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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合唱艺术的产生、形成与发展跟时代紧密联系与民俗民风相融合,它来源于人民大众,根植于民族土壤,是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
[关键词] 合唱艺术 发展 特点
在音乐艺术的海洋中,合唱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她最普及、最为直接的演唱形式,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大地,根植于人民大众。古人曾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翻开合唱艺术的发展史,她浸透着青春,散发着芳香,充满着朝阳。
19世纪末西方基督教音乐开始在中国流传,随着我国20世纪初“新学”的兴起,“乐歌”运动形成了我国合唱音乐的初始 。“五四”运动后中国城乡群众歌咏活动的日趋活跃,中国合唱音乐才有了真正的发展,并且在其题材内容、语言形式,以及作品的社会作用等方面逐渐呈现出有别于欧洲合唱音乐的独特风格。
中国合唱音乐发展的这一百年的进程,都处于中国近现代史上政治斗争、社会变动最激烈的时期。
19世纪末,随着西方基督教在我国各地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不断输入,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也获得了当时一切进步、爱国阶层的重视。创办“新学堂”、开设“乐歌”课,以及在“新军”中演奏、演唱军歌等已成为当时中国新音乐最初的萌芽。同时,在基督教宗教活动中教徒唱圣诗也移植到了中国。当时,无论是习唱“学堂乐歌”或唱军歌和基督教圣诗,都是运用集体歌咏这种方式。国内作曲家的合唱作品也发展起来,如李叔同“辛亥革命”以来编写的混声四部合唱《大中华》,三部合唱《人与自然》,男生四部合唱《朝阳》,二部合唱《丰年》,混声四部合唱《归燕》,及三部合唱《西湖》、《晚钟》等等。他自己作词作曲三部合唱《春游》,大概可说是中国第一首按照多声部合唱技法所创作的合唱曲。
“五四运动后”,以萧友梅、邱望湘、沈秉廉为代表的一些作曲家,又为中小学的音乐课创作了不少各种不同形式的合唱曲,如萧友梅的《晚歌》(三部合唱),《柏树林回旋歌》(三部合唱)等。赵元任的《海韵》(徐志摩词)是这阶段最重要的一首大型声乐作品。经过这30多年的探索开拓,中国的多声部音乐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上海国力音乐专科学校等专业音乐院校的建立,黄自、马思聪、周淑安、吴伯超、聂耳、冼星海等新一代音乐家相继登上乐坛,标志着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已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随着左翼文化运动的开展和“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救亡抗日的群众歌咏活动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这时起,中国的合唱音乐基本上沿着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和群众歌咏活动的开展同时并进。如陈洪的《上前线》,冼星海的《救国军歌》、《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张曙的《洪波曲》,向隅的《红缨枪》,舒模的《军民合作》,沙梅的《大回东北去》等等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一些作品。其中黄自的混声四部合唱《抗敌歌》和《旗正飘飘》创作最早、影响最大。
随着合唱活动的普遍开展和合唱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型声乐的体裁创作在这阶段有了明显的进展。1932年黄自成功的创作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韦瀚章作词)。七个乐章中合唱占有四个乐章,既第一乐章混声四部合唱《仙乐风飘处处闻》,第三乐章男声四部合唱《渔阳鼙鼓动起来》,第五乐章男声四部合唱《六军不发无奈何》,第八乐章女声三部合唱,《山在虚无缥缈鉴》,此外,在第二乐章《七月七日长生殿》和第十乐章《此很绵绵无绝期》中又分别运用了合唱的伴唱,作为场景、情绪的烘托。黄自对所有这些合唱章节的音乐,都写得非常生动、精致,又富有效果,充分表现了他的高超的合唱写作技巧。
大型声乐体裁创作的另一个重大突破,是1939年冼星海成功地创作了我国第一部具有宏伟气魄的史诗性的《黄河大合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在这部作品中创造性地吸取了欧洲18世纪多乐章“康塔塔”(Cantata)的传统形式和经验,并将它们同中国民族音乐的素材、形式,及中国抗日歌曲群众化的音调相结合,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富于时代精神的大型声乐套曲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从此以后,“大合唱”这种体裁成为中国音乐家和中国音乐听众所热爱的一种艺术形式,并给许多作曲家写作这类创作以重大推动。这部作品共八个乐章,其中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第四乐章《黄水谣》、第七乐章《保卫黄河》、第八乐章《怒吼吧,黄河》都是以合唱来表现的篇章。40年代后,以马思聪所写的《民主》、《祖国》、《春天》三部大合唱最引人注目。这三部大合唱的题材内容都密切联系当时的现实政治斗争。表达了当时国统区的群众和作者自己对法西斯专政的愤怒,反映了人们对民主、自由新中国的强烈向往。
