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张生
1969年生,河南焦作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现任教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曾于200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做访问学者。上海市首届及第二届签约作家。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地铁一号线》、《乘灰狗旅行》,长篇《白云千里万里》、《十年灯》、《倾诉》及《个别的心》,随笔集《可言可思》,译有《文化理论关键词》、《权力的精神生活》、《美国》等。
上海为人人,人人为上海
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你来到上海工作,对于上海这几十年的变化,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张生:1989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上海。之前去过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有了比较后,我觉得当时的上海年轻人、中年人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心态上都是比较闭塞的。他们对外地缺乏了解,别人一说外地好,他们就会质疑。对于来上海的外地人他们也比较排斥,公交车上售票员报站用的都是上海话。记得有一次我和女友去一家书店买书,我用普通话询问一位营业员,结果对方根本没理我,一旁的女友看着很生气,用上海话质问,营业员马上改变了态度,还对我说:“你怎么讲国语,上海人就说上海话好了。”但是,事实上,上海人的这种封闭的心态并不是上海本身所固有的城市性格。我想,在中国大陆这么多的城市中,大概只有在上海,一个来自外地的人才可以找到带有自己家乡名的路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非常开放,学术、文学青年等纷纷从全国各地来到上海,所谓的上海作家,比如张爱玲、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也都不是上海本地人。但是1949年以后,随着户籍制度制定等多方面原因,外地大学毕业生到上海的很少,人口流动性缺乏。不过,到了今天,上海人的心态越来越开放了,很少有人在大街上说乡下人、外地人了,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上海。周立波曾在表演时说:“上海瘪三搬出去,外地大款搬进来”,这种自嘲也是需要勇气的,是开放心态的证明。整个城市经过轮回后,越来越健康了。
记者:上海这座城市,最让你喜欢的是什么?
张生:一直比较喜欢上海的是,尽管上海人之前有瞧不起外地人的一面,但是他们对想象中的发达地方会景仰和追求,同时也很敬佩成功的人。在上海,不管来自何方,只要在你的专业领域里做出成绩,还是比较容易得到认可的。比如我熟悉的上海学术界、文学界,就有着一个比较好的、客观的评价标准。我觉得,在上海这座城市只要有才华是不会被埋没的。
记者:虽然你是河南人,硕士毕业后才来上海工作,但是现在无论外地的还是上海的媒体都把你列为上海作家或教授。
张生:有句话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想换一种说法:上海的为人人,人人为上海。成为上海作家、评论家,是不需要谁批准的,只要你生活在上海,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家就认为你是上海的学者,这也反映了上海的包容性。同时在上海文化空间里,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虽然它可能不喜欢、甚至讨厌某些人和事,但还是比较能够容忍异端,容忍离经叛道的事情,这是其他很多城市所不能包容的。
上海的城市外表很西化,但是心很中国
记者:之前提到上海的城市性格,你认为上海的城市性格是怎样的?
张生:上海经常给人很大的误解。我记得1996年奥美选了三个城市做了一个广告,里面提到,深圳是最大的村庄,但却寄托了很多人的梦想,北京不用说,是龙虎聚集之地,而上海是生活在橱窗里,是展示给别人看的。这个定义有一定的道理。来上海之前我以为上海是一个很洋派、很西化的城市。但是来上海之后我发现上海不仅在文化上,生活上,包括穿着上都很保守。在广州深圳,姑娘们穿得很暴露、很透明,以吸引眼球为目的。但是在上海的公共场合,上海姑娘穿得并不夸张,时髦但是又很得体。
记者:穿着得体、不张扬就是“保守”吗?
张生:我说的“保守”不是贬义词,是指一种分寸感。很多人认为上海受西方的影响很大。但是,实际上,上海虽然做了很多西式的橱窗,但打开橱窗,里面还是中国式的庭院。同样,真正接触上海之后,我们会发现上海人非常讲究分寸感,而且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非常讲究进退和礼仪,这是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江南文化对上海人精神深处的影响。你看真正的上海老百姓很注重传统节日,教育出的孩子也比较有礼貌,讲规矩。在娱乐场所显得很奔放、不拘小节的,大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当然在上海嬉皮愤青也有,但是没有其他城市那么张扬。所以当外地日渐丧失分寸感的时候,上海很好地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人日常做事是怎样的,应该来上海。上海的城市外表很西化,但是心很中国。
记者:上海人这种分寸感,或者说对于规矩的讲究是一种很好的传统品质,但从另一角度看,会不会使上海人缺乏冒险的精神,缺乏创造力?
