿不定主意而辗转反侧，还是会在情绪和理智间徘徊不定；我们还是会出错，还是要学习，仍旧会追求梦想，也会一辈子寻找生活的意义。
人体是一台机器，而且是一台不完美的机器。每台机器都有极限，也有最优化的使用方式，这种优化方式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功能包括我们如何照顾自己的身心。我想，心理学和不同领域的知识，除了能让我们过更有效率的生活，也是一种基本的生活须知。
我不一定能预测环境如何改变，但我起码能提升自己的适应能力，让自己更稳定、更有效率。这就是我最初规划“十点课堂”的动机。
我的目标是，把目前心理学研究出的理论转化为能够实行的生活方针，传递给更多人。就像童年识字一样，哪怕以后有再多的书本堆在眼前，只要读得懂，就不用怕。
8岁时的我学会了克制情绪与解决问题；18岁的Joe提醒我，主导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
现在，我又从生活与孩子身上，学会了不要害怕改变，而且要懂得调整自己。而做了所有的研究后，我更深信：即使活到88岁，人还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改变的幅度将超乎你的想象。
（作者：刘轩，美籍作家刘墉之子，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茱利亚音乐学院的高才生、散文专栏作家及主持人，音乐、时尚、娱乐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