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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45年出生，小学毕业后考到吉林省戏曲学校学习二人转，得到老艺人程喜发和李青山的亲传，基础比较扎实。他们原来是民间艺人，解放后被请到戏校，享受国家俸禄。
李青山是著名的二人转民间艺人，男人唱旦角，“唱”“扮”“舞”都很有功夫。他外号“大机器”，意思是各家各派都能包容。听说他刚开始唱二人转的时候不受欢迎，因为长得不好看，经常坐冷板凳。那时候演员都在戏台旁边坐着，有观众出钱点唱，才能上场，没有人点就坐一晚上冷板凳。后来他求老板让他唱一场，结果上场之后一直没下去，整个晚上他都包了，观众不停叫好。因为他天天坐冷板凳，各家各派就都学会了，所以一炮走红。那一代艺人功底很好，都是草头班子出来的，如果没有好东西，观众不买账，会从台上给撵下去。
我1959年参加工作。1964年全国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文艺工作者也到农村去，叫工作队员，教育农民。下乡很辛苦，背着行李，那时候哪有车啊，就是走，翻山越岭，有时候爬山要手脚并用。住在农民家里，虱子就像滚绣球似的，当时讲究“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候下乡演二人转还没有那么火，主要演《白毛女》等忆苦思甜的节目。
回城之后就是“文革”，十年基本上什么都不干了。后期演的一些节目，因为受样板戏影响，很单调，都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小鹰展翅》啊，没有古装戏，也学习样板戏的剧目，很多段子是根据八个样板戏改的。
80年代初，文艺复苏，二人转这时才开始起步，把以前传统的东西都拿出来，《杨八姐游春》《西厢记》《包公陪情》《猪八戒拱地》等，全整理出来，这是二人转很兴旺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下乡演出，各个乡镇都排队预约。乡镇来接我们，用解放卡车，道具一车，人一车，车厢没有顶棚，下雨我们就自己打伞、顶着雨布。我们还卖过票呢，记得一次在榆树乡，一天就卖了一万多张票，票很便宜，三角钱一张。没有舞台，大板车打开就当舞台，用现在建筑工地用的那种纤维做成的帷子围个场子，往里放人，看到场子里人差不多了，赶紧关门，不然太挤了，踩坏了人咋办?
那时候有句话叫“万人围着二人转”，台上两个人演，台下人山人海。我们这才感觉文艺工作者有用武之地了。
乡镇对我们的招待就没法形容了，杀猪宰羊的。到老乡家吃饭，农民特别热情，秋天，没有新鲜水果了，他们从地窖里拿出西瓜，再来一勺白糖。那时还没有冰箱，西瓜是农民存在地窖里的，城里吃不到。这是最热隋的招待了。春天，苞米刚长出来的时候，一个乡长说：“今天我给你们做—道菜，可好吃了。”菜上来，我一看是玉米笋，他说这是刚从地里掰的，还没有结粒，刚发芽就掰下来了。做这一盘要瞎多少苞米啊。
演出的时候，观众的热情也非常让人感动。演出上午9点开始，六七点就有人来占位子了。上午演完了，他们自己带着饭来吃，怕下午位子没有了。下午演出，我唱《包公断太后》，雨哗地就下来了，他们还不走，舞台上面有顶棚。但下面是露天的，他们顶着各种各样的雨布，还有顶一块布的。雨越下越大，平地都有积水了，慢慢没了脚面，他们还不走，在雨里站着看。舞台上开始漏水了，乐队拉弦的就剩下一个了，旁边有人给他打伞，打鼓的也有人打伞，我们两个演员没人打伞啊，就在舞台上拣着不漏的地方演，也不能舞了，最后俩人挤在一块不漏的地方背对着背唱。脸上分不清是眼泪还是雨水，心情很激动。
一辈子演出，什么时候最高兴啊，就这个时候，这么受人民的欢迎啊。
1984年，我当选省政协委员，我是第一个当政协委员的二人转演员，参政议政，很光荣。那时候二人转那么火，但没有一点私心，我唱的《回杯记》录盒式磁带，卖出去有100万张，我只得到6元钱，是单位发的补助费。没有怨言，就觉得拿着国家俸禄，就该给国家干活。要有人邀请出去演出，还想，耽误了剧团的演出咋办?哪像现在，外面演出挣钱多啊，团里就请假呗。
后来家家有了电视，二人转受到一点冲击。电视放《霍元甲》的时候，我们下乡，住在招待所直嘀咕，今天能不能卖出票去啊。到台上一看，妈呀，台下已经坐满人了，场场满。二人转还是有一批剧目、一批演员，还有一批忠实的观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粉丝。
90年代后期，城里开始有民间的二人转演出，主要搞杂耍，搞笑的，黄段子，什么都上，这时候我们的传统二人转受到很大冲击。
演出也只是给大专院校或者会议什么的，下乡演出不多了，没有乡镇主动来接我们了。即使老百姓愿意看也没人组织，乡镇干部都有车，自己开车到城里唱歌跳舞，接待我们嫌麻烦，我们这么多人下去，还要管吃喝拉撒。
传统二人转演员的日子不好过，吉林省民间艺术团的演员现在只开60％的工资，我因为退休了，才开，100％。
我们的二人转不景气了，也想着演出怎么改革。以前都唱成本大套的戏，后来也唱一段了，挑最精彩的。现在我们也学习杂耍二人转表演的灵活性，临场发挥，学习他们丑角的幽默，但是他们大部分不具备“美”的表演素质，最大的问题是不会“美”。
年轻人喜欢看杂耍，老年人还是喜欢看我们的演出。我退休后，有一次碰到老乡间：“你咋总也不来演出了?”
