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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代际更替的完成，农民工城市流迁模式出现新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行业选择性增强，劳动力回流返城再就业比重上升，安居乐业正在成为“家庭迁徙型”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写照。尽管还有部分农民工仍往返于城乡与地区之间，但这种“候鸟型”流迁模式已在明显弱化。因此，以北京5区县为样本取集聚地，针对不同流迁模式下的农民工收入状况及幸福感知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边际效用影响力在下降，农民工积极感知呈上升趋势，表明作为“城市边缘人”的农民工社会待遇不公、幸福感低下境遇正在改善，这与社会关注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群体主导有关。在收入水平短期内难以获得大幅提升的现阶段，政府应致力于教育、职业发展以及社会保障权利等国民待遇平等环境创造，尽可能激发农民工群体正向心理潜能，以其积极品质提升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城市流迁就业；农民工；收入；主观感知
中图分类号：F24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2-0026-03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已历时几十年，城乡与地区之间“候鸟式”流动与“举家迁移式”流动为流迁主要模式，流动区域选择则分为就地转移与跨地区异地转移。目前，农民工代际更替基本完成，“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规模已突破1.4亿，占到总数的60%—70%。随着发展机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歧视政策也在逐渐消除，农村劳动力流迁格局因此发生较大变化，就业及收入状况变动直接影响城市生活主观感知。纵观以往学术及实践研究成果，多围绕市民化、价值取向或教育培训问题展开，对于作为“城市边缘人”的农民工情感体验领域未能给予充分关注。事实上，随着长期以来城乡隔离局面的改善，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重要支撑，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精神享受层次迅速提升，在物质生存环境之外，这一群体对“拥有”（having）、“爱”（loving）、“存在”（being）等非物质领域高层次需求日益增强，收入主观感知更多源于边际效用、目标期望以及人格特质所构成的综合效用判断。基于农村劳动力流迁这一新发展趋势，本研究试以北京五区县为样本取集地，对农民工收入状况及主观感知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以期为弱势群体贫困消除与劳动力稳定供给提供参考建议。
二、不同流迁模式下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格局变动
（一）农民工“候鸟式”流动就业状态正在弱化
在过去很长时期内，农村劳动力大多以年为单位在城乡与地区间“候鸟式”往返流动，农民身份的自卑、城市住房不可即以及留守子女等多种原因导致乡土联系十分密切，打工收入多转回家乡用于建房、储蓄养老等开支。正是二元户籍制度、农村拥有土地退路等多种因素导致“候鸟式”流动农民工缺乏城市长期留居打算，通常在未来某个时间重新转化成为传统式农民。随着农民工城市生存环境的改善，常年外出农民工总量持续增加，“候鸟式”流动就业状态正在趋于弱化，尤其在交通便利的东部地区，流动成本低且民营企业就业机会较多，农民工工作经验与技能累积因果效应趋于显性化。职业的稳定及连续性都因此大为增强，就某种意义而言，农村劳动力流迁模式的改变，在促进事实收入提升的同时增进了正向情绪感知。
（二）“家庭迁徙型”农民工就业趋于稳定
在劳动力迁移决策模型中，通常以家庭总收入预期净增长为前提。目前，农民工举家迁移多归因于发展谋求动机，与迁移货币成本及心理成本相联系的距离因素不再是考虑重点，跨省市、跨地区大中型城市为流迁首选，且随着家庭安居，再流动概率将大幅降低，即使在流入地劳动力需求下降、工资弹性不足而导致收入低下时，举家迁移农民工仍然会选择继续留在城市，并对未来生活持积极心态。这与经济发达城市生活成本高，流动选择将增加货币成本有关，对收入预期的向好应当是一个更重要原因。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家庭幸福对良好情绪维持影响显著，不论个体是否处于应激状态，婚姻稳定所形成的社会支持效应会增进积极情绪感知。事实上，目前举家迁徙农民工多为夫妻同城务工，收入水平通常会有所增加，即使在收入低下的情况下，基于未来良好预期，也会耐心等待新的就业机会，收入物质非物质领域综合感受显然更趋于积极。
（三）农民工回流城市再就业比重上升
