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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传统乡村社会里，对农民而言，集市是一个重要的公共生活圈，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赶集路上的交往。这种跟同村的路伴儿或集市路上偶遇的熟人交往，既巩固了原有的熟人关系，又扩大了原有的社交范围。二是集市上的社会关联与人际交往。除趁赶集走亲访友外，村民通过固定市场交易还会建立起一种半熟人关系，这种交往甚至会延伸为在生活上的互助。三是茶铺资讯传播与休闲。茶铺为赶集的村民歇脚提供了方便，也满足了人们听闻信息、交流和闲玩等需要。可以说，集市作为跨出村界的基层市场社区的存在，有利于区域社会的整合。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应将更多的资源用于乡村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文化和公共空间的建设，使日趋衰微的集市恢复其社会功能，以缓解乡村社会关系所面临的危机。
[关键词]集市；社会关联；人际交往；公共空间；茶馆；基层市场社区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10
乡村集市不仅是商业活动的空间，具有消费、交换、贸易等经济功能，还是人们从事宗教、娱乐及其他与交换不直接相关的各种文化社交互动的重要场所，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1]（P67）；既是农民交换产品、出售剩余产品的场地，也是进行情感交流、与邻居之外其他人面对面交往的场所，是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的一个公共空间[2]。传统乡村社会是地方性的，农民的活动范围受到区域性限制，区域间接触较少，生活空间相对封闭，各自保持了孤立的圈子[3]。除了与具有家庭血缘关系的亲友和在红白喜丧及重大节日上与他人进行社交外，村民与其他人之间的相识、交往特别是村际之间的相识、交往多依赖于集市、庙会等场所。但是，随着农村市场化、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传统集市的社会性开始减弱，经济性日益凸显，这不仅影响村民间的社会互动，也会削弱村际间的社会关联，甚至还会导致村际关系的恶化。因此，在顺应农村市场化发展趋势的同时，如何重建农村公共场所，恢复农村公共空间，已成为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多将集市界定为传统乡村社会的主要消费或贸易场所，关注集市的市场属性，而忽视了集市具有的人际交往、休闲娱乐等社会功能。本文拟采用调查法，对胶东地区P市1940年以前出生的、具有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经历的农村老人进行访谈，从赶集路上的交往、集市上的社会关联与人际交往、茶馆里的信息传播三个方面，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集市作一探讨，以期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整合提供参考。
一、赶集路上的交往
大多数基层市场区域范围可以让最远的村民能够不费力气地步行到集市上——这段距离为3.4～6.1公里，市场区域面积约50平方公里，集镇间隔8公里左右，到镇上的最大步行距离为4.5公里[4]（P45）。P市集市与村庄的距离及集市间的距离基本符合上述情况。在传统乡村社会，步行是村民主要的出行方式，特别是在赶集时，由于距离村子较远，而且集市一般在上午开始，午后结束，因此路远的人一大早就起来准备，赶集的路上熙熙攘攘，非常热闹。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曾经指出，“中国人徒步走上三里、八里甚至十来里去一个集市，是很不在乎的事情。因为一个市场不仅仅是一个市场，还是一种一般的交流”[5]。
“赶大集的时候，一般愿意找几个伴儿一块去，要不路上太枯燥了，得找个伴说个话。路途比较远，离俺们村最近的大集也得有八里地，得走上将近一个钟头。路上有几个伴可以说说笑笑，东扯扯西拉拉。当然在赶集路上也会碰到许多邻村的人，这些人有可能是俺的亲戚或朋友，也有可能是俺路上伴儿的亲戚或朋友。这样大家就可以凑在一起赶路，一般越接近集市，结伴同行的人就越多。在路上大家交流着，特别是不同村的人们相互之间交流着各自村里的新鲜事。到了集市，由于各自买的东西不一样，逛的小市也不一样，就暂时地分开，各自买各自的东西。大家分开前约定好一个时间和地点，合伙一起回家，回家的路上大家谈论着都是买的什么东西，看到了什么新鲜事，集市上有了哪些变化。”
