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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厘定先秦诸子思想光谱，应将杨朱列为首要。并非杨朱思想最为深刻，而是杨朱贵己乃先秦以降的中国思想史最为重大的缺失，也是当今中国式文艺复兴最为迫切的精神支柱。
重新厘定先秦诸子思想光谱，应将杨朱列为首要。并非杨朱思想最为深刻，而是杨朱贵己乃先秦以降的中国思想史最为重大的缺失，也是当今中国式文艺复兴最为迫切的精神支柱。
杨朱的著述早已散失，世人只能从他人著述的引述转述中窥见一二。但即便仅剩贵己两字，也已然道尽了人之为人的奥义所在。被儒家伦理弄得晕头转向的中国人，因为不知贵己，所以始终无法以人的尊严站立起来。贵者，重也；重者，尊也。贵己者，尊重自己也。中国人历来有家国情怀，却没有国家意识；所以清朝以前打天下坐江山者，大都以天子自居，不对国家负责。而又因为国家是由人组成的、人又以个体生命作限定的，因此，天子不对国家负责的背后，乃是对人的漠视，而对人的漠视又体现为不把人当作一个一个的个体生命，而是笼而统之的民。
抽掉了个体生命的民，有如牛羊般的畜牧之畜，故而有了牧民之说，亦即有如放牛放羊一样地放牧黎民百姓。由此可见，杨朱贵己的份量之重。人民人民，首先是人，而人者又首先是己。贵己者，是把个体生命从被牧的牛羊般的所谓“人民”状态当中独立出来。这种独立并非全然就是过去所说的个人主义，而是自我尊重，自我尊贵。贵己的奥义，在于人的尊严。人，并非有衣食住行的能力才被定义为人，而是因为有尊严才能够作为人而伫立于世。
两千多年后的俄裔美国思想家阿兰德提出新个人主义，其要点在于利己。阿兰德的利己思想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和权益。倘若说阿兰德的利己是生存层面上的个人权利或权益的申张，那么杨朱的贵己则是存在层面上的个人尊严的警醒。人的权利是天赋的，人的尊严是自觉自醒的。阿兰德用大部头的著述和长篇小说表述的利己，杨朱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以贵己两字表述得更加深刻，更加清晰。然而直到今天，贵己依然是中国人最为无知的思想盲点。很多人的活着，以温饱为标准，不以尊严为底线。因此，我将杨朱贵己列为先秦诸子思想遗产的首席资源。
其次是李耳的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历史依据应该是比三皇五帝更早的上古华夏民族的生存方式。小国寡民并非乌托邦，而是实实在在的家国形式。小国寡民的现代文明版，便是美国的小镇文化。美国的小镇有相当大的独立意味，哪怕造一幢高楼大厦，都得要经由小镇居民的投票表决，是否同意。小镇生活的宁静，以及小镇周围的一草一木，都是不容随便破坏的。而所谓的无为而治，并非政府不作为，而是政府不得随便扰民。如何让民众保持于一种自由自在的天然无拘的生活状态，是当政者的最大学问，最高智慧。此乃无为而治的奥义所在。就好比美国的森林，不许有人为的骚扰。即便有树木枯死倒地，也不准触摸。在充分享有生存自由的民众面前，政府理当是拘谨的小心翼翼的，而不是肆无忌惮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
先秦诸子思想的第三根支柱是墨翟的非攻和兼爱。非攻是对战争的警惕，对和平的倡导和向往。兼爱的要义在于：爱，是平等的而不是等级的。爱，不是尊尊亲亲，更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兼，并也。兼爱者，平等之爱也。美国《独立宣言》中倡言的人人生而平等，在中国的先秦时代，是以墨翟的兼爱表达出来的。墨翟的兼爱，是对杨朱贵己的一个重要补充。倘若说贵己是有尊严者的自重，那么兼爱便是有尊严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爱和互爱。墨翟的兼爱颇有基督风范，而事实上，墨翟也确实是先秦时代一位基督式的精神领袖。墨家式微之后留给后世的遗产，是绵绵久长的侠义传统。侠义，是兼爱的衍生。
