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坚决承认生产力标准的直接的决定意义；那么一切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左”倾空想的核心，就是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
　　试问离开生产力标准即实践标准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带来什么结果呢？结果只能是：那一大堆多年困扰和败坏我们事业，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搅得混乱不堪的“左”倾空想观念。
　　比如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資本主义的苗”，“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
　　比如说，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式”的东西，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物质刺激是“修正主义”；
　　比如说，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引进资本主义”，“唯生产力论”是“反马克思主义”；
　　甚至荒谬到这个地步：“以粮为纲”才是社会主义，农户自主养鸡养鸭就是资本主义。
　　如此等等。
　　这些曾经猖獗一时的奇谈怪论，总的来说，已在实践中一再遭到破产。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它们能够猖獗一时？这当然决不简单是一场闹剧，也不仅仅是由于曾在一个长时期内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加以鼓吹和利用。这里还必须看到的一个重要侧面，就是这种现象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某些古老空想和某些过于笼统并被教条化的传统观念，加上后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同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之间，同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给我们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又为我们今天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提供了极为有益的深刻教训。
　　人们已经多次领教：最露骨的“左”倾冒险行为，往往是在争取“公平”和反对一切“不平等”的旗号下展开的。而这里所谓再认识，新发展“公平”，实质上是以降低效率和破坏生产力为代价的一切拉平。所谓“不平等”，实质上是拒绝任何分析而把种种为提高效率和发展生产力所必要的合理差别叫做“不平等”，叫做“资本主义”，叫做“修正主义”，甚至叫做“新阶级”。一旦这种“公平”和“平等”要求成为潮流，成为“运动”，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向着效率和生产力的发展“开刀”，来一个“砍掉”！由此而来的，当然不可能是更加公平和平等，而是恰恰相反，是普遍贫困基础上的更加不公平和更加不平等。这样的事情，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难道还少吗？
　　这里的教训是在于，“公平”和“平等”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恩格斯说得好：“这样的平等观念什么都是，就不是永恒的真理。”社会主义既然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公平”和“平等”。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不但不能消灭一切合理差别，而且需要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保留并利用这种差别，发展社会主义的竞争，以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党所指出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共同富裕”，就是这个道理。也只有这样，才能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期奋斗，把我们的社会推进到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直到实现我们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脱离生产力发展要求来看待这个问题，那就势必要把“公平”、“平等”同提高效率和发展生产力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从而陷入“左”倾空想，陷入冒险，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也就是恩格斯一针见血指出的：“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人们还曾经多次领教：最露骨的“左”倾冒险行为，又往往是在如列宁所批判的“把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旗号下展开的。这种绝对对立的突出表现，就是把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文明成果，一律斥之为“资本主义”而拒绝吸收，不加分析地一概打倒。这种绝对对立的登峰造极的表演，则是“四人帮”鼓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这里的教训更加明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而是把资本主义看做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上和文化上的成就，社会主义便不可能实现。”（列宁）我们当然不能搬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不能吸收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的东西；但是如果因此而拒绝吸收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人类文明成果，拒绝吸收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共同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经验，那就只能败坏社会主义。
　　完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当代中国人民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个最强大的历史动力，扫掉了“文化大革命”，扫掉了“四人帮”，扫掉并继续扫着种种“左”倾空想；另一方面，则推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出了十二大，推出了九年来党的一切正确决策，直到今天十三大。
　　总之，全部问题，集中到一点：生产力标准，归根到底决定一切。
　　
　　摘自《郑必坚论集》，参见“本刊11月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