农村劳动力回流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大特点，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常态。客观而言，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一个时期后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继续留城或回乡选择，前者将在迁移中完成市民化过程，而后者则更多基于经济收入、生活成本、就业、劳动环境或其他原因返乡回。主动回流多源于资本及技术积累后的返乡创业，被动回流则可归结于农民工市民化受阻、二元结构“刚性”束缚、以及现代工业产业结构升级不适应等因素。客观上看来，在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导的现阶段，无论是从事重体力、低技能工作的农民工被动回流，或是拥有一定资金与技术积累的农民工精英主动回流，都将导致城市劳动力就业供给减少，不可避免地造成城市经济萎缩。基于劳动力短缺压力与社会稳定和谐的需要，农民工在与政府、企业以及市民阶层等相关利益集团博奕中获得越来越多分利，工资拖欠、生活环境、劳动保护以及职业安全等问题正在逐步改善，这一群体对于事实收入及未来预期主观感知因此发生变化。
（四）新生代农民工行业选择性增强，“亦工亦农”兼业选择罕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青年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就业主体。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只是一种对比性概念，通常指1980年后出生的农村流动劳动力。较第一代农民工而言，这一群体在成长背景、生活环境上都明显有别于父辈，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及精神追求显著提升，行业选择性随之增强。但现代工业流程复杂，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决定了他们城市生存困境的存在。值得关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在户籍上是农民，且生长于农村，但几乎都是“农盲”，多从学校直接到城市务工，“亦工亦农”兼业选择十分罕见，即使城市就业形势恶化也难以回归农村。基于这一社会特性，他们本能将城市视为人生归属地，并将城市产业工人作为自己未来定位，对工资报酬的感知因此不再只停留于物质领域，与职业发展及工作环境相关联的情绪体验增加，生活目标、自我接纳、环境可控性等非物质领域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他们对收入事实的主观评判。 三、不同流迁就业模式下的农民工收入幸福感评价
（一）调查样本统计描述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西城区、海淀区、昌平区、怀柔区以及密云县等五区县实地调研，涉及地域分布、职业、年龄、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等多个特征变量，调研重点关注不同流迁模式下的农民工在收入及其体验与感知的广泛及典型代表性，共发放问卷420份，回收388份，有效率为92.4%。基于幸福感通常表现为一种主观感知，为了解样本在程度、动机等非表象化模糊意识，在展开问卷调查的同时启用深度访谈法，以增强调查的深入与启发性。考虑到某些自变量的不连续特征，研究拟采取应用加权有序概率估计法。
调查数据显示：（1）新生代农民工占到样本的62.3%，回流返城再就业农民工占比为38.2%，候鸟式往返于城乡两地农民工比重约为27.1%；（2）已婚农民工比例为42.7%，65.9%配偶同城务工，其中52.4%为举家迁徙；（3）月收入“500元以上结余”的占到61.7%，“月光族”占到20%左右，“支出大于收入”的为7.3%，后两者多为低龄段新生代农民工；（4）收入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①很不满意（6.2%），②不满意（12.1%），③较不满意（16.2%），④较满意（37.2%），⑤非常满意（26.7%），⑥无所谓（1.6%）；5.收入情绪体验消极感受排序为：①经常有（10.7%），②偶尔有（32.9%），③较少有（33.7%），④几乎没有（16.3%），⑤完全没有（6.4%）。
（二）模型选取与结果分析
不同流迁模式下的农民工对收入主观感知与职业、年龄、婚姻、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密切相关，研究拟构建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函数表达式模型含义为：农民工收入问题上的幸福感知Y =F（职业、年龄、婚姻、性别、受教育程度），具体表示为：Y =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μ。
研究结果表明，“职业”与“年龄”变量在模型中显著，但职业、收入水平相同农民工人群在幸福感知上并未表现出明显相似性，收入状况与主观幸福体验不完全成正比，边际效用积极影响趋于下降。进一步考察中发现，在职业、收入水平等同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相对较高，且80后人群超出90后，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这一群体所拥有的自尊、乐观、自控、精神健康等积极人格特质。相形之下，90后低龄段人群幸福感知度相对较低，一方面，可能由于心理尚未完全成熟，对待挫折易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另一方面，也与工作耐受力低、物质享受要求高，对收入不满意，负面情绪因此增加有关。比较而言，80后新生代农民工对待收入水平的情绪感知更趋于理性，这点在回流返城再就业农民工人群中表现尤其显著，生活目标与自身定位相对准确，心智接近成熟应当是最主要原因。