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城乡群众歌咏活动及院校学生业余歌咏活普及,合唱音乐在我国各类音乐创作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整个社会主义文化,音乐事业的建设,特别是大量专业演唱人才,创作人才和合唱指挥的培养以及相当数量专业合唱团、队的建立,为我国现代合唱艺术的进一步提高和发展,创造了不可忽视的物质条件。例如王莘的《歌唱祖国》、刘炽的《我的祖国》、李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瞿希贤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丁平的《英雄的汽车司机员》、朱践耳的《接过雷锋的枪》、秦咏诚的《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等等。有些歌曲基本上是以合唱形式来写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少儿歌曲,如张文纲的《我们的田野》、刘炽的《让我们荡起双浆》、寄明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傅庚辰的《红星歌》吴大明的《春雨蒙蒙地下》、王玉田的《白帆》等等。建国50年来合唱音乐作品的数量相当多,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取材于人民现实生活,群众歌曲风格的合唱作品时乐蒙的《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魏风词)是一首建国初期颇有影响的合唱曲,整个作品的音乐既充满了坚毅雄伟的战士气质,又洋溢着质朴浓郁的生活气息,刘炽的《祖国颂》(乔羽词)、沈亚威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乔羽词)及周巍峙作曲、罗忠容改编的《十里长街送总理》(乔羽、陈泽人词)等人的作品引人注目。刘行的一首《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赵戈枫作词)在当时很吸人眼球。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有种种困难,仍产生了一些值得重视合唱新作。如李遇秋的合唱《八一军旗高高飘扬》(石祥词)表现我国人民解放军英雄形象和部队气质;施光南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词)生动表现新时代中国青年朝气蓬勃投身“四化”建设的新气象;瞿希贤的《当代中国之歌》(李幼容词)、王世光的《长江之歌》(胡宏伟词)等,这些合唱新作反映了我国合唱音乐创作水平再上新高。
以民族音调为元素,民俗民风为题材的合唱曲或改编性合唱曲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民俗民风差异较大,给合唱曲的题材内容增添了色彩,浓郁的生活气息、优美的民族旋律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其中以程云根据苗族民歌改编的无伴奏合唱《炉边歌唱毛主席》、麦丁根据撒尼族改编混声合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罗忠容根据彝族民歌改编的混声合唱《啊细跳月》、瞿希贤根据东蒙民歌改编的无伴奏合唱《牧歌》,以及李全民根据布依族改编的混声合唱《毛主席派来了访问团》等作品较突出。
同时,汉族地区方言的合唱,也像一股清泉那样给当时的音乐听众留下难忘的印象。如指挥王方亮所创编的陕北民歌合唱《信天游》、《三十里铺》、《蓝花花》、《红军哥哥回来了》等作品。李焕之先后创编了《生产忙》、《八月桂花遍地开》、《茶山情歌》,李群改编的《茉莉花》等。瞿希贤根据河北民歌改变的无伴奏合唱《小白菜》和根据赫哲族民歌改编的领唱及混声合唱《乌苏里船歌》等。
三、大型合唱套曲
这是建国50年来中国各类合唱音乐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许多作曲家借鉴欧洲17世纪清唱剧(ORATCRIO)及康塔塔这两种不同风格大型声乐体裁,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如黄自的《长恨歌》、陈田鹤的《河梁话别》、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马思聪的《祖国大合唱》、《春天大合唱》等)。吕骥创作的清唱剧《凤凰涅》、沈亚威等人创作的《淮海战役组歌》等等。
建国后中国的大型合唱套曲以张文纲的《飞虎山大合唱》(管桦词)、马思聪的《淮河大合唱》(金帆词)、郑镇玉的大合唱,《长白山之歌》、瞿希贤的《红军根据地大合唱》、朱践耳的大合唱《英雄的诗篇》(毛主席诗词)、时乐蒙的《祖国万岁》(魏风词)、肖白与王强等的《幸福河大合唱》(肖白词)贺绿汀的《十三陵水库大合唱》(王亚帆等词)、谢功成的大合唱《长江抒情诗》(放平词)张敦智的《金湖大合唱》(张敦智词),晨耕、生茂、唐柯、李遇秋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肖华词)以及田丰的交响合唱《大凉山之歌》等等影响较大。