先秦诸子思想的第四根支柱，是管仲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管仲的人本与孟轲的民本，一字之差，天壤之别。管仲的人本政治，是把百姓当人，以富民为宗旨。齐桓公问管仲：王者何贵。管仲回答：贵天。桓公视天，管仲告诉桓公：我说的天，不是苍天，以百姓为天。孟轲的民本，抽掉了人的内涵，更无贵己的己者。民者，牛羊也，家禽也。孟轲民本是让民众像家禽般得以温饱，而不是获得人的尊严。孟轲的民本是牧民术，管仲的人本是利民富民政治。在孟轲心目中，民者，不能有个人的尊严，更不能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因此，孟轲将倡言贵己的杨朱和倡导兼爱的墨翟骂作禽兽。因为杨、墨二子的学说，彰显了孟轲重义轻利的民本乌托邦的虚伪和伪善。民者，并非如牲口家禽一般由君王圏养，而是拥有天赋的私利私权，足与君王比肩而立；更有个人的尊严，可与君王不分贵贱。所以管仲会将百姓比作天，所以管仲政治以人为本。就此而言，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先秦诸子思想的第五根支柱，是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以及指非指。曾有人感叹过中国人逻辑思维的缺失，殊不知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就出过公孙龙这样的语言逻辑学大师。白马非马并非文字游戏，而是指非指，亦即语言的能指并非所指。因为象形文字的局限，公孙龙的逻辑思想无法表达得像亚里士多德那么周全圆满，但公孙龙对语言本身的思考，却远为亚里士多德所不逮。公孙龙的思想，要到索绪尔的语言学问世，要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逻辑学问世，才得以明了。因此，先秦时代庄子学派与名家之间的争论，其实是一场无焦点冲突。庄子也罢，庄子的弟子们也罢，全都没有弄明白名家诸子究竟在说些什么。公孙龙的语言逻辑学思想，就此被掩埋了两千多年。
但要说到先秦诸子思想的第六根支柱，非庄周莫属。庄周以审美的目光，俯仰天地，审视人生。所谓逍遥者，实乃自由自在的别名。倘若中国有自由主义传统，那么庄周是始祖。曾有学界泼皮，以拯救名义贬斥逍遥，挟基督之名诋毁非功利的自由传统。但庄周是贬不倒的。因为以逍遥为名的自由，是人的天性，也是贵己别一种生动形象的表达。无论是浪迹江湖还是身居庙堂，皆不言忧君忧民。个人的权益是第一位的。天下兴亡，匹夫何以非得有责？虽然从《山海经》神话的心理原型中可见，华夏文化素有担当传统，但这并非普世铁律。且不说其他，古希腊神话呈现的就是个人的快乐至上，以致万神之王宙斯，都有寻花问柳之传奇。可见，担当是一种选择，逍遥也是一种选择。人生来就有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担当，也可以选择逍遥。即便担当，也不是拯救。担当必须以逍遥为补充，才会消解担当者很可能产生的虚妄的救世意识。没有逍遥的自由，就不存在担当的人文标高；担当因此很可能或者演化为救世，或者堕落成投机。担当必须以逍遥为补充，才能获得担当本身的选择意味以及自由涵义。庄周的逍遥似乎是无用的，但又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生逢乱世，庄周的逍遥有着天然的贵己内涵。
先秦诸子，群英荟萃。仅稷下学宫便大师云集。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尤其是司马迁《史记》以儒立史的偏见，导致先秦诸多思想精粹被人为地遗弃。如今暂且历数上述几家，立此存照，正本清源。至于进一步的发掘厘清，有待今后继续努力。
如此这般的正本清源，无疑是意味着对儒法两家的重新审视。在这其中，剥落的将是儒家的等级观念，重生的将是杨朱贵己、墨子兼爱以及公孙龙子的语言逻辑学说那些被历史尘埃掩没已久的先秦诸子思想。那些思想的存在，也证明了华夏民族并非天生弱智。须知，上古华夏先民留在陶器上的图纹，不仅具有埃及金字塔那样的天文历法含义，更是人的生命与宇宙之间的对称性的呈现。而古希腊陶器上的图案，仅止于神话故事和战争场面的描绘而已。