“婚姻状况”变量在模型中显著，标准回归系数为0.622，发生比为2.025。进一步深入发现，“家庭迁徙型”农民工收入幸福体验最高，新生代农民工未婚人群的正向情绪感知最低。举家迁移农民工可制定长远计划，具良好预期，而未婚农民工多居无定所，对未来迷茫易产生消极倦怠应当是较为合理的解释。比较而言，“候鸟式”流迁人群，无论已婚或未婚者，在收入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积极情绪都较低。“性别”变量未能在模型中显著，可能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已婚者配偶同城务工比重上升，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家庭责任下降；二是未婚人群多为成长环境相对优越的农村90后年轻人，基本没有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对待收入的主观感知不明显。
四、城市流迁就业新格局下的农民工收入幸福感量度检验
主观幸福感通常由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三方面构成（Andrews，1976）[1]。流迁就业模式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影响农民工在收入问题上的主观感知，可能产生轻松、愉快、幸福正向情绪，也可能产生郁闷、沮丧、失落负面体验。研究基于情感平衡与情感认知视角构建多个量表，对农民工收入问题上所持公正信念、心理体验以及满意程度进行量度检验。
（一）估测量表设计
研究抽取心理成就感、职业发展、物质条件满足、婚姻关系、社会人际关系等5个核心主题，参照Diener（1993） 生活满意度量表[2]制作《农民工收入满意度量表》，根据Waston（1988）理论[3]编制《农民工收入“积极-消极”情感量表》，借鉴Dalbert（1999）理念 [4] 编制《农民工收入公正信念量表》，各分量表均采取5点计分，施测随机排序。
（二）施测验证与结果描述
施测验证显示，《农民工收入满意度量表》14个条目在4个因素上负载的临界比率CR均在9.248以上，4个因素间相关协方差临界比也在4.56以上，且均大于2.77（ρ<0.01），符合统计学显著意义；《农民工收入“积极-消极”情感量表》各条目在单一因素上的标准化负载临界比率均大于8.22以上，模型拟合度良好；《农民工收入公正信念量表》也通过统计学验证。被试结果描述如下：
农民工收入满意度平均分为4.36，高于中数 4.00（t=-8.84，ρ<0.001）；积极情感平均分3.77，显著高于中数3.00（t =1.94，ρ<0.001）；消极情感平均分为2.36，低于中数3.00（t=-16.37，ρ<0.001），被试个体感受差异较显著。表明在流迁就业模式变动状况下，农民工收入满意正向体验呈上升趋势。个人收入公正信念及比较收入公正信念与中位数接近，呈显著正相关（r =0.44，0.29，ρ<0.01），且两者数据离散程度较大。这一结果证实公正信念对农民工收入积极体验具正向影响，较高公正信念使他们心理健康，对未来预期乐观。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农民工收入问题上所持比较公正信念明显低于个人公正信念，差异达到边缘显著（t=1.76，ρ=0.08）。这应与占到农民工主体的“80后”、“90后”在年龄及工作经验的局限性较强，比较公正信念尚未稳定内化，对公正的评判因此更多以自我为中心有关。 五、结论与启示
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已历时数十年，流迁就业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力回流返城再就业比重上升；新生代农民工行业选择性增强，且“亦工亦农”兼业比重低下；安居乐业正在成为“家庭迁徙型”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写照。尽管仍有部分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与地区之间，但这种“候鸟型”流动已在明显弱化。城市流迁模式的改变使这一群体在收入事实之外，还存在一个由收入边际效用、个体所处位置、目标期望以及人格特质构成的综合感知。客观上来看，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其幸福体验并不完全成正比，收入边际效用的积极性趋于下降，但正向心理倾向仍十分明显，表现出与收入事实的不同步。究其原因：一方面，受教育程度与职业期望相对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这一群体主导，自尊、乐观人格特质生成更多正向情绪体验；另一方面，作为“城市边缘人”的农村流动劳动力生存环境正在改善，社会公正信念加速提升，长期以来社会待遇不公、幸福感低下境遇开始出现实质性改观。政府应当致力于国民平等环境创造，以教育、职业发展以及社会保障的公平公正激发农民工正向心理潜能；社会各界也应尽可能培育友好环境，给予这一群体在应激水平、归因方式以及困境应对方面充分帮助，使之以其积极品质提升主观幸福感。
参考文献：
[1] Andrews F M，Withey S B.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Americans perspections of life quality[M].NewYork：Plenum，1976.
