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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有师生同父子
字积励耘举后贤
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启功的恩师陈垣先生可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师父。
1933年，初中未毕业的启功在祖父的门生傅增湘的引荐下结识了陈垣。陈垣为启功谋得到了一个辅仁大学附中一年级国文老师的职位。在交派工作时，他详细过问了启功的教学经历，告诫了他教学和教家馆的区别和注意事项。他的细心叮嘱，使本来就出生于教育世家，有过教家馆经历的启功一开始就走上了为人师表的正轨，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然而好景不长，分管附中的一位院长过分重视资历，认为启功的学历不够，把他开缺回家。而陈校长却看重启功的实际本领，根据他能书善画的特点，安排他去美术系任助教。工作不到两年，那位院长仍以“启功学历不够”为由，把他解聘。
其时正值1937年，日军占领了北平，城市沦陷，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失业的启功面临着重大的生活危机。他又不得不临时去教一两家家馆，再靠卖些字画勉强维持生活。启功在困境当中，陈垣再次向他伸出援助之手。1938年秋，陈垣聘启功在自己手下教“大一国文”，启功终于第三次回到辅仁。自此直到逝世，67年间启功再也没离开过它。客观地说，如果不是陈垣的慧眼识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聘用，就不会有今天的启功。
在辅仁大学，在培养启功这一点上，陈垣显得很执着，他看到的不仅是启功的才气，而且十分注意诱导他走上真正的学问之道。他循循善诱，对这个学生充满了关爱。开始几年，陈垣对启功“耳提面命”，从一篇文章的章法，到一字一词的改法、用法或文章做法，都亲自给予示范；从一个学派的思想体系，到某些文章的风格特点，都十分具体地给以分析和指导。后来启功回忆说：“陈垣先生不止一次地向我反复说明为师之道，惟恐听不明，记不住。”如：
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
以鼓励夸奖为主。对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学生，都要尽力找他们一点点好处，加以夸奖。
不要发脾气。虽然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钦佩。
启功知道，虽然老师并没搞过什么教学法、教育心理学，但他这些原则和方法，实在符合许多教育理论，这是陈垣先生从多年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严酷的现实，使启功认识到，自己以中学生的学历，想要在这所高等学府呆下去，必须做出一些成绩来。从那时起，他就养成了在学术上务实、求真的精神，几十年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同时，大学里的良好氛围也极大影响了启功，他有幸结识了一批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和与自己一样的年轻才俊，他们也都从知识、学术、人品、见解等各方面深刻地影响着启功。
陈垣对启功，除了在教学方面的帮助与影响之外，更在一个个运动来袭、人生命运遭受挫折的关键时刻，给予扶持和援救。一次陈垣去逛琉璃厂，发现启功收藏的明清字画在店里挂着出售，便知道启功家中一定是生活困难到了不得已的程度，才把这些心爱的收藏卖掉。于是他掏钱把字画买下，并派秘书把书画送到启功家里，还兑了一百块钱，给他贴补家用。这在精神上给了启功极大的安慰。在这场运动中，在恩师、亲人、朋友的帮助，启功终于在逆境中鼓起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陈垣先生不但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也是一位对中华民族怀有赤诚之心的爱国者。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他语重心长地对启功说：“咱不上街，咱好好教书，好好备课教书。”又说：“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陈垣先生的这种品质，对启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1971年，陈垣逝世，启功却不能自由地去探视老师，他只能私撰了这样一副对联，来表示对恩师的怀念：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答陶甄。
启功生前，每当提起陈垣，他总是难以抑制对恩师的怀念之情。他说：“今天如果说我对文化教育事业有一滴贡献，那都是这位老园丁辛勤灌溉时的汗珠啊！”老师去世后，启功总想找一种办法来纪念陈老师的教泽。在1991年11月陈垣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启功通过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筹集到163万元。启功用这些钱，以陈垣的书斋“励耘书室”中的“励耘”二字命名，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金”，把它捐给北师大，用来帮扶贫困学生。
