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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日益突出。这一方面表现为美国和中东欧国家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另一方面表现为东亚国家和石油输出国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从2004年起不断恶化，在2006~2007年达到顶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全球总需求的下降，全球失衡有所改善。但随着危机的消退与世界经济的复苏，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演进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一、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
从储蓄投资缺口的视角来看，国际收支失衡是由美国的储蓄不足与东亚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的储蓄过剩共同导致的。
就美国而言，一是20世纪9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导致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提高、房地产市场繁荣的正向财富效应、政府对居民部门的大规模减税，导致美国居民储蓄率不断下降；二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互联网革命与21世纪初期的房地产繁荣导致美国投资率上扬。以上两个因素导致美国储蓄投资缺口不断拉大，加剧了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
就东亚国家而言，这些国家向来具有较高的居民储蓄率，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一方面促使东亚国家通过经常账户顺差来积累外汇储备，另一方面降低了东亚国家的投资率。这导致东亚国家的储蓄投资缺口不断拉大，东亚国家的经常账户顺差日益凸显。
从汇率失调与进出口管制的视角来看，国际收支失衡是由逆差国的本币高估与出口管制，以及顺差国的本币低估与出口导向政策共同造就的。除美元汇率高估外，美国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抑制了美国的出口增长，从而加剧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与之相反，顺差国普遍坚持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例如中国将出口退税制度作为一种刺激出口增长的宏观政策手段，出现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也就不难理解。
二、当前的国际收支失衡不可持续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国际收支失衡状况有所改善，但危机结束后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可能重新反弹。我们认为，危机爆发前的国际收支失衡状况是不可持续的。原因如下：
首先，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将导致美国对外净负债的上升，从而加大美国的债务违约风险；美国对外债务的上升加剧了美元贬值的风险，而美元贬值将使美元资产持有者遭受巨大的资本损失；不断累积的外汇储备使东亚国家面临流动性过剩的风险，而通过冲销将通胀压力维持在可控范围内的成本越来越高；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过低，与美国对顺差国FDI的投资收益率相比更是如此。由于不断累积的外汇储备已经给东亚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汇率风险、持续的冲销压力和高昂的机会成本，东亚国家没有义务也不会持续为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融资。
其次，从国际经济学理论来看，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具有更高的资本边际回报率，理应成为资本输入国，而美国理应成为资本输出国。由此可见，当前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为美国提供融资的格局，反映了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
第三，历史经验表明，持续的贸易赤字将会导致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升温，美国政府将对顺差国汇率政策施加巨大压力，逼迫顺差国本币升值。如果顺差国拒绝调整，那么美国将对顺差国出口产品征收高额的反倾销关税。这将把全球经济拖入两败俱伤的贸易战。政治因素的介入也会强化国际收支失衡的不可持续性。
三、如何促进世界经济再平衡
当前的国际收支失衡不可持续，这一格局必然要进行调整。为避免金融市场情绪变化所触发的爆发性和破坏性的被动调整，主要国家应该通过政策协调实施主动调整。作为全球经常账户最大逆差国与最大顺差国，美中两国在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应该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美国政府的潜在政策选择包括：第一，削减高风险的消费信贷，加强金融监管对衍生品进行控制，避免居民消费水平上升到不可持续的水平，以提高家庭储蓄率；第二，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提高企业盈利水平，以提升企业储蓄率；第三，主动削减财政赤字以提高政府储蓄率，这包括增税、压缩财政支出、优化支出结构等；第四，让美元适当贬值。美元贬值不但有利于促进出口，而且有助于降低美国对外净债务。然而，美国政府应避免美元急剧贬值。美元急剧贬值将导致经常账户盈余国的外汇储备急剧缩水，可能引发美元资产的大量抛售并进而导致美国长期利率上升，损害美国经济增长，同时也会损害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信誉；第五，避免对进口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容易引发贸易战，进而导致全球贸易环境的恶化，影响美国的出口。
中国政府的潜在政策选择包括：第一，积极推进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扭转收入分配领域的“国进民退、企进民退”格局，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应积极降低居民部门的税收负担，提升国有企业对政府的红利支付比率，并将国有企业红利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这种由政府和企业向居民部门的收入转移，有助于同时降低三部门储蓄率；第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服务业等非贸易品部门，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的制造业产能，改善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失衡格局；第三，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使人民币汇率政策真正成为稳定宏观经济与平衡国际收支的政策工具，而非用于刺激出口的手段；第四，加快国内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促进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与国际水平接轨，同时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国内要素价格的整体趋升，将有利于经常账户失衡的改善；第五，转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理想的出口退税制度应致力于实现国内销售产品与出口产品的税负公平；第六，实现外储投资的币种多元化与资产多元化，鼓励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股权投资；第七，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大力倡导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降低中国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对美元的依赖程度。