[2] Diener E，Larsen R J，Levine S，et al.Intensity and frequency：Dimensions underly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5，48（3）：1253-1265.
[3] Watson D，Clark L，Telegen A.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8，54（6）：1063-1070.
[4] Dalbert，C.The world is more just for me than generally：About the person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s validity[J].Social Justice esearch，
1999，12（2），79-98.
Thinking of the migrant workers income problems under the new pattern of the city migration employment
——Based on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 perspective empirical study
HUANG Ri-hua，DUAN Qi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Beijing aviation and aerospace University，Beijing 100018，China）
Abstract：With the generational change is completed，the emergence of new change and mode of city migrant workers flow. Strengthe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dustry selectively，labor return back to the city again obtain employment proportion rises，live and work in peace is a "family mi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ity portrayal of life".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migrant workers still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regions，but this "migratory bird type" migration pattern has significantly weakened. Therefore，in 5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Beijing as a sample from the gathering，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migration income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happiness perception mod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rginal utility of income is on the decline，migrant workers active perception is rising，shown as "marginal people" city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unfair treatment，happiness is low situation is improving，and improve the degree of social concern，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s become the leading the group. In the short term is difficult to obtain the income level at the present stage increased，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occup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ights of national equality of treatment environment creation，as far as possible to stimulate positive mental potential，migrant workers groups，the positiv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Key words：city migration employment；migrant workers；income；subjective perception
[责任编辑 李 可]
关键词：城市流迁就业；农民工；收入；主观感知
中图分类号：F24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2-0026-03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已历时几十年，城乡与地区之间“候鸟式”流动与“举家迁移式”流动为流迁主要模式，流动区域选择则分为就地转移与跨地区异地转移。目前，农民工代际更替基本完成，“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规模已突破1.4亿，占到总数的60%—70%。随着发展机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歧视政策也在逐渐消除，农村劳动力流迁格局因此发生较大变化，就业及收入状况变动直接影响城市生活主观感知。纵观以往学术及实践研究成果，多围绕市民化、价值取向或教育培训问题展开，对于作为“城市边缘人”的农民工情感体验领域未能给予充分关注。事实上，随着长期以来城乡隔离局面的改善，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重要支撑，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精神享受层次迅速提升，在物质生存环境之外，这一群体对“拥有”（having）、“爱”（loving）、“存在”（being）等非物质领域高层次需求日益增强，收入主观感知更多源于边际效用、目标期望以及人格特质所构成的综合效用判断。基于农村劳动力流迁这一新发展趋势，本研究试以北京五区县为样本取集地，对农民工收入状况及主观感知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以期为弱势群体贫困消除与劳动力稳定供给提供参考建议。
