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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福永的“拨号费”
2002年的初夏，我辗转来到了深圳的福永凤凰。
刚下车，看着家乡没有的高楼大厦，我分不清东南西北。提着行李袋走到一个贴着书报亭的电话亭，照着纸条拨了刚子的号码，话筒里却传来一个甜美的女声：您所拨打的号码不存在。我愣住了，在这里，我没有一个熟人。呆愣几秒钟后，我放下电话刚想走出电话亭，谁知，老板娘却伸过手来说：“交钱！”我虽然第一次出门，却也知道，没有打通电话是不用付费的，于是，我说：“我没有打通电话呀。”
“你拨了号就得交钱！”说这句话的是一个坐在旁边看报的中年男人，他说着放下报纸站起来瞪着我。看样子，他是这个书报亭的老板。我左顾右盼，希望能遇到一个能为我说话的人，但是，我失望了，旁边虽然站了几个民工模样的人，但他们没有出声。
“我没有打通你的电话！”在他的瞪视下，我说完这句话心里便没底气了，但还是想据理力争。
“妈的！你交不交钱？”他走过来抓住我的行李袋。
“小弟，交钱啦。”旁边一个围观的人在我耳边小声说。
时间到了中午，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满脸尘土的我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刚从车上下来的。我脑海里翻腾着，心底抗拒着交这个没打通的电话费。但沉默十几秒钟后，我还是不甘心地掏出一张10元票子。中年男子哼了一声接过，抛回一张5元的票子。
“怎么要5块钱？”我心想，拨号费也不用贵到要5块钱吧？
“拨号费就是5块钱！”那男子大声叫嚷。我没有出声。我知道，我撞上了黑电话亭。
在人生地疏的福永，刚下车不够半小时，提起话筒到放下话筒不到30秒的时间，我交了一个名为拨号费的电话费。这是我刚出家门除了车费外花的第一笔费用。
现代“包身工”
太阳渐渐地沉落，天空只剩一抹暗红。工业区内，一群群从工厂下班的员工鱼跃般游弋出来。吞咽了两个包子后，我开始寻找今晚能蜗居的地方。走了几个住所，我发现旅馆是不能去的，太贵；出租房更不能住，太乱。霓虹灯亮起时，我来到一座天桥上，几个似难民般的汉子靠在护栏边打瞌睡。我放下袋子，靠在上面，拉紧身上的衣服后，迷迷糊糊的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天刚亮，在路边就着自来水猛灌一通后，我来到凤凰路口的一个工业区。我顺着路挨个工厂寻觅厂门口贴的招工启事。一家电器厂门口黑板上贴着一张招工启事，上面写着招聘男女普工。我被录用了。
以为踏入城市便会开始城市人的生活，却被现实击得粉碎。我在流水线上不停地重复相同的动作——插件。电子元件有棱角，大小不一，不好插，没干多少天，我手指上便是一团黑黑的淤血，十指连心，钻心地痛。工作制度苛刻异常，就像《包身工》里面写的，伙食常常是些发黄的瓜加发黄的米饭；11平方米的宿舍挤满了人，甚至有的工人带女工到宿舍，众目睽睽之下过夫妻生活，夜晚呻吟的声音特别刺耳。
我克制着自己的神经，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生活方式下继续上班，我想，我会承受得住。年关渐渐逼近，加班时间也越来越长，我告诉自己尽量不要出差错。但五个月后的一天早上上班，我还是被“炒鱿鱼”了，原因是前一工位刚来的一个男孩子昨晚加班到11点，睡眠不足引发偏头痛，他将属于他插的电阻插到我的插件方位上，到QC检查发现时已经下了300多块机板。拉长是个小姑娘，她添油加醋地在车间主任面前告我的状。主任与拉长是老乡关系，他不明就里，冲过来便对我横加指责，根本容不得我半点申辩。
我觉得非常委屈，非常愤懑，但拉长与主任不听我的解释也不仔细核对机板，立马就开了张开除通知书给我。接过被罚了250元后剩下的工资，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工作了近六个月的电器厂。
我要一张东莞暂住证