张生:确实,这种分寸感一定程度上会束缚上海的发展,使之缺乏很多创造力。现在的上海,很有分量的作家、艺术家很少,大的文化事件发生在上海的很少,最强大的音乐、美术、出版、媒体等资源都不在上海。当然不少人把原因归结于管理。但是我不认同这个观点,不能把责任都推到体制上。现在很多领域的负责人都是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人,他们的性格、心态影响了上海整个文化空间的构成以及发展的力度、广度。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刚从南京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去了北京或深圳,来上海的很少。那么现在发展如何呢?去北京的同学名气比我大,去广州的同学钱挣得比我多,我只能属于中等,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如果摒弃掉个人能力上的差异的话,这也是上海现在的地位,文化上的影响力比不上北京,经济方面提供的机会比不上广州。尽管上海的摩登高楼越来越多,但城市精神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记者:这种中规中矩是否也会导致多元化的缺乏?
张生:有一点。我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多年,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感触是,上海对于成功的标准比较单一,人们更习惯于用金钱去衡量一个人,这更加强了上海的商业色彩。在上海生活,很多人不知不觉被异化了,有了一套房子后还想买第二套房子,这非常不好,迷失了生活的本意,反而使人更加势利,失去了很多闲暇的空间。但是,在其他城市成功的标准反而很多元。
希望“上海综合症”快点到来
记者:你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现在,你认为上海作家用文字表现、反映出了怎样一个上海?
张生:这些年国内外大众包括媒体都有一个情不自禁的看法,认为张爱玲代表了上海的文学精神,这一点我不是很认同。经过张爱玲以及一些新感觉派作家对于上海物质生活的描述,上海的形象被固化了,抽象化了,成为一个比较精致但又小气、算计的城市。但是这只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张爱玲眼中的上海,我们忽视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拥有鲁迅、茅盾等作家的更充满活力的上海以及他们眼中的上海形象。
记者:鲁迅、茅盾、巴金等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敬佩的作家,他们对上海也有过非常精彩的描述,但是为什么大家说到上海更容易联想起张爱玲呢?
张生:这跟历史、跟大众文化的发展有关系。1949年以后,中国人包括上海人开始慢慢缺乏私人空间,生活变得公共化。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期,才开始慢慢反弹,从公共空间回归到私人生活。那么张爱玲其实是一个擅写私生活的作家,在她的创作高峰期,家庭、爱情是她写作的主题,她不只是在写上海的物质外壳,更多地写了上海人的心态。于是,在私生活匮乏的年代里,张爱玲的私生活写作恰恰与人们要求私人空间的愿望相吻合,也迎合了很多人对上海的想象,所以受到了一大批读者的追捧。所以,我认为近年来张爱玲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代言人,这方面是很大一个原因。但是,上海文学或者说海派文学的特质是由上世纪三十年代那么多作家共同打造的,张爱玲只能代表某一阶段。我相信,随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享受私生活后,会重新注重公共空间。
记者:很多人认为上海这座城市的性别偏女性,你认为呢?这种印象的产生跟某些上海作家描述的上海有没有关系?
张生:我觉得上海不女性化,上海也有很多男作家,陈村、孙甘露,王宏图,谈瀛洲等都是男作家。这个意识的出现,还是大众文化对我们的灌输、再生产。大众文化的焦点在于,上海的精致,物质化,注重细节,而这些更容易和女性联系在一起。其实真正深入上海,会发现上海的性别跟其他城市都一样,没什么区别。
记者:虽然很多上海作家反映了上海的各个方面,包括日常百姓生活,但是张爱玲以及王家卫等所展现的上海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成为了很多人特别是外地人印象中上海的特定形象。这是否也阻碍了人们对现在上海的真实认识?