二、不同流迁模式下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格局变动
（一）农民工“候鸟式”流动就业状态正在弱化
在过去很长时期内，农村劳动力大多以年为单位在城乡与地区间“候鸟式”往返流动，农民身份的自卑、城市住房不可即以及留守子女等多种原因导致乡土联系十分密切，打工收入多转回家乡用于建房、储蓄养老等开支。正是二元户籍制度、农村拥有土地退路等多种因素导致“候鸟式”流动农民工缺乏城市长期留居打算，通常在未来某个时间重新转化成为传统式农民。随着农民工城市生存环境的改善，常年外出农民工总量持续增加，“候鸟式”流动就业状态正在趋于弱化，尤其在交通便利的东部地区，流动成本低且民营企业就业机会较多，农民工工作经验与技能累积因果效应趋于显性化。职业的稳定及连续性都因此大为增强，就某种意义而言，农村劳动力流迁模式的改变，在促进事实收入提升的同时增进了正向情绪感知。
（二）“家庭迁徙型”农民工就业趋于稳定
在劳动力迁移决策模型中，通常以家庭总收入预期净增长为前提。目前，农民工举家迁移多归因于发展谋求动机，与迁移货币成本及心理成本相联系的距离因素不再是考虑重点，跨省市、跨地区大中型城市为流迁首选，且随着家庭安居，再流动概率将大幅降低，即使在流入地劳动力需求下降、工资弹性不足而导致收入低下时，举家迁移农民工仍然会选择继续留在城市，并对未来生活持积极心态。这与经济发达城市生活成本高，流动选择将增加货币成本有关，对收入预期的向好应当是一个更重要原因。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家庭幸福对良好情绪维持影响显著，不论个体是否处于应激状态，婚姻稳定所形成的社会支持效应会增进积极情绪感知。事实上，目前举家迁徙农民工多为夫妻同城务工，收入水平通常会有所增加，即使在收入低下的情况下，基于未来良好预期，也会耐心等待新的就业机会，收入物质非物质领域综合感受显然更趋于积极。
（三）农民工回流城市再就业比重上升
农村劳动力回流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大特点，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常态。客观而言，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一个时期后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继续留城或回乡选择，前者将在迁移中完成市民化过程，而后者则更多基于经济收入、生活成本、就业、劳动环境或其他原因返乡回。主动回流多源于资本及技术积累后的返乡创业，被动回流则可归结于农民工市民化受阻、二元结构“刚性”束缚、以及现代工业产业结构升级不适应等因素。客观上看来，在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导的现阶段，无论是从事重体力、低技能工作的农民工被动回流，或是拥有一定资金与技术积累的农民工精英主动回流，都将导致城市劳动力就业供给减少，不可避免地造成城市经济萎缩。基于劳动力短缺压力与社会稳定和谐的需要，农民工在与政府、企业以及市民阶层等相关利益集团博奕中获得越来越多分利，工资拖欠、生活环境、劳动保护以及职业安全等问题正在逐步改善，这一群体对于事实收入及未来预期主观感知因此发生变化。
（四）新生代农民工行业选择性增强，“亦工亦农”兼业选择罕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青年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就业主体。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只是一种对比性概念，通常指1980年后出生的农村流动劳动力。较第一代农民工而言，这一群体在成长背景、生活环境上都明显有别于父辈，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及精神追求显著提升，行业选择性随之增强。但现代工业流程复杂，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决定了他们城市生存困境的存在。值得关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在户籍上是农民，且生长于农村，但几乎都是“农盲”，多从学校直接到城市务工，“亦工亦农”兼业选择十分罕见，即使城市就业形势恶化也难以回归农村。基于这一社会特性，他们本能将城市视为人生归属地，并将城市产业工人作为自己未来定位，对工资报酬的感知因此不再只停留于物质领域，与职业发展及工作环境相关联的情绪体验增加，生活目标、自我接纳、环境可控性等非物质领域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他们对收入事实的主观评判。 三、不同流迁就业模式下的农民工收入幸福感评价
（一）调查样本统计描述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西城区、海淀区、昌平区、怀柔区以及密云县等五区县实地调研，涉及地域分布、职业、年龄、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等多个特征变量，调研重点关注不同流迁模式下的农民工在收入及其体验与感知的广泛及典型代表性，共发放问卷420份，回收388份，有效率为92.4%。基于幸福感通常表现为一种主观感知，为了解样本在程度、动机等非表象化模糊意识，在展开问卷调查的同时启用深度访谈法，以增强调查的深入与启发性。考虑到某些自变量的不连续特征，研究拟采取应用加权有序概率估计法。