这些作品的题材内容除了面向现实生活、反映广大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忘我热情外,还有一部分主要是反映革命斗争历史中人民对祖国、对党的深厚感情。另外,有的作品还有所创新,像《黄河大合唱》插入独白朗诵,把众多乐章串连成一个整体。
晨耕等人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是为纪念红军长征30周年而创作的大型合唱套曲。这部作品的歌词是长征参加者肖华将军以亲身感受所写的一部长征组诗。原作共有12首,这些诗篇词义清新、形象鲜明、格律严整,字字饱含深情,声声铿锵有力,是一部难得的史诗性佳作。曲作者选取了其中的10首,写就了“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芒”“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跃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十个乐章,对这一震撼中外的伟大历史斗争给予了全面概括的反映。作品汲取了丰富的地方民间音调元素创造了众多鲜明生动的形象,创作技法及演唱要求上力求做到“雅俗共赏,深入浅出”。首演后,立即得到极大的反响,成为建国后合唱音乐代表作。
“文革”期间颇有影响的交响音乐《沙家浜》是一部由同名京剧加以移植改编的清唱剧。曲作者主要是罗忠及杨牧云、邓中安、谈炯明四人。他们利用我国戏曲音乐进行多声部创作及探索,审慎地将原来同名京剧音乐作了进一步的艺术增色。“文革”结束后,1982年秋及1986年春,在文化部、中国音协、总政文化部和北京市文化局的共同努力下,曾先后联合举办了两次规模宏大的“北京合唱节”;1986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又组织了全国性的“合唱作品评奖”,涌现了众多大型合唱套曲新作品,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合唱音乐的发展。
近百年来中国的合唱艺术随着中国人民的斗争实践及我国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已在各类音乐创作及各阶层人民音乐生活中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同时我国作曲家在继承发展我国传统音乐和各民族民间音乐上做了大胆的尝试,初步探索出一条具有广阔前景和深远影响的合唱创作路子。
中国的合唱音乐可以说是西方音乐文化根植于中国土地上所开出的新花、接出的新果,中国的合唱音乐必然是具有很强的民族特征的音乐,是决不能离开自己的土壤和人民的一种民族艺术。
参考文献
[1]《合唱教程》编著:吴承篪 吴淑贞(ISRC CN-Q06-02-0009-0/A.J6)
[2]普通高中教科书《音乐》(ISBN 7-103-01531-7)
[关键词] 合唱艺术 发展 特点
在音乐艺术的海洋中,合唱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她最普及、最为直接的演唱形式,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大地,根植于人民大众。古人曾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翻开合唱艺术的发展史,她浸透着青春,散发着芳香,充满着朝阳。
19世纪末西方基督教音乐开始在中国流传,随着我国20世纪初“新学”的兴起,“乐歌”运动形成了我国合唱音乐的初始 。“五四”运动后中国城乡群众歌咏活动的日趋活跃,中国合唱音乐才有了真正的发展,并且在其题材内容、语言形式,以及作品的社会作用等方面逐渐呈现出有别于欧洲合唱音乐的独特风格。
中国合唱音乐发展的这一百年的进程,都处于中国近现代史上政治斗争、社会变动最激烈的时期。
19世纪末,随着西方基督教在我国各地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不断输入,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也获得了当时一切进步、爱国阶层的重视。创办“新学堂”、开设“乐歌”课,以及在“新军”中演奏、演唱军歌等已成为当时中国新音乐最初的萌芽。同时,在基督教宗教活动中教徒唱圣诗也移植到了中国。当时,无论是习唱“学堂乐歌”或唱军歌和基督教圣诗,都是运用集体歌咏这种方式。国内作曲家的合唱作品也发展起来,如李叔同“辛亥革命”以来编写的混声四部合唱《大中华》,三部合唱《人与自然》,男生四部合唱《朝阳》,二部合唱《丰年》,混声四部合唱《归燕》,及三部合唱《西湖》、《晚钟》等等。他自己作词作曲三部合唱《春游》,大概可说是中国第一首按照多声部合唱技法所创作的合唱曲。
