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坚持既定改革方向，一定会出现一个和谐的局面：中国平稳发展，中等收入者比重稳步上升并最终成为多数，效率和公平都得到充分体现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增长，使得中等收入者在社会人群中的比重稳步增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和完善，这个比重将会持续增加，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收入的五等份分组划分估计，中国有30％的城镇人口（约为16285万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1000元以上，10％的农村人口（约为7570万人）年人均纯收入在6931元以上。以以上两组人之和为基础，考虑生活质量、购买力平价和主观认同率等因素，笔者粗略估计，中国在2004年中等收入者约有23000多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18％。这个估计略高于一般其他估计。
　　中等收入者的概念可以商榷。值得一提的是，城市居民的自我“中产阶层”意识相当高，远远大于对中产阶层各种不同定义的测算和估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布的《中国中产阶层调查》显示，约有85.5％的城市居民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中国中等收入者的主观认同率为36％。
　　中产阶级概念的发源地美国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有以下特征：一是依附于政府机关、大机构大企业、各种事业单位，专门从事行政管理与技术服务工作；二是对所服务的机构没有财产分配权；三是基本靠知识与技术谋生，领取稳定且丰厚的薪酬；四是思想比较稳健保守，循规蹈矩，缺乏革命热情；五是基本不寻求通过影响政府来达到某种目的。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重达到40％以上时，政治和经济状况就会相对平稳，社会比较和谐。中国中等收入者的概念与美国中产阶级的概念有所不同，但这个群体的增加同样给生产与消费带来重大影响，成为带动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使广大社会成员的收入普遍提高，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结构调整等原因，收入分配仍然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其中最突出的矛盾之一，就是地区之间和部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认识。中国收入分配总的格局大体符合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符合改革的大方向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有其客观必然性。
　　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加呈梯次性特点，具有形成收入差距的客观基础。其次，市场机制对调整分配的作用不断增强，管理、技术、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转轨过程中，旧体制没有彻底破除、新体制尚未完全确立，使制度存在缺陷，不合理的分配方式容易产生。第三，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快，处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时期，产业结构升级会造成相当部分的劳动者无法适应，不利于就业增加和公平分配。第四，对外开放程度不平衡，部分高端行业和岗位的工资水平开始参照国际同类标准，内外趋同，相当一部分行业和岗位则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分配方式。第五，相当数量的劳动者素质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相应的教育制度需要加快改革。第六，收入分配的测量方式、量化指标不够完善，加上数据基础比较薄弱，收入分配差距的统计反映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
　　当然，居民收入差距如果过分扩大且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调节，就有可能影响消费需求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必须清醒地看到，收入差距扩大不是市场经济导致的，而恰恰是改革不彻底的结果。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的症结，在于许多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很大程度的机会不平等，最终导致收入结果不平等。这一方面要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在完善市场规则的基础上实现最大限度的机会平等，从而有助于减少最终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要更有耐心，并积极参与这个进程，而不是由于当前的结果不平等而怀疑市场经济，甚至引发冲突，破坏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成果。
　　计划经济使人民共同贫穷，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可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从中国的香港、台湾发展经验看，从受东方儒家文化影响较强的新加坡、韩国的发展经验看，中国经济发展后，占人口比重超过一半的中产阶级出现是完全可能的。中国再平稳发展一个时期后，一定会出现一个和谐的局面：中等收入者比重稳步上升并最终成为多数，基尼系数开始下降，效率和公平都得到充分体现。