再次来到凤凰路口公交车站，我踏上了到东莞厚街的班车。来到南五驰生工业村，在同学的介绍下，我应聘通过进了一家加工DVD、VCD的企业，任职电子料仓管员，此时是2003年元月份。
一个不用加班的夜晚，我到厂外走动，想买点生活用品，顺便看看新一期的《江门文艺》到了没有。初冬的晚风徐徐吹在身上，说不出的惬意，感觉像洗净了连续几晚加班的疲惫。继续向前方走去，眼前一片繁华。来到一家名叫佳乐福购物商场时，一家美容化妆品公司正在搞促销活动，台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美仑美奂的张柏芝出浴图。随着强劲的音乐，两位穿得极少的少女正在卖力地扭动腰肢。台下一群观众杂乱地拥挤、尖叫。我心里油然升起一种厌恶感。
在便利店买了生活用品正想往回走时，前面开来两辆三轮摩托车，每台车上坐着两个穿着制服的治安人员，还有几个已被抓的男女青年。我暗叫，糟了！转眼间，两辆车一下子到了面前，一个较瘦的治安员跳下车举着棒子朝我大声说：“有暂住证吗？”
我慌了，说：“我没有暂住证，但我有厂证和身份证。”说完便递给了他。
他拿着我的身份证和厂证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再打量我一眼，最后还是厉声说道：“上车！”我急忙向他解释，说自己刚来不久，没来得及办暂住证，可他还是一个劲地叫我上车。
我坐在车上，脑子里一片混乱，心里扑通乱跳，不知如何是好，充满了恐惧和猜测：会不会被骗了？一直到车停在了警务区，我心里才有点平静。
我坐在一张长椅上，周围全是穿着工衣的青年男女，看来，被抓的还真不少。刚坐下不久，治安人员便拿了一张关于办理暂住证的条例给我们看。就着灯光，我认真仔细地看着，看完后觉得自己有理由让他们放我走，因为条例上说“来当地有两个月以上的必须办暂住证”，而我才到20多天，还有一个多月的补办时间。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可是，他们根本就不听我的解释。
一个治安员叫大家排队，交出手上的物品。我的物品和书被收后，他们说没有暂住证的可以交200元买张罚单后放人，也可以打电话叫人来交钱。说完后，治安员指了指桌子上的电话机。
夜色越来越浓，被抓的人都打电话叫别人来交钱回去了。我在心里琢磨着，这钱交还是不交？正想着，突然听见一个治安员对另一个治安员说：“你们看好他们，我们再去抓几个回来。”听了这样的话，我差点跌倒在地。
交了钱走出治安队，我心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第二天上班后，我写了申请给仓库主管要求办理暂住证。主管姓田，他一阵愕然，于是，我将昨晚被抓的经过告诉他。田主管笑了，笑后，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这段时间是抓暂住证的非常时期，你知道为什么吗？到年关了，你们要过年，但治安员也想过年，要趁机捞一把啊。”
杀鸡儆猴
仓库的工作相对生产线要轻松些，于是，工作之余，我抓紧时间学习电脑，结合职中学过的电子知识写了一份《有关仓库整改整理的建议报告》给田主管，田主管审阅后交由上级正式实施。
时间飞逝，不知不觉间一年过去了。2004年元旦，是我的那份报告实施整理后的一年。这时的仓库面貌焕然一新，整个仓库的工作效率和场地安排得到很大的提高。田主管已升迁为仓库部经理，我接任了他的主管职位。田经理是个非常随和的中年汉子，大家很乐意接近他，他的办公室成了大家工余时的乐园。上班时，如果时间还早，他会风趣地说：“山中无老虎，来来，杀两盘。”取出象棋：白纸画就的棋盘上，三极管、电容成了冲锋陷阵的沙将，一场激烈的“撕杀”开始了……上班铃响后，大家都很自觉地回到各自的位置上，认真地做自己的事。
时间就在这样的忙里偷闲中有滋有味地过着。终于有一天，不知是谁告发了我们，还没到上班时间，老板走进办公室撕毁了棋盘，炒了田经理的鱿鱼。
过了几天，新来了个姓孔的仓库经理。孔经理不苟言笑，瞪着我们时总是从厚厚的镜片后射出两道犀利的目光，令大家不寒而栗。
