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也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制度。这一理论广为流传，名噪一时。但没过多久，西方自由民主内部开始发生巨大危机，并深刻影响到作为西方内部秩序外延的“自由国际秩序”。
　　今天，西方内外部危机互相交织，不断恶化，人们看不到内外危机如何缓和解决，出路在何方。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

西方制度造成“三恶”并举

　　时刻想“终结”人类历史的西方制度为什么会如此快速衰落？一句话，西方制度抱残守缺，不能与时俱进，到今天形成了政治之“恶”、资本之“恶”和社会之“恶”“三恶”并举的局面。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恶”，指的是一种正常社会现象，即各种角色的“自私”行为。
　　西方政治制度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危机？这要看西方政治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
　　一句话，西方政治制度要解决的是“权力之恶”问题。在理论上，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到英国的霍布斯，人们已经为通过暴力（包括战争）而建设国家路径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证。实践层面，欧洲近代国家从战火中诞生，并且绝对专制是所有近代欧洲国家的最主要特色。
　　在近代专制国家形成之后，欧洲才开始“软化”和“驯服”权力的过程，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民主化”的过程。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开始“软化”政治的专制性质，而到了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欧洲政治制度的设计目标更加明确，那就是“权力制衡”。
　　西方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来达成“权力制衡”的目标，包括宪政、三权（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法治、多党制、自由媒体和多元主义等。到了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思那里，就连经济力量也是对政治力量的有效制衡，即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离是西方民主的前提条件。
　　西方近代国家的产生本来就和资本不可分离，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是“资本的代理人”。对资本之“恶”，马克思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揭示，法国作家雨果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作了文学描述。近代以来，各国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之“恶”有了一定的制衡。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资本之“恶”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条件是资本具有主权性，即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都可以对资本产生影响力。一旦资本与主权脱钩，资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技术进步，无一不演变成独享经济，而非往日的分享经济。
　　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大部分财富流向了极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民能够分享的很少。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也使得各种社会冲突浮上台面。

新时代呼吁新体制出现

　　与政治和经济相比，在任何地方，社会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近代民主产生以来，社会力量的地位尽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变不了其弱势的局面。尽管社会之“恶”基本上是其弱势地位的反映，但也有效制约着西方政治体制的运作。
　　今天的西方，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就是，政治上已经充分实现了“一人一票”制度，但经济上则越来越不平等。西方政府不仅无能为力，反而趋恶，表现为政治精英之间没有共识，党争不止，治国理政被荒废。更为严重的是，党争往往与表现为形式繁多的民粹主义甚至政治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造成了更进一步的社会分化。近代以来的代议民主已经失效，因为政治人物已经失去了政治责任感，导致“有代议、无责任”的局面。所谓的民主成为各种社会冲突的根源。
　　无论是民主还是福利，其逻辑就是：一旦拥有，再不能失去。尽管危机越来越深刻，但人们看不到出路。很显然，在政治、资本和社会所有群体都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站在既得利益之上的时候，谁来解决问题呢？
　　这个新时代因此呼唤一种新体制的出现，这种体制既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會内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制衡，从而实现双重的均衡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稳定发展。而中国经过70年的创造性探索而造就的一整套新体制，正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

中国重视自主制度建设

　　1949年，毛泽东一代解决了革命与国家的问题，通过革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结束了近代以来的内部积弱、外部受人欺负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代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中国书写了世界经济史上的最大奇迹，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提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更大的奇迹在于促成了近8亿人口脱离贫困。在脱贫成就方面，中国独一无二。
　　尽管中国的经济奇迹为人们所称道，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仅仅以各种经济指标来衡量。无论是中国传统上的辉煌还是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经验，都表明了一个道理，不论是国家的崛起还是民族的复兴，最主要的标志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确立和其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即外部的崛起只是内部制度崛起的一个外延。

　　制度是决定性因素。看不到中国的制度优势，既难以解释所取得的成就，也难以保障已经取得的成果，更难以实现未来可持续的发展。但同时制度建设也是最难的。
　　近代以来直到今天，很多人一直期待着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套好制度。一些人更迷信西方制度，以为移植了西方制度，中国就可以轻易强大。但恰恰这一点早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简单地选择了西方制度，把西方制度机械地移植到自己身上。尽管从理论上说，宪政、多党制、自由媒体等什么都不缺，但在实际层面什么也没有发生，不仅没有促成当地经济社会的变化，反而阻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而自主的制度建设和改进，正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要务。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互配合、相互强化，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创造性地转化自身文明

　　在经济领域，中国的经济制度可以同时最大限度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各种经济要素互相竞争和合作，造就了中国经济的成功，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制衡的局面。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国的哲学中，发展和管理经济永远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政府承担着提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应付危机、提供公共服务等责任，而民间资本提供的则更多的是创新活力。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构造世界经济历史奇迹的同时，又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和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同这个经济体制密不可分。
　　中国的制度模式不仅促成了中国成功的故事，也为那些既要争取自身的政治独立，又要争取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提供了另一个制度选择。
　　中国的经验表明，制度建设不能放弃自己的文明，但需要开放，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凡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续的。只有找到适合自己文明、文化的制度形式，人们才可以建设一套行之有效和可持续的制度体系。
　　虚心学习他国经验很重要，但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他国，而是要把自己变得更好、更像自己。这是普世真理，中国成功了，其他国家也会成功。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