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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转型时期，利益矛盾与冲突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民族问题与社会深层次问题交织，引发矛盾的因素趋于复杂化。民族群体事件的表明诱因主要集中在民族关系、民族风俗、宗教信仰、社会流动等方面，加强流入人口的管理，通过团体和舆论的力量调节民族关系，是调节民族关系的主要手段。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民族因素；群体事件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211-02
一、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迁移与社会稳定关系的问题
近年来，新疆少数民族农牧民被纳入城市化进程加速，在促进族际间的交往交流、推动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同时。现代生活方式和交往规则，也对少数民族原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形成文化冲击，对新出现的问题和矛盾，现代公共管理手段调整族际间的关系，存在效果不甚理想、甚至难以渗透的情况。因此，文化管理、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需要获得重视。
本次调研，参加座谈的以S市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为主，民族成分有维吾尔族、汉族、回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维族和汉族学生所占比例各有30%。座谈话题围绕就业、贫富差距问题、民族认同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处理基层社会矛盾中的特定作用、非均衡发展战略与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问题等展开。重点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迁移与社会稳定关系的问题，以及多民族杂居区域群体文化心理融合与矛盾的问题。
少数民族人口中，农村人口和贫困人口比例高。客观上对少数民族人口在生产方式的转变、城镇化进程等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贫困地区农村人口面临较多的文化观念与现代社会管理融合的问题，处理方式的完善性和科学性，对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这种文化冲突与融合，在新疆大开发和建设阶段，随着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人口居住格局和民族分布格局变化，城市与新来者两方面均面临互相适应的过程。就新疆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情况而言，主要是农村人口流动向城市，以及新疆和内地居民的交互流动。除了外地汉族流动人口流入新疆外，南北疆少数民族多流动到经济发展水平发达的乌鲁木齐市、昌吉、克拉玛依等，并呈现季节性流动趋势，夏秋农忙和棉花采摘时期，流动不多，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常跨县境流动，前往北疆或兵团采摘棉花，从事短期农业生产。对自南疆农村流入的人口的管理，是流入地区社会稳定方面很重要的工作。
国家民委政法司研究表明，目前在城市民族工作中存在一种倾向：在拆迁改造过程中不能正确对待城市民族社区，主要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分散，认为如果少数民族形成相对聚居的社区，便会增加管理难度，因此，主张趁旧城改造的时机，将城市民族聚居区分而治之。特别是有些地方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形成的聚居区，采取限制数量或流动的方法；另一种观点主张集中管理，避免四处分散精力，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过较为隐蔽的手段将其划在一定城区和范围。研究报告指出这两种观点和做法均存在弊端，实施效果也很可能不尽理想。近年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城市扩容中征地、拆迁导致一定数量的失地农民，迁居农民进入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发生较大改变，族际交往也增加了新的内容。城乡交界处、低收入人群聚居区和单一民族聚居区、流动人口数量大、民族问题突出，也因此成为社会治理的难点地区。
S市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由于城市人口虽然都因单位制工作及住房呈现小聚居状态，但基本散落在城市各部，是这些城市汉族人口的重要构成。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逐渐向新城集中，老城市的汉族居民比重随之减少。新建城市被誉为“建城戍边”，同时也出现了新“汉城”的城市格局。一个群体关系的空间是一个包含了意义生产的物理和文化的结晶，这种意义生产以某种方式将人们与空间相联系，同时使得人们之间相互支持与信任的过程。传统以亲缘、地缘为基础，建立在共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基础上的村落认同和人际关系，随着市场经济、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步伐，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居住地点和居住方式在迅速改变，族际交往增强，族际之间的经济利益、文化观念等矛盾也会增多。
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包括民族交往及其方式，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乡社区的居住格局发生明显变化，人口流动频繁，人口异质性增大，表现出城市的包容性。同时，也存在陌生人社会交往工具性导致的人与人文化关系上的隔膜。美国学者科罗德·费舍提出城市性的亚文化理论以解释城市区域存在更多的对立和冲突，城市中较高的偏差行为和无组织行为的发生率并不是由于诸如人际的、匿名性和非个性化的交往，而是由于一定数量的能够承载一个可自行生长发育的亚文化人口的存在。城市地区吸引更多的移民，亚文化类别越多，强度越大，亚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越多。因为城市是有差异的，他们的居民比农村居民更经常地遭遇到不同的亚文化成员，这些遭遇常常导致紧张和冲突，这又反过来会增强群体边界。费舍理论链条可以表述为：城市性→群体聚集→亚文化强度[1]，导致紧张和冲突，由此又增强了群体边界。