农民往返于赶集路上的交往是农村集市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赶集路上的交往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相约赶集的同村路伴儿，这些路伴儿一般都是村里自己熟悉的人，包括亲戚、邻居或要好的街坊；另一类是集市路上偶遇的熟人，可能是老熟人也可能是新熟人，老熟人是自己在邻村的朋友、亲戚，新熟人往往是一同赶集同村路伴儿的亲戚或朋友，因为在任何一条通往集市的路上都可能会经过三五个自然村。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相遇在一起，一路上可以相互认识、相互交流、相互了解，前者可更加巩固原有的熟人关系，而后者可扩大原有的社交范围。
村民之所以能在赶集的路上相遇，而且像滚雪球一样，随着距离集市越来越近，相遇同行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集市的周期性及集市交易时间的短暂和集中。农村集市大多都是半日集，早上开始午后散去，特别是对于要在集市上卖东西的农民来说，他们一定要早起，因为一方面去得晚了集市可能就散了，另一方面到得太晚会找不到位置好的摊位。
“过去赶集卖粮食，特别是冬天，早晨四点多就得起来，天还黑着呢，推着手推车赶路。路上会碰到许多推车赶集卖东西的，大家伙路上边走边聊，搭个伴儿。如果是常年赶集做买卖的，他们常常能在路上碰到。因为天气比较冷，起的时间又比较早，走到离集市三四里路的地方，一般都有些临时搭建的草棚子，多为饭馆，摊主多是周围村里的人，冬天每逢集日出摊，为赶集的人提供点吃的，顺便歇歇脚、暖和暖和。在这里会碰到更多的赶集卖东西的人，边吃边聊行市、怎么和经纪人打交道等话题。大家一般吃得比较快，不到半个钟头就吃完了，吃完之后继续赶路，回来的路上也会碰到许多卖完东西回家的人，行市好的话大家就会高兴，行市不好的话大家就会埋怨，发发牢骚。”（访谈资料20121010—XSM）
杨懋春[6]也曾经对胶东地区的辛安镇集市做过与上述访谈资料类似的描述。每个月的初一、初五、初十、十五、二十和三十是辛安镇的集市日。集市日的前一天晚上，专门的流动商贩开始带着货物源源而来。集市一大早，村里的屠夫带着处理过的猪，乡村商人带着几袋小麦粉、几听油、几捆纺好的棉纱，木匠带着自制的农具和家具，纷纷来到集市，通往集市的路上挤满了人。赶集路上的卖家与赶集路上的买家是不同的，而且两者很少在赶集路上碰面，因为卖家赶集是有目的的，早去能占个好地方、卖个好价钱；而买家赶集的目的性较弱，有时是可买可不买，甚至有的农民赶集就是闲逛、看热闹。因此卖家往往要比买家提前一两个小时到达集市。卖家在路上讨论更多的不是家长里短，而是与自己要卖的商品息息相关的内容。为了应付集市上的经纪人，卖家会在赶集的路上结成暂时性的联盟。在村落与集市之间有驿站（如路边的饭铺），可为赶集路上的人流提供一个短暂的固定交流场所。到了集市，结成联盟的村民的摊位往往聚集在一起，大家一起核算价格并和经纪人谈条件，讨价还价。 二、集市上的社会关联与人际交往
在小生产条件下，小农经济活动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生活方式使他们相互隔离[7]。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村民在农时很少有外出交往的机会，平日交际仅限于村头田野[8]。而每逢集日，本村的、邻村的男女老少可汇集于集市，在买卖之余串亲戚、会朋友，相互寒暄、互致问候，加深相互之间的感情，获得情感交流。可以说，集市扩大了村民的熟人关系网络。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曾经这样描述高店子集市上的林先生：一位45岁的村民，与高店子集市上的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有点头之交，能够认出集市上主要人物的家庭成员，并对他们加以形容，而不论他们居住的村子散布于何处。另外，施坚雅还描述过高店子市场社区的农民，到50岁时，他们有的已经去过基层市场不止3 000次，平均至少有1 000次，和社区内各个家庭的男户主拥挤在一条街上。[4]（P44-45）林先生对高店子集市的熟悉以及广泛的社交范围，在P市传统乡村的定期小集市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过去咱这个村的集市主要有三个村的村民赶集，也有其他附近村的人来，但是比较少。咱村比较大，人多一些，在集市上得占到四成，马路对面的后庄子村比较小，他们村的人占到咱村集市人数的两成，东边的东岳石村占到三成，剩下一成就是周边河刘村、杨家疃、盆王村三个村的村民。这三个村的村民一般都是家里遇到特别重要的事情时才出来赶集，比如突然来客人了、老人身体不好了，过来买点吃的、用的。咱村、后庄子村和东岳石村的人每月到了初三、初八，基本上家家都要过来赶集，农忙的时候干完农活也要到集市上转转。咱这集市较小，就一条街，三个村的人很容易见面。因为三个村的人相互之间都有亲戚，趁赶集走亲戚的比较多。比如，咱村有出嫁了的女儿，趁赶集买点东西回娘家看看她爹娘，孝敬一下老人，平常不是集日的话买点孝敬老人的东西不太方便。当时俺家两个姑姑都嫁到后庄子村，她们一般都是趁赶集的时候过来看看俺爷爷、奶奶，顺便也给俺这些小孩子买点吃的。”（访谈资料20121230—LCJ）