年关在闷闷不乐中蹒跚而来，辞工的，自离的，请假的，整个仓库十几个人员一下子走得没剩下几个了。那天，我们各个部门在仓库里清理仓库，整理物料，个个忙得不可开交。突然，孔经理走过来阴阳怪气地说：“小袁，你的信件。”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家杂志社发表了我的一篇散文后寄过来的样刊。物料员们交口称赞，人人说要请客。这时，我发觉孔经理向我射出的两道目光比以往更森严犀利。
第二天，有个物料员告诉我，说孔经理在老板面前揭发我，说我在上班时间写自己的文章。我不以为然，因为我写稿件是晚上在寝室进行的。但不久，老板就找我谈话了，他倒了一杯茶放到我面前，几句问候后慢条斯理地说：“小袁啊，你是个人才呀，但我这里是工厂不是学校，工作不能马虎哟！”我听明白了，肯定是孔经理在老板面前搬弄是非。
过后不久，孔经理借我手下一个物料员发错了20只电阻的事件小题大做，炒了那个物料员。孔经理还在老板面前煽风点火，扬言这件事要通告全厂，并炒了我，杀鸡儆猴。
我也没跟老板争辩，收拾起我的东西，交了辞职书，想提前回家过春节。老板极力挽留，但冲动的我只想离开这儿。我走后不久，五金料、化学辅料的主管们都先后离开了那家工厂，厂里一时混乱不堪。
面子是一张虚伪的皮
2004年春节过后，我来到了东莞虎门南面的一个工业区。听说虎门是一个服装名镇，每年一届的服装交易会就在虎门的黄河时装城举行。
在工业区旁边租了一间平房住下后，我开始穿梭于周围的工厂及相邻的工业区，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工作。将近20天过去了，我的工作仍然毫无着落。我开始慌了，口袋的钱毕竟有限，每天还要消耗伙食费、交通费。
又一次面试失败后，我走出工厂的大门，往一个乞丐的钵子里放了一块钱。饥渴交织的我在河涌边的石凳上坐下来歇息。旁边坐着一个正在招揽生意的擦鞋中年女人。
这女人鬓发斑白，脸上满是皱纹，她笑呵呵地喊着，三块钱擦皮鞋，不亮不要钱。正在我注视着她的时候，她回过头来，我们的目光相撞。我转过头去，我怕看久了忍不住流泪。“后生仔，过来。”我听到是这擦鞋女人的声音。
我左看右看，想看她在跟谁说话，但旁边除了我之外就只有她了。
“不用看了，我叫的就是你，戴眼镜的后生仔。”那个中年女人又说话了。
我站起来走了两步，在她的示意下坐到对面的凳子上。她边打量着我边整理着擦鞋的家什，说：“你是在找工作吧？”看着她慈祥的相貌，听着那似曾相识的语气，我不由得将这20多天在烈日下找工的艰辛和盘托出。她边听边点头，听我说完了，她说：“后生仔，听我说几句话。你是好心人，我坐在这里一个上午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年青人会放一块钱到那乞丐的盘子里。但我知道，你是文化人，现在看不起那些苦累的工作，放不下面子。可面子是一张虚伪的皮，撕破这张皮，你的心态就摆正了。”
接着她又说：“告诉你吧，九门寨工业区有个电子厂，老板我认识，那个厂在招工，你去看看。”
听完这妇人的一番话，我的心情豁然开朗。我站起来向她深深的鞠了一躬，向着九门寨工业区走去。
进了电子厂后，我被安排在生产流水线上。我无怨无悔，每天勤勤恳恳地做好工作的同时，积极执起笔趴在铁架床上涂鸦文字，在纸上书写我的喜怒哀乐。
公司二楼一进门口，放着一个佛架，架上摆着一尊关公塑像，上面总是放着一盘金光灿灿的金元宝，一盘摆成七星聚会的水果。三炷檀香一对大红烛，袅袅腾腾闪闪烁烁。我没有拜神的习惯，但我每次上四楼车间经过这儿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注视威武的关公神像，在心里默默祈祷，祈祷河涌堤边的那个女人。
两年间，由于我对工作的认真和好学，公司将我从生产部调到管理部、品质部。2005年年底，我被调任到工程部担任技术员。这是我走上打工路后的再一次辉煌。2006年农历十二月，我与同在公司工作的燕子回到家乡，在刚落成进宅不到两个月的小洋楼里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每每走到那条河涌垂柳堤上，我都要向那擦鞋女人坐过的石凳虔诚地深深注视。在灵魂深处，我告诉自己，这儿是拯救我的心灵、摆正我的心态的一个地方。