张生:每个人对上海都有一个自己的想象,很多不了解、不熟悉上海的人对上海的印象主要来自书籍或影像资料,他们认为上海就是张爱玲笔下、王家卫电影中那个小资奢华的上海,上海是一个很西化、很洋派的城市,很多人还处于做梦的阶段。但是随着上海更加开放,外地人与上海人的交往越多、越深,会越有自己的看法。就像以前很多日本年轻人很向往巴黎,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所以把结婚或蜜月的地点选在巴黎,但是当他们真的到了那里以后,发现塞纳河很脏,服务很差,巴黎人很冷漠,然后他们很失望,回国后得了“巴黎综合症”,他们知道了巴黎也就是一个城市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希望“上海综合症”快点到来,到时上海也会变成一个真正的上海。
1969年生,河南焦作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现任教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曾于200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做访问学者。上海市首届及第二届签约作家。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地铁一号线》、《乘灰狗旅行》,长篇《白云千里万里》、《十年灯》、《倾诉》及《个别的心》,随笔集《可言可思》,译有《文化理论关键词》、《权力的精神生活》、《美国》等。
上海为人人,人人为上海
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你来到上海工作,对于上海这几十年的变化,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张生:1989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上海。之前去过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有了比较后,我觉得当时的上海年轻人、中年人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心态上都是比较闭塞的。他们对外地缺乏了解,别人一说外地好,他们就会质疑。对于来上海的外地人他们也比较排斥,公交车上售票员报站用的都是上海话。记得有一次我和女友去一家书店买书,我用普通话询问一位营业员,结果对方根本没理我,一旁的女友看着很生气,用上海话质问,营业员马上改变了态度,还对我说:“你怎么讲国语,上海人就说上海话好了。”但是,事实上,上海人的这种封闭的心态并不是上海本身所固有的城市性格。我想,在中国大陆这么多的城市中,大概只有在上海,一个来自外地的人才可以找到带有自己家乡名的路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非常开放,学术、文学青年等纷纷从全国各地来到上海,所谓的上海作家,比如张爱玲、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也都不是上海本地人。但是1949年以后,随着户籍制度制定等多方面原因,外地大学毕业生到上海的很少,人口流动性缺乏。不过,到了今天,上海人的心态越来越开放了,很少有人在大街上说乡下人、外地人了,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上海。周立波曾在表演时说:“上海瘪三搬出去,外地大款搬进来”,这种自嘲也是需要勇气的,是开放心态的证明。整个城市经过轮回后,越来越健康了。
记者:上海这座城市,最让你喜欢的是什么?
张生:一直比较喜欢上海的是,尽管上海人之前有瞧不起外地人的一面,但是他们对想象中的发达地方会景仰和追求,同时也很敬佩成功的人。在上海,不管来自何方,只要在你的专业领域里做出成绩,还是比较容易得到认可的。比如我熟悉的上海学术界、文学界,就有着一个比较好的、客观的评价标准。我觉得,在上海这座城市只要有才华是不会被埋没的。
记者:虽然你是河南人,硕士毕业后才来上海工作,但是现在无论外地的还是上海的媒体都把你列为上海作家或教授。
张生:有句话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想换一种说法:上海的为人人,人人为上海。成为上海作家、评论家,是不需要谁批准的,只要你生活在上海,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家就认为你是上海的学者,这也反映了上海的包容性。同时在上海文化空间里,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虽然它可能不喜欢、甚至讨厌某些人和事,但还是比较能够容忍异端,容忍离经叛道的事情,这是其他很多城市所不能包容的。
上海的城市外表很西化,但是心很中国
记者:之前提到上海的城市性格,你认为上海的城市性格是怎样的?
张生:上海经常给人很大的误解。我记得1996年奥美选了三个城市做了一个广告,里面提到,深圳是最大的村庄,但却寄托了很多人的梦想,北京不用说,是龙虎聚集之地,而上海是生活在橱窗里,是展示给别人看的。这个定义有一定的道理。来上海之前我以为上海是一个很洋派、很西化的城市。但是来上海之后我发现上海不仅在文化上,生活上,包括穿着上都很保守。在广州深圳,姑娘们穿得很暴露、很透明,以吸引眼球为目的。但是在上海的公共场合,上海姑娘穿得并不夸张,时髦但是又很得体。
记者:穿着得体、不张扬就是“保守”吗?
张生:我说的“保守”不是贬义词,是指一种分寸感。很多人认为上海受西方的影响很大。但是,实际上,上海虽然做了很多西式的橱窗,但打开橱窗,里面还是中国式的庭院。同样,真正接触上海之后,我们会发现上海人非常讲究分寸感,而且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非常讲究进退和礼仪,这是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江南文化对上海人精神深处的影响。你看真正的上海老百姓很注重传统节日,教育出的孩子也比较有礼貌,讲规矩。在娱乐场所显得很奔放、不拘小节的,大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当然在上海嬉皮愤青也有,但是没有其他城市那么张扬。所以当外地日渐丧失分寸感的时候,上海很好地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人日常做事是怎样的,应该来上海。上海的城市外表很西化,但是心很中国。
记者:上海人这种分寸感,或者说对于规矩的讲究是一种很好的传统品质,但从另一角度看,会不会使上海人缺乏冒险的精神,缺乏创造力?