参加集市活动后，顺便拜亲访友是集市情感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每个农民家庭在邻村都会有一些亲缘关系远近程度不同的亲戚，这些亲戚大多是姻缘延伸的亲属关系。村民之所以会选择在集市上拜亲访友，一方面是因为集市上较为丰富的商品可以为探亲访友提供礼品，传统乡村社会崇尚礼尚往来；另一方面是因为集市日农民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亲朋好友之间会有更多的机会交流。在集市上碰到亲朋好友也不一定都要登门拜访，而是利用集市这一平台定期见面交流，以免生疏，这种相会可以代替花费较多的拜访，同时也节约时间和礼金。
在集市上除了可与已有的朋友、亲属交往外，还可与一些半熟人交往，这些关系类似于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弱关系。例如，集市上存在的“老主顾”关系，交易地点的固定化，导致了交易行为的观念化，一个区域的集市一般是周围村庄农民大致一天路程所能往返的地方。在集市日人们会自觉地赶往集市所在地，光顾固定的摊位，与固定的卖主或买主打交道。通过长期固定的交易，人们之间会形成较为稳定的买卖关系。
“集上卖东西的好多人俺都认识，咱这集市上卖肉的有三家，俺一般都买王各庄老王家的猪肉。每次去他都会多给点，挑最好的肉卖给俺，钱不够也可以先赊着，下个集日再补给他。老王除了卖猪肉还帮别人杀猪，有的年份家里面收成比较好，到了过年就会杀一头自己养的猪，并分一些给亲戚朋友和要好的邻居。因为自己不会杀，一般都会提前在集市上和老王说一下，到时候让他过来帮俺杀猪，他也不要钱，不过走时俺会把一些猪下水送给他，以表示感谢。”（访谈资料20111214—WJG）
“俺是常年赶集卖干海货的，虾皮、鱼干、干蛤蜊肉都卖。每个集市上都有俺的老主顾，他们常年买俺的东西。卖给老主顾的时候一般都不计较，多给点无所谓，挑好的给他们。他们也经常帮俺忙，特别是集市所在村的老主顾，有时侯会帮我提前买个地铺，交个地铺钱，俺随后把钱还给他们。腊月集市时间一般比较长，有时得赶到下午四五点钟，有时老主顾会帮俺把家里带的饭热一下，给点热水喝，可以说也是朋友吧。”（访谈资料20120720—JTG）
通过固定市场交易建立起来的“老主顾”关系，既不是一种两个人从来不认识的偶遇关系，也不是两个人认识了以后就再不联系的关系，而是一种半熟人关系，也就是说以前认识，认识后彼此之间存在着交往但并不频繁的一种关系状态[9]。这种关系因交易而发生，交往的周期主要为集市周期，交往的地点主要为集市场地。随着相互之间关系的日趋稳定，情感的加深，这种交往也会延伸到集市之外的生活领域中，交往方式更多体现在生活上的互助。当然这种互助的层级较低，一般是一方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帮助另一方；互助的频率较低，多半是暂时的，具有一定弹性。除了上述较为固定的社会关系外，集市上还存在着泛泛的社会交往。法国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10]曾经引用饱含哲理的俗语“既想着自己，也想着集市”，来表明集市对村民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这正如一句意大利谚语所说的，聪明人“与其柜子里有钱，不如集市上有朋友”。其实，有些农民赶集可能并不从事任何意义上的经济活动，仅仅是趁赶集之便，结识志趣相同者。他们的赶集买卖事少，聚会事大[1]（P138）。可以说，集市交往突破了以往以家庭为场所的宗族血缘式交往，扩展了农民的人际关系网络。
三、茶铺里的闲聊与信息传播
茶馆是现代中国服务性行业最常见的词，其实茶楼、茶室大多聚集在县城，在一般传统乡村社会的集市里最常见的是茶铺。农村茶铺是一个露天场所，上面有一个棚子遮风挡雨，当天冷的时候，会在周边用帷子围起来。农村集市除了茶铺，还有露天的小酒馆。这些地方为赶集的村民歇脚提供了方便，而且价格便宜，还可以满足人们听闻信息、交流和闲玩等需要。
“咱村的集市小，没有茶馆。离村六里路的高望山集上有三个茶铺，赶集的人，特别是男人，赶完集都会在茶铺里坐坐。这些茶铺里汇集了周边七八个村的人，大家有时候喝到下午，有时候集散了，茶铺、小酒馆还开着。喝茶也便宜，交一碗的钱，随便续水。俺经常去的茶馆是俺邻村人开的，老板比较熟，另外两个茶馆去得少，只有这个茶馆人满的时候才去，茶馆里既有自己的熟人，也有点头之交、混个脸熟的。喝完茶在回家的路上也会碰到一些醉汉，在小酒馆喝多了的。集市上的小酒馆和茶铺只在赶集的时候开，平常日是不营业的。”（访谈资料20130709—WHF） 茶铺是赶集的人们日常交往的场所，人们可以在那里会客见友，不用事先约定。大多数的谈话也是随意的，没有什么目的性，而且加入这种茶铺的闲聊也不需要任何准备和资格[11]（P76）。尽管如此，茶铺里女性顾客还是相对较少，几乎没有。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2]在对江村周围集镇茶馆的描述中也谈到类似的情形：江村的男人们在农闲时会到集镇上的茶馆里喝茶，偶尔有少数妇女也会和她们的男人一起在茶馆露面。妇女在农闲时更多是走亲戚，特别是要回娘家看望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可以说茶馆基本上是男人的俱乐部，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拘束的地方。