打工路上难免遇上挫折和不平，但只要我们时刻摆正心态，走到哪里，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再创辉煌。
2002年的初夏，我辗转来到了深圳的福永凤凰。
刚下车，看着家乡没有的高楼大厦，我分不清东南西北。提着行李袋走到一个贴着书报亭的电话亭，照着纸条拨了刚子的号码，话筒里却传来一个甜美的女声：您所拨打的号码不存在。我愣住了，在这里，我没有一个熟人。呆愣几秒钟后，我放下电话刚想走出电话亭，谁知，老板娘却伸过手来说：“交钱！”我虽然第一次出门，却也知道，没有打通电话是不用付费的，于是，我说：“我没有打通电话呀。”
“你拨了号就得交钱！”说这句话的是一个坐在旁边看报的中年男人，他说着放下报纸站起来瞪着我。看样子，他是这个书报亭的老板。我左顾右盼，希望能遇到一个能为我说话的人，但是，我失望了，旁边虽然站了几个民工模样的人，但他们没有出声。
“我没有打通你的电话！”在他的瞪视下，我说完这句话心里便没底气了，但还是想据理力争。
“妈的！你交不交钱？”他走过来抓住我的行李袋。
“小弟，交钱啦。”旁边一个围观的人在我耳边小声说。
时间到了中午，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满脸尘土的我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刚从车上下来的。我脑海里翻腾着，心底抗拒着交这个没打通的电话费。但沉默十几秒钟后，我还是不甘心地掏出一张10元票子。中年男子哼了一声接过，抛回一张5元的票子。
“怎么要5块钱？”我心想，拨号费也不用贵到要5块钱吧？
“拨号费就是5块钱！”那男子大声叫嚷。我没有出声。我知道，我撞上了黑电话亭。
在人生地疏的福永，刚下车不够半小时，提起话筒到放下话筒不到30秒的时间，我交了一个名为拨号费的电话费。这是我刚出家门除了车费外花的第一笔费用。
现代“包身工”
太阳渐渐地沉落，天空只剩一抹暗红。工业区内，一群群从工厂下班的员工鱼跃般游弋出来。吞咽了两个包子后，我开始寻找今晚能蜗居的地方。走了几个住所，我发现旅馆是不能去的，太贵；出租房更不能住，太乱。霓虹灯亮起时，我来到一座天桥上，几个似难民般的汉子靠在护栏边打瞌睡。我放下袋子，靠在上面，拉紧身上的衣服后，迷迷糊糊的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天刚亮，在路边就着自来水猛灌一通后，我来到凤凰路口的一个工业区。我顺着路挨个工厂寻觅厂门口贴的招工启事。一家电器厂门口黑板上贴着一张招工启事，上面写着招聘男女普工。我被录用了。
以为踏入城市便会开始城市人的生活，却被现实击得粉碎。我在流水线上不停地重复相同的动作——插件。电子元件有棱角，大小不一，不好插，没干多少天，我手指上便是一团黑黑的淤血，十指连心，钻心地痛。工作制度苛刻异常，就像《包身工》里面写的，伙食常常是些发黄的瓜加发黄的米饭；11平方米的宿舍挤满了人，甚至有的工人带女工到宿舍，众目睽睽之下过夫妻生活，夜晚呻吟的声音特别刺耳。
我克制着自己的神经，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生活方式下继续上班，我想，我会承受得住。年关渐渐逼近，加班时间也越来越长，我告诉自己尽量不要出差错。但五个月后的一天早上上班，我还是被“炒鱿鱼”了，原因是前一工位刚来的一个男孩子昨晚加班到11点，睡眠不足引发偏头痛，他将属于他插的电阻插到我的插件方位上，到QC检查发现时已经下了300多块机板。拉长是个小姑娘，她添油加醋地在车间主任面前告我的状。主任与拉长是老乡关系，他不明就里，冲过来便对我横加指责，根本容不得我半点申辩。
我觉得非常委屈，非常愤懑，但拉长与主任不听我的解释也不仔细核对机板，立马就开了张开除通知书给我。接过被罚了250元后剩下的工资，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工作了近六个月的电器厂。
我要一张东莞暂住证
再次来到凤凰路口公交车站，我踏上了到东莞厚街的班车。来到南五驰生工业村，在同学的介绍下，我应聘通过进了一家加工DVD、VCD的企业，任职电子料仓管员，此时是2003年元月份。