总之，世界经济再平衡是大势所趋，但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扭转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有赖于各主要失衡国的通力合作。世界经济再平衡是考验世界各国政府集体行动智慧的一大挑战。各国应主动实施结构调整与政策协调，促进世界经济真正实现均衡的、可持续的发展，避免陷入以邻为壑的汇率战甚至贸易战。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责编/赵哲）
一、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
从储蓄投资缺口的视角来看，国际收支失衡是由美国的储蓄不足与东亚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的储蓄过剩共同导致的。
就美国而言，一是20世纪9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导致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提高、房地产市场繁荣的正向财富效应、政府对居民部门的大规模减税，导致美国居民储蓄率不断下降；二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互联网革命与21世纪初期的房地产繁荣导致美国投资率上扬。以上两个因素导致美国储蓄投资缺口不断拉大，加剧了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
就东亚国家而言，这些国家向来具有较高的居民储蓄率，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一方面促使东亚国家通过经常账户顺差来积累外汇储备，另一方面降低了东亚国家的投资率。这导致东亚国家的储蓄投资缺口不断拉大，东亚国家的经常账户顺差日益凸显。
从汇率失调与进出口管制的视角来看，国际收支失衡是由逆差国的本币高估与出口管制，以及顺差国的本币低估与出口导向政策共同造就的。除美元汇率高估外，美国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抑制了美国的出口增长，从而加剧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与之相反，顺差国普遍坚持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例如中国将出口退税制度作为一种刺激出口增长的宏观政策手段，出现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也就不难理解。
二、当前的国际收支失衡不可持续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国际收支失衡状况有所改善，但危机结束后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可能重新反弹。我们认为，危机爆发前的国际收支失衡状况是不可持续的。原因如下：
首先，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将导致美国对外净负债的上升，从而加大美国的债务违约风险；美国对外债务的上升加剧了美元贬值的风险，而美元贬值将使美元资产持有者遭受巨大的资本损失；不断累积的外汇储备使东亚国家面临流动性过剩的风险，而通过冲销将通胀压力维持在可控范围内的成本越来越高；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过低，与美国对顺差国FDI的投资收益率相比更是如此。由于不断累积的外汇储备已经给东亚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汇率风险、持续的冲销压力和高昂的机会成本，东亚国家没有义务也不会持续为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融资。
其次，从国际经济学理论来看，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具有更高的资本边际回报率，理应成为资本输入国，而美国理应成为资本输出国。由此可见，当前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为美国提供融资的格局，反映了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
第三，历史经验表明，持续的贸易赤字将会导致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升温，美国政府将对顺差国汇率政策施加巨大压力，逼迫顺差国本币升值。如果顺差国拒绝调整，那么美国将对顺差国出口产品征收高额的反倾销关税。这将把全球经济拖入两败俱伤的贸易战。政治因素的介入也会强化国际收支失衡的不可持续性。
三、如何促进世界经济再平衡
当前的国际收支失衡不可持续，这一格局必然要进行调整。为避免金融市场情绪变化所触发的爆发性和破坏性的被动调整，主要国家应该通过政策协调实施主动调整。作为全球经常账户最大逆差国与最大顺差国，美中两国在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应该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美国政府的潜在政策选择包括：第一，削减高风险的消费信贷，加强金融监管对衍生品进行控制，避免居民消费水平上升到不可持续的水平，以提高家庭储蓄率；第二，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提高企业盈利水平，以提升企业储蓄率；第三，主动削减财政赤字以提高政府储蓄率，这包括增税、压缩财政支出、优化支出结构等；第四，让美元适当贬值。美元贬值不但有利于促进出口，而且有助于降低美国对外净债务。然而，美国政府应避免美元急剧贬值。美元急剧贬值将导致经常账户盈余国的外汇储备急剧缩水，可能引发美元资产的大量抛售并进而导致美国长期利率上升，损害美国经济增长，同时也会损害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信誉；第五，避免对进口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容易引发贸易战，进而导致全球贸易环境的恶化，影响美国的出口。
中国政府的潜在政策选择包括：第一，积极推进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扭转收入分配领域的“国进民退、企进民退”格局，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应积极降低居民部门的税收负担，提升国有企业对政府的红利支付比率，并将国有企业红利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这种由政府和企业向居民部门的收入转移，有助于同时降低三部门储蓄率；第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服务业等非贸易品部门，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的制造业产能，改善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失衡格局；第三，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使人民币汇率政策真正成为稳定宏观经济与平衡国际收支的政策工具，而非用于刺激出口的手段；第四，加快国内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促进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与国际水平接轨，同时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国内要素价格的整体趋升，将有利于经常账户失衡的改善；第五，转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理想的出口退税制度应致力于实现国内销售产品与出口产品的税负公平；第六，实现外储投资的币种多元化与资产多元化，鼓励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股权投资；第七，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大力倡导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降低中国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对美元的依赖程度。
总之，世界经济再平衡是大势所趋，但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扭转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有赖于各主要失衡国的通力合作。世界经济再平衡是考验世界各国政府集体行动智慧的一大挑战。各国应主动实施结构调整与政策协调，促进世界经济真正实现均衡的、可持续的发展，避免陷入以邻为壑的汇率战甚至贸易战。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责编/赵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