重新厘定先秦诸子思想光谱，应将杨朱列为首要。并非杨朱思想最为深刻，而是杨朱贵己乃先秦以降的中国思想史最为重大的缺失，也是当今中国式文艺复兴最为迫切的精神支柱。
贵己的奥义，在于人的尊严
杨朱的著述早已散失，世人只能从他人著述的引述转述中窥见一二。但即便仅剩贵己两字，也已然道尽了人之为人的奥义所在。被儒家伦理弄得晕头转向的中国人，因为不知贵己，所以始终无法以人的尊严站立起来。贵者，重也；重者，尊也。贵己者，尊重自己也。中国人历来有家国情怀，却没有国家意识；所以清朝以前打天下坐江山者，大都以天子自居，不对国家负责。而又因为国家是由人组成的、人又以个体生命作限定的，因此，天子不对国家负责的背后，乃是对人的漠视，而对人的漠视又体现为不把人当作一个一个的个体生命，而是笼而统之的民。
抽掉了个体生命的民，有如牛羊般的畜牧之畜，故而有了牧民之说，亦即有如放牛放羊一样地放牧黎民百姓。由此可见，杨朱贵己的份量之重。人民人民，首先是人，而人者又首先是己。贵己者，是把个体生命从被牧的牛羊般的所谓“人民”状态当中独立出来。这种独立并非全然就是过去所说的个人主义，而是自我尊重，自我尊贵。贵己的奥义，在于人的尊严。人，并非有衣食住行的能力才被定义为人，而是因为有尊严才能够作为人而伫立于世。
两千多年后的俄裔美国思想家阿兰德提出新个人主义，其要点在于利己。阿兰德的利己思想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和权益。倘若说阿兰德的利己是生存层面上的个人权利或权益的申张，那么杨朱的贵己则是存在层面上的个人尊严的警醒。人的权利是天赋的，人的尊严是自觉自醒的。阿兰德用大部头的著述和长篇小说表述的利己，杨朱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以贵己两字表述得更加深刻，更加清晰。然而直到今天，贵己依然是中国人最为无知的思想盲点。很多人的活着，以温饱为标准，不以尊严为底线。因此，我将杨朱贵己列为先秦诸子思想遗产的首席资源。
小国寡民，无为而治
其次是李耳的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历史依据应该是比三皇五帝更早的上古华夏民族的生存方式。小国寡民并非乌托邦，而是实实在在的家国形式。小国寡民的现代文明版，便是美国的小镇文化。美国的小镇有相当大的独立意味，哪怕造一幢高楼大厦，都得要经由小镇居民的投票表决，是否同意。小镇生活的宁静，以及小镇周围的一草一木，都是不容随便破坏的。而所谓的无为而治，并非政府不作为，而是政府不得随便扰民。如何让民众保持于一种自由自在的天然无拘的生活状态，是当政者的最大学问，最高智慧。此乃无为而治的奥义所在。就好比美国的森林，不许有人为的骚扰。即便有树木枯死倒地，也不准触摸。在充分享有生存自由的民众面前，政府理当是拘谨的小心翼翼的，而不是肆无忌惮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
兼 爱
先秦诸子思想的第三根支柱是墨翟的非攻和兼爱。非攻是对战争的警惕，对和平的倡导和向往。兼爱的要义在于：爱，是平等的而不是等级的。爱，不是尊尊亲亲，更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兼，并也。兼爱者，平等之爱也。美国《独立宣言》中倡言的人人生而平等，在中国的先秦时代，是以墨翟的兼爱表达出来的。墨翟的兼爱，是对杨朱贵己的一个重要补充。倘若说贵己是有尊严者的自重，那么兼爱便是有尊严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爱和互爱。墨翟的兼爱颇有基督风范，而事实上，墨翟也确实是先秦时代一位基督式的精神领袖。墨家式微之后留给后世的遗产，是绵绵久长的侠义传统。侠义，是兼爱的衍生。
人 本