调查数据显示：（1）新生代农民工占到样本的62.3%，回流返城再就业农民工占比为38.2%，候鸟式往返于城乡两地农民工比重约为27.1%；（2）已婚农民工比例为42.7%，65.9%配偶同城务工，其中52.4%为举家迁徙；（3）月收入“500元以上结余”的占到61.7%，“月光族”占到20%左右，“支出大于收入”的为7.3%，后两者多为低龄段新生代农民工；（4）收入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①很不满意（6.2%），②不满意（12.1%），③较不满意（16.2%），④较满意（37.2%），⑤非常满意（26.7%），⑥无所谓（1.6%）；5.收入情绪体验消极感受排序为：①经常有（10.7%），②偶尔有（32.9%），③较少有（33.7%），④几乎没有（16.3%），⑤完全没有（6.4%）。
（二）模型选取与结果分析
不同流迁模式下的农民工对收入主观感知与职业、年龄、婚姻、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密切相关，研究拟构建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函数表达式模型含义为：农民工收入问题上的幸福感知Y =F（职业、年龄、婚姻、性别、受教育程度），具体表示为：Y =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μ。
研究结果表明，“职业”与“年龄”变量在模型中显著，但职业、收入水平相同农民工人群在幸福感知上并未表现出明显相似性，收入状况与主观幸福体验不完全成正比，边际效用积极影响趋于下降。进一步考察中发现，在职业、收入水平等同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相对较高，且80后人群超出90后，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这一群体所拥有的自尊、乐观、自控、精神健康等积极人格特质。相形之下，90后低龄段人群幸福感知度相对较低，一方面，可能由于心理尚未完全成熟，对待挫折易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另一方面，也与工作耐受力低、物质享受要求高，对收入不满意，负面情绪因此增加有关。比较而言，80后新生代农民工对待收入水平的情绪感知更趋于理性，这点在回流返城再就业农民工人群中表现尤其显著，生活目标与自身定位相对准确，心智接近成熟应当是最主要原因。
“婚姻状况”变量在模型中显著，标准回归系数为0.622，发生比为2.025。进一步深入发现，“家庭迁徙型”农民工收入幸福体验最高，新生代农民工未婚人群的正向情绪感知最低。举家迁移农民工可制定长远计划，具良好预期，而未婚农民工多居无定所，对未来迷茫易产生消极倦怠应当是较为合理的解释。比较而言，“候鸟式”流迁人群，无论已婚或未婚者，在收入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积极情绪都较低。“性别”变量未能在模型中显著，可能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已婚者配偶同城务工比重上升，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家庭责任下降；二是未婚人群多为成长环境相对优越的农村90后年轻人，基本没有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对待收入的主观感知不明显。
四、城市流迁就业新格局下的农民工收入幸福感量度检验
主观幸福感通常由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三方面构成（Andrews，1976）[1]。流迁就业模式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影响农民工在收入问题上的主观感知，可能产生轻松、愉快、幸福正向情绪，也可能产生郁闷、沮丧、失落负面体验。研究基于情感平衡与情感认知视角构建多个量表，对农民工收入问题上所持公正信念、心理体验以及满意程度进行量度检验。
（一）估测量表设计
研究抽取心理成就感、职业发展、物质条件满足、婚姻关系、社会人际关系等5个核心主题，参照Diener（1993） 生活满意度量表[2]制作《农民工收入满意度量表》，根据Waston（1988）理论[3]编制《农民工收入“积极-消极”情感量表》，借鉴Dalbert（1999）理念 [4] 编制《农民工收入公正信念量表》，各分量表均采取5点计分，施测随机排序。
（二）施测验证与结果描述
施测验证显示，《农民工收入满意度量表》14个条目在4个因素上负载的临界比率CR均在9.248以上，4个因素间相关协方差临界比也在4.56以上，且均大于2.77（ρ<0.01），符合统计学显著意义；《农民工收入“积极-消极”情感量表》各条目在单一因素上的标准化负载临界比率均大于8.22以上，模型拟合度良好；《农民工收入公正信念量表》也通过统计学验证。被试结果描述如下：
农民工收入满意度平均分为4.36，高于中数 4.00（t=-8.84，ρ<0.001）；积极情感平均分3.77，显著高于中数3.00（t =1.94，ρ<0.001）；消极情感平均分为2.36，低于中数3.00（t=-16.37，ρ<0.001），被试个体感受差异较显著。表明在流迁就业模式变动状况下，农民工收入满意正向体验呈上升趋势。个人收入公正信念及比较收入公正信念与中位数接近，呈显著正相关（r =0.44，0.29，ρ<0.01），且两者数据离散程度较大。这一结果证实公正信念对农民工收入积极体验具正向影响，较高公正信念使他们心理健康，对未来预期乐观。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农民工收入问题上所持比较公正信念明显低于个人公正信念，差异达到边缘显著（t=1.76，ρ=0.08）。这应与占到农民工主体的“80后”、“90后”在年龄及工作经验的局限性较强，比较公正信念尚未稳定内化，对公正的评判因此更多以自我为中心有关。 五、结论与启示