人口流动带来多民族混居，促进族际交流，对民族关系有正向影响，同时，跨越式发展会对少数民族原有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传统价值观念带来更强烈的文化冲击以及沉重的心理压力，诸如游牧民定居、失地农民进城、土地集中、农民打工等，其社会适应和文化适应还有一个过程，有时这种适应甚至是艰难的，身份的变化、族际间的密切接触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族际间的矛盾，所以对民族关系的负面影响也是存在的，不过，如果随意贴上民族的标签，把涉及少数民族因素的一切问题都往民族问题上靠的话，很可能导致简单问题复杂化，一般问题特殊化，局部问题扩大化[2]。同时，民族身份又是不能回避的。城市管理中涉及少数民族人员时，政策性非常强，如何有针对性地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措施，考验着政府的智慧。因历史和现实原因，少数民族在具体问题上享受特殊政策，但从一般意义上，他们同属于国家公民，集权利和义务为一体。 二、地区交界处与民族宗教因素相关的群体事件调研
交界处，主要指地区之间的地理交界地带，民族成分不同地区，往往会形成相对有差异的文化区间，对于多民族杂居地区，同一民族跨地区居住的现象普遍，族际纠纷和矛盾容易引起临近跨区同一民族的声援和支持，连锁反应导致事件复杂化和规模的扩大。在城市化发展、流动人口增加背景下，城市的城乡交界处地区，特别是有民族聚居倾向地域，也是本调研关注的重点地区。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交界处地区的管理因人口流动因素、民族宗教因素以及情势复杂而客观上难度增加许多，另一方面，民族因素的聚合性、传统小文化和习惯法的渗透性很强，通过民间权威、社区道德、舆论力量给当事人施加压力，缓和人际关系，是有效管理、柔性管理的重要辅助方式。
转型时期，利益矛盾与冲突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民族问题与社会深层次问题交织，引发矛盾的因素趋于复杂化。利益矛盾和民事纠纷是主要诱发因素，多因不同民族个体之间偶发的、随机的利益摩擦产生，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进城经商务工增加的情况下，或因民族风俗习惯给城市管理带来一定的客观难度，如果处理方法不恰当，可能使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民族群体事件的表面诱因主要集中在民族关系、民族风俗、宗教信仰、社会流动等方面，根本诱因则是民族间经济差距引发的不满情绪发泄。少数民族与汉族混杂居住的地区，自然资源的争夺往往体现民族关系的好坏。民族散杂居地区、交界处与东南沿海城市中出现的民族因素突发群体性事件有明显不同，一方面该类事件基本发生在本地人当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少，不限族际之间发生的事件；另一方面是械斗等民间性暴力冲突较多，因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群体抗议与利益诉求表达也较多。主要原因是目前社会治理体制将社会划分为体制内外两种情况、少数民族群体缺乏有效利益诉求渠道、群众与政府良性互动缺失等问题相关。
因此，通过舆论的力量调节民族关系，是调节民族关系的重要辅助手段。民族群体性事件本身的敏感性和新闻舆论的推波助澜，常使其社会影响力出现不断扩大之势。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由于民族心理、民族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原因，易受到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煽动蛊惑，从而使一般性的社会事件、经济事件转变成民族群体性事件，社会危害性更大。群体事件是影响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和边疆地区安全的一个突出问题。对民族方面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需要遵从法治、公平、及早、依靠基层、依靠有关方面人士等原则，构筑多层次的防控体系。
三、措施建议
解决的根本途径是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缩小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经济差距。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密切，经济差异容易导致心理积怨，又因学历、技能和家庭人口的因素，在就业和收入方面相对弱势，并将这种困境归结于民族发展的不平等，进一步导致沟通隔阂，影响民族关系。
建议加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工作，从工作网络上推行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居委会）三级城市民族工作网络，街道、村社区利用自身贴近基层、熟悉基层的优势，在服务少数民族群众和依法管理民族事务上依法履职，在认真排查可能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苗头性、倾向性隐患的基础上，加强民族法制建设，在完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的基础上，将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有效联接，做好对民族习惯法的现代性指导，使其成为促进民族理性成长的有效工具[3]。增强基层组织社会控制能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建立社会稳定信息预警机制和情报信息网络，加强对社会闲散人员的就业安置和有效管理。建立与宗教界人士的良好沟通机制，争取宗教界人士在民族地区治理中有效发挥社区文化权威的作用与功能，有利于处理好民族关系。
参考文献：
[1] 蔡禾.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76-79.