张生:确实,这种分寸感一定程度上会束缚上海的发展,使之缺乏很多创造力。现在的上海,很有分量的作家、艺术家很少,大的文化事件发生在上海的很少,最强大的音乐、美术、出版、媒体等资源都不在上海。当然不少人把原因归结于管理。但是我不认同这个观点,不能把责任都推到体制上。现在很多领域的负责人都是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人,他们的性格、心态影响了上海整个文化空间的构成以及发展的力度、广度。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刚从南京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去了北京或深圳,来上海的很少。那么现在发展如何呢?去北京的同学名气比我大,去广州的同学钱挣得比我多,我只能属于中等,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如果摒弃掉个人能力上的差异的话,这也是上海现在的地位,文化上的影响力比不上北京,经济方面提供的机会比不上广州。尽管上海的摩登高楼越来越多,但城市精神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记者:这种中规中矩是否也会导致多元化的缺乏?
张生:有一点。我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多年,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感触是,上海对于成功的标准比较单一,人们更习惯于用金钱去衡量一个人,这更加强了上海的商业色彩。在上海生活,很多人不知不觉被异化了,有了一套房子后还想买第二套房子,这非常不好,迷失了生活的本意,反而使人更加势利,失去了很多闲暇的空间。但是,在其他城市成功的标准反而很多元。
希望“上海综合症”快点到来
记者:你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现在,你认为上海作家用文字表现、反映出了怎样一个上海?
张生:这些年国内外大众包括媒体都有一个情不自禁的看法,认为张爱玲代表了上海的文学精神,这一点我不是很认同。经过张爱玲以及一些新感觉派作家对于上海物质生活的描述,上海的形象被固化了,抽象化了,成为一个比较精致但又小气、算计的城市。但是这只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张爱玲眼中的上海,我们忽视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拥有鲁迅、茅盾等作家的更充满活力的上海以及他们眼中的上海形象。
记者:鲁迅、茅盾、巴金等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敬佩的作家,他们对上海也有过非常精彩的描述,但是为什么大家说到上海更容易联想起张爱玲呢?
张生:这跟历史、跟大众文化的发展有关系。1949年以后,中国人包括上海人开始慢慢缺乏私人空间,生活变得公共化。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期,才开始慢慢反弹,从公共空间回归到私人生活。那么张爱玲其实是一个擅写私生活的作家,在她的创作高峰期,家庭、爱情是她写作的主题,她不只是在写上海的物质外壳,更多地写了上海人的心态。于是,在私生活匮乏的年代里,张爱玲的私生活写作恰恰与人们要求私人空间的愿望相吻合,也迎合了很多人对上海的想象,所以受到了一大批读者的追捧。所以,我认为近年来张爱玲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代言人,这方面是很大一个原因。但是,上海文学或者说海派文学的特质是由上世纪三十年代那么多作家共同打造的,张爱玲只能代表某一阶段。我相信,随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享受私生活后,会重新注重公共空间。
记者:很多人认为上海这座城市的性别偏女性,你认为呢?这种印象的产生跟某些上海作家描述的上海有没有关系?
张生:我觉得上海不女性化,上海也有很多男作家,陈村、孙甘露,王宏图,谈瀛洲等都是男作家。这个意识的出现,还是大众文化对我们的灌输、再生产。大众文化的焦点在于,上海的精致,物质化,注重细节,而这些更容易和女性联系在一起。其实真正深入上海,会发现上海的性别跟其他城市都一样,没什么区别。
记者:虽然很多上海作家反映了上海的各个方面,包括日常百姓生活,但是张爱玲以及王家卫等所展现的上海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成为了很多人特别是外地人印象中上海的特定形象。这是否也阻碍了人们对现在上海的真实认识?
张生:每个人对上海都有一个自己的想象,很多不了解、不熟悉上海的人对上海的印象主要来自书籍或影像资料,他们认为上海就是张爱玲笔下、王家卫电影中那个小资奢华的上海,上海是一个很西化、很洋派的城市,很多人还处于做梦的阶段。但是随着上海更加开放,外地人与上海人的交往越多、越深,会越有自己的看法。就像以前很多日本年轻人很向往巴黎,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所以把结婚或蜜月的地点选在巴黎,但是当他们真的到了那里以后,发现塞纳河很脏,服务很差,巴黎人很冷漠,然后他们很失望,回国后得了“巴黎综合症”,他们知道了巴黎也就是一个城市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希望“上海综合症”快点到来,到时上海也会变成一个真正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