启功曾说：“回想我这一生，解放前有人不屑我这个资历不够的中学生，眼里根本不夹我地把我刷来刷去；解放后又有人鄙视我这个出身不好的封建余孽，舍你其谁地把我批来批去；各路英雄都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一番，以示他们强者的伟大与左派的先进。但老校长却保护了我，每当我遭受风雨的时候，是他老人家为我撑起一片遮风避雨的伞盖，每当我遭受抛弃时，是他老人家为我张开宽厚的翅膀，让我得到温暖与安顿，而且他好像特别愿意庇护我这只弱小的孤燕，倾尽全力地保护我不受外来的欺凌，就像护犊子那样护着我。我自幼丧父，我渴望有人能像父亲那样关怀我，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不同于母爱的另一种爱，有了它，我就能感到踏实，增强力量，充满信心，明确方向。现在老校长把老师的职责与父亲的关怀都担在了身上，这种恩情是无法回报的。我启功别说今生今世报答不了他的恩情，就是有来生、有下辈子，我也报答不完他老人家的恩情。”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1932年，启功21岁的时候，母亲和姑姑为他相中了一位23岁的叫章宝琛（1910年至1975年）的满族姑娘。她本姓“章佳氏”，比启功大两岁，启功平日里习惯叫她姐姐。
启功与章宝琛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他家祭祖的日子。那天母亲和姑姑叫章宝琛来家里帮忙，启功到胡同口去接她。只见一位个子不高、大眼睛、白皮肤的女子正袅袅婷婷向这边走来，她正是章宝琛。启功发现这位姑娘端庄贤慧，比他想像中要可爱、漂亮得多，因此从一开始就挺喜欢她。
1932年10月，启功和章宝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虽说是新婚燕尔，却实在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因为没有恋爱过程，只见过几次面。可是渐渐地启功发现，这位容貌平常、文化不高的妻子竟是非常的贤能。章宝琛生母早亡，后妈对她非常刻薄，从小吃了不少的苦，她是带着相依为命的弟弟一起嫁过来的。她勤劳、善良、贤慧、孝顺，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她从不发脾气，对启功体贴入微，对婆婆恭敬孝顺。 结婚时，启功家里没有任何积蓄。结婚后，就是靠着他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一开始启功在辅仁几入几出，几乎处于半失业的状态。章宝琛毫无怨言，省吃俭用，常常把珍藏的首饰拿出去典卖。换回的钱，她既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还要为丈夫留下一些供他买书和字画。
1957年，启功的母亲和姑姑相继病倒，政治运动中的启功无暇顾家，于是章宝琛承担起了家里的重担，端屎端尿，成年累月地忙碌。看着妻子日益消瘦的身体，启功心痛至极。等为母亲送终发丧完后，启功请妻子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一声“姐姐”，给她磕了一个头。
除了日常生活中的百般体贴，章宝琛还是启功的精神知己。她既不为启功与友人的彻夜长谈而恼怒，也不为那些没来由的“师生恋”传闻而愤然。她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不但对启功没有任何的埋怨，而且下决心和他一起共度那漫漫长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她常常用来安慰丈夫的话。她不但有毅力和精神，而且有胆识和魄力。在红卫兵抄家时，她偷偷为启功保存了大部分手稿，她知道这是启功的生命，比什么东西都值钱。
1975年，章宝琛因病辞世。1979年，北师大为启功平反，并且为他加了一级工资，但启功把这让给了更加需要的人。问他有什么意见，启功喟然叹曰：“改与不改，对我都无所谓了。”闻者愕然，启功说：“当初知道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我师陈垣，一个是我老伴，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说至此，不禁潸然泪下，老伴与他共同生活了40多年，除了吃苦受累，提心吊胆，没过一天好日子，今天，终于直起腰来了，她却永远离开了他??
章宝琛在病中曾对启功戏言，她死之后一定有人给启功再找对象，并说不信咱们可以赌下输赢账。她去世之后确有不少亲朋好友来为启功做媒，甚至有人自荐，都被启功一一谢绝。1989年秋，启功突发心脏病，不省人事，在抢救苏醒后，他郑重宣布和老妻赌下的输赢账是自己赢了，写下了感人至深的长诗《赌赢歌》。其实，这不是说启功自己赢了输赢账，而是永远不能忘怀的真情难抛。此外，启功在贤妻逝世之后，还创作了大量“悼亡诗”，这些诗歌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在启功的诗词作品中占有极重的位置。今选其一，以飨读者：
梦里分明笑语长，醒来号痛卧空床。鳏鱼岂爱长开眼，为怕深宵出睡乡。
君今撒手一身轻，剩我拖泥带水行。不管灵魂有无有，此心终不负双星。
启功不止一次对朋友说：“我这一辈子有两个恩人，一个是陈垣老师，一个是我的老伴。但他们两个都是为我窝着一口气死去的。老伴在时，连现在看来极普通的要求，我都没能满足她，她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她虽死而无怨，我却心里更加难受。我们是‘有难同当’了，却不能‘有福同享’。因此今天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特别是我今天得到的一切，已经觉得名不符实了，怎么能安心地享受这一切呢？况且我已无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又无儿无女，身内之物一件都没有，我要钱、要物、要名、要那么多身外之物还有什么用呢？我只有刻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