“在茶馆里，男人们不用听家里女人的唠叨、孩子的哭闹，大家有说有笑，相互之间可以随便调侃。在穿着上，也可以比较随便，天热的时候可以光着膀子，大家都一样，这在有女人的场合是很少有的。俺爹当时在夏邱集上开了一个茶馆，俺也经常过去玩，俺有个姑姑在那里帮忙，他们就经常调戏俺那个姑姑，后来俺爹担心，就不让她干了，在村里找了两个男伙计。”（访谈资料20121222—LWF）
其实，乡村集市的茶铺并不像城市里的茶楼，是有闲阶级消遣的地方，而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茶客的身份是多种多样的，来自农村的各个阶层[13]，但女性群体多被排斥在茶馆这一圈子之外。费孝通[3]（P62）认为，这种男女有别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了这一社群中去之后所引起的后果。对茶馆里男人的无拘无束，王笛[14]也有过类似的描述：如果他感觉燥热，可以剥去衣服赤裸上身；如果他需要理发，即使剪掉的头发会落入其他客人的茶杯里，也可以叫上剃头匠到座位上为他服务；甚至脱下鞋让修脚师修趾甲、挖鸡眼、削茧皮也无伤大雅。另外，由于茶客中很少有异性，有时侯倒茶的少妇会成为大伙开玩笑的对象，所开玩笑总是与“色情”擦边，是乡土观念的庸俗性的表达[13]。
茶铺在为农民提供闲聊空间之外，还为农民提供了信息交流的平台。不同村庄的农民在茶铺里可以通过语言交流获得大量信息，回家后将其汇报给自己的家庭，通过这种方式，村民间可以相互了解。如果一个人几天没有出门，想知道这几天周围社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便可以去茶馆。茶馆既是获得消息之地，也是小道消息、流言蜚语传播的地方[11]（P77-78）。
“茶铺里面不同的人会谈论不同的事。经常在家种地的人一般是三五个人在一起聊些家长里短。聚在一起人多的时候，主要听常年在外地做买卖的商人讲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或者让大家伙看看从外面带回来的洋玩意，如卷制的烟卷，顺便分给大家尝尝。一些有点文化的人在茶铺里会讲一些国家大事，如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日本人什么时候会打到咱这里，分析一下国家老吃败仗的原因，再结合古代的战争情况讲讲古代某个大将军的厉害。还有的人喜欢结合当地情况讲一些鬼怪的故事，而且讲得还很逼真。”（访谈资料20121224—根据四个访谈对象的口述整理获得）
可见，茶铺里会谈论各种话题，从日常生活到国家政治再到妖魔鬼怪，其内容涉及社会状况、生活习惯及历史文化。可以说，茶铺是集市上一个巨大的信息资料库，这些信息或真实或虚构，都在这里汇集、交流和传播。更为重要的是，更多社区之外的新信息也会在这里得到传播，一些常年奔波于城市与乡村集市之间的本地商人是这些外部信息的主要传播源。这些外部信息在茶铺里一经传播，当天晚上就会被回家的茶客带到各个村庄，并很快会在各个村庄流传开来。茶铺里的言语之所以会实现有效的信息传播和沟通，是因为这里的言语不是语言，没有完整的结构规则，是一种言语实践。日常生活的基本展开形式就是人们之间的言语交流，本身就是一种交往行为[15]。通过言语交往，茶铺成了地方公共舆论的制造中心。
四、结语
传统乡村社会人们的活动范围狭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往往局限于生活劳作的村庄内，基本上全年都处于一种忙碌状态。这种生产生活方式限制了人们的交往，使得农村社区成为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甚至村与村之间的往来很少[3]（P3-4）。在传统乡村社会人们之间的直接来往虽较少，间接交往却普遍存在，大多是以集市为媒介的。人们在集市中进行交易，同时也会在集市做其他社会性的接触[1]（P138）。集市的存在使得农民生活并不局限在一个村子里，而是展开在一个集市所覆盖的一大批村子里[16]。可以说，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可以说，集市作为跨出村界的基层市场社区的存在，有利于区域社会的整合，实现了村庄间的联合，使农民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获得资源，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当今，随着集市社会功能的弱化，村际间社会关联逐渐减少，基层市场社区的认同感、凝聚力逐渐降低，导致了基层市场社区的消解。