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因为充血性心力衰竭，5月22日在纽约曼哈顿去世，享年85岁。
　　他和索尔·贝娄、约翰·厄普代克一起，被视为福克纳之后最重要的美国小说家。他著作等身，兼具原创性和挑衅性，通过性、种族和政治这三大主题，深刻而细致地传达出不断演进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因此获称“美国的巴尔扎克”。

　　高度的争议，巨大的成功
　　从1959年出道至今，在近60年的时间里，罗斯从未淡出公众视野。他是文坛的常青树，总共出版了31本书，包括为他赢得巨大声名与争议的《波特诺伊的怨诉》《美国牧歌》和《我嫁给了共产党人》。
　　他获得了能够获得的几乎所有的文学奖：一次普利策小说奖，两次美国图书奖，两次美国书评人协会奖，三次笔会·福克纳奖（他是该奖历史上唯一一位梅开三度的得主），外加英国的布克国际奖和捷克的卡夫卡奖。只有久等不至的诺贝尔奖，让他至死不能释怀。
　　在世时就被收入“美国文库”的作家只有三位：索尔·贝娄、尤多拉·韦尔蒂和罗斯，但生前入选法国七星文库的英语作家，罗斯是唯一一人。
　　1933年3月19日，菲利普·罗斯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55年获得芝加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后，在陆军系统服役两年，因工伤退伍，从此边教书边写作，其处女作《再见，哥伦布和五个短篇》问世于1959年，因为对犹太反叛青年的刻画而轰动一时，并在次年为只有27岁的罗斯赢得了美国图书奖。
　　十年后，罗斯出版了第四部小说《波特诺伊的怨诉》，书中对手淫和男性性欲的坦率描写引发了高度争议，并遭到犹太人社群的猛烈抨击。但昭彰的恶名也相应地为他带来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波特诺伊的怨诉》成了街谈巷议的“脏书”或先锋作品，其销量甚至超过了马里奥·普佐的黑手党小说《教父》。
　　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在介绍《波特诺伊的怨诉》时写道：“据说这部小说对手淫的研究和梅尔维尔对鲸鱼的研究一样透彻。”大明星芭芭拉·史翠珊则公开评论，如果见到这本书的作者，她绝不会跟他握手。
　　《波特诺伊的怨诉》就像一部花样手淫百科全书。主人公亚历克斯·波特诺伊在心理医师面前滔滔不绝，通过毫无保留的倾诉，讲述自己从童年开始直至迈入社会后所经受的种种压抑。波特诺伊逃避感情，一味地物化妇女，妄想通过征服非犹太人的美国女人来征服这个异教徒的国度，以此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他没有如愿。他最终走向了自己的父亲，成为无能的犹太男人中的一员，永远承受着本民族文化对他们施加心理阉割后的伤害。
　　在罗斯的小说中，犹太性和美国性同样鲜明。前者是他文化的根和几乎一切心理动机的背景，后者才是他百般努力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入的自由世界。波特诺伊徘徊于禁欲和欲望之间。他反对自己与生俱来的犹太性，反伦理，反纲常，这一姿态远比书中不加节制的性描写更令人震惊。
　　半个世纪过去了，《波特诺伊的怨诉》在美国文学史的地位日益得到巩固。罗斯去世后，英国名作家马丁·埃米斯撰文指出，《波特诺伊的怨诉》仍然是王冠上的钻石。它“包含了所有重大的主题（只有道德不在其中）：父亲、母亲、子女、男性性欲、受难和以色列。罗斯用一种讽刺性的才华点燃了这把大火，如果我们幸运的话，这样的才华也许一代人才会出现一次”。
　　虚构自传，也虚构历史
　　罗斯有过两次短暂而蹊跷的婚史。据他说，第一次是中了圈套：玛格丽特·马丁森借別人的尿样，对他谎称怀孕，骗他于1959年结婚。两人于1963年分手，马丁森五年后死于车祸。前妻及其意外死亡对罗斯造成的巨大影响，在他的多部小说中清晰可见，其中包括1974年问世的《我作为男人的一生》——“朱克曼系列小说”的第一部。
　　1990年，罗斯娶长期为伴的英国演员克莱尔·布卢姆为妻，未料这场婚姻仅仅持续了四年。布卢姆很快出版回忆录《离开玩偶之家》，披露前夫冷漠、阴郁、自我中心的性格和让他深受折磨的多种病痛——冠状动脉阻塞、神经衰弱和不成功的膝盖手术导致的后遗症，并对罗斯在小说《欺骗》（1990）中对她和她家人的刻薄描写耿耿于怀。
　　第二次离婚事件、他对女人和婚姻的疑惧，以至女权主义者的围攻，让晚年的罗斯迎来了创作力的又一个爆发期。在用作品回击的同时，他也写出了一系列获得高度赞誉的历史小说，包括通称的“美国三部曲”，即1997年出版、次年为他赢得普利策奖的《美国牧歌》和随后问世的《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与《人性的污点》。
　　从2004年开始，他几乎年年出书，先后写出了《反美密谋》《凡人》《退场的鬼魂》《愤怒》《羞辱》和《复仇女神》。其中，《愤怒》的书名取自中国国歌。故事发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主人公梅斯纳因为不知道该不该听从号召，参军打仗，而陷入心理的乱局。他回忆起了在学校学唱过的中国国歌，歌词清晰地、一遍又一遍地回荡在他的脑海，其中有一句“愤怒充满了每个同胞的心间”，正是“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不尽字字相符的英译。
