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花倾国两相欢”

　　天宝二年（743）春，唐玄宗和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以李龟年为首的乐伶们准备歌舞助兴。玄宗兴致极高：“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李龟年持金花笺，宣赐李白，这便有了流传千年的三首《清平调》。
　　《清平调》属唐大曲，唐教坊曲名。《清调》《平调》原为汉清乐旧曲，有声而无词，原属“无射宫”，俗称“越调”，后用于词牌名。《碧鸡漫志》里有：“《清平调》乃于古乐‘清调’‘平调’中制曲，乃祈求海内清平之乐曲。”历史上描写皇帝与美人的诗词歌赋浩如江海，唯有这三首诗歌既得到了当事人的喜爱，又受到了后世好评。
　　好不好，大家还是来看原作：
　　其一：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其二：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其三：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三首诗先从宫廷空间入手，以牡丹喻杨妃之美;再从汉唐时间入手，以牡丹所有的万千宠爱喻帝王对爱妃的宠幸;最后总承，将牡丹和杨贵妃与君王糅合，人花交映、融为一体。
　　然而正是因为这三首诗歌，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李白的污点。整诗眼花缭乱、人面迷离，虽文采风流，但溜须拍马、歌功颂德之意明显，有御用文人的作态。于是，我们疑惑“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那个李白去哪里了？
　　其实，这三首《清平调》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诗里“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一句，李白将唐宫杨玉环比似汉宫赵飞燕，深意可想而知。赵飞燕何许人也？历史上因美貌而成为惑皇帝、乱朝纲的典型人物。艺高人胆大的李白，虽醉而骂，虽骂而不显。
　　电影《妖猫传》里，李白在醉意中写完这三首诗，竟然痛哭。为何而哭？感动于牡丹的国色天香，怜悯于美人的悲惨命运，预感于大唐的由盛转衰。世间丑恶滚滚而来，没有人能够避开。
　　因此，我们责怪李白以写牡丹极尽颂扬拍马之能事，可能有失偏颇了。

“不成一事又空枝”

　　“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与唐朝相比，北宋时期的人们对牡丹的迷恋有增无减，歌咏牡丹的诗词更是俯拾皆是。宰相诗人王溥的这首《咏牡丹》，虽名“咏牡丹”，读之却让人耳目一新。诗人将咏花诗千篇一律的赞美，转为不屑一顾的批判。题目中的“咏”字，先入为主的诱导读者以为这首诗表达的是对牡丹的喜爱，而“堪笑”一词的出现，使得诗风陡转，诗人对牡丹的嘲讽之意十分强烈。枣花虽小，但可结出香甜可口的果子;桑叶虽弱，但可养蚕结茧织丝成绸。单单花开大如斗的牡丹“不成一事”，花期一过，满枝空空，哪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牡丹花大而香，色泽艳丽本是古人歌咏赞美的理想对象，在詩人笔下，却被摘下“花中之王”的美称，几乎成了无用之物，不禁让人愤愤。而仔细品读后，原来诗人是将审美的情思落在了外表美和实用美这两处，并告诫我们：做人要如枣花、桑叶般脚踏实地，莫学牡丹徒有虚表。
　　世间万物，各司其职，各有所长，各投所好。为什么开了花就一定要结果呢？开花而不结果的只有牡丹吗？
　　当然，诗人在这里也并不是专指牡丹，而是在表达自己的一种人生理想。所谓对牡丹的贬低也并不是真正的贬低，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一种借用。这种借用，有时会有醍醐灌顶的作用。
　　如此看来，我们觉得王溥是在处心积虑的贬低牡丹，的确有失偏颇了。

“世人甚爱牡丹”