如何在顺应农村市场化趋势的同时，恢复农村公共生活，农村市场化与农村公共性场所重建是否可以兼得，已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政府应将更多的资源用于乡村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文化和公共空间的建设，使集市的社会功能得到一定恢复，以缓解乡村社会关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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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集市；社会关联；人际交往；公共空间；茶馆；基层市场社区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10
乡村集市不仅是商业活动的空间，具有消费、交换、贸易等经济功能，还是人们从事宗教、娱乐及其他与交换不直接相关的各种文化社交互动的重要场所，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1]（P67）；既是农民交换产品、出售剩余产品的场地，也是进行情感交流、与邻居之外其他人面对面交往的场所，是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的一个公共空间[2]。传统乡村社会是地方性的，农民的活动范围受到区域性限制，区域间接触较少，生活空间相对封闭，各自保持了孤立的圈子[3]。除了与具有家庭血缘关系的亲友和在红白喜丧及重大节日上与他人进行社交外，村民与其他人之间的相识、交往特别是村际之间的相识、交往多依赖于集市、庙会等场所。但是，随着农村市场化、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传统集市的社会性开始减弱，经济性日益凸显，这不仅影响村民间的社会互动，也会削弱村际间的社会关联，甚至还会导致村际关系的恶化。因此，在顺应农村市场化发展趋势的同时，如何重建农村公共场所，恢复农村公共空间，已成为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多将集市界定为传统乡村社会的主要消费或贸易场所，关注集市的市场属性，而忽视了集市具有的人际交往、休闲娱乐等社会功能。本文拟采用调查法，对胶东地区P市1940年以前出生的、具有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经历的农村老人进行访谈，从赶集路上的交往、集市上的社会关联与人际交往、茶馆里的信息传播三个方面，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集市作一探讨，以期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整合提供参考。
一、赶集路上的交往
大多数基层市场区域范围可以让最远的村民能够不费力气地步行到集市上——这段距离为3.4～6.1公里，市场区域面积约50平方公里，集镇间隔8公里左右，到镇上的最大步行距离为4.5公里[4]（P45）。P市集市与村庄的距离及集市间的距离基本符合上述情况。在传统乡村社会，步行是村民主要的出行方式，特别是在赶集时，由于距离村子较远，而且集市一般在上午开始，午后结束，因此路远的人一大早就起来准备，赶集的路上熙熙攘攘，非常热闹。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曾经指出，“中国人徒步走上三里、八里甚至十来里去一个集市，是很不在乎的事情。因为一个市场不仅仅是一个市场，还是一种一般的交流”[5]。
“赶大集的时候，一般愿意找几个伴儿一块去，要不路上太枯燥了，得找个伴说个话。路途比较远，离俺们村最近的大集也得有八里地，得走上将近一个钟头。路上有几个伴可以说说笑笑，东扯扯西拉拉。当然在赶集路上也会碰到许多邻村的人，这些人有可能是俺的亲戚或朋友，也有可能是俺路上伴儿的亲戚或朋友。这样大家就可以凑在一起赶路，一般越接近集市，结伴同行的人就越多。在路上大家交流着，特别是不同村的人们相互之间交流着各自村里的新鲜事。到了集市，由于各自买的东西不一样，逛的小市也不一样，就暂时地分开，各自买各自的东西。大家分开前约定好一个时间和地点，合伙一起回家，回家的路上大家谈论着都是买的什么东西，看到了什么新鲜事，集市上有了哪些变化。”
农民往返于赶集路上的交往是农村集市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赶集路上的交往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相约赶集的同村路伴儿，这些路伴儿一般都是村里自己熟悉的人，包括亲戚、邻居或要好的街坊；另一类是集市路上偶遇的熟人，可能是老熟人也可能是新熟人，老熟人是自己在邻村的朋友、亲戚，新熟人往往是一同赶集同村路伴儿的亲戚或朋友，因为在任何一条通往集市的路上都可能会经过三五个自然村。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相遇在一起，一路上可以相互认识、相互交流、相互了解，前者可更加巩固原有的熟人关系，而后者可扩大原有的社交范围。