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已历时数十年，流迁就业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力回流返城再就业比重上升；新生代农民工行业选择性增强，且“亦工亦农”兼业比重低下；安居乐业正在成为“家庭迁徙型”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写照。尽管仍有部分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与地区之间，但这种“候鸟型”流动已在明显弱化。城市流迁模式的改变使这一群体在收入事实之外，还存在一个由收入边际效用、个体所处位置、目标期望以及人格特质构成的综合感知。客观上来看，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其幸福体验并不完全成正比，收入边际效用的积极性趋于下降，但正向心理倾向仍十分明显，表现出与收入事实的不同步。究其原因：一方面，受教育程度与职业期望相对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这一群体主导，自尊、乐观人格特质生成更多正向情绪体验；另一方面，作为“城市边缘人”的农村流动劳动力生存环境正在改善，社会公正信念加速提升，长期以来社会待遇不公、幸福感低下境遇开始出现实质性改观。政府应当致力于国民平等环境创造，以教育、职业发展以及社会保障的公平公正激发农民工正向心理潜能；社会各界也应尽可能培育友好环境，给予这一群体在应激水平、归因方式以及困境应对方面充分帮助，使之以其积极品质提升主观幸福感。
参考文献：
[1] Andrews F M，Withey S B.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Americans perspections of life quality[M].NewYork：Plenum，1976.
[2] Diener E，Larsen R J，Levine S，et al.Intensity and frequency：Dimensions underly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5，48（3）：1253-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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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f the migrant workers income problems under the new pattern of the city migration employment
——Based on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 perspective empirical study
HUANG Ri-hua，DUAN Qi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Beijing aviation and aerospace University，Beijing 100018，China）
Abstract：With the generational change is completed，the emergence of new change and mode of city migrant workers flow. Strengthe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dustry selectively，labor return back to the city again obtain employment proportion rises，live and work in peace is a "family mi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ity portrayal of life".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migrant workers still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regions，but this "migratory bird type" migration pattern has significantly weakened. Therefore，in 5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Beijing as a sample from the gathering，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migration income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happiness perception mod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rginal utility of income is on the decline，migrant workers active perception is rising，shown as "marginal people" city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unfair treatment，happiness is low situation is improving，and improve the degree of social concern，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s become the leading the group. In the short term is difficult to obtain the income level at the present stage increased，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occup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ights of national equality of treatment environment creation，as far as possible to stimulate positive mental potential，migrant workers groups，the positiv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Key words：city migration employment；migrant workers；income；subjective perception
[责任编辑 李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