一个不用加班的夜晚，我到厂外走动，想买点生活用品，顺便看看新一期的《江门文艺》到了没有。初冬的晚风徐徐吹在身上，说不出的惬意，感觉像洗净了连续几晚加班的疲惫。继续向前方走去，眼前一片繁华。来到一家名叫佳乐福购物商场时，一家美容化妆品公司正在搞促销活动，台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美仑美奂的张柏芝出浴图。随着强劲的音乐，两位穿得极少的少女正在卖力地扭动腰肢。台下一群观众杂乱地拥挤、尖叫。我心里油然升起一种厌恶感。
在便利店买了生活用品正想往回走时，前面开来两辆三轮摩托车，每台车上坐着两个穿着制服的治安人员，还有几个已被抓的男女青年。我暗叫，糟了！转眼间，两辆车一下子到了面前，一个较瘦的治安员跳下车举着棒子朝我大声说：“有暂住证吗？”
我慌了，说：“我没有暂住证，但我有厂证和身份证。”说完便递给了他。
他拿着我的身份证和厂证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再打量我一眼，最后还是厉声说道：“上车！”我急忙向他解释，说自己刚来不久，没来得及办暂住证，可他还是一个劲地叫我上车。
我坐在车上，脑子里一片混乱，心里扑通乱跳，不知如何是好，充满了恐惧和猜测：会不会被骗了？一直到车停在了警务区，我心里才有点平静。
我坐在一张长椅上，周围全是穿着工衣的青年男女，看来，被抓的还真不少。刚坐下不久，治安人员便拿了一张关于办理暂住证的条例给我们看。就着灯光，我认真仔细地看着，看完后觉得自己有理由让他们放我走，因为条例上说“来当地有两个月以上的必须办暂住证”，而我才到20多天，还有一个多月的补办时间。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可是，他们根本就不听我的解释。
一个治安员叫大家排队，交出手上的物品。我的物品和书被收后，他们说没有暂住证的可以交200元买张罚单后放人，也可以打电话叫人来交钱。说完后，治安员指了指桌子上的电话机。
夜色越来越浓，被抓的人都打电话叫别人来交钱回去了。我在心里琢磨着，这钱交还是不交？正想着，突然听见一个治安员对另一个治安员说：“你们看好他们，我们再去抓几个回来。”听了这样的话，我差点跌倒在地。
交了钱走出治安队，我心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第二天上班后，我写了申请给仓库主管要求办理暂住证。主管姓田，他一阵愕然，于是，我将昨晚被抓的经过告诉他。田主管笑了，笑后，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这段时间是抓暂住证的非常时期，你知道为什么吗？到年关了，你们要过年，但治安员也想过年，要趁机捞一把啊。”
杀鸡儆猴
仓库的工作相对生产线要轻松些，于是，工作之余，我抓紧时间学习电脑，结合职中学过的电子知识写了一份《有关仓库整改整理的建议报告》给田主管，田主管审阅后交由上级正式实施。
时间飞逝，不知不觉间一年过去了。2004年元旦，是我的那份报告实施整理后的一年。这时的仓库面貌焕然一新，整个仓库的工作效率和场地安排得到很大的提高。田主管已升迁为仓库部经理，我接任了他的主管职位。田经理是个非常随和的中年汉子，大家很乐意接近他，他的办公室成了大家工余时的乐园。上班时，如果时间还早，他会风趣地说：“山中无老虎，来来，杀两盘。”取出象棋：白纸画就的棋盘上，三极管、电容成了冲锋陷阵的沙将，一场激烈的“撕杀”开始了……上班铃响后，大家都很自觉地回到各自的位置上，认真地做自己的事。
时间就在这样的忙里偷闲中有滋有味地过着。终于有一天，不知是谁告发了我们，还没到上班时间，老板走进办公室撕毁了棋盘，炒了田经理的鱿鱼。
过了几天，新来了个姓孔的仓库经理。孔经理不苟言笑，瞪着我们时总是从厚厚的镜片后射出两道犀利的目光，令大家不寒而栗。
年关在闷闷不乐中蹒跚而来，辞工的，自离的，请假的，整个仓库十几个人员一下子走得没剩下几个了。那天，我们各个部门在仓库里清理仓库，整理物料，个个忙得不可开交。突然，孔经理走过来阴阳怪气地说：“小袁，你的信件。”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家杂志社发表了我的一篇散文后寄过来的样刊。物料员们交口称赞，人人说要请客。这时，我发觉孔经理向我射出的两道目光比以往更森严犀利。