村民之所以能在赶集的路上相遇，而且像滚雪球一样，随着距离集市越来越近，相遇同行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集市的周期性及集市交易时间的短暂和集中。农村集市大多都是半日集，早上开始午后散去，特别是对于要在集市上卖东西的农民来说，他们一定要早起，因为一方面去得晚了集市可能就散了，另一方面到得太晚会找不到位置好的摊位。
“过去赶集卖粮食，特别是冬天，早晨四点多就得起来，天还黑着呢，推着手推车赶路。路上会碰到许多推车赶集卖东西的，大家伙路上边走边聊，搭个伴儿。如果是常年赶集做买卖的，他们常常能在路上碰到。因为天气比较冷，起的时间又比较早，走到离集市三四里路的地方，一般都有些临时搭建的草棚子，多为饭馆，摊主多是周围村里的人，冬天每逢集日出摊，为赶集的人提供点吃的，顺便歇歇脚、暖和暖和。在这里会碰到更多的赶集卖东西的人，边吃边聊行市、怎么和经纪人打交道等话题。大家一般吃得比较快，不到半个钟头就吃完了，吃完之后继续赶路，回来的路上也会碰到许多卖完东西回家的人，行市好的话大家就会高兴，行市不好的话大家就会埋怨，发发牢骚。”（访谈资料20121010—XSM）
杨懋春[6]也曾经对胶东地区的辛安镇集市做过与上述访谈资料类似的描述。每个月的初一、初五、初十、十五、二十和三十是辛安镇的集市日。集市日的前一天晚上，专门的流动商贩开始带着货物源源而来。集市一大早，村里的屠夫带着处理过的猪，乡村商人带着几袋小麦粉、几听油、几捆纺好的棉纱，木匠带着自制的农具和家具，纷纷来到集市，通往集市的路上挤满了人。赶集路上的卖家与赶集路上的买家是不同的，而且两者很少在赶集路上碰面，因为卖家赶集是有目的的，早去能占个好地方、卖个好价钱；而买家赶集的目的性较弱，有时是可买可不买，甚至有的农民赶集就是闲逛、看热闹。因此卖家往往要比买家提前一两个小时到达集市。卖家在路上讨论更多的不是家长里短，而是与自己要卖的商品息息相关的内容。为了应付集市上的经纪人，卖家会在赶集的路上结成暂时性的联盟。在村落与集市之间有驿站（如路边的饭铺），可为赶集路上的人流提供一个短暂的固定交流场所。到了集市，结成联盟的村民的摊位往往聚集在一起，大家一起核算价格并和经纪人谈条件，讨价还价。 二、集市上的社会关联与人际交往
在小生产条件下，小农经济活动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生活方式使他们相互隔离[7]。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村民在农时很少有外出交往的机会，平日交际仅限于村头田野[8]。而每逢集日，本村的、邻村的男女老少可汇集于集市，在买卖之余串亲戚、会朋友，相互寒暄、互致问候，加深相互之间的感情，获得情感交流。可以说，集市扩大了村民的熟人关系网络。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曾经这样描述高店子集市上的林先生：一位45岁的村民，与高店子集市上的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有点头之交，能够认出集市上主要人物的家庭成员，并对他们加以形容，而不论他们居住的村子散布于何处。另外，施坚雅还描述过高店子市场社区的农民，到50岁时，他们有的已经去过基层市场不止3 000次，平均至少有1 000次，和社区内各个家庭的男户主拥挤在一条街上。[4]（P44-45）林先生对高店子集市的熟悉以及广泛的社交范围，在P市传统乡村的定期小集市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过去咱这个村的集市主要有三个村的村民赶集，也有其他附近村的人来，但是比较少。咱村比较大，人多一些，在集市上得占到四成，马路对面的后庄子村比较小，他们村的人占到咱村集市人数的两成，东边的东岳石村占到三成，剩下一成就是周边河刘村、杨家疃、盆王村三个村的村民。这三个村的村民一般都是家里遇到特别重要的事情时才出来赶集，比如突然来客人了、老人身体不好了，过来买点吃的、用的。咱村、后庄子村和东岳石村的人每月到了初三、初八，基本上家家都要过来赶集，农忙的时候干完农活也要到集市上转转。咱这集市较小，就一条街，三个村的人很容易见面。因为三个村的人相互之间都有亲戚，趁赶集走亲戚的比较多。比如，咱村有出嫁了的女儿，趁赶集买点东西回娘家看看她爹娘，孝敬一下老人，平常不是集日的话买点孝敬老人的东西不太方便。当时俺家两个姑姑都嫁到后庄子村，她们一般都是趁赶集的时候过来看看俺爷爷、奶奶，顺便也给俺这些小孩子买点吃的。”（访谈资料20121230—LCJ）
参加集市活动后，顺便拜亲访友是集市情感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每个农民家庭在邻村都会有一些亲缘关系远近程度不同的亲戚，这些亲戚大多是姻缘延伸的亲属关系。村民之所以会选择在集市上拜亲访友，一方面是因为集市上较为丰富的商品可以为探亲访友提供礼品，传统乡村社会崇尚礼尚往来；另一方面是因为集市日农民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亲朋好友之间会有更多的机会交流。在集市上碰到亲朋好友也不一定都要登门拜访，而是利用集市这一平台定期见面交流，以免生疏，这种相会可以代替花费较多的拜访，同时也节约时间和礼金。