字积励耘举后贤
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启功的恩师陈垣先生可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师父。
1933年，初中未毕业的启功在祖父的门生傅增湘的引荐下结识了陈垣。陈垣为启功谋得到了一个辅仁大学附中一年级国文老师的职位。在交派工作时，他详细过问了启功的教学经历，告诫了他教学和教家馆的区别和注意事项。他的细心叮嘱，使本来就出生于教育世家，有过教家馆经历的启功一开始就走上了为人师表的正轨，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然而好景不长，分管附中的一位院长过分重视资历，认为启功的学历不够，把他开缺回家。而陈校长却看重启功的实际本领，根据他能书善画的特点，安排他去美术系任助教。工作不到两年，那位院长仍以“启功学历不够”为由，把他解聘。
其时正值1937年，日军占领了北平，城市沦陷，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失业的启功面临着重大的生活危机。他又不得不临时去教一两家家馆，再靠卖些字画勉强维持生活。启功在困境当中，陈垣再次向他伸出援助之手。1938年秋，陈垣聘启功在自己手下教“大一国文”，启功终于第三次回到辅仁。自此直到逝世，67年间启功再也没离开过它。客观地说，如果不是陈垣的慧眼识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聘用，就不会有今天的启功。
在辅仁大学，在培养启功这一点上，陈垣显得很执着，他看到的不仅是启功的才气，而且十分注意诱导他走上真正的学问之道。他循循善诱，对这个学生充满了关爱。开始几年，陈垣对启功“耳提面命”，从一篇文章的章法，到一字一词的改法、用法或文章做法，都亲自给予示范；从一个学派的思想体系，到某些文章的风格特点，都十分具体地给以分析和指导。后来启功回忆说：“陈垣先生不止一次地向我反复说明为师之道，惟恐听不明，记不住。”如：
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
以鼓励夸奖为主。对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学生，都要尽力找他们一点点好处，加以夸奖。
不要发脾气。虽然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钦佩。
启功知道，虽然老师并没搞过什么教学法、教育心理学，但他这些原则和方法，实在符合许多教育理论，这是陈垣先生从多年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严酷的现实，使启功认识到，自己以中学生的学历，想要在这所高等学府呆下去，必须做出一些成绩来。从那时起，他就养成了在学术上务实、求真的精神，几十年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同时，大学里的良好氛围也极大影响了启功，他有幸结识了一批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和与自己一样的年轻才俊，他们也都从知识、学术、人品、见解等各方面深刻地影响着启功。
陈垣对启功，除了在教学方面的帮助与影响之外，更在一个个运动来袭、人生命运遭受挫折的关键时刻，给予扶持和援救。一次陈垣去逛琉璃厂，发现启功收藏的明清字画在店里挂着出售，便知道启功家中一定是生活困难到了不得已的程度，才把这些心爱的收藏卖掉。于是他掏钱把字画买下，并派秘书把书画送到启功家里，还兑了一百块钱，给他贴补家用。这在精神上给了启功极大的安慰。在这场运动中，在恩师、亲人、朋友的帮助，启功终于在逆境中鼓起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陈垣先生不但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也是一位对中华民族怀有赤诚之心的爱国者。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他语重心长地对启功说：“咱不上街，咱好好教书，好好备课教书。”又说：“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陈垣先生的这种品质，对启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1971年，陈垣逝世，启功却不能自由地去探视老师，他只能私撰了这样一副对联，来表示对恩师的怀念：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答陶甄。
启功生前，每当提起陈垣，他总是难以抑制对恩师的怀念之情。他说：“今天如果说我对文化教育事业有一滴贡献，那都是这位老园丁辛勤灌溉时的汗珠啊！”老师去世后，启功总想找一种办法来纪念陈老师的教泽。在1991年11月陈垣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启功通过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筹集到163万元。启功用这些钱，以陈垣的书斋“励耘书室”中的“励耘”二字命名，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金”，把它捐给北师大，用来帮扶贫困学生。