　　王溥因怨牡丹而拿枣花、桑叶说事之外，罗隐也曾因怨牡丹而拿芍药、芙蓉说事：“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依华过此身。”王毂也因怨牡丹而拿桃花、李花说事：“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曷若东园桃与李，果成无语自成阴。”当然，最著名的莫过于周敦颐因爱莲花而拿菊与牡丹说事。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鉴于千古名篇《爱莲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周敦颐对于数以亿计的牡丹拥趸来说，可谓名副其实的“牡丹黑”。可周敦颐也要反驳啊，说我是“牡丹黑”，也不看看您自个儿家刘禹锡的诗“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说莲花也就罢了，连自家亲姐姐芍药都不放过！
　　写《爱莲说》的周敦颐，真的就那么讨厌牡丹吗？也不尽然，只是他更爱莲花。在他的笔下，牡丹已不是牡丹，而是一种人，一心追名逐利贪慕富贵的人。因此他所讨厌的，未必就是国色牡丹。诗人或文学家的抒写里，往往沾染了太多的世故人情，花已不仅仅是花了。“晋陶渊明独爱菊”是因为陶渊明对菊花的品质的理解，认为自己的性格像菊花一样;“世人甚爱牡丹”是因为普罗大众更容易被华丽外表所吸引，牡丹不是实指，而是“华丽外表”的代称，然而，对华丽外表的喜欢，何罪之有呢？
　　“世人甚爱牡丹”里的“世人”，难道不包括周敦颐吗？
　　这样看来，我们认为周敦颐以及他的代表作《爱莲说》是专门“黑”牡丹的，的确有失偏颇了。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今天的我们，常常会听到这句话，其大意就是死在漂亮女人的怀中，即便做了鬼那也是很风流的。而事实上，这话完全曲解了作品的本意。 　　元朝初年，有一位女子，艺名珠帘秀，不但身姿俏丽，而且富贵文雅，备受时人好评。杂剧大家关汉卿说她“富贵似侯家紫帐，风流如谢府红莲”“出落着神仙”，后辈杂剧艺人更尊她为“朱娘娘”。貌美多金的珠帘秀，情路却甚是坎坷。她有自己钟意的情郎，却又不能比翼双飞，为纾愁怨，便将这种相思之情写在了套曲中，有《玉芙蓉》一节：“寂寞几时休，盼音书天际头。佳人病黄鸟枝头，助人愁渭城衰柳。满眼春江都是泪，也流不尽许多愁。若得归来后，同行共止，便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东风一夜轻寒透，报道桃花逐水流，莫学东君不转头。”所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一句就节自此曲。然而细读曲意，我们不难发现这竟是一首渴望与情郎相伴相守的纯爱之曲、思念之曲：如果能与他一起在风景如画的地方一起谈谈心、散散步，即便死了做鬼也是幸福的。这里的“牡丹”代指美景，而“风流”则有风雅脱俗之意。
　　而曲中“便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前面的一句“满眼春江都是泪，也流不尽许多愁”，或者更值得我们欣赏与推敲。比及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意境不输。
　　我们主观地让牡丹被更多赋予了“美女”之意，的确有失偏颇了。

“国民床单”

　　长久以来，人们对牡丹最大的诟病之一就是艳俗。
　　李唐有诗“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说的就是艳俗。彼时李唐初到杭州，无人赏识，靠卖画糊口。他对自己画品的风格品位十分自信，可又对时人的不欣赏不理解很是无奈，于是在自己的画作上题写了这首诗。时人对富贵之花趋之若鹜，却怎么也瞧不上他笔下高雅的山水。深红的胭脂，是画牡丹必备的颜料。
　　方岳有诗“莫惊坠露添新紫，更待微霜晕浅红。却笑牡丹犹浅俗，但将浓艳醉春风”，说的也是艳俗。方岳认为与抗霜而开的芙蓉相比，牡丹简直俗不可耐。“艳俗”与“时人”“势利”“浅薄”相同，仿佛成为了人们的某种共识。而他或许忘了，芙蓉花还被称为“秋牡丹”呢？
　　牡丹之“牡”，原指雄性鸟兽，后引申为植物雄株。《本草纲目》里有：“牡丹虽结籽，而根上生苗，故成牡。”意指无须经由授粉，便能自我繁生，足见牡丹之雄奇。牡丹为遵花信，不使人间时序大乱，不惜抗逆唐皇诏令，其钢筋铁骨、不畏权势的美丽中，哪见半个“俗”字？
　　牡丹被“俗化”，跟其图案被印在日常生活用品上，走进所有的农村与城市，走进千家万户有一定关系。几十年间，牡丹在我们的窗帘、被单、茶几、衣柜、水壶、脸盆上欢喜绽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印满大朵牡丹花的床单了，这种拥有鲜艳色彩及极高饱和度的床单，被称为“国民床单”。“国民床单”使用时间之长、使用地域之广、使用者之多，都可能是牡丹文化传播与普及的世界之最吧。然而，也正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国民床单”为首的牡丹，充溢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视觉疲劳让我们觉得它是无比平常的，甚至是无比庸俗的。
　　“国民床单”上牡丹的直白与艳丽，是它的特色。好看吗？好看。但以当下的审美标准，我们消受不了。如古画里美艳的唐仕女来到现代，肯定不如那些拥有巴掌脸小蛮腰的明星。在我们对花的审美越来越自主表达个性的今天，或者仅仅是因为喜欢的人多了，就成了“俗”，“平生不做寒酸相，误被人称富贵花。”明艳多姿的牡丹却总被富贵寓意所累，俗艳之谓，着实冤枉！
　　富貴的牡丹，暗香的梅花，凌波的水仙，春睡的海棠……哪朵花不是造物者的恩赐，哪朵花不是散落人间的精灵？有时候，我们对于时代留下的痕迹，对于审美上共性与个性的划分，不用太过苛责。
　　惟有了解，方生同情。说“国民床单”让牡丹走向大众而变得更加艳俗，的确有失偏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