李青山是著名的二人转民间艺人，男人唱旦角，“唱”“扮”“舞”都很有功夫。他外号“大机器”，意思是各家各派都能包容。听说他刚开始唱二人转的时候不受欢迎，因为长得不好看，经常坐冷板凳。那时候演员都在戏台旁边坐着，有观众出钱点唱，才能上场，没有人点就坐一晚上冷板凳。后来他求老板让他唱一场，结果上场之后一直没下去，整个晚上他都包了，观众不停叫好。因为他天天坐冷板凳，各家各派就都学会了，所以一炮走红。那一代艺人功底很好，都是草头班子出来的，如果没有好东西，观众不买账，会从台上给撵下去。
我1959年参加工作。1964年全国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文艺工作者也到农村去，叫工作队员，教育农民。下乡很辛苦，背着行李，那时候哪有车啊，就是走，翻山越岭，有时候爬山要手脚并用。住在农民家里，虱子就像滚绣球似的，当时讲究“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候下乡演二人转还没有那么火，主要演《白毛女》等忆苦思甜的节目。
回城之后就是“文革”，十年基本上什么都不干了。后期演的一些节目，因为受样板戏影响，很单调，都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小鹰展翅》啊，没有古装戏，也学习样板戏的剧目，很多段子是根据八个样板戏改的。
80年代初，文艺复苏，二人转这时才开始起步，把以前传统的东西都拿出来，《杨八姐游春》《西厢记》《包公陪情》《猪八戒拱地》等，全整理出来，这是二人转很兴旺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下乡演出，各个乡镇都排队预约。乡镇来接我们，用解放卡车，道具一车，人一车，车厢没有顶棚，下雨我们就自己打伞、顶着雨布。我们还卖过票呢，记得一次在榆树乡，一天就卖了一万多张票，票很便宜，三角钱一张。没有舞台，大板车打开就当舞台，用现在建筑工地用的那种纤维做成的帷子围个场子，往里放人，看到场子里人差不多了，赶紧关门，不然太挤了，踩坏了人咋办?
那时候有句话叫“万人围着二人转”，台上两个人演，台下人山人海。我们这才感觉文艺工作者有用武之地了。
乡镇对我们的招待就没法形容了，杀猪宰羊的。到老乡家吃饭，农民特别热情，秋天，没有新鲜水果了，他们从地窖里拿出西瓜，再来一勺白糖。那时还没有冰箱，西瓜是农民存在地窖里的，城里吃不到。这是最热隋的招待了。春天，苞米刚长出来的时候，一个乡长说：“今天我给你们做—道菜，可好吃了。”菜上来，我一看是玉米笋，他说这是刚从地里掰的，还没有结粒，刚发芽就掰下来了。做这一盘要瞎多少苞米啊。
演出的时候，观众的热情也非常让人感动。演出上午9点开始，六七点就有人来占位子了。上午演完了，他们自己带着饭来吃，怕下午位子没有了。下午演出，我唱《包公断太后》，雨哗地就下来了，他们还不走，舞台上面有顶棚。但下面是露天的，他们顶着各种各样的雨布，还有顶一块布的。雨越下越大，平地都有积水了，慢慢没了脚面，他们还不走，在雨里站着看。舞台上开始漏水了，乐队拉弦的就剩下一个了，旁边有人给他打伞，打鼓的也有人打伞，我们两个演员没人打伞啊，就在舞台上拣着不漏的地方演，也不能舞了，最后俩人挤在一块不漏的地方背对着背唱。脸上分不清是眼泪还是雨水，心情很激动。
一辈子演出，什么时候最高兴啊，就这个时候，这么受人民的欢迎啊。
1984年，我当选省政协委员，我是第一个当政协委员的二人转演员，参政议政，很光荣。那时候二人转那么火，但没有一点私心，我唱的《回杯记》录盒式磁带，卖出去有100万张，我只得到6元钱，是单位发的补助费。没有怨言，就觉得拿着国家俸禄，就该给国家干活。要有人邀请出去演出，还想，耽误了剧团的演出咋办?哪像现在，外面演出挣钱多啊，团里就请假呗。
后来家家有了电视，二人转受到一点冲击。电视放《霍元甲》的时候，我们下乡，住在招待所直嘀咕，今天能不能卖出票去啊。到台上一看，妈呀，台下已经坐满人了，场场满。二人转还是有一批剧目、一批演员，还有一批忠实的观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粉丝。
90年代后期，城里开始有民间的二人转演出，主要搞杂耍，搞笑的，黄段子，什么都上，这时候我们的传统二人转受到很大冲击。
演出也只是给大专院校或者会议什么的，下乡演出不多了，没有乡镇主动来接我们了。即使老百姓愿意看也没人组织，乡镇干部都有车，自己开车到城里唱歌跳舞，接待我们嫌麻烦，我们这么多人下去，还要管吃喝拉撒。
传统二人转演员的日子不好过，吉林省民间艺术团的演员现在只开60％的工资，我因为退休了，才开，100％。
我们的二人转不景气了，也想着演出怎么改革。以前都唱成本大套的戏，后来也唱一段了，挑最精彩的。现在我们也学习杂耍二人转表演的灵活性，临场发挥，学习他们丑角的幽默，但是他们大部分不具备“美”的表演素质，最大的问题是不会“美”。
年轻人喜欢看杂耍，老年人还是喜欢看我们的演出。我退休后，有一次碰到老乡间：“你咋总也不来演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