“五四运动后”,以萧友梅、邱望湘、沈秉廉为代表的一些作曲家,又为中小学的音乐课创作了不少各种不同形式的合唱曲,如萧友梅的《晚歌》(三部合唱),《柏树林回旋歌》(三部合唱)等。赵元任的《海韵》(徐志摩词)是这阶段最重要的一首大型声乐作品。经过这30多年的探索开拓,中国的多声部音乐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上海国力音乐专科学校等专业音乐院校的建立,黄自、马思聪、周淑安、吴伯超、聂耳、冼星海等新一代音乐家相继登上乐坛,标志着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已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随着左翼文化运动的开展和“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救亡抗日的群众歌咏活动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这时起,中国的合唱音乐基本上沿着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和群众歌咏活动的开展同时并进。如陈洪的《上前线》,冼星海的《救国军歌》、《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张曙的《洪波曲》,向隅的《红缨枪》,舒模的《军民合作》,沙梅的《大回东北去》等等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一些作品。其中黄自的混声四部合唱《抗敌歌》和《旗正飘飘》创作最早、影响最大。
随着合唱活动的普遍开展和合唱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型声乐的体裁创作在这阶段有了明显的进展。1932年黄自成功的创作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韦瀚章作词)。七个乐章中合唱占有四个乐章,既第一乐章混声四部合唱《仙乐风飘处处闻》,第三乐章男声四部合唱《渔阳鼙鼓动起来》,第五乐章男声四部合唱《六军不发无奈何》,第八乐章女声三部合唱,《山在虚无缥缈鉴》,此外,在第二乐章《七月七日长生殿》和第十乐章《此很绵绵无绝期》中又分别运用了合唱的伴唱,作为场景、情绪的烘托。黄自对所有这些合唱章节的音乐,都写得非常生动、精致,又富有效果,充分表现了他的高超的合唱写作技巧。
大型声乐体裁创作的另一个重大突破,是1939年冼星海成功地创作了我国第一部具有宏伟气魄的史诗性的《黄河大合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在这部作品中创造性地吸取了欧洲18世纪多乐章“康塔塔”(Cantata)的传统形式和经验,并将它们同中国民族音乐的素材、形式,及中国抗日歌曲群众化的音调相结合,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富于时代精神的大型声乐套曲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从此以后,“大合唱”这种体裁成为中国音乐家和中国音乐听众所热爱的一种艺术形式,并给许多作曲家写作这类创作以重大推动。这部作品共八个乐章,其中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第四乐章《黄水谣》、第七乐章《保卫黄河》、第八乐章《怒吼吧,黄河》都是以合唱来表现的篇章。40年代后,以马思聪所写的《民主》、《祖国》、《春天》三部大合唱最引人注目。这三部大合唱的题材内容都密切联系当时的现实政治斗争。表达了当时国统区的群众和作者自己对法西斯专政的愤怒,反映了人们对民主、自由新中国的强烈向往。
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城乡群众歌咏活动及院校学生业余歌咏活普及,合唱音乐在我国各类音乐创作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整个社会主义文化,音乐事业的建设,特别是大量专业演唱人才,创作人才和合唱指挥的培养以及相当数量专业合唱团、队的建立,为我国现代合唱艺术的进一步提高和发展,创造了不可忽视的物质条件。例如王莘的《歌唱祖国》、刘炽的《我的祖国》、李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瞿希贤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丁平的《英雄的汽车司机员》、朱践耳的《接过雷锋的枪》、秦咏诚的《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等等。有些歌曲基本上是以合唱形式来写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少儿歌曲,如张文纲的《我们的田野》、刘炽的《让我们荡起双浆》、寄明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傅庚辰的《红星歌》吴大明的《春雨蒙蒙地下》、王玉田的《白帆》等等。建国50年来合唱音乐作品的数量相当多,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取材于人民现实生活,群众歌曲风格的合唱作品时乐蒙的《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魏风词)是一首建国初期颇有影响的合唱曲,整个作品的音乐既充满了坚毅雄伟的战士气质,又洋溢着质朴浓郁的生活气息,刘炽的《祖国颂》(乔羽词)、沈亚威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乔羽词)及周巍峙作曲、罗忠容改编的《十里长街送总理》(乔羽、陈泽人词)等人的作品引人注目。刘行的一首《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赵戈枫作词)在当时很吸人眼球。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有种种困难,仍产生了一些值得重视合唱新作。如李遇秋的合唱《八一军旗高高飘扬》(石祥词)表现我国人民解放军英雄形象和部队气质;施光南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词)生动表现新时代中国青年朝气蓬勃投身“四化”建设的新气象;瞿希贤的《当代中国之歌》(李幼容词)、王世光的《长江之歌》(胡宏伟词)等,这些合唱新作反映了我国合唱音乐创作水平再上新高。