启功曾说：“回想我这一生，解放前有人不屑我这个资历不够的中学生，眼里根本不夹我地把我刷来刷去；解放后又有人鄙视我这个出身不好的封建余孽，舍你其谁地把我批来批去；各路英雄都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一番，以示他们强者的伟大与左派的先进。但老校长却保护了我，每当我遭受风雨的时候，是他老人家为我撑起一片遮风避雨的伞盖，每当我遭受抛弃时，是他老人家为我张开宽厚的翅膀，让我得到温暖与安顿，而且他好像特别愿意庇护我这只弱小的孤燕，倾尽全力地保护我不受外来的欺凌，就像护犊子那样护着我。我自幼丧父，我渴望有人能像父亲那样关怀我，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不同于母爱的另一种爱，有了它，我就能感到踏实，增强力量，充满信心，明确方向。现在老校长把老师的职责与父亲的关怀都担在了身上，这种恩情是无法回报的。我启功别说今生今世报答不了他的恩情，就是有来生、有下辈子，我也报答不完他老人家的恩情。”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1932年，启功21岁的时候，母亲和姑姑为他相中了一位23岁的叫章宝琛（1910年至1975年）的满族姑娘。她本姓“章佳氏”，比启功大两岁，启功平日里习惯叫她姐姐。
启功与章宝琛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他家祭祖的日子。那天母亲和姑姑叫章宝琛来家里帮忙，启功到胡同口去接她。只见一位个子不高、大眼睛、白皮肤的女子正袅袅婷婷向这边走来，她正是章宝琛。启功发现这位姑娘端庄贤慧，比他想像中要可爱、漂亮得多，因此从一开始就挺喜欢她。
1932年10月，启功和章宝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虽说是新婚燕尔，却实在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因为没有恋爱过程，只见过几次面。可是渐渐地启功发现，这位容貌平常、文化不高的妻子竟是非常的贤能。章宝琛生母早亡，后妈对她非常刻薄，从小吃了不少的苦，她是带着相依为命的弟弟一起嫁过来的。她勤劳、善良、贤慧、孝顺，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她从不发脾气，对启功体贴入微，对婆婆恭敬孝顺。 结婚时，启功家里没有任何积蓄。结婚后，就是靠着他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一开始启功在辅仁几入几出，几乎处于半失业的状态。章宝琛毫无怨言，省吃俭用，常常把珍藏的首饰拿出去典卖。换回的钱，她既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还要为丈夫留下一些供他买书和字画。
1957年，启功的母亲和姑姑相继病倒，政治运动中的启功无暇顾家，于是章宝琛承担起了家里的重担，端屎端尿，成年累月地忙碌。看着妻子日益消瘦的身体，启功心痛至极。等为母亲送终发丧完后，启功请妻子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一声“姐姐”，给她磕了一个头。
除了日常生活中的百般体贴，章宝琛还是启功的精神知己。她既不为启功与友人的彻夜长谈而恼怒，也不为那些没来由的“师生恋”传闻而愤然。她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不但对启功没有任何的埋怨，而且下决心和他一起共度那漫漫长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她常常用来安慰丈夫的话。她不但有毅力和精神，而且有胆识和魄力。在红卫兵抄家时，她偷偷为启功保存了大部分手稿，她知道这是启功的生命，比什么东西都值钱。
1975年，章宝琛因病辞世。1979年，北师大为启功平反，并且为他加了一级工资，但启功把这让给了更加需要的人。问他有什么意见，启功喟然叹曰：“改与不改，对我都无所谓了。”闻者愕然，启功说：“当初知道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我师陈垣，一个是我老伴，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说至此，不禁潸然泪下，老伴与他共同生活了40多年，除了吃苦受累，提心吊胆，没过一天好日子，今天，终于直起腰来了，她却永远离开了他??
章宝琛在病中曾对启功戏言，她死之后一定有人给启功再找对象，并说不信咱们可以赌下输赢账。她去世之后确有不少亲朋好友来为启功做媒，甚至有人自荐，都被启功一一谢绝。1989年秋，启功突发心脏病，不省人事，在抢救苏醒后，他郑重宣布和老妻赌下的输赢账是自己赢了，写下了感人至深的长诗《赌赢歌》。其实，这不是说启功自己赢了输赢账，而是永远不能忘怀的真情难抛。此外，启功在贤妻逝世之后，还创作了大量“悼亡诗”，这些诗歌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在启功的诗词作品中占有极重的位置。今选其一，以飨读者：
梦里分明笑语长，醒来号痛卧空床。鳏鱼岂爱长开眼，为怕深宵出睡乡。
君今撒手一身轻，剩我拖泥带水行。不管灵魂有无有，此心终不负双星。
启功不止一次对朋友说：“我这一辈子有两个恩人，一个是陈垣老师，一个是我的老伴。但他们两个都是为我窝着一口气死去的。老伴在时，连现在看来极普通的要求，我都没能满足她，她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她虽死而无怨，我却心里更加难受。我们是‘有难同当’了，却不能‘有福同享’。因此今天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特别是我今天得到的一切，已经觉得名不符实了，怎么能安心地享受这一切呢？况且我已无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又无儿无女，身内之物一件都没有，我要钱、要物、要名、要那么多身外之物还有什么用呢？我只有刻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