[2] 张成，许宪隆.省际结合部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调查报告[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4）：10.
[3] 董强.当前中国民族群体性事件的特点与对策[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2）：15.[责任编辑 王玉妹]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民族因素；群体事件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211-02
一、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迁移与社会稳定关系的问题
近年来，新疆少数民族农牧民被纳入城市化进程加速，在促进族际间的交往交流、推动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同时。现代生活方式和交往规则，也对少数民族原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形成文化冲击，对新出现的问题和矛盾，现代公共管理手段调整族际间的关系，存在效果不甚理想、甚至难以渗透的情况。因此，文化管理、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需要获得重视。
本次调研，参加座谈的以S市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为主，民族成分有维吾尔族、汉族、回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维族和汉族学生所占比例各有30%。座谈话题围绕就业、贫富差距问题、民族认同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处理基层社会矛盾中的特定作用、非均衡发展战略与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问题等展开。重点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迁移与社会稳定关系的问题，以及多民族杂居区域群体文化心理融合与矛盾的问题。
少数民族人口中，农村人口和贫困人口比例高。客观上对少数民族人口在生产方式的转变、城镇化进程等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贫困地区农村人口面临较多的文化观念与现代社会管理融合的问题，处理方式的完善性和科学性，对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这种文化冲突与融合，在新疆大开发和建设阶段，随着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人口居住格局和民族分布格局变化，城市与新来者两方面均面临互相适应的过程。就新疆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情况而言，主要是农村人口流动向城市，以及新疆和内地居民的交互流动。除了外地汉族流动人口流入新疆外，南北疆少数民族多流动到经济发展水平发达的乌鲁木齐市、昌吉、克拉玛依等，并呈现季节性流动趋势，夏秋农忙和棉花采摘时期，流动不多，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常跨县境流动，前往北疆或兵团采摘棉花，从事短期农业生产。对自南疆农村流入的人口的管理，是流入地区社会稳定方面很重要的工作。
国家民委政法司研究表明，目前在城市民族工作中存在一种倾向：在拆迁改造过程中不能正确对待城市民族社区，主要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分散，认为如果少数民族形成相对聚居的社区，便会增加管理难度，因此，主张趁旧城改造的时机，将城市民族聚居区分而治之。特别是有些地方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形成的聚居区，采取限制数量或流动的方法；另一种观点主张集中管理，避免四处分散精力，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过较为隐蔽的手段将其划在一定城区和范围。研究报告指出这两种观点和做法均存在弊端，实施效果也很可能不尽理想。近年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城市扩容中征地、拆迁导致一定数量的失地农民，迁居农民进入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发生较大改变，族际交往也增加了新的内容。城乡交界处、低收入人群聚居区和单一民族聚居区、流动人口数量大、民族问题突出，也因此成为社会治理的难点地区。
S市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由于城市人口虽然都因单位制工作及住房呈现小聚居状态，但基本散落在城市各部，是这些城市汉族人口的重要构成。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逐渐向新城集中，老城市的汉族居民比重随之减少。新建城市被誉为“建城戍边”，同时也出现了新“汉城”的城市格局。一个群体关系的空间是一个包含了意义生产的物理和文化的结晶，这种意义生产以某种方式将人们与空间相联系，同时使得人们之间相互支持与信任的过程。传统以亲缘、地缘为基础，建立在共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基础上的村落认同和人际关系，随着市场经济、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步伐，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居住地点和居住方式在迅速改变，族际交往增强，族际之间的经济利益、文化观念等矛盾也会增多。
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包括民族交往及其方式，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乡社区的居住格局发生明显变化，人口流动频繁，人口异质性增大，表现出城市的包容性。同时，也存在陌生人社会交往工具性导致的人与人文化关系上的隔膜。美国学者科罗德·费舍提出城市性的亚文化理论以解释城市区域存在更多的对立和冲突，城市中较高的偏差行为和无组织行为的发生率并不是由于诸如人际的、匿名性和非个性化的交往，而是由于一定数量的能够承载一个可自行生长发育的亚文化人口的存在。城市地区吸引更多的移民，亚文化类别越多，强度越大，亚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越多。因为城市是有差异的，他们的居民比农村居民更经常地遭遇到不同的亚文化成员，这些遭遇常常导致紧张和冲突，这又反过来会增强群体边界。费舍理论链条可以表述为：城市性→群体聚集→亚文化强度[1]，导致紧张和冲突，由此又增强了群体边界。