以民族音调为元素,民俗民风为题材的合唱曲或改编性合唱曲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民俗民风差异较大,给合唱曲的题材内容增添了色彩,浓郁的生活气息、优美的民族旋律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其中以程云根据苗族民歌改编的无伴奏合唱《炉边歌唱毛主席》、麦丁根据撒尼族改编混声合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罗忠容根据彝族民歌改编的混声合唱《啊细跳月》、瞿希贤根据东蒙民歌改编的无伴奏合唱《牧歌》,以及李全民根据布依族改编的混声合唱《毛主席派来了访问团》等作品较突出。
同时,汉族地区方言的合唱,也像一股清泉那样给当时的音乐听众留下难忘的印象。如指挥王方亮所创编的陕北民歌合唱《信天游》、《三十里铺》、《蓝花花》、《红军哥哥回来了》等作品。李焕之先后创编了《生产忙》、《八月桂花遍地开》、《茶山情歌》,李群改编的《茉莉花》等。瞿希贤根据河北民歌改变的无伴奏合唱《小白菜》和根据赫哲族民歌改编的领唱及混声合唱《乌苏里船歌》等。
三、大型合唱套曲
这是建国50年来中国各类合唱音乐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许多作曲家借鉴欧洲17世纪清唱剧(ORATCRIO)及康塔塔这两种不同风格大型声乐体裁,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如黄自的《长恨歌》、陈田鹤的《河梁话别》、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马思聪的《祖国大合唱》、《春天大合唱》等)。吕骥创作的清唱剧《凤凰涅》、沈亚威等人创作的《淮海战役组歌》等等。
建国后中国的大型合唱套曲以张文纲的《飞虎山大合唱》(管桦词)、马思聪的《淮河大合唱》(金帆词)、郑镇玉的大合唱,《长白山之歌》、瞿希贤的《红军根据地大合唱》、朱践耳的大合唱《英雄的诗篇》(毛主席诗词)、时乐蒙的《祖国万岁》(魏风词)、肖白与王强等的《幸福河大合唱》(肖白词)贺绿汀的《十三陵水库大合唱》(王亚帆等词)、谢功成的大合唱《长江抒情诗》(放平词)张敦智的《金湖大合唱》(张敦智词),晨耕、生茂、唐柯、李遇秋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肖华词)以及田丰的交响合唱《大凉山之歌》等等影响较大。
这些作品的题材内容除了面向现实生活、反映广大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忘我热情外,还有一部分主要是反映革命斗争历史中人民对祖国、对党的深厚感情。另外,有的作品还有所创新,像《黄河大合唱》插入独白朗诵,把众多乐章串连成一个整体。
晨耕等人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是为纪念红军长征30周年而创作的大型合唱套曲。这部作品的歌词是长征参加者肖华将军以亲身感受所写的一部长征组诗。原作共有12首,这些诗篇词义清新、形象鲜明、格律严整,字字饱含深情,声声铿锵有力,是一部难得的史诗性佳作。曲作者选取了其中的10首,写就了“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芒”“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跃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十个乐章,对这一震撼中外的伟大历史斗争给予了全面概括的反映。作品汲取了丰富的地方民间音调元素创造了众多鲜明生动的形象,创作技法及演唱要求上力求做到“雅俗共赏,深入浅出”。首演后,立即得到极大的反响,成为建国后合唱音乐代表作。
“文革”期间颇有影响的交响音乐《沙家浜》是一部由同名京剧加以移植改编的清唱剧。曲作者主要是罗忠及杨牧云、邓中安、谈炯明四人。他们利用我国戏曲音乐进行多声部创作及探索,审慎地将原来同名京剧音乐作了进一步的艺术增色。“文革”结束后,1982年秋及1986年春,在文化部、中国音协、总政文化部和北京市文化局的共同努力下,曾先后联合举办了两次规模宏大的“北京合唱节”;1986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又组织了全国性的“合唱作品评奖”,涌现了众多大型合唱套曲新作品,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合唱音乐的发展。
近百年来中国的合唱艺术随着中国人民的斗争实践及我国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已在各类音乐创作及各阶层人民音乐生活中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同时我国作曲家在继承发展我国传统音乐和各民族民间音乐上做了大胆的尝试,初步探索出一条具有广阔前景和深远影响的合唱创作路子。
中国的合唱音乐可以说是西方音乐文化根植于中国土地上所开出的新花、接出的新果,中国的合唱音乐必然是具有很强的民族特征的音乐,是决不能离开自己的土壤和人民的一种民族艺术。
参考文献
[1]《合唱教程》编著:吴承篪 吴淑贞(ISRC CN-Q06-02-0009-0/A.J6)
[2]普通高中教科书《音乐》(ISBN 7-103-015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