在集市上除了可与已有的朋友、亲属交往外，还可与一些半熟人交往，这些关系类似于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弱关系。例如，集市上存在的“老主顾”关系，交易地点的固定化，导致了交易行为的观念化，一个区域的集市一般是周围村庄农民大致一天路程所能往返的地方。在集市日人们会自觉地赶往集市所在地，光顾固定的摊位，与固定的卖主或买主打交道。通过长期固定的交易，人们之间会形成较为稳定的买卖关系。
“集上卖东西的好多人俺都认识，咱这集市上卖肉的有三家，俺一般都买王各庄老王家的猪肉。每次去他都会多给点，挑最好的肉卖给俺，钱不够也可以先赊着，下个集日再补给他。老王除了卖猪肉还帮别人杀猪，有的年份家里面收成比较好，到了过年就会杀一头自己养的猪，并分一些给亲戚朋友和要好的邻居。因为自己不会杀，一般都会提前在集市上和老王说一下，到时候让他过来帮俺杀猪，他也不要钱，不过走时俺会把一些猪下水送给他，以表示感谢。”（访谈资料20111214—WJG）
“俺是常年赶集卖干海货的，虾皮、鱼干、干蛤蜊肉都卖。每个集市上都有俺的老主顾，他们常年买俺的东西。卖给老主顾的时候一般都不计较，多给点无所谓，挑好的给他们。他们也经常帮俺忙，特别是集市所在村的老主顾，有时侯会帮我提前买个地铺，交个地铺钱，俺随后把钱还给他们。腊月集市时间一般比较长，有时得赶到下午四五点钟，有时老主顾会帮俺把家里带的饭热一下，给点热水喝，可以说也是朋友吧。”（访谈资料20120720—JTG）
通过固定市场交易建立起来的“老主顾”关系，既不是一种两个人从来不认识的偶遇关系，也不是两个人认识了以后就再不联系的关系，而是一种半熟人关系，也就是说以前认识，认识后彼此之间存在着交往但并不频繁的一种关系状态[9]。这种关系因交易而发生，交往的周期主要为集市周期，交往的地点主要为集市场地。随着相互之间关系的日趋稳定，情感的加深，这种交往也会延伸到集市之外的生活领域中，交往方式更多体现在生活上的互助。当然这种互助的层级较低，一般是一方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帮助另一方；互助的频率较低，多半是暂时的，具有一定弹性。除了上述较为固定的社会关系外，集市上还存在着泛泛的社会交往。法国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10]曾经引用饱含哲理的俗语“既想着自己，也想着集市”，来表明集市对村民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这正如一句意大利谚语所说的，聪明人“与其柜子里有钱，不如集市上有朋友”。其实，有些农民赶集可能并不从事任何意义上的经济活动，仅仅是趁赶集之便，结识志趣相同者。他们的赶集买卖事少，聚会事大[1]（P138）。可以说，集市交往突破了以往以家庭为场所的宗族血缘式交往，扩展了农民的人际关系网络。
三、茶铺里的闲聊与信息传播
茶馆是现代中国服务性行业最常见的词，其实茶楼、茶室大多聚集在县城，在一般传统乡村社会的集市里最常见的是茶铺。农村茶铺是一个露天场所，上面有一个棚子遮风挡雨，当天冷的时候，会在周边用帷子围起来。农村集市除了茶铺，还有露天的小酒馆。这些地方为赶集的村民歇脚提供了方便，而且价格便宜，还可以满足人们听闻信息、交流和闲玩等需要。
“咱村的集市小，没有茶馆。离村六里路的高望山集上有三个茶铺，赶集的人，特别是男人，赶完集都会在茶铺里坐坐。这些茶铺里汇集了周边七八个村的人，大家有时候喝到下午，有时候集散了，茶铺、小酒馆还开着。喝茶也便宜，交一碗的钱，随便续水。俺经常去的茶馆是俺邻村人开的，老板比较熟，另外两个茶馆去得少，只有这个茶馆人满的时候才去，茶馆里既有自己的熟人，也有点头之交、混个脸熟的。喝完茶在回家的路上也会碰到一些醉汉，在小酒馆喝多了的。集市上的小酒馆和茶铺只在赶集的时候开，平常日是不营业的。”（访谈资料20130709—WHF） 茶铺是赶集的人们日常交往的场所，人们可以在那里会客见友，不用事先约定。大多数的谈话也是随意的，没有什么目的性，而且加入这种茶铺的闲聊也不需要任何准备和资格[11]（P76）。尽管如此，茶铺里女性顾客还是相对较少，几乎没有。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2]在对江村周围集镇茶馆的描述中也谈到类似的情形：江村的男人们在农闲时会到集镇上的茶馆里喝茶，偶尔有少数妇女也会和她们的男人一起在茶馆露面。妇女在农闲时更多是走亲戚，特别是要回娘家看望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可以说茶馆基本上是男人的俱乐部，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拘束的地方。