人口流动带来多民族混居，促进族际交流，对民族关系有正向影响，同时，跨越式发展会对少数民族原有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传统价值观念带来更强烈的文化冲击以及沉重的心理压力，诸如游牧民定居、失地农民进城、土地集中、农民打工等，其社会适应和文化适应还有一个过程，有时这种适应甚至是艰难的，身份的变化、族际间的密切接触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族际间的矛盾，所以对民族关系的负面影响也是存在的，不过，如果随意贴上民族的标签，把涉及少数民族因素的一切问题都往民族问题上靠的话，很可能导致简单问题复杂化，一般问题特殊化，局部问题扩大化[2]。同时，民族身份又是不能回避的。城市管理中涉及少数民族人员时，政策性非常强，如何有针对性地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措施，考验着政府的智慧。因历史和现实原因，少数民族在具体问题上享受特殊政策，但从一般意义上，他们同属于国家公民，集权利和义务为一体。 二、地区交界处与民族宗教因素相关的群体事件调研
交界处，主要指地区之间的地理交界地带，民族成分不同地区，往往会形成相对有差异的文化区间，对于多民族杂居地区，同一民族跨地区居住的现象普遍，族际纠纷和矛盾容易引起临近跨区同一民族的声援和支持，连锁反应导致事件复杂化和规模的扩大。在城市化发展、流动人口增加背景下，城市的城乡交界处地区，特别是有民族聚居倾向地域，也是本调研关注的重点地区。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交界处地区的管理因人口流动因素、民族宗教因素以及情势复杂而客观上难度增加许多，另一方面，民族因素的聚合性、传统小文化和习惯法的渗透性很强，通过民间权威、社区道德、舆论力量给当事人施加压力，缓和人际关系，是有效管理、柔性管理的重要辅助方式。
转型时期，利益矛盾与冲突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民族问题与社会深层次问题交织，引发矛盾的因素趋于复杂化。利益矛盾和民事纠纷是主要诱发因素，多因不同民族个体之间偶发的、随机的利益摩擦产生，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进城经商务工增加的情况下，或因民族风俗习惯给城市管理带来一定的客观难度，如果处理方法不恰当，可能使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民族群体事件的表面诱因主要集中在民族关系、民族风俗、宗教信仰、社会流动等方面，根本诱因则是民族间经济差距引发的不满情绪发泄。少数民族与汉族混杂居住的地区，自然资源的争夺往往体现民族关系的好坏。民族散杂居地区、交界处与东南沿海城市中出现的民族因素突发群体性事件有明显不同，一方面该类事件基本发生在本地人当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少，不限族际之间发生的事件；另一方面是械斗等民间性暴力冲突较多，因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群体抗议与利益诉求表达也较多。主要原因是目前社会治理体制将社会划分为体制内外两种情况、少数民族群体缺乏有效利益诉求渠道、群众与政府良性互动缺失等问题相关。
因此，通过舆论的力量调节民族关系，是调节民族关系的重要辅助手段。民族群体性事件本身的敏感性和新闻舆论的推波助澜，常使其社会影响力出现不断扩大之势。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由于民族心理、民族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原因，易受到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煽动蛊惑，从而使一般性的社会事件、经济事件转变成民族群体性事件，社会危害性更大。群体事件是影响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和边疆地区安全的一个突出问题。对民族方面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需要遵从法治、公平、及早、依靠基层、依靠有关方面人士等原则，构筑多层次的防控体系。
三、措施建议
解决的根本途径是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缩小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经济差距。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密切，经济差异容易导致心理积怨，又因学历、技能和家庭人口的因素，在就业和收入方面相对弱势，并将这种困境归结于民族发展的不平等，进一步导致沟通隔阂，影响民族关系。
建议加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工作，从工作网络上推行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居委会）三级城市民族工作网络，街道、村社区利用自身贴近基层、熟悉基层的优势，在服务少数民族群众和依法管理民族事务上依法履职，在认真排查可能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苗头性、倾向性隐患的基础上，加强民族法制建设，在完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的基础上，将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有效联接，做好对民族习惯法的现代性指导，使其成为促进民族理性成长的有效工具[3]。增强基层组织社会控制能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建立社会稳定信息预警机制和情报信息网络，加强对社会闲散人员的就业安置和有效管理。建立与宗教界人士的良好沟通机制，争取宗教界人士在民族地区治理中有效发挥社区文化权威的作用与功能，有利于处理好民族关系。
参考文献：
[1] 蔡禾.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76-79.
[2] 张成，许宪隆.省际结合部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调查报告[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4）：10.
[3] 董强.当前中国民族群体性事件的特点与对策[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2）：15.[责任编辑 王玉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