　　“我们那会儿每周上一次大课，全体学生聚到礼堂里，活动的一部分就是唱爱国歌曲。”罗斯后来说，“后来我们唱了一首歌，听说是中国国歌。这些犹太小学生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你怎么忘得了这个呢？”
　　梅斯纳认定，“愤怒”是英语中最美的一个词，每当他面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或是回忆起这辈子遇到的种种来自他自己的三座大山——父权、神权、政权——的压迫，“愤怒”就充斥了他的身心，将他打造成上世纪50年代初冷战前夜一个内心愤怒的青年。
　　2016年，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反美密谋》再次受到广泛关注。书中虚构了一段美国现代史：在1940年的大选中，罗斯福总统被纳粹同情者、前传奇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击败，结果美国不仅未对德宣战，反而与希特勒结好，并在全国掀起反犹浪潮。记者沃尔特·温切尔公开批评林德伯格总统，却遭解雇和暗杀。此情此景，难免让特朗普时代的读者产生不寒而栗的共鸣。 　　被高估的罗斯，被忽视的巨匠
　　2011年，罗斯以终身的文学成就获得了布克国际奖。三人评委会主席里克·格科斯基前往纽约面见罗斯，行前到处打听和罗斯谈话有什么禁忌。人家告诉他，有三个字千万不能提：诺贝尔。
　　过去20年来，罗斯年年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这种期待越到后来越强烈，因为上一位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获奖，已是遥远的1993年。美国文学受到如此的忽视，既不正常，也不科学。很多人相信，只要有美国人折桂，罗斯必然胜出。
　　然而，2016年秋，噩耗传来，瑞典学院宁肯表彰歌手鲍勃·迪伦，也不愿把诺贝尔奖颁给众望所归的罗斯。这意味着他余生问鼎无望。
　　罗斯多产，但主题单一。他总写性欲强烈、身体无能的犹太知识分子在当代美国的挣扎，场所通常不离纽瓦克，主人公寥寥可数：内森·朱克曼（出现于九部小说）、好色教授大卫·凯普什（三部）和菲利普·罗斯本人（六部）。围绕罗斯的争论大多就此展开。有人认为他被严重高估，另一些人相信，这正是他的深刻所在。
　　罗斯获得布克国际奖后，担任该奖评委的澳大利亚作家和出版人卡门·卡利尔立即宣布辞职，并将内部分歧公之于众，力贬罗斯。
　　“他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弄同一个主题，几乎每本书都是如此。这就好像他坐在你脸上，让你无法呼吸。”卡利尔说，“我压根就没把他当成个作家。我早就清楚自己是不会让他过初评的，所以我很吃惊他能待下来。我不欣赏的就他一个——其他人都挺好。”
　　进入那一年布克国际奖决选名单的作家共13人。卡利尔尤其欣赏中国作家王安忆，并曾为她亲撰推荐辞，赞扬她“表面上家长里短，却自有神奇而热烈的小说家之力量于其中”，而且，“王安忆的反讽，她对性爱的大胆探索，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存在着多少种方式”去挑战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制度。
　　但文艺评论家乔纳森·琼斯认为，卡利尔对罗斯“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弄同一个主题”的指责大错特错，殊不知这正是“一种记忆和想像的特殊景观”，小说家只有对同一个地方充满热情和个人关切，才能不断回返。这既不是卡利尔认为的单调和压抑，也不是小说家的枯燥或局限，而正是一个真正且严肃的小说家的技艺所在。
　　美国作家阿尼斯·什瓦尼支持卡利尔，因为“美国文学自我封闭，罗斯配不上布克国际奖”。
　　“我们有一批普遍被严重高估的‘文学巨匠’——罗斯、厄普代克、德利洛、品钦，个个都是永恒谣传的诺贝尔奖竞争者，却不能为世界其他地区共享。”什瓦尼说。
　　纽瓦克，布拉格
　　然而，罗斯并非眼界狭隘的美国作家。20世纪70和80年代，在很多东欧作家为西方熟知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罗斯立有大功。
　　2001年，捷克共和国国会和布拉格市政府创办了弗朗茨·卡夫卡奖，首次颁奖就表彰了罗斯，第二年才轮到本国大作家伊万·克利马获奖。
　　罗斯当年不只坐在书斋里，通过写文章来推荐克利马和昆德拉，他还付诸行动。在2013年的笔会大会上，借着领受文学服务奖的答谢辞，他回忆了与捷克作家的交往。
　　“从1972年开始，一直到1977年，每年春天我都要去一趟布拉格，待一个星期或十天，与那里的一大帮子作家、记者、历史学家和教授晤面。”他说，克利马为此遭到警察通宵的盘问，他们问，他的美国朋友为什么每年春天都来转一圈，他对此只有一个回答。根据罗斯的转述——
　　“你们没读过他的书吗？”克利马问警察。
　　不出所料，他们被这问题难住了，但他很快提供了答案。
　　“他是来找姑娘的。”克利马说。
　　罗斯始终认为，写作就是他全部的生活，生命不息，写书不止。“我觉得，我这么频繁地写书、出书，是因为我无法忍受没有书可写的状态。”他在2009年告诉传奇编辑蒂娜·布朗，“我不在乎还能再写出多少本书，我只在乎能完全投入到一本书的写作状态，让写作占据我的时间。我写前一本书的时候，脑子里从来不会想着另一本。每本书都始于灰烬，真的。所以我倒不是感到有這个要说，有那个要说，或是有故事要讲，我只知道，只要我活着，就想一直写下去。”
　　现在，他去世了。他写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