第二天，有个物料员告诉我，说孔经理在老板面前揭发我，说我在上班时间写自己的文章。我不以为然，因为我写稿件是晚上在寝室进行的。但不久，老板就找我谈话了，他倒了一杯茶放到我面前，几句问候后慢条斯理地说：“小袁啊，你是个人才呀，但我这里是工厂不是学校，工作不能马虎哟！”我听明白了，肯定是孔经理在老板面前搬弄是非。
过后不久，孔经理借我手下一个物料员发错了20只电阻的事件小题大做，炒了那个物料员。孔经理还在老板面前煽风点火，扬言这件事要通告全厂，并炒了我，杀鸡儆猴。
我也没跟老板争辩，收拾起我的东西，交了辞职书，想提前回家过春节。老板极力挽留，但冲动的我只想离开这儿。我走后不久，五金料、化学辅料的主管们都先后离开了那家工厂，厂里一时混乱不堪。
面子是一张虚伪的皮
2004年春节过后，我来到了东莞虎门南面的一个工业区。听说虎门是一个服装名镇，每年一届的服装交易会就在虎门的黄河时装城举行。
在工业区旁边租了一间平房住下后，我开始穿梭于周围的工厂及相邻的工业区，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工作。将近20天过去了，我的工作仍然毫无着落。我开始慌了，口袋的钱毕竟有限，每天还要消耗伙食费、交通费。
又一次面试失败后，我走出工厂的大门，往一个乞丐的钵子里放了一块钱。饥渴交织的我在河涌边的石凳上坐下来歇息。旁边坐着一个正在招揽生意的擦鞋中年女人。
这女人鬓发斑白，脸上满是皱纹，她笑呵呵地喊着，三块钱擦皮鞋，不亮不要钱。正在我注视着她的时候，她回过头来，我们的目光相撞。我转过头去，我怕看久了忍不住流泪。“后生仔，过来。”我听到是这擦鞋女人的声音。
我左看右看，想看她在跟谁说话，但旁边除了我之外就只有她了。
“不用看了，我叫的就是你，戴眼镜的后生仔。”那个中年女人又说话了。
我站起来走了两步，在她的示意下坐到对面的凳子上。她边打量着我边整理着擦鞋的家什，说：“你是在找工作吧？”看着她慈祥的相貌，听着那似曾相识的语气，我不由得将这20多天在烈日下找工的艰辛和盘托出。她边听边点头，听我说完了，她说：“后生仔，听我说几句话。你是好心人，我坐在这里一个上午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年青人会放一块钱到那乞丐的盘子里。但我知道，你是文化人，现在看不起那些苦累的工作，放不下面子。可面子是一张虚伪的皮，撕破这张皮，你的心态就摆正了。”
接着她又说：“告诉你吧，九门寨工业区有个电子厂，老板我认识，那个厂在招工，你去看看。”
听完这妇人的一番话，我的心情豁然开朗。我站起来向她深深的鞠了一躬，向着九门寨工业区走去。
进了电子厂后，我被安排在生产流水线上。我无怨无悔，每天勤勤恳恳地做好工作的同时，积极执起笔趴在铁架床上涂鸦文字，在纸上书写我的喜怒哀乐。
公司二楼一进门口，放着一个佛架，架上摆着一尊关公塑像，上面总是放着一盘金光灿灿的金元宝，一盘摆成七星聚会的水果。三炷檀香一对大红烛，袅袅腾腾闪闪烁烁。我没有拜神的习惯，但我每次上四楼车间经过这儿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注视威武的关公神像，在心里默默祈祷，祈祷河涌堤边的那个女人。
两年间，由于我对工作的认真和好学，公司将我从生产部调到管理部、品质部。2005年年底，我被调任到工程部担任技术员。这是我走上打工路后的再一次辉煌。2006年农历十二月，我与同在公司工作的燕子回到家乡，在刚落成进宅不到两个月的小洋楼里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每每走到那条河涌垂柳堤上，我都要向那擦鞋女人坐过的石凳虔诚地深深注视。在灵魂深处，我告诉自己，这儿是拯救我的心灵、摆正我的心态的一个地方。
打工路上难免遇上挫折和不平，但只要我们时刻摆正心态，走到哪里，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