“在茶馆里，男人们不用听家里女人的唠叨、孩子的哭闹，大家有说有笑，相互之间可以随便调侃。在穿着上，也可以比较随便，天热的时候可以光着膀子，大家都一样，这在有女人的场合是很少有的。俺爹当时在夏邱集上开了一个茶馆，俺也经常过去玩，俺有个姑姑在那里帮忙，他们就经常调戏俺那个姑姑，后来俺爹担心，就不让她干了，在村里找了两个男伙计。”（访谈资料20121222—LWF）
其实，乡村集市的茶铺并不像城市里的茶楼，是有闲阶级消遣的地方，而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茶客的身份是多种多样的，来自农村的各个阶层[13]，但女性群体多被排斥在茶馆这一圈子之外。费孝通[3]（P62）认为，这种男女有别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了这一社群中去之后所引起的后果。对茶馆里男人的无拘无束，王笛[14]也有过类似的描述：如果他感觉燥热，可以剥去衣服赤裸上身；如果他需要理发，即使剪掉的头发会落入其他客人的茶杯里，也可以叫上剃头匠到座位上为他服务；甚至脱下鞋让修脚师修趾甲、挖鸡眼、削茧皮也无伤大雅。另外，由于茶客中很少有异性，有时侯倒茶的少妇会成为大伙开玩笑的对象，所开玩笑总是与“色情”擦边，是乡土观念的庸俗性的表达[13]。
茶铺在为农民提供闲聊空间之外，还为农民提供了信息交流的平台。不同村庄的农民在茶铺里可以通过语言交流获得大量信息，回家后将其汇报给自己的家庭，通过这种方式，村民间可以相互了解。如果一个人几天没有出门，想知道这几天周围社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便可以去茶馆。茶馆既是获得消息之地，也是小道消息、流言蜚语传播的地方[11]（P77-78）。
“茶铺里面不同的人会谈论不同的事。经常在家种地的人一般是三五个人在一起聊些家长里短。聚在一起人多的时候，主要听常年在外地做买卖的商人讲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或者让大家伙看看从外面带回来的洋玩意，如卷制的烟卷，顺便分给大家尝尝。一些有点文化的人在茶铺里会讲一些国家大事，如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日本人什么时候会打到咱这里，分析一下国家老吃败仗的原因，再结合古代的战争情况讲讲古代某个大将军的厉害。还有的人喜欢结合当地情况讲一些鬼怪的故事，而且讲得还很逼真。”（访谈资料20121224—根据四个访谈对象的口述整理获得）
可见，茶铺里会谈论各种话题，从日常生活到国家政治再到妖魔鬼怪，其内容涉及社会状况、生活习惯及历史文化。可以说，茶铺是集市上一个巨大的信息资料库，这些信息或真实或虚构，都在这里汇集、交流和传播。更为重要的是，更多社区之外的新信息也会在这里得到传播，一些常年奔波于城市与乡村集市之间的本地商人是这些外部信息的主要传播源。这些外部信息在茶铺里一经传播，当天晚上就会被回家的茶客带到各个村庄，并很快会在各个村庄流传开来。茶铺里的言语之所以会实现有效的信息传播和沟通，是因为这里的言语不是语言，没有完整的结构规则，是一种言语实践。日常生活的基本展开形式就是人们之间的言语交流，本身就是一种交往行为[15]。通过言语交往，茶铺成了地方公共舆论的制造中心。
四、结语
传统乡村社会人们的活动范围狭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往往局限于生活劳作的村庄内，基本上全年都处于一种忙碌状态。这种生产生活方式限制了人们的交往，使得农村社区成为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甚至村与村之间的往来很少[3]（P3-4）。在传统乡村社会人们之间的直接来往虽较少，间接交往却普遍存在，大多是以集市为媒介的。人们在集市中进行交易，同时也会在集市做其他社会性的接触[1]（P138）。集市的存在使得农民生活并不局限在一个村子里，而是展开在一个集市所覆盖的一大批村子里[16]。可以说，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可以说，集市作为跨出村界的基层市场社区的存在，有利于区域社会的整合，实现了村庄间的联合，使农民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获得资源，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当今，随着集市社会功能的弱化，村际间社会关联逐渐减少，基层市场社区的认同感、凝聚力逐渐降低，导致了基层市场社区的消解。如何在顺应农村市场化趋势的同时，恢复农村公共生活，农村市场化与农村公共性场所重建是否可以兼得，已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政府应将更多的资源用于乡村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文化和公共空间的建设，使集市的社会功能得到一定恢复，以缓解乡村社会关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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