先秦诸子思想的第四根支柱，是管仲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管仲的人本与孟轲的民本，一字之差，天壤之别。管仲的人本政治，是把百姓当人，以富民为宗旨。齐桓公问管仲：王者何贵。管仲回答：贵天。桓公视天，管仲告诉桓公：我说的天，不是苍天，以百姓为天。孟轲的民本，抽掉了人的内涵，更无贵己的己者。民者，牛羊也，家禽也。孟轲民本是让民众像家禽般得以温饱，而不是获得人的尊严。孟轲的民本是牧民术，管仲的人本是利民富民政治。在孟轲心目中，民者，不能有个人的尊严，更不能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因此，孟轲将倡言贵己的杨朱和倡导兼爱的墨翟骂作禽兽。因为杨、墨二子的学说，彰显了孟轲重义轻利的民本乌托邦的虚伪和伪善。民者，并非如牲口家禽一般由君王圏养，而是拥有天赋的私利私权，足与君王比肩而立；更有个人的尊严，可与君王不分贵贱。所以管仲会将百姓比作天，所以管仲政治以人为本。就此而言，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白马非马
先秦诸子思想的第五根支柱，是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以及指非指。曾有人感叹过中国人逻辑思维的缺失，殊不知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就出过公孙龙这样的语言逻辑学大师。白马非马并非文字游戏，而是指非指，亦即语言的能指并非所指。因为象形文字的局限，公孙龙的逻辑思想无法表达得像亚里士多德那么周全圆满，但公孙龙对语言本身的思考，却远为亚里士多德所不逮。公孙龙的思想，要到索绪尔的语言学问世，要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逻辑学问世，才得以明了。因此，先秦时代庄子学派与名家之间的争论，其实是一场无焦点冲突。庄子也罢，庄子的弟子们也罢，全都没有弄明白名家诸子究竟在说些什么。公孙龙的语言逻辑学思想，就此被掩埋了两千多年。
庄 周
但要说到先秦诸子思想的第六根支柱，非庄周莫属。庄周以审美的目光，俯仰天地，审视人生。所谓逍遥者，实乃自由自在的别名。倘若中国有自由主义传统，那么庄周是始祖。曾有学界泼皮，以拯救名义贬斥逍遥，挟基督之名诋毁非功利的自由传统。但庄周是贬不倒的。因为以逍遥为名的自由，是人的天性，也是贵己别一种生动形象的表达。无论是浪迹江湖还是身居庙堂，皆不言忧君忧民。个人的权益是第一位的。天下兴亡，匹夫何以非得有责？虽然从《山海经》神话的心理原型中可见，华夏文化素有担当传统，但这并非普世铁律。且不说其他，古希腊神话呈现的就是个人的快乐至上，以致万神之王宙斯，都有寻花问柳之传奇。可见，担当是一种选择，逍遥也是一种选择。人生来就有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担当，也可以选择逍遥。即便担当，也不是拯救。担当必须以逍遥为补充，才会消解担当者很可能产生的虚妄的救世意识。没有逍遥的自由，就不存在担当的人文标高；担当因此很可能或者演化为救世，或者堕落成投机。担当必须以逍遥为补充，才能获得担当本身的选择意味以及自由涵义。庄周的逍遥似乎是无用的，但又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生逢乱世，庄周的逍遥有着天然的贵己内涵。
先秦诸子，群英荟萃。仅稷下学宫便大师云集。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尤其是司马迁《史记》以儒立史的偏见，导致先秦诸多思想精粹被人为地遗弃。如今暂且历数上述几家，立此存照，正本清源。至于进一步的发掘厘清，有待今后继续努力。
剥落与重生
如此这般的正本清源，无疑是意味着对儒法两家的重新审视。在这其中，剥落的将是儒家的等级观念，重生的将是杨朱贵己、墨子兼爱以及公孙龙子的语言逻辑学说那些被历史尘埃掩没已久的先秦诸子思想。那些思想的存在，也证明了华夏民族并非天生弱智。须知，上古华夏先民留在陶器上的图纹，不仅具有埃及金字塔那样的天文历法含义，更是人的生命与宇宙之间的对称性的呈现。而古希腊陶器上的图案，仅止